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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关于新任副所长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科夫琴科，大家说：“是希沙科夫的忠实翻版。”为人温和，说话带乌克兰口音的科夫琴科以惊人的速度搞到了一套住宅和一辆供个人使用的小汽车。
据马尔科夫这个了解院士和院领导许多经历的专家说，科夫琴科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称号是因为别人的一篇论文，但在这篇论文发表后是他第一个读完了它。他分享论文的成果是在于他发现了论文中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加快了论文在审级中的通过。
希沙科夫委托科夫琴科组织选聘新的空缺，宣布招聘高级研究员，宣布招聘空缺的真空实验室和低温实验室主任职务。
军事部门拨来一些材料和工人，机械修理所进行改建，研究所大楼进行翻修，莫斯科地区电站管理局向研究所提供没有限额的电力，保密工厂分给研究所许多珍贵资料。所有这些事情同样是科夫琴科张罗的。
通常机关里来了位新领导，人们常会尊敬地说起他：“上班比大家来得早，下班比大家走得晚。”大家也这样议论科夫琴科。但贏得职工更大尊敬的是新所长，大伙说：“瞧，任命已经两星期了，他只有一次顺路来这儿呆了半小时，再也没有露过面。”这说明所长正在制定新的原则，正在国家的上层中活动。
研究所里的人们起初就是这么谈论希沙科夫院士的。
切佩任去林场工作，正如他说的那样，到了农村实验室。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法因加尔教授建议他不能做剧烈运动，不能提重物。切佩任就在林场劈木柴，挖水沟，自我感觉良好。他给法因加尔写信，说严格的作息制度帮了他大忙。
在饥寒交迫的莫斯科，研究所恰似一处不愁温饱的福地。夜里在阴湿的住所里冻得瑟缩的研究人员，早晨上班时，把手掌贴在热乎乎的暖气片上感到无比的享受和满足。
最令研究所的人们感兴趣的是设在半地下室里的新食堂。食堂附设小卖部，供应酸奶、甜咖啡和香肠。女服务员出售食品时，不收肉票，不撕食品卡上的票据，这尤受研究所同仁们的青睐。
食堂里的午餐分为六个等级：科学博士们一等，髙级研究员一等，低级研究员、高级实验员、技术员和服务人员各一等。
人们围绕两种高档次午餐议论纷纷，其区别是第三道糖渍水果用的是干果还是果羹。还有发给博士和主任们家里的一袋袋食品，也弓丨起了不少议论。
萨沃斯季亚诺夫说，也许对哥白尼理论的议论也比不上对这些食品袋的议论厉害。
有时候让人们感到，参加制定这些莫名其妙分配原则的不仅是所长和党委，还有更高一层的神秘力量。
晚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不过奇怪的是，我今天收到了你的食品袋，斯韦钦这个科研上毫无建树的可怜虫得到的是二十个鸡蛋，可为什么给你的却只有十五个。我甚至把清单检查了一遍。你和索科洛夫都是十五个。”
斯特拉姆开玩笑说：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丨谁都知道，我们的科学家是分等级的——最伟大的、伟大的、著名的、出色的、最后是老掉牙的。既然最伟大的和伟大的科学家没有活着的，就不该发给他们鸡蛋。余下的所有科学家就得按学术地位分给圆白菜、碎麦米和鸡蛋。可我们那里全乱了套：社会上的消极分子却主持马克思主义讲习班，因为是管理处的红人。结果还能不乱七八糟！科学院的车库主任同泽林斯基？待遇相同：都是二十五个鸡蛋。昨天在斯韦钦的实验室里有个很可爱的女人甚至失声痛哭，拒绝进食，同甘地一样。”娜佳听父亲说完后，哈哈大笑，然后说：“您知道，爸爸，奇怪的是，您在清洁工边上吃自己的煎牛排好像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嘛。要是姥姥，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看你，”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要知道这里有条原则：按劳分配。”
“是啊，乱七八糟。这个食堂里闻不到社会主义的味道。”斯特拉姆说，接着又补充道：“唉，谈够了，我唾弃这一切。可你们知道吗，”他突然说，“今天马尔科夫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的论文不仅在我们所，而且在数学所和力学所都被打印出来，互相传阅。”
“像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一样？”娜佳问。
“你别开玩笑，”斯特拉姆说，“高年级大学生要求我给他们去作专题讲课呢。”
“那有什么，”娜佳说，“阿尔卡。波斯托耶娃对我说：你爸爸成天才啦。”
“嘿，未必吧，我离天才还差得远哩。”斯特拉姆说。
他回自己房里，但很快又返回来，对妻子说：“这种怪事总也忘不了。给斯韦钦开了二十个鸡蛋。我们那里就会欺侮人！”
虽然不好意思说，但斯特拉姆还是耿耿于怀，为什么把索科洛夫同他放在一个等级。当然，应当哪怕用一个鸡蛋来体现斯特拉姆的优势也好啊，或是给索科洛夫发十四个鸡蛋，稍微少那么一个，只是有所表亦也好D他一面嘲笑自己，一面为索科洛夫在分配量上同他平起平坐而忿忿不满和委屈，这种委屈甚至超过了由于斯韦钦对他所占的优势而产生的不快。斯韦钦的事情比较简单一-他是党委委员，①泽林斯基U861—1953），苏联有机化学家、科学院院士按照国家的路线他无疑占优势。对这点，斯特拉姆是心悦诚服的。
但同索洛科夫相比，事情就牵涉到科研水平和科学贡献。对此斯特拉姆气就不顺。他从内心深处感到烦恼和气忿。他明白，作出这样的评价采取了一种何等荒唐可笑的形式。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倘若一个人并非永远伟大，倒是常常渺小的话。
躺下睡觉后，斯特拉姆记起自己不久前同索科洛夫关于切佩任所作的交谈，于是气忿地大声说道：“马屁精一个！”①
“你在说谁哪？”正在床上看书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说索科洛夫，”斯特拉姆说，“他是个走狗。”
柳德米拉把手放在书上，没有朝丈夫扭过脸去，说：“瞧，你就等着把你从研究所撵出去吧，全因为你那些左派言论。你肝火太旺，总想教训别人……同大伙全吵遍了，而现在，我发现你又想跟索科洛夫吵。用不了多久我们家就没有一个人再登门了。”
斯特拉姆说：
“哦，别这样，别这样。柳达，亲爱的。哎，怎么对你解释呢？你要知道，又像战前那样为每句话担惊受怕，又觉得束手无策。切佩任！柳达，这可是个伟大人物！我本以为，研究所会闹翻了天，可原来只有一个看门老头同情他。听听波斯托耶夫对索科洛夫说的话：最主要的，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他这么说干什么？”
他想同柳德米拉多聊一会儿，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他很觉羞惭，老是把这些事同食品分配不由自主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莫斯科他似乎变衰老了，黯然失色了，为什么曰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小市民的利益、功名使他那么激动不安？为什么在喀山外省，他的精神生活反倒更充实些、深刻些、纯洁些？
①此处为法文。为什么甚至连他的主要科研兴趣和喜悦都变得浑浑噩噩，同那些渺小的沽名钓誉的想法纠缠到了一起？”
“柳达，我觉得心事重重，痛心疾首。哎，你怎么不吱声？啊，柳达？”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沉默不语。她睡着了。
他轻声冷笑一下，觉得很可笑，有个女人知道了他的境遇后睡不着觉，而她却睡着了。继而，他想起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瘦削的脸庞，又把刚才他对妻子说的那句话重复道：“你理解我吗？玛莎？”
“真见鬼，脑子里都中了什么邪！”他思忖着，沉沉睡去。
脑子里确实中邪了。
二十九
斯特拉姆长了一双无能的手。每当家里电熨斗烧坏了，或是因为短路灯灭了，都是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动手修理。
在同斯特拉姆生活的头几年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对他的无能还能忍受，可近来她开始对他大发雷霆。有一天，当他把空茶壶放到火上时，她说：“你那双手是泥捏的？怎么那么不中用！”
当仪器安装工作开始在研究所里进行时，斯特拉姆记起这句令人生气和委屈的话。
马尔科夫和诺兹德林登上了王位。萨沃斯季亚科夫第一个感到了这一点，并在生产会议上说：“除了马尔科夫教授和诺兹德林，没有上帝，没有先知！”马尔科夫的古板拘谨不见了。他的敢想敢为令斯特拉姆叹服。他能立时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斯特拉姆觉得，马尔科夫是个外科医生，正在错综复杂的血管和神经结中用手术刀做着手术。I仿佛一个理性生物正在诞生，它有着坚强而敏锐的理智。仿佛头一次在世上出现的新金属机体被赋予了心脏和感觉，能同创造它的人们一起共欢乐，同患难。
斯特拉姆常常为马尔科夫那毫不动摇的自信心感到好笑。在马尔科夫看来，他的工作，他所制造的仪器比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所从事的无聊事业意义大得多，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作品意义大得多。
托尔斯泰曾怀疑自己伟大的创作是否有益！这位天才不相信他所从事的事业为人们所必需。但物理学家们却不怀疑他们的事业是否为人们所需。马尔科夫就不怀疑。
但如今马尔科夫的这种自信并没让斯特拉姆感到可笑。
斯特拉姆喜欢观察诺兹德林如何用锉刀、钳子和改锥工作，喜欢看他如何若有所思地仔细检查一根根导线，帮助电工把电力引到新设备上。
地板上放着一盘盘电线和许多颜色发青、没有光泽的铅板。实验室中央的铁板上耸立着从乌拉尔运来的设备主机，上面带有许多圆形和长方形的镗孔。在这个用来对物质进行奇异细致研究的金属庞然大物上，有着某种令人压抑的、忐忑不安的魅力。
一千年抑或两千年以前，一些人在海岸上建造了一艘由粗壮的原木扎成的木排，用绳索和卡钉把原木固定在一起。沙岸上兀立着院门和工作台，篝火上烤着盛树脂的瓦罐……启航的时刻临近了。
夜间，木排的建造者们回到自己家里，深深呼吸着住所的气息，感受到火盆的温暖，听着粗野的骂人话和妇女的嬉笑声。有时，他们参与家里的争吵，吵吵嚷嚷，朝孩子们抡起棍子，同邻居发生口角。而深夜，在暖洋洋的昏暗中他们开始倾听大海的喧嚣，在对神秘莫测的航程的预感中抽紧心房。
索科洛夫注视着工作的进行，一般都默不作声。斯特拉姆回过头去通常都遇上他那严肃专注的目光，仿佛让人感到，他们间一直有过的那些美好而重要的东西依然继续存在着。
斯特拉姆想同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披肝沥胆地谈谈。事实上，一切是那么奇怪。瞧这些可怕的票证和限额，瞧这些想赢得荣誉的方式和想引起领导重视的手段，全在贬低人的灵魂。而那些不受领导支配、不为工作的成败得失所左右、不以获奖与否为转移的东西仍在内心继续存在着。
如今，喀山的夜间聚会重新变得美好而充满生气；如今由革命前大学生聚会所产生的某种东西重新在心中燃起。但愿马季亚罗夫是个正直的人。要知道太奇怪了：卡里莫夫猜疑马季亚罗夫，而马季亚罗夫又猜疑卡里莫夫……两个人全正直不阿！他相信这一点。不过，也许正如海涅所说的“Diebeidenstincken（两人都散发出臭味）”。
他有时回忆起同切佩任有关小人的那次谈话。为什么现在，当他回到了莫斯科，心里却泛起那些毫无意义的庸俗的东西呢？为什么他不敬重的人都高升了呢？为什么他信任的那些有能力、有才华、诚实待人的人都变得无用了呢？要知道切佩任那阵谈论的是希特勒德国，但切佩任说得并不对。
“真奇怪，”斯特拉姆对索科洛夫说，“各个实验室的人都跑来看我们安装设备。惟独希沙科夫硬抽不出时间，一次也没来过，“他事情多。”索科洛夫说。
“当然，那当然。”斯特拉姆急忙同意道。
是啊，自打回到莫斯科以后，始终想同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坦率友好地谈谈，可你来试试。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奇怪的是，他已经不同索科洛夫就任何问题进行争论，产生了避免口角的愿望。
但是，避免争吵很不容易做到。有时争吵突然间就会发生，使斯特拉姆也感到出乎意外。
斯特拉姆曼声说：
“我记起我们喀山的交谈……顺便问问，马季亚罗夫怎么样，给您写信吗？”
索科洛夫摇摇头。
“不知道，马季亚罗夫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可是对您说过的，离开喀山前我们就不再见面。我一回忆起那时候我们的交谈，就不自在。由于意志消沉，我们企图用某些杜撰的苏联社会的阴暗面来解释军事上暂时的困难。所有把苏维埃共和国当做缺陷来看的东西，都是它的优越性。”
“比如，1937年呢？”斯特拉姆问。
索科洛夫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近来我们任何一次交谈您都想变成一场争论。”
斯特拉姆想对他说，正相反，他是希望友好相处的，可索科洛夫一上火，这种内心的气愤就促使他在任何问题上都要争个明白。
但他却说：
“也许，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问题在于我性情不好，一天比一天坏。这不仅您看出来了，而且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也有所察觉。”
说完这番话，他想：“我多么孤独，无论在家里，还是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都是形单影只。”
三十
党卫军首脑希姆莱打算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将由帝国保安总局执行的特别措施。会议具有特殊意义，它同希姆莱赴领袖战时大本营之行联系了起来。
党卫军中校利斯接到柏林当局的命令，报告特别工程建筑的进展情况，该项工程位于集中营管理局附近。
在着手检查工程之前，利斯需要去一趟福斯公司的几家机械厂和完成保安总局定货的化工厂。然后利斯打算到柏林向负责会议准备工作的党卫军中校埃希曼报告工程情况。
出差使利斯感到高兴，集中营的环境和经常不断同粗俗不堪、蒙昧无知的人们打交道，使他心烦意乱。
坐在车上，他记起了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能老头正一个人坐在隔离室里，成天成宵地猜想利斯把他召去的目的，并且紧张地等待着下一次审问。
其实他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和权衡写一篇《敌人的意识形态及其领袖们》的论文的可行性。
多有意思的性格！确实，当你钻进原子核，开始对你起作用的不止是斥力，而且还有引力。
汽车一驶出集中营大门，利斯便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忘了。
第二天清早利斯来到福斯工厂。
吃过早饭，利斯在福斯的办公室先同设计师普拉什卡交谈，然后又同领导生产的工程师们交谈。营业部主任在办事处里向他介绍了定购的组合机件的估价。
他在工厂的各个车间里，在金属的轰鸣声中，逗留了几个小时，天快黑时，感到相当疲惫。
福斯工厂完成的是保安总局定货的重要部件，利斯觉得很满意——企业领导人对工作深思熟虑，各项技术合同完成得相当精确，机械工程师们对传送装置的结构进行了改进，热力工程专家详细拟定了焚尸炉最节能的工作方案。
结束了在工厂一天沉重的工作之后，晚上在福斯的家里显得尤为惬意。
视察化工厂却令利斯十分扫兴：计划生产的化学制品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强。
工厂方面没完没了的抱怨使利斯大为恼火。他们抱怨生产复杂，变化无常，空袭时通风装置损坏，车间里发生大批工人中毒；用作产品稳定剂的硅藻土不能及时供货；密封桶耽搁在铁路上……
但是，在化学公司经理处人们十分了解保安总局定货的意义。股份公司的化学总工程师基希加滕博士对利斯说，保安总局的定货将按期完成。董事会决定稍稍放慢完成弹药部任务的速度——这种情况自1939年以来是没有先例的。
利斯拒绝出席在化学联合企业实验室进行的重要试验，但是审阅了由生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们签字的实验记录。
这天，利斯会见了进行试验的科技人员——他们是些年轻的科学家：两名妇女（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一位病理解剖学家、一位化学家（低温有机合成专家）和研究小组领导人（毒理学家菲舍尔教授）。会议参加者给利斯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虽说他们对自己研究的方法得到首肯表示满意，但并没有向利斯隐瞒他们工作中的弱点和自己的疑虑。
第三天，利斯同奥伯施太因联合安装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同机前往建筑工地。他自我感觉良好，旅行使他排遣解闷。前面等待他的是最令人惬意的事——检查完建筑工地，他就能同工地的技术领导人一起上柏林，到保安总局汇报工程进展情况。
气候恶劣，下着十一月的冻雨。飞机吃力地在集中营中心机场降落——在不高的空中，机翼就开始结冰，地面上空彤云密布。拂晓时下起了雪，有些地方一团团粘土已为灰色的、没被雨水冲刷掉的、雪的泥泞斑点所覆盖。
工程师们的细毡帽的帽檐垂得低低的，水银般沉重的雨水已经把毡帽淋得透湿。
通往建筑工地的各条铁路正在铺设，它们将直接与铁路主干线连结起来。
铁路旁配置了许多库房，视察性的检查就从这些仓库开始。遮阳下正在对货物进行分类：各种机械装置的零件、溜槽和滚柱式传送装置卸开的部件、不同直径的管子、鼓风机和通风设备、球状粉碎机、还没有安装在控制台上的煤气表和电表、电缆、水泥、自卸斗车、堆成小山似的钢轨、办公用的家具。
在一些由党卫军官员保卫的特殊库房里，布满了排风装置，抽风机低声呜呜响着，有一间仓库已经开始存放化学联合公司的产品——带红色阀门的气罐、贴有红蓝标签的十五公斤重铁罐，远远望去它们犹如一瓶瓶保加利亚果酱罐头。
从这间一半陷入地下的仓库里出来，利斯和他的旅伴们遇见了刚从柏林来的化学联合企业的总设计师施塔尔汉格教授和一个身材高大、穿件黄皮茄克的男人，他是工地主任冯。赖内克工程师。
施塔尔汉格嘶哑着嗓子不住地喘气，潮湿的空气使他的气喘病犯了。他周围的工程师责备他不爱惜身子。他们都知道，希特勒私人藏书室里有施塔尔汉格的工程纪念册。
建筑工地同二十世纪中期通常的庞大建筑并无什么区别。基坑四周传来哨兵的警笛声、挖土机的乳乳声、起重机的运转声和蒸气机车头的呜呜声。
：利斯及其一行来到一幢灰剥剥没有窗户的长方形楼前。各种工业用楼、红砖炉子、粗大的烟囱、调度塔和带玻璃圆顶的警卫塔结构齐整，成排成行地朝这座没有窗户、不分前后的灰楼延伸。
筑路工人铺完了几条公路的沥青，压路机底下冒出缕缕灰白色蒸汽，同灰蒙蒙的雾气交融在一起。
赖内克告诉利斯，检查一号工程的密闭性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施塔尔汉格噺哑着嗓子，忘了自己的哮喘，激动地向利斯解释新建筑物的设计思想。
一台看似外表简单、规模不大的普通工业用水力涡轮机，是无数能量、质量和速度的汇集地，一旦它转动起来，强大的水能将变为电能。
这幢建筑物就是根据透平原理建筑的。它能把生命和各种与生命相联系的能量转化为无机物。在新型的涡轮机里要消除所有心理的、神经的、呼吸的、心脏的、肌肉的、血管的能源。在新建筑物中涡轮机的、屠宰场的、垃圾焚毁场的各种原理被结合在一起。必须把这些特点统一为一个简单的建筑设计方案。
“我们亲爱的希特勒，”施塔尔汉格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检查最为平淡乏味的工业设施时，也不会忘记建筑形式。”
他压低嗓门，以便只让利斯一个人听见他说的话。
“您是知道的，华沙城郊集中营建筑外貌，过分追求神秘性，使元首很不愉快。这些都需要予以考虑。”
水泥建筑的内部构造，也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时代相适应。
生命犹如流入下水道的水流，一旦进人，既无法停住，也不能倒流。生命在水泥通道上的运动速度可以用类似斯托克斯？关于液体在试管中的流动公式来测定，它取决于密度、比重、粘度、磨擦力和温度。电灯是镶在天花板里面的，外部再蒙上一层半透明的厚玻璃。
斯托克斯（1819—1903），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研究流体动力学，提出斯托克斯阻力定律。
越往前去，灯光越亮。密闭室的入口处挡有一道光滑的钢门，明亮的白炽光将使人看不清眼前的东西。
大门前充满着一股特别兴奋和紧张的气氛，犹如建筑工和安装工在新机器开动前常有的那样。
勤杂工正在用水龙带冲刷地面。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化学家在紧闭的门旁做压力试验。赖内克吩咐打开屋门。走进水泥顶棚低悬的宽敞大厅，有些工程师摘掉了呢帽。水泥屋的地板由沉重的包着金属框的活动水泥板组成，它一块接一块，拼合十分紧密。当由调度室控制的机械装置转动时，水泥板就能垂直地把屋里的一切东西沉到地下室。在那里，口腔科医生把有机物进行整理，取出用以镶假牙等用的贵金属。然后，通向火化炉的传送带开动，那些丧失思维和感觉的有机物在热能的作用下遭受进一步的破坏，变成磷肥、石灰、草木灰、氨、碳酸气和二氧化硫。
一名联络官走近利斯身旁，递给他一封电报，大家看到，读过电报的党卫军中校的脸色阴沉下来。
电报通知利斯，党卫军中校埃希曼将于今晚在建筑工地会见他，埃希曼正在慕尼黑公路干线途中。
利斯柏林之行的计划落空了。而他本想明晚在自己的别墅里度过，他那生病的、令他思念的妻子住在那里。睡觉前能穿上软鞋在沙发上坐一会儿该多好，在舒适和温暖中暂时忘却阴霾和寒冷。夜晚，躺在郊外别墅的床上，谛听远处柏林防空火炮的轰鸣该有多美。
而本来，晚上在柏林，在阿尔伯特王子街作完汇报，出城之前，在这段通常没有空袭和警报的寂静时刻，他打算去看望哲学研究所的年轻女科员，只有她知道他活得多么不轻松，他的内心多么慌乱不安。为了这次会面他在皮包里藏了瓶法国科尼亚克白兰地和一盒巧克力。如今这一切全泡汤了。
工程师、化学家和建筑师们望着他，什么愁事使保安总局的视察员双眉紧皱？这谁能知道？
人们蓦地觉得，水泥屋已经不再听命于自己的创造者，它复苏了，依靠自己水泥的意志和水泥的渴望生存下去，它将开始分泌毒素，用钢铁的门牙咀嚼，并消化食物。
施塔尔汉格给赖内克使了个眼色，悄悄说：
“也许，利斯接到通知，党卫军中校将在此地接受他的报告，这消息我上午便听说了。这样他想回家休息，或是有可能向某个可爰的女子会面的希望不就破灭了！”
三十一
夜间，利斯与埃希曼见了面。
埃希曼三十五岁上下。手套、大檐帽、高腰靴，这三样体现诗意的东西，以及德意志军官的傲慢和优越感都使他颇具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的气派。
利斯还在战前就熟悉埃希曼一家，他们是同乡。利斯上过柏林大学，在报社工作过，后来到一家哲学杂志社工作，偶尔回老家探望，便打听自己中学时代同学的情况。一些人在社会浪潮中官运亨通，后来浪潮过去，他们也就失意潦倒。这时，另一些人则声名鹊起，财大气粗起来。而年轻的埃希曼依旧单调乏味地生活着^凡尔登战役的炮声和眼看好像就要取得的胜利，失败和通货膨胀，国会内的政治斗争，左派和极左派在绘画、戏剧、音乐方面掀起的旋风和各种新时髦的兴衰，丝毫没有改变他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
他在外省的一个公司里当代理人。在家里和在社交场合，他待人接物均恰如其分的粗鲁和细心。他生活的大道都被吵吵闹闹、装模作样、对他怀有敌意的人们所堵住。他到处看到的是令他厌恶的油头滑脑、能说会道、一对亮晶晶的眼睛不怀好意的人们，或是精明狡猾、老练世故、朝他故作宽厚地微笑的人们……
中学毕业后，他未能在柏林找到工作。办事处的经理们和京都各商行的行长们对他说，很遗憾，没有空缺，但埃希曼却从侧面了解到，他们代替他录用了某个虽生活腐化但民族特性不明显的人，不知是波兰人，还是意大利人。他试图上大学，但那里的不公正态度又对他妨碍极大。他看到主考官们盯着他那张长着浅颜色眼睛的胖乎乎圆脸，盯着他笔直的短鼻子和浅头发的小平头，一个个显得闷闷不乐。看来，他们似乎更喜欢长脸、深色眼睛、控背拱肩、肩膀窄小的退化者。被打发回老家的不是他一人。这是许多人共同遭受的命运。在柏林占优势的那个人种在社会各阶层随处可见。但这一人种孽生最多的是在丧失民族特性、崇尚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他们使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变得毫无区别。
这是个特殊的人种、古怪的种族，他们压迫所有企图同他们比智慧、比受教育程度、比民族特性的人。最可怕的是始终让人感到，这一人种具有一股生气勃勃、非侵略性的、理性上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这些人的古怪趣味上，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在他们的风习中，维护风气是同邋遢和对风气的漠不关心相结合的），表现在他们对动物的喜爱上（这种喜爱是同他们完全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的），表现在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上（这种能力是同酷嗜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粗俗东西相结合的）……这些人推进了德国颜料化学和氮合成化学的发展，推动了硬性射线的研究工作，促进了优质钢的生产。由于他们，许多外国科学家和艺术家、哲学家和工程师来到德国。但正是这些人丝毫不像德国人，他们在全世界游荡，他们的友好关系完全不是德国式的，他们的德国血统并不明确。
那时，一个外省公司的小职员哪能想过上像样的生活，他没有饿死就算不错了。
可如今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随手把文件锁进保险柜，这些文件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它的内容：希特勒、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黑色大轿车在门口等候他。卫兵们向他敬礼，副官拉开车门——党卫军中校埃希曼坐上车。司机立刻开足马力，盖世太保大马力的霍奇轿车随即疾驶而去。交通警察毕恭毕敬朝它敬礼，忙不迭地打开绿灯，小车沿着柏林的大街驶了一阵，拐上了公路干线。雨、雾、信号标志，平稳的公路干线弯道。
此刻，在斯莫列维奇？花园丛中耸立着寂静无声的楼房，人行道上杂草丛生。一群爪子上沾上镉黄、身上涂满紫色和红色墨水的肮脏母鸡，在满是尘土的别尔季切夫市@的街道上乱窜。在基辅，波多尔区？和瓦西里科夫斯基大街上的座座多层建筑，窗户久未擦拭，楼梯的台阶被成百万双童鞋和老人的拖鞋蹭得雪亮。
在敖德萨，高大的悬铃木兀自挺立，院子里还晾着内衣、衬衫和衬裤，盛朱萸果酱的火盆里冒着青烟，皮肤黝黑、从未见过阳光的新生儿在摇篮里嚎叫。
在华沙，瘦骨嶙峋、肩膀窄小的六层楼房里住着女裁缝、装订工人、教员、酒吧间歌女、大学生和钟表匠。
在斯大林多尔夫夜间农舍里灯火点点，风从彼列科普？方向刮来，散发出咸味和暖洋洋的尘土，母牛摇头晃脑，哞哞鸣叫……
在布达佩斯，在法西托夫，在维也纳，在梅利托波尔，在阿姆斯卡尔滕布鲁纳（1903—1946），奥地利党卫军头目，奥地利保安局长。
前苏联明斯克州城市。
前苏联日托米尔州一城市。
基辅的北部市区，位于第聂伯河右岸地区。
此为德语，意即斯大林农村。
指连接克里木半岛和大陆的彼列科普地峡。
特丹，在窗户明净如镜的别墅，在被工厂浓烟包围的楼房里居住着欧洲民族的人们。
此刻，集中营的电网、煤气发生炉的高墙、防坦克壕的粘土把上百万不同年龄、职业、语言，不同生活情趣和精神需求的人们，把上百万狂热的宗教信徒和狂热的无神论者、工人和寄生虫、医生和商人、贤哲和白痴、小偷和受贿者、唯心论者和旁观者、好心人和圣人们连在一起。他们全都等待着处决。
盖世太保的霍奇轿车奔驰着，沿着秋季的公路干线蜿蜒曲折地前进。
十二
他们在晚上见了面。埃希曼径直走进办公室，一面提出问题，一面坐到椅子上。
“我时间不多，最迟明天一早必须抵达华沙。”
他已经去过集中营的警卫长那里，同工地主任谈了话。
“工厂的工作情况如何，您对福斯本人有何印象，您看化学家们水平是否高？”他急速地问。
带红殷殷大指甲的白皙长手指翻动着放在桌上的文件，不停地在上面用自来水笔作着批示。这使利斯觉得，埃希曼分不清这件事的特殊性，它甚至在铁石心肠的人身上也会偷偷引起一丝可怖的寒意。
利斯这些日子一直酗酒。气喘病加剧了，一到晚上他就感到自己心跳不已。但他认为，对健康来说，烧酒总比他老是处于神经紧张状态害处要少些。
他想回去研究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怀有敌意的著名活动家，想解决激烈而复杂的、但不流血的难题。有时候，他想不再喝酒，每天抽烟不超过两至三支。前不久，他把俄国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深夜叫到他那里去，同他下了一盘政治棋，回到家，不用催眠药，一觉睡到上午九点多。
党卫军中校和利斯晚上视察毒气室时，人们给他们安排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小活动。建筑师在毒气室中央安了张小桌子，准备了葡萄酒和下酒菜，赖内克邀请埃希曼和利斯饮杯葡萄酒。
埃希曼对这项小发明微微一笑，说：
“我很乐意吃点。”
他把大檐帽交给自己的警卫，在桌子旁坐下。他那张大脸突然变得和善和忧虑，这是所有在铺上桌布的桌子后面就座后想开始吃喝的男人们常有的表情。
赖内克起身斟上葡萄酒，大伙拿起酒杯，等待埃希曼的祝酒词。
在这水泥屋的寂静中，在这些斟满美酒的高脚杯里充满一种紧张气氛，使利斯觉得心脏简直无法承受。他想为德国的理想大声干杯，来缓和一下这种紧张气氛。但紧张气氛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有所增强——党卫军中校嚼起夹肉面包来。
“先生们，你们怎么啦？”埃希曼问，“香肠挺不错嘛。”
“我们等候主人干杯哩。”利斯说。
党卫军中校举起酒杯。
“为今后公务顺利D我以为，这方面的成就是值得一提的。”
惟独他几乎什么也没喝，而只是一个劲地猛吃。
早晨，埃希曼穿条短裤在大敞着的窗户前做操。雾气中清晰地显出一排排排列整齐的集中营简易木棚，传来机车的汽笛声。
利斯过去并不妒忌埃希曼。利斯地位很高，但没有高的职务——他在帝国保安总局被认为是个聪明人。希姆莱喜欢同他交谈。
上层人物多数情况下都极力不向他显示自己职务上的优势。他对到处受到尊敬、而不仅仅只是保安警察的尊敬已经习以为常。帝国保安总局无所不为，无所不至——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儿童疗养院院长的签字里；无论在青年歌手在歌剧院的招待性预演里，还是在为春季画展挑选绘画作品的评委会决议里；以及在准备人选国会的候选人名单里，都显示出他们的势力。
这里是生活的轴心。国家秘密警察的工作，是党永远正确的基础，是党的逻辑或非逻辑战胜一切逻辑的根本，是党的哲学战胜一切其他哲学的保证。这是根神奇的魔杖！一旦把它丢失，魔力便冰消瓦解——伟大演说家便变成饶舌婆，科学巨擘便变成别人思想的应声虫。因此，这根魔杖是决不能丢弃的。
望着埃希曼，利斯在这个早晨平生头一次感到惶恐不安的嫉妒在体内骚动。
临行前，埃希曼若有所思地说：
“要知道我同您是老乡，利斯。”
他们开始列举令他们高兴的家乡城里那些街道、饭店、电影院的名字。
“当然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埃希曼说，并且说了个当时不让他这个小作坊主的儿子进门的俱乐部名字。
利斯改变话题，问道：
“您说，能否对要处理的犹太人数量有个粗略的概念？”
他知道，他提了个出格的问题，也许除了希姆莱和元首，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回答他。
但正是在回忆了埃希曼在民主和世界主义时期那艰难的青年时代之后，利斯才应该向他提出自己所不了解的问题，才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埃希曼作了回答。
大吃一惊的利斯问：
“几百万？”
埃希曼耸耸肩。
一时间两人默然无语。
“我很遗憾，没在大学生时代同您见面，”利斯说，“正如歌德所说的是求学时代。”
“我不是柏林大学的大学生，我是在外省上的学，您觉得可怜吧。”埃希曼说，并且补充道：“这个数字，老乡，我第一次说出口。如果算上贝希特斯加登、？帝国办公厅和我们帝国元首的主管部门，它只被提到过七八次。”
“我明白，明天我们不会在报上读到它的。”
“我指的正是报纸。”埃希曼说。
他嘲笑地瞥了眼利斯，利斯感到对方比他机灵，不由心中暗暗吃惊。
而埃希曼说：
“除了我们寂静的小城整个绿草如茵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把这个数字告诉您的原因。我想让它把我们今后的共同工作联系起伞”
〇
“谢谢。”利斯说，“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事情非常重大。”
“那当然，这个建议并非仅仅出自我。”埃希曼举起一根手指头垂直往上指了指，“如果您分担了我的工作，而希特勒又打输了的话，那我们就将一起给吊死——您和我。”
“前景是美好的，值得考虑。”利斯喃喃地说。
“您想想，两年后当我们再次坐在这张舒适的小桌旁时，我们将说：‘我们用二十个月就解决了人类花二十个世纪未能解决的问题！’”
①德国气候疗养地，位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以南，附近上萨尔茨山上建有希特勒的“鹰巢”別墅，以及戈林等纳粹领导人的别墅。
他们相互道别。利斯注视着汽车的背影。
对国家中的人际关系他有自己的看法。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生存不可能自由发展，它每迈一步都需要控制。
为了控制人们的呼吸、母亲的感情、阅读的范围、夏日的参观、歌唱，为了领导工厂和统率军队，需要领路人。因为生命如小草那样失去了生长的权利，如大海那般失去了喧嚣的权利。在利斯看来，带头人倾向于四种性格类型。
第一种类型——纯粹的自然本性，通常丧失智慧的敏锐和分析的能力。这些人引用报刊的口号和提法，摘引希特勒的言论、戈培尔的文章、弗兰克@和罗森堡？的著作。他们觉得没有依靠时，便张皇失措，失魂落魄。他们不考虑各种现象的联系，以各种理由表现出残酷和偏执。无论是哲学、国家社会主义科学、含混不清的启示、新戏剧成就和新音乐，还是国会选举运动，他们都一本正经地接受。他们像所有知识浅薄的人那样死背《MeinKampf》（《我的奋斗》），摘录报告和小册子的要点。他们的个人生活一般尚俭朴，有时也会感到手头拮据。他们比别人更经常地陷人使他们离开家庭的党的动员中。
利斯起初觉得，埃希曼正是属于这种类型。
性格的第二种类型，是聪颖的犬儒主义者。这些人知道魔杖的存在。在可靠的亲朋圈子里他们对许多事情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他们讥讽新博士和硕士们的不学无术，揶揄领导人和地方长官的错误和习性。他们不敢蔑视的只有元首和崇高理想。这些人往往生活阔绰，饕餮豪饮。这样性格的人在党的上层较之下层更为常见。下层中，数第一种类型的性格者居多。
弗兰克（1900＿1946），1930年加入纳粹党，曾任德国国会议长，后任波兰占领区行政长官，曾下令处决20万波兰人。
罗森堡（1893—1946），1923年起为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报主编，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一，1933年起为党对外政治部领导人。
利斯觉得，在最上层，执牛耳者为第三种类型，那里只容得下八九个人，充其量也就是十五至二十个人。那里存在一个没有教条的世界，那里不受任何约束地判断一切。那里没有理想，只有数学、娱乐和不知怜悯为何物的高级大师们。
有时利斯觉得，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利益。
利斯发现，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在顶峰的出现，每每标志着一些不祥事件的幵始。精通社会动力学的大师们，提高教条主义者的声望是为了委托他们去办一些特别血腥的事情。头脑简单的人暂时醉心于最高权力，可往往事情一完，他们便风流云散，而有时还遭受自己的牺牲者同样的命运。在上层剩下的依然是那些快活大师们。
在第一种性格类型的头脑简单的人中，有着一个极为珍贵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人民性。他们不仅引证国家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语句，而且也用人民的语言说话。他们的粗话是人民的、农民的。他们的俏皮话常常在工人集会上引来笑声。
第四种性格类型，是执行者，他们既对教条、思想、哲学漠然视之，也与分析能力格格不入。国家社会主义付钱，他们就为之效力。他们惟一的最高嗜好是高级餐具、西服、别墅、珠宝、家具、小汽车和冰箱。钱，他们并不十分希罕，不相信它们的耐久性。
利斯倾心于最高领导人，向往他们的社会和与他们的接近，在那里，在那个嘲弄人的智慧王国里，在那个精致的逻辑王国里，他感到自己是轻松的、自然的、美好的。
但利斯看到，在可怕的最高处，在最高领导人的上面，在同温层上面还有一个烟雾弥漫、无法理解、极不清晰、因自己的不合逻辑而感到痛苦的世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就生活在这个最高世界里。
使利斯感到可怕的，是所有无法结合的东西在希特勒身上以548
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甚至与自己最为亲近的助手们相比，把他们的总和加在一起，他都是一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最残忍的超级力学专家、总装配师和总工长，是大师们的首领。同时，利斯在最下层，在党的领导的半地下室那层里发现，元首身上还有着教条主义的狂热，有宗教狂热般的信仰和信仰的盲目，有公牛般的不合逻辑。他既是魔杖的创造者，是最高主教，同时又是蒙昧狂热的教徒。
此刻，目送离去的汽车，利斯感到埃希曼出其不意地唤起了他身上那种既使人胆战心惊又令人向往的极不清晰的感情，这种感情，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从他身上唤起，那就是德国人民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重新组建的部队向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挺进在夜晚秘密进行着。
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和顿河中游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新方面军的实力大为加强。军用列车直接在重新铺设的铁路线上和草原上卸下人员和装备。
天刚蒙蒙亮，夜间喧闹不已的铁流寂静下来，只有满含尘土的薄雾笼罩在草原上空。白天，大炮的炮身蒙上了干枯的野蒿和干草，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同秋日的草原融成一片的大炮更静寂无声的了。飞机张开机翼，犹如一头头风干的死昆虫停在遮着蛛网般伪装网的机场上。
地图上，各种三角形、菱形、圆形的假设符号和各种数字代号逐渐变得越来越密。这张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能看到的地图表明，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已经进入出发地区，进入目前的进攻正面。
各坦克兵团和炮兵师沿伏尔加河左岸，在荒无人烟的盐碱地草原上向南挺进，绕过浓烟滚滚、炮声隆隆的斯大林格勒，接近了寂静的工厂区和海湾地区。战争越过伏尔加河，落在卡尔梅克草原和含盐的湖间平原上。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开始说起令他们也感到奇怪的话来：“巴尔曼察克”，“察察”（乖孩子）……集结在卡尔梅克草原的南方部队已经踩着了德军的左肩。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包围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各师团。
黑沉沉的夜晚，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在秋天的星空和烟云下乘坐各式轮船、渡船、驳船，出现在卡尔梅克右岸离斯大林格勒不远的南部地区上。
无数人看到了用白漆写在装甲钢板上的俄罗斯军事将领的名字：“库图佐夫”、“苏沃洛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俄罗斯的重炮、火箭炮和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的“道奇”、“福特”卡车纵队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开进。
尽管无数人见到了这场集结了巨大兵力、旨在进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和南面的运动，但它毕竟是秘密进行的。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须知德国人会了解到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须知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保密的，正如草原上的风对正在草原上行走的人不可能保密一样。
德国人了解到苏军向斯大林格勒的挺进，但斯大林格勒的进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0—1263），13世纪俄罗斯人领袖，原名亚历山大。1240年瑞典人人侵俄罗斯，亚历山大在伊佐拉河与涅瓦河的交汇处打败瑞典人，因此被称为“涅夫斯基”，意即涅瓦河的英雄。1942年7月当德军已经深人到俄罗斯腹地时，斯大林宣布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民族英雄，并用他的名字设立一种军功勋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同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法案。攻对他们来说却是个秘密。每个德国中尉，只要瞥一眼标有苏军集结地的地图，就能判断出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掌握的苏维埃俄国最高国家军事秘密。
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围，对所有德国中尉和元帅来说毕竟是突然其来、出其不意的。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斯大林格勒继续坚守着，德军的冲锋依然不能取得决定性成就，尽管大批兵力投入到了这些连续不断的冲击中。而在憔悴不堪的斯大林格勒各团队中只剩下几十名红军战士。这些微不足道的几十个人竟然挑起了残酷战斗的超重担，变成一种巨大力量，搞乱了德国人的所有概念。
敌人无法想像，他无数次威力无比的努力，竟然会被为数不多的人们所瓦解。他们以为，苏军预备队只是打算支援和保障防御。在伏尔加河的斜坡上打退保卢斯各师进逼的士兵们才是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统帅。
可历史那无情的花招还那么深深地隐藏着。在它的深处，诞生胜利的自由本应是战争的目的，却由于历史狡猾手指的点拨变成了战争的手段。
三十四
老妪抱着一抱干芦苇回家，她那愁眉紧蹙的脸庞满含忧愁，她从落满尘土的美国“威力斯”牌吉普车旁和蒙上帆布的指挥坦克旁走过，坦克的一侧顶在她家农舍的板墙上。她痩骨嶙峋、闷闷不乐，仿佛是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妪。但是，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她和她那个正在屋檐下挤奶的难看女儿，再没有比她那个把手指塞在鼻孔里、注视牛奶从母牛的乳房里流淌出来的浅颜色头发的孙子同这些驻防在草原上的军人们的关系，更意义重大了。
所有这些人——军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身材魁梧的少校们，在农村昏暗的圣像下烟雾腾腾地抽烟的将军们，在俄罗斯炉灶里烤羊肉的将军的厨师们，在谷仓里用弹壳和钉子卷头发的女电话兵们和在院子里对着脸盆刮脸的司机（他斜着一只眼瞧着小镜子，另一只眼望着天空，看有没有德国人的飞机飞来），以及整个钢铁的、电力的、汽油的战争世界，都是草原农村、小镇、庄子那漫长生活绵延不断的一部分。
对老妪来说，在眼下那些呆在坦克上的小伙子们之间，在那些。夏天徒步来到这里，请求借宿，又担惊受怕，晚上睡不着觉，只得出去察看，因而给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之间，有着绵延不断的联系。
六月间在沃罗涅日城郊，有个老妪替上校把干草铺在地板上，望着窗外通红的火光划十字；后来在乌拉尔，有个老妪把咝咝作响的铜茶炊端到后备役坦克军司令部；如今是这个卡尔梅克草原小庄子的老妪；她们之间也有着绵延不断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那么的习以为常，以致无论是走进家里用带刺植物生炉子的老妪，还是走出屋门来到门廊上的上校都没有发现它a卡尔梅克草原上一片令人惊讶、使人苦恼的寂静。这天上午，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是否知道，俄国已经把脸转向西方，准备反击和大踏步前进？
诺维科夫在门廊上叫住司机哈里托诺夫：
“带上我和政委的大衣，我们很晚才能回来。”
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来到门廊上。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说，“万一有什么事，请往卡尔波夫那边打电话，一刻钟后，就打到别洛夫和马卡罗夫那里。”涅乌多布诺夫说：“这里能有什么事嘛！”
“司令员突然就来了，那事还少吗？”诺维科夫说。
两只小鸟离开阳光，朝小庄子这头飞来。草原的静寂在它们越来越强的轰鸣声和急速的掠行中顿时被打得粉碎。
哈里托诺夫跳下汽车，跑到谷仓的墙跟下。
“你这是干什么，笨蛋，你想把自己人撂下？”格特马诺夫扯着嗓子喊道。
这时，一架飞机朝小庄子一阵机枪扫射，另一架飞机上扔下一枚炸弹。哀号声，丁当声，妇女刺耳的尖叫声，孩子们的嚎哭声和被爆炸拋起的土块的撞击声四起。
听到炸弹落下的呼啸声，诺维科夫稍稍弯下身子。眨眼间，一切混成一团，在尘土和烟雾中他只见到站在他身边的格特马诺夫。尘雾中现出涅乌多布诺夫的身影。所有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弯腰，挺胸抬头，木雕似的站着。
格特马诺夫掸掉裤子上的尘土，脸色稍稍有些苍白，但显得激动和轻快，夸口说：“没关系，真行，裤子好像还是干的。我们的将军甚至纹丝不动。”
少顷，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过去看弹坑四周的土炸得有多远，奇怪地发现远处房屋的玻璃都给震碎，可近处的玻璃窗却安然无恙。他们还看了看掀翻的篱笆。
诺维科夫好奇地向那些头一回见到炸弹爆炸的人们打听情况。看来他们给吓坏了，他们觉得德国人造这枚炸弹，把它送上天空，往地上扔，只有一个目的：是想炸死小格特马诺夫和小涅乌多布诺夫们的父亲。原来，战争中人们干的就是这种事。
坐在车上，格特马诺夫一直都在谈空袭，后来自己打断自己说：“彼得。帕夫洛维奇，显然，你听我说这些，一定觉得好笑。你已经经历上千次了，可我还是头一次。”并且再次自己打断自己，问道：“听我说，彼得。帕夫洛维奇，这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
诺维科夫说：
“克雷莫夫？你提他干什么？”
“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过一次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谈话。”
“他曾落到包围圈里，好像没有被俘过。什么样的谈话？”
格特马诺夫没听诺维科夫在说什么，拍拍哈里托诺夫的肩膀说：“绕过这间活动小屋，就是通往第一旅司令部的大路。你要知道，我的眼睛好使得很。”
格特马诺夫谈话时从来不考虑对方，这点诺维科夫早已习惯了。他一会儿开始谈话，一会儿提出问题，再开始谈话，然后再提问题把谈话打断。他的思路走的好像是没有规律的之字形。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是感觉而已。
格特马诺夫经常谈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身上总带着厚厚一叠家庭相片，派勤务兵给乌法寄了两次包袱。
同时他又同卫生所很厉害的黑头发女医生塔马拉。帕夫洛夫娜一本正经搞上了。韦尔什科夫有天早晨很难过地告诉诺维科夫：“上校同志，女医生晚上在政委那里过的夜，凌晨才离开。”
诺维科夫说：
“韦尔什科夫，这不是您该管的事。您最好别把我的糖果偷偸拿走就行了。”
格特马诺夫并不隐瞒他同塔马拉。帕夫洛夫娜的关系，此刻在草原上，他把肩倚着诺维科夫，悄声说：“彼得。帕夫洛维奇，有个小伙子看上了我们的女医生。”他亲热而抱怨地望着诺维科夫。
“那是政委吧。”诺维科夫说着朝司机用眼睛指了指。
“那有什么，布尔什维克又不是修士。”格特马诺夫悄悄解释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老傻瓜喜欢她。”
他们沉默了一阵，格特马诺夫好像刚才根本没有进行过朋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似的，说：“彼得。帕夫洛维奇，你处在前线这么一个可爱的环境中，一点儿也不见痩啊。你知道，比如我，天生就是为党工作的。我是在最艰苦的年代上州委工作的，换别人早得肺病了。粮食计划告吹，斯大林同志打电话找了我两次，可我满不在乎，不往心里去，反倒胖了。好像住了趟疗养院。瞧，就跟你一样。”
“可鬼知道我天生是干什么的，”诺维科夫说，“也许，就是为打仗的
他笑起来，接着说：
“我发现，刚有点什么有趣的事，我首先就想，别忘了告诉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德国人朝你和浬乌多布诺夫扔第一枚炸弹时，我就想，得把这件事告诉她。”
“打政治报告吗？”格特马诺夫问。
“很快就打。”诺维科夫说。
“老婆嘛，当然，”格特马诺夫说，“她比谁都亲他们来到旅驻地，跳下车。
诺维科夫的脑子里经常装满人名、居民点的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务、清楚和不清楚的事情，拟议中的和该撤消的命令。
有时，他突然间晚上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各种疑虑和问题在头脑里转。是否可以在超过瞄准器标尺分划刻线的距离上进行射击？行进间射击是否行？分队长们是否能迅速正确地对战斗情况的变化作出判断，是否能独立作出决定，并在瞬间下达命令？
继而他设想，如何把坦克按梯次配置突破德军和罗军的防御，进人突破口，并同强击航空兵、自行炮兵、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协同作战，转人追击，朝西疾进，占领渡口桥梁，绕过雷区，压制抵抗枢纽部。激动万分时，他会从床上伸下光腿，坐在黑暗中，因为幸福的预感而喘不上气来。
他从来不想把自己晚上的这些想法同格特马诺夫谈。
来到草原后，他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愤恨比在乌拉尔越发强烈。
“专拣软的欺。”诺维科夫想。
他已经不是1941年的他。他喝酒比过去凶。他动不动就骂娘、发火。有天他朝油料供给主任扬起了拳头。
他发现大伙都怕他。
“鬼知道我是否天生就为打仗的，”他说，“最好还是同你喜爱的婆娘住在林子里，住在木屋里。白天去打猎，晚上返回家。她熬好稀粥，然后我们上床睡觉。战争能让人吃饱饭吗？”
格特马诺夫垂着头，专注地望着他。
第一旅旅长卡尔波夫上校在野战无线电台旁迎接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他胖乎乎的脸，火红的头发，一对只有红头发人才有的浅蓝色眼睛明亮而又犀利。
他的战斗经验有段时间是同西北战线上的几次战斗联系着的，卡尔波夫在那里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把自己的坦克埋进土里，把它们变成固定火力点。
他同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并排走在一起，前往第一团驻地，但他那从容不迫的步履倒让人以为他才是主要首长。
按照他的长相，他似乎应该是个心地善良、喜欢喝啤酒、胃口极大的人。但他却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沉默寡言、冷漠、多疑、好吹毛求疵。他从不招待客人，是个有名的铁公鸡。
格特马诺夫&他们认认真真挖了土窑和坦克、火炮掩体大为赞赏。
旅长什么都考虑到了，无论是坦克威胁的方向，还是翼侧进逼的可能性，惟独没有考虑到，面临的战斗将迫使他率部转入快速突破和追击。
诺维科夫对格特马诺夫的指手画脚、高谈阔论十分恼火。
而卡尔波夫好像故意对诺维科夫火上浇油似的说：“上校同志，请允许我说几句。我们在敖德萨城郊把掩体挖得好极了。晚上我们转入反冲击，把罗马尼亚人打跑了。到了深夜，根据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们整个防御配系就像一个人那样撤到港口，登上了舰船。罗马尼亚人上午十时忽然醒悟过来，急忙对被我们丢弃的掩体发起冲击，可我们已经在黑海上漂流了，“您现在面对的好像不是罗马尼亚人的空掩体。”诺维科夫说。
卡尔波夫能否在进攻期间日以继夜向前猛冲，把敌人的战斗部队和抵抗枢纽部拋在身后呢？能否冒着风险，把自己的正面、背面和两侧置于易受攻击的位置，一个劲地向前猛冲、头脑里只有拼命追击的强烈欲望呢？不，他不是这样性格的人。
四周的一切还留有已经消退的暑热的痕迹，但奇怪的是空气却是那么凉爽。坦克兵们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的把小镜子靠在炮塔边上，坐在装甲上刮脸，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写信，有的在铺着雨布的地上玩“接龙”，一大群人在女卫生员身边傻站着，打发时间。在这幅辽阔天空下和广袤大地上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图景里，充满了一种黄昏时分的忧郁。
这时，营长一面朝走到他们跟前的首长们跑去，一面拉平身上的军上衣，刺耳地嚷嚷：“全营立正！”
诺维科夫好像反驳他似的回答说：
“稍息，稍息。”
政委边走边叨叨，他的身后传来笑声，坦克兵们互相使着眼色，脸上显得十分快活。
政委问，离开乌拉尔姑娘过别离生活滋味怎么样，能熬得住吗？信纸用得多吗？《红星报》送到草原及时吗？”
政委责怪军需员：
“今天坦克兵们吃什么？昨天吃什么？前天吃的又是什么？你同样也是吃了三天大麦米粥和青西红柿吗？去，把炊事员叫来，”他在坦克兵们的哄笑声中说，“让他说，军需员让准备了什么午饭。”
他仿佛用自己问坦克手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来责备战斗指挥员：“你们考虑的难道除了技术还是技术？”
瘦个子军需员穿一双沾满尘土的充气革高筒靴，双手通红，好像洗衣女工刚在凉水里洗完衣服似的。他站在格特马诺夫面前，不住咳嗽着。
诺维科夫觉得他有点可怜，开口说：
“政委同志，我们一起到别洛夫那里去一趟吧？”
战前，格特马诺夫就被认为是一个善于搞群众工作的出色领导人。他一跟人交谈，大伙就开始笑，他那些通俗生动的语言和粗话立刻就消除了州委书记和一个穿工作服的大老粗之间的区别。
他经常过问日常生活问题，工资是不是迟发了，乡村商店和工人合作社里有没有紧俏商品供应，集体宿舍供暖情况是否好，集体农庄田间宿营站的伙食安排得怎么样。
他同中年的工厂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的交谈尤其朴实融洽。大家都喜欢他，都说书记是人民公仆。他喜欢十分严厉地挑那些管供应工作的、管工人生活的和集体宿舍管理员们的刺，而如果需要，他也挑工厂厂长和拖拉机站站长们的眼，只要他们忽视劳动者的利益。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本人也在车间里当过钳工，工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在自己的州委办公室里，他经常关心的是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莫斯科的不安就是他最大的不安。关于这一点大工厂的厂长们和农村的区委书记们全了解。
“你破坏了国家计划，明白吗？你想交出党证吗？你知道，党把什么委托给你了吗？你不该作出解释吗？”
没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嬉笑、喧哗、谈论什么集体宿舍的开水或是车间的绿化。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确定的是硬性的生产计划，谈论的是提髙生产定额，不得不暂停住房建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坚决降低成本和提高零售价格。
当他主持州委会议时，人们特别感到这个人的力量。他们在这些会议上产生一种感觉，所有人来到他的办公室不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和主张，而只是为了帮助格特马诺夫，会议的整个进程早就为格特马诺夫的智慧、意志和决心所确定。
他说话嗓音不高，从容不迫，他深信他对某个人所说的话人人都在仔细谛听。
“请谈谈自己那个区的情况。同志们，让我们的农艺师说几句。好吧，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让拉齐科发表意见，他对这条路线不是全满意的。罗季奥诺夫，我看出你也想发言。不过，同志们，依我看，问题是明确的，该结束发言了。反对意见嘛，我想没有。同志们，决议草案已经准备好，罗季奥诺夫，你来念念。”于是，本来想提出疑义甚至打算争论一番的罗季奥诺夫，用心地读着决议草案，不时朝主席瞥上一眼，看自己读得是否够清晰。“那就这样，同志们不反对吧。”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格特马诺夫向区委书记要计划时，当他把集体农庄的劳动日值削到最低一档时，当他过分减少工人工资时，当他要求降低成本、提高零售价格时，当他在村苏维埃深表同情地同农妇们谈话、为她们并不轻松的生活叹息时，当他在工人们的集体宿舍为他们住房的拥挤感到难过时，他始终显得那么真诚，那么自然。
要搞明白这点很困难，但是生活中的一切难道就那么容易弄清楚。
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汽车旁，格特马诺夫开玩笑地对陪同他们的卡尔波夫说：
“只得上别洛夫那里去吃饭，在您和您那个军需员那里别想吃上午饭。”
卡尔波夫说：
“旅级政委同志，前线仓库暂时没给军需员供应什么东西。顺便说说，他本人什么也没有吃，因为他胃病犯了。”
“病了，哎哟哟，真糟糕。”格特马诺夫打了个哈欠，挥挥手说，“怎么样，走吧。”
别洛夫的坦克旅与卡尔波夫旅相比，大大往西突出。
别洛夫身子瘦削，大鼻子，两条骑兵的罗圈腿，思路敏捷，说话干脆爽直，很中诺维科夫的意。
诺维科夫觉得他是个生就用来进行坦克突击和快速猛扑的人。
尽管他参加战斗的历史并不长，只在去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城郊对德军后方实施过坦克袭击，但对他的评价很好。
但此刻，诺维科夫因为处处不放心，看到的便只是旅长的缺点：喝酒如饮马，轻率冒失，追女人，健忘，不受下属爱戴。别洛夫没有做防御的准备。他对旅的物质技术保障显然不感兴趣。他只做了燃料和弹药保障。对被损坏的坦克进行维修和从战场后撤的问题也准备不足。
“您是怎么回事，别洛夫同志，一切可不是在乌拉尔，而是在大草原。”诺维科夫说。
“是啊，就像一群茨冈人，到处流浪。”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别洛夫立刻回答道：
“我采取了防空措施，至于地面上的敌人我觉得并不可怕，在这样的后方他实际上并不存在。”
他叹了口气：
“我不想进行防御，我想投人突击。上校同志，内心在哭泣。”560
格特马诺夫说：
“好样的，好样的，别洛夫。苏维埃的苏沃洛夫，真正的统帅。”接着和善而小声地以“你”相称说：“政治部主任向我报告，好像你跟卫生营的一个护士相好了。有这事吗？”
别洛夫因为格特马诺夫和善的语调，没能立刻明白问题的恶意，反问道：“请原谅，他怎么说？”
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回答，他才回过味来，尴尬地说：“政委同志，这是男人的事，又是在野战条件下。”
“可你有妻子和一个孩子。”
“三个。”别洛夫阴郁地纠正说。
“嘿，你看看，还是三个。要知道在二旅，好好的一个布拉诺维奇营长给解除了职务，在退出预备役前由科贝林接替了他的职务。采取这样的非常措施就因为这种事。给部下作什么榜样，啊？俄罗斯的旅长，三个孩子的父亲。”
别洛夫恶狠狠地大声说：
“我没有对她施行暴力，这种事谁也管不着。这种榜样在您、在我、在您爹之前早就有人做了。”
格特马诺夫没有提高嗓门，重新以“您”相称说：“别洛夫同志，您别忘了自己的党证。当您的上级对您说话时，请你规规矩矩地站好。”
别洛夫完全变成木头兵似的说：
“请原谅，旅级政委同志，我当然明白，我意识到了。”
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我相信你的战绩，军长也信任你，只是你别在个人问题上玷污自己。”他看了看表，“彼得。帕夫洛维奇，我得回司令部，我不同你一起上马卡罗夫那里去了。我用别洛夫的车。”
当他们走出掩蔽部，诺维科夫忍不住问：
“怎么，想塔马拉啦？”
格特马诺夫用冷冰冰的目光困惑地盯了他一眼，不满地说：“方面军军委委员找我去。”
在回司令部之前，诺维科夫去了趟他最喜爱的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那里。
他们一起来到湖边，这里驻守有一个营。
马卡罗夫脸色苍白，一对眼睛透着忧郁，似乎这不应该是重型坦克旅旅长应有的眼睛。他对诺维科夫说：“上校同志，您还记得白俄罗斯的那块沼泽地吗？那阵德国人把我们往芦苇荡里赶。”
诺维科夫自然记得白俄罗斯的沼泽地。
他在想卡尔波夫和别洛夫。这里问题显然不仅在于经验，而且在于本性。可以使指挥员们具有他们所缺乏的经验，但本性是难移的。无法让强击航空兵改行当工兵。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像马卡罗夫这样的人，他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追击方面都是十分出色的。
格特马诺夫说，他天生就是为党工作的。而马卡罗夫则是一名士兵。不必重新剪裁。马卡罗夫啊，马卡罗夫，我亲爱的勇敢的战士！
诺维科夫不需要马卡罗夫作什么汇报，递交什么报表。他想同马卡罗夫谈心，同他商量事情。进攻中如何才能同步兵和摩托化步兵、同工兵和自行炮兵达到完全的协调一致？他们对进攻开始后敌人可能的意图和行动所作的设想是否一致？他们对敌人反坦克防御的实力估计是否相同？展开地区的确定是否正确？
他们来到营指挥所。
指挥所配置在不深的小山谷里。营长法托夫见到诺维科夫和旅长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指挥所的土窑与这样髙贵的客人很不相称。这时又有个红军战士正在用炸药引着木柴生炉子，而炉子却极不体面地哐当一声倒了。
“同志们，我们要记住，”诺维科夫说，“上级把方面军总任务的最重要部分交给了我们军，而我又把最困难的部分分给了马卡罗夫，而马卡罗夫跟我软磨硬泡，让我把自己任务中最复杂的那部分委托给了法托夫。至于如何完成任务，这只得由你们自己来考虑。我不能在战斗中把决定强加给你们。”
他向法托夫询问了有关组织同团司令部和各连连长的通信联络、无线电的工作、弹药的数量、发动机的检查和油料的质量等问题。
分别时，诺维科夫说：
“马卡罗夫，准备好了吗？”
“没有，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上校同志。”
“三昼夜您够了吗？”
“足够，上校同志。”
坐进汽车，诺维科夫对司机说：
“怎么样，哈里托诺夫，马卡罗夫这里好像一切正常？”
哈里托诺夫斜眼看着诺维科夫，回答说：
“当然，上校同志，完全正常。供给主任喝得烂醉，营里来人领压缩食品，可他带走钥匙去睡大觉。领食品的人没找到他，只好回去。但司务长告诉我，连长领了战士们的那份伏特加，给自己办命名日。他一顿就把这些伏特加全喝了。我想找点备件把内胎补一补，可他们甚至连胶水都没有。”
三十五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瞥一眼司令部木屋的窗户，见到军长那辆扬起团团尘土的威力斯吉普车，乐了。
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大人们都做客去了，他高兴家里只剩下他这个主人，但刚把门关上，他仿佛觉得有小偷，还燃起大火。他从门旁走到窗口跟前，呆愣愣站着，仔细听着，伸长鼻子嗅着，未闻到烟味。
此刻，他也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处理大事所用的那些方法，如今全不管用。
敌人突然闯进来呢，要知道司令部离前线也仅有六十公里。这时候你不能用解除职务来吓唬，也无法用指责与人民的敌人有关系相威胁。这么多的坦克，你拿什么去抵挡？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给了涅乌多布诺夫一闷棍。这时候在前线，面对蜂拥而来的德国人，国家那强迫人服从的、令千百万人战战兢兢的愤怒力量，一分钱都不值。德国人又没有填过履历表，没有在会上谈过自己的生平经历，也不用因为害怕回答1917年以前双亲们的职业而遭受精神上的痛苦。
他所钟爱的、舍此而无法生存的一切，他的命运，他孩子们的命运，已经不在伟大的、严厉的、令他感到亲切的国家的庇护之下。于是，他头一次胆怯地、友好地想起了上校。
走进司令部木屋的诺维科夫说：
“将军同志，我明确了，就是马卡罗夫！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行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别洛夫只会拼命往前冲，但别的什么也不懂。卡尔波夫只得老用鞭子催着跑，行动迟缓，是匹重挽马。”
“是的，是的，干部决定一切。孜孜不倦地研究干部，这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说，并且生气勃勃地补充说：“我全想过了，集镇里有德国间谍，早晨就是那个下流胚把德国飞机引到我们司令部这里来的。”
涅乌多布诺夫向诺维科夫汇报过司令部的事情后，说：“友邻部队和加强部队领导打算上我们这儿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只是认识认识，拜访一下。”
“可惜格特马诺夫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也不知道把他叫去干什么？”诺维科夫说。
他们约定一起吃午饭，诺维科夫先回到自己房里洗了洗，把那件灰尘仆仆的军上衣换了。
集镇宽敞的街上空荡荡的，只有炸弹炸起的弹坑旁站着一个老人，格特马诺夫就住在他家。好像弹坑炸得很合老头的需要，正张开两条手臂在它上头量着。诺维科夫走到他跟前问：“老大爷，你在摆弄什么哪？”
老头像士兵那样举手行了个军礼，说：
“司令员同志，我1915年当过德国人的俘虏，在一个女主人那里干过活。”然后指指弹坑又指指天，丢了个眼色。“准是我那个狗杂种财主老爷飞来了，想来看看我。”
诺维科夫哈哈笑了起来。
“嘿，这老头。”
他瞥一眼格特马诺夫那扇遮上护窗板的窗户，朝站在门廊旁的哨兵点点头，突然想：“格特马诺夫到方面军司令部搞什么名堂去了？他有什么事？”一霎间他心里闪现一丝不安：“他是个口是心非的人，同别洛夫大谈什么道德品质，可我一提起塔马拉，立刻就变得冷冰冰的。”
但他随即打消了这些念头，觉得毫无根据，因为诺维科夫天性不好疑心重重。
他拐到屋角，见到空地上有几十个小伙子在水井旁休息，他们很可能就是区兵役局动员入伍的新兵。
带领他们的战士困了，躺在地上，用船形帽挡着脸，他身边放着一堆垛成小山似的包袱和口袋。小伙子们显然在草原上走了不少路，双腿酸疼，有的索性脱掉了靴子。他们的头发还都没有理，远远望去就像一群作课间休息的乡村中学生。他们脸庞瘦削，脖颈纤细，没有理过的浅褐色头发，打补丁的由父亲的上衣和裤子改缝的衣服，都显得他们还是些孩子。有几个孩子正玩着军长小时候也曾玩过的小男孩传统的游戏。他们眯缝起眼睛，瞄准着，往炸起的弹坑方向扔五戈比硬币。其余人看着他们做游戏，只是他们的眼睛不是孩子气的，显得惊慌而又忧愁。
他们见到诺维科夫，朝躺着的战士望一眼，好像想问问他，是不是在军事长官来到他们身边时，还可以扔五戈比硬币，或是继续坐着。
“玩吧，玩吧，勇士们。”诺维科夫温和地说着走了过去，朝他们招招手。
强烈的怜惜感攫住了他，它是那么强烈，使他甚至为此感到不知所措。或许，这一张张痩削的、长着孩子般大眼睛的脸蛋和这些寒酸的衣衫，突然间那么令人吃惊、那么清楚地告诉他，他们还是些孩子……可在军队里，属于孩子的也好，属于大人的也好，那些固有的东西都隐藏在钢盔下，隐藏在靴子的咯吱声中和经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姿态、行动及言语里。这时，一切又显得直截了当，坦然自如。
他走进屋子，感到奇怪，在由今天一天的各种想法和印象造成的复杂而令人不安的负担中，最为令人不安的却是这次同新兵娃娃们的邂逅相遇。
“有生力量，”诺维科夫暗自重复道，“有生力量，有生力量。”
在他整个军人生涯中，他知道，在上级面前感到心惊胆战，是因为丢失武器装备和弹药，是因为逾期未归，是因为坦克、发动机和燃料，是因为未经允许擅自放弃高地和道路岔口……他还没有见过，上级首长正经八百因为战斗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生气。而有时领导让人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只是为了避免上级首长发火。他两手一摊，替自己辩解道：“有什么办法，我投入了一半兵力，可还是未能占领预定地区。”
有生力量啊，有生力量。
好几次他发现，有人把有生力量往炮火下驱赶甚至不是因为回避责任和形式主义地执行命令，而是由于急红了眼和固执己见。战争的最大奥秘及其悲剧的精神实质，在于它有权驱使一个人去杀死另一个人。这种权力是靠人们为了共同事业赴汤蹈火维持的。
但诺维科夫有这么一个熟人，他是位头脑冷静、明智达理的指挥员，哪怕呆在前沿观察所也不改变自己的习惯，天天要喝鲜牛奶。早晨，二梯队战士冒着敌人炮火给他带来一暖瓶牛奶。有天，德国人打死了那名战士，诺维科夫的这个熟人和好人就只得一天没牛奶喝。第二天新派遣的战士又冒着炮火送来一暖瓶牛奶。对下属关怀备至、公正的好人又喝上了牛奶，士兵们都叫他父亲。去吧，去搞清这件事里的全部细微差别吧。
不久，涅乌多布诺夫就来找诺维科夫，诺维科夫急急忙忙努力对着小镜子梳平头发，说：“唉，将军同志，战争毕竟是件可怕的事情！您看到吗，把孩子们都赶来补充队伍了！”
涅乌多布诺夫说：“是啊，基干军人素质太差，都是些流鼻涕的孩子。我叫醒那个带头的，说要把他送进惩戒连。我让他们解散了，这哪是军事小分队，简直是一群又脏又乱的小瘪三。”
黑暗中两辆轻型汽车驶近司令部，主人们来到门廊前迎接客人，他们是炮兵师师长、榴弹炮团团长和火箭炮旅旅长。
诺维科夫是通过前线流传的故事和司令部通报认识炮兵上校莫罗佐夫师长的。诺维科夫甚至对他作了十分清楚的想像：深红头发、圆脸。不过，他原来已经上岁数、背有点驼。
师长那对笑盈盈的眼睛看来是偶然落在那张阴郁的脸上的。而有时那双眼睛笑得那么聪颖，使人觉得它们乃是上校的精华所在。而那些皱纹和令人沮丧的微驼的背则是无意中才与这样的一对眼睛为伍的。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金不仅可以当炮兵师长的儿子，而且可以看做师长的孙子。
火箭炮旅旅长马吉德皮肤黝黑，噘起的上唇上长着黑黑的短髭，过早的谢顶使他的脑门显得特别大，让人觉得这是个爱说俏皮话和健谈的人。
诺维科夫请客人们进屋，屋子里已经摆好桌子。
“请接受来自乌拉尔的问候。”他指了指醋渍和盐渍蘑菇，说。
炊事员姿态优美地站在餐桌旁，可脸色涨得通红，轻轻地啊了一声，便躲了起来，他无法忍受神经的高度紧张。
韦尔什科夫朝诺维科夫的耳朵根俯下身子，指着桌子悄悄说：“来吧，别让那玩意关禁闭啊。”
炮兵师师长莫罗佐夫用指甲指指自己杯子四分之一稍高些处说：“千万别多了，肝不好。”
“中校，您呢？”
“没关系，我没毛病，满上吧。”
“我们的马吉德是个哥萨克。”
“那您呢，少校，肝怎么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金用手掌盖住自己的杯子说：“谢谢，我不喝酒。”他拿下手，补充说：“象征性地，来一丁点，碰碰杯。”
“洛帕金是学龄前儿童，喜欢糖果。”马吉德说。
大家为共同事业的成功干杯。像通常那样，立刻全搞清楚了，原来大伙全是战前学院里和中专里的熟人。
他们聊起方面军的首长，聊起寒冷的秋季草原上那股不好受的滋味。
“怎么样，快举办婚礼了吧？”洛帕金问。
“会办的。”诺维科夫说。
“是啊，是啊，哪里只要有‘卡秋莎’，就永远有婚礼。”马吉德说。
马吉德对他所指挥的大炮那决定性作用发表了高见。一杯伏特加下肚，他显露出故作宽厚大度，有分寸地嘲笑和怀疑着，显得漫不经心，这使诺维科夫极不喜欢。
诺维科夫近来一直在心中估量，叶尼？会如何对待这样或那样的前方将士，他们又会怎样同她交谈，会对她持什么样的态度。
诺维科夫心想，马吉德一定会缠上叶尼娅，向她献殷勤，装腔作势，显摆，讲各种趣闻。
诺维科夫感到不安和醋意，好像叶尼娅正在听着极力显示自己优点的马吉德的俏皮话。
他自己也想在叶尼娅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优点，于是，他谈了理解和熟悉那些同你并肩战斗的人是何等重要，必须预先了解他们在战斗条件下的表现。他谈到了必须加以催策的卡尔波夫，谈到了必须勒住点的别洛夫，谈到了那个在进攻和防御条件下都能同时有张有弛地朝既定目标前进的马卡罗夫。
由相当空洞乏味的交谈，产生了在不同兵种指挥员间经常发生的争论，尽管争论得很热烈，但其实同样是相当乏味和空洞的。
“是的，人们需要引导和稍加修整，但不应该强迫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莫罗佐夫说。
“对他们必需加以强硬领导，”涅乌多布诺夫说，“不该怕负责任，而应当敢于承担责任。”
洛帕金说：
“没在斯大林格勒呆过的人，总的说来就不算见过战争。”
“您得了吧，”马吉德反对说，“斯大林格勒算什么？英雄气概，坚忍不拔，顽强不屈？我不想争论，争论它也太可笑！我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呆过，但可以厚着脸皮说，我见过战争。我是只知道进攻的军官。我参加过三次进攻，因此可以说，我亲自参加过突破，我懂得突破。我用大炮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我用大炮不仅追赶过步兵，而且追上过坦克，如果你们想知道，还撵过飞机。”
“嘿，中校，您打住吧，追上过坦克！”诺维科夫大动肝火，“坦克，那是运动战的主宰，这没什么可说的。”
“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洛帕金说成功了把一切记在自己账上。失败了就推给友邻部队。”
莫罗佐夫说…
“唉，友邻，友邻，那次步兵部队指挥官、一位将军要求我给予炮火支援。‘来吧，朋友，往那片高地给我轰。’‘您要多大口径的？’可他破口大骂，说：‘给我轰，就这样！’原来他连大炮口径、射程都不懂，还不会识图，只是一个劲地叫：‘轰，给我轰。操你妈……’还对自己的部下说：‘前进，不然敲掉你们的牙齿，把你们毙了！’他相信，自己精于战争那一套。你们是友邻，就请你爱护和怜悯。而你还得算是他的下属，可不是吗，他是将军。”
“嗨，请原谅，您说的那些话同我们的精神是格格不人的。”涅乌多布诺夫说，“苏联武装部队中没有这样的指挥员，更不用说将军了！”
“怎么没有？”莫罗佐夫说，“战争这一年里这类自作聪明的人我见得多了，拿手枪吓唬人的，骂娘的，毫无意义地把人往炮火里赶的。前不久，一个营长哭着说：‘我把大伙往机枪眼里送有什么用？’我就说：‘可不是吗，让我们炮兵来压制火力点。’可将军师长对这个营长挥舞双拳：‘或是你立刻出发，或是我把你像条狗一样枪毙。’他只得领着人走了，像畜牲那样去任人宰杀！”
“对，对，这就叫：我行我素，为所欲为。”马吉德说，“可将军们反倒越来越多，顺便说说，不是靠繁殖，而是靠糟蹋女电话兵。”“他们不出五个错就写不成两句话。”洛帕金补充说。
“瞧，瞧，”莫罗佐夫没听明白就说，“你们想少流血，就去同他们作斗争吧。他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们对人毫不怜惜。”
莫罗佐夫说的话引起诺维科夫的共鸣。他整个戎马生涯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人或类似的事情。
可他突然说：
“这怎么个怜惜法？要是人怜惜人，就不该去打仗。”
今天的那些娃娃新兵使他心绪不佳，他很想讲讲他们。他本应说出自己身上美好和善良的东西，却突然间以他本人也完全莫名其妙的愚蠢和火气重复道：“这怎么个怜惜法？战争就该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最不幸的是把那些马马虎虎训练一下的军人派到部队，让他们手中握有贵重的技术装备。请问，该怜惜谁？”
涅乌多布诺夫迅速把目光从一个人扫向另一个人。
涅乌多布诺夫毁掉过不少像如今坐在桌子后面那样的好人。使诺维科夫受不了的是他觉得，也许涅乌多布诺夫给人们制造的不幸，并不亚于在前沿等待莫罗佐夫、马吉德、洛帕金、他诺维科夫本人和今天在集镇街道上休憩的那些孩子们的不幸。
涅乌多布诺夫用教训人的口吻说…
“斯大林同志可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最可宝贵的是人，是我们的干部。我们最宝贵的资本是干部，是人，应该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他们。”
诺维科夫发现，听众们赞许地对待涅乌多布诺夫所说的话，心想。/‘多么有意思的结果。我在友邻面前变得比野兽还凶狠，可涅乌多布诺夫却原来是爰惜人的。可惜，格特马诺夫不在，否则他会是个十足的圣人了。我同他们的关系永远就这样了。”
他打断涅乌多布诺夫的话，更愚蠢更凶狠地说：“人我们多的是，少的是技术装备。任何一个傻瓜都会造人，这不像造坦克，造飞机。如果你要怜惜人，就别当指挥员！”
三十六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召见坦克军三位指挥员诺维科夫、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
前天，叶廖缅科来到各坦克旅，但没有上军司令部。
被召见的指挥员们坐着，斜着眼睛瞟一眼叶廖缅科，不知道什么样的谈话在等待着他们。
格特马诺夫正回头瞥一眼放一只皱巴巴枕头的单人床，叶廖缅科觉察到他的目光，于是说：“刚才一条腿疼得厉害。”说着用粗话骂了一下自己的腿。
大家默不作声地望着他。
“总的说来，坦克军作好了准备，准备得很及时。”叶廖缅科说。
他一面说这番话，一面斜眼盯着诺维科夫，但诺维科夫听到司令员的赞扬，没有突然现出高兴的样子。
叶廖缅科夫稍稍感到吃惊，军长竟然对他的称赞无动于衷，因为司令员对赞扬不是很慷慨的。
“上将同志，”诺维科夫说，“我已经向您报告过，我们的强击航空兵部队连续两天轰炸了集结在草原小山沟地区的、列人军编制的137坦克旅。”
叶廖缅科微微眯缝上眼睛，琢磨他想干什么，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还是想让航空兵领导难堪一下？
诺维科夫阴沉着脸，补充道：
“幸好没有直接命中。他们的投弹技术并不高明。”
叶廖缅科说：
“没关系。他们还将支援你们，将功补过嘛。”
格特马诺夫插嘴道：
“方面军司令员同志，我们当然不会同斯大林的空军闹翻的。”“就是嘛，格特马诺夫同志。”叶廖緬科说，并且问道：“哦，怎么样，到赫鲁晓夫？那里去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吩咐我明天去。”
“在基辅认识的吗？”
“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几乎一起工作了两年，司令员同士”
也、0
“少将同志，您看，我是不是在季齐安。彼得罗维奇的家里见到过你？”叶廖缅科突然问涅乌多布诺夫。
“是，”捏乌多布诺夫回答说，“那次是季齐安。彼得罗维奇同沃罗诺夫元帅一起召见您。”
“不错，不错。”
“上将同志，我曾按季齐安。彼得罗维奇的要求暂时调到人民委员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我在他家里。”
“是啊，我看着面熟嘛。”叶廖缅科说，为了向涅乌多布诺夫表示自己的好感，补上一句说：“将军同志，在草原不觉得寂寞吗？我希望安顿得还不错。”
还没有听到回答，他就满意地点点头。
客人们离去时，叶廖缅科叫住诺维科夫：
“上校，到这儿来一下。”
诺维科夫从门旁回去，叶廖缅科欠起身子，他那农民的发胖的上身稍稍在桌子上方抬了抬，爱争吵地说：“你听着。那位同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另一位同季齐安。彼得罗维奇一起共过事。可你呢，狗崽子，当兵出身。你得记住，你将率领一个军进行突击。”
①当时赫鲁晓夫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