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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一个灰蒙蒙寒冷的早晨，克雷莫夫出院了。他没有顺路回家，而是直接去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托谢耶夫将军报告自己的斯大林格勒之行。
克雷莫夫很走运，托谢耶夫一早就呆在自己家里镶木墙壁的办公室里，并且毫不延迟就接见了他。
政治部主任的外貌同他的名字@很相称，他斜眼看一下自己身上那套不久前刚为将军们缝制的军服，伸长鼻子嗅着客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医院的石碳酸味。
“因为受伤，我未能完成去‘6/1’号楼的委托。”克雷莫夫说，“现在我可以重新前往。”
托谢耶夫用生气、不满的目光盯着克雷莫夫说：“没有必要了，写份详细报告呈我。”
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对克雷莫夫的汇报既不称赞，也不指责。
像平时一样，将军的这身制服和胸前的那枚勋章在寒酸的农村木屋里显得很古怪。
但令人奇怪的不止是这些。
克雷莫夫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主任阴沉着脸，那么不满意。
克雷莫夫到政治部总务处领午餐券和登记食品证，办理出差回来和住院这些天的手续。
趁办事员们正在准备票证，克雷莫夫坐在凳子上，打量这些男①托谢耶夫这一名字，在俄文里即瘦弱的、干瘪的。
女办事员们的脸庞。
在这里谁也不对他、对他从斯大林格勒归来、对他受伤感兴趣。他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毫无意义，同他们毫无关系。总务处的人忙着自己那摊子事，敲着打字机，把纸翻得沙沙响，目光朝克雷莫夫身上扫，重又回到打开的厚纸夹和摊在桌上的纸张上。
一个个蹙起额头，眼中和挑起的眉毛上露出多么紧张的思索，双手挪动和翻掀纸张的动作是多么从容和熟练。
只有突然出现的猛烈哈欠、朝手表飞快投去的悄悄一瞥（离午饭时间还有多久）和所有人眸中现出的无精打采的倦意，说明处在办公室闷热中的人们那萎靡不振的愁闷。
一个熟人在总务处认出了克雷莫夫，他是方面军政治部七处的教导员。克雷莫夫和他一起来到走廊上抽烟。
“去了？”教导员问。
“去了一趟。”
因为教导员没有问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的所见所闻以及干了些什么，克雷莫夫便反问道：“政治部里有什么新闻？”
最大的新闻就是旅级政委经过重新评定终于获得了少将军衔。
教导员窃笑着说，托谢耶夫等新军衔，急得病了一场，那可不是开玩笑啊！他找前线最好的裁缝做了一套将军服，可莫斯科一直没有把将军衔给他批下来。他们不愉快地聊起这次重新评定军衔，一些团级政委和老营级政委将只获得大尉和上尉军衔。
“您想想，”教导员说，“像我这样在部队里、在政治部门干了八年，就只得个中尉，啊？”
还有一些新闻。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被召回莫斯科，到了总政治部，在那里得到提升，任命为卡里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
过去在处级食堂用餐的政治部老教导员们，根据军委会委员的指示与教导员持平，现在都在公共食堂吃饭。还指示取消出差人员的午餐券，不给他们干粮补贴。方面军编辑部的诗人卡茨和塔拉拉耶夫斯基曾被呈请授予红星勋章，但根据谢尔巴科夫？同志的新指示，授予前线出版工作者勋章必须经总政治部批准。因此他俩的材料得送往莫斯科，可当时司令员已经签署了方面军文件，于是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所有政府奖励全部作废。
“您还没有吃午饭吧？”教导员问，“我们一起去。”
克雷莫夫回答说，他正等着办手续。
“那我走了。”教导员说，并且随便开玩笑告别道：“得抓紧点，不然的话打了半天仗，只落到在军人食堂同雇员@和打字员小妞们一起吃饭的地步。”
很快克雷莫夫就办完手续，来到街上，呼吸到秋季潮湿的空气。
为什么政治部主任接见他时那么阴沉着脸？他对什么不满意？是克雷莫夫没完成任务？是政治部主任不相信他受伤了，怀疑他胆小怯懦？是因为克雷莫夫绕过顶头上司直接去了他那里，而且还不是在接待时间，他生气了？是因为克雷莫夫两次称他“旅级政委同志”，而没有称他“少将同志”？也许这同克雷莫夫全无关系？是托谢耶夫没有被呈报授予库图佐夫勋章？收到了妻子生病的家信？谁能知道今天上午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什么情绪这般不好？
在斯大林格勒的几个星期，使克雷莫夫对阿赫图巴河中游，对政治部主任和食堂里那些教导员们、军官们那漫不经心的目光感到了生疏。在斯大林格勒可不是这个样子！
即当时的苏军总政治部主任。
即指当时军事机关中非军职的工作人员。
晚上，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房东的那条狗见到他特别高兴，它仿佛由两半不同的部分组成，背部是一团团毛茸茸的棕毛，头部是黑白相间的长脸，它那两部分都显得兴高采烈，蜷成毛茸茸一团的棕色尾巴不断摇晃，黑白相间的脸蛋埋到克雷莫夫的手心里，一对深棕色的善良的眼睛温和地望着主人。夜晚的半昏暗中好像有两条狗在对克雷莫夫表示亲热。狗同他一起经过外屋，在外屋里忙碌的女房东恶狠狠地对狗说：“该死的，跑这儿来了。”接着像政治部主任那样闷闷不乐地向克雷莫夫问好。
这间静悄悄的小屋，那张小床，那只套着白枕套的枕头和挂在窗上的钩花窗帘，在他住过斯大林格勒可爱的土窝，蒙着雨布的又黑又窄的洞穴和满是烟气的潮湿的掩蔽部后，使他感到既不舒适又孤独。
克雷莫夫坐到桌子旁，着手起草报告。他写得很快，间或匆匆查阅一下他在斯大林格勒所作的笔记。最复杂的是写有关“6/1”号楼的情况。他站起身，在屋里走着，一会儿又重新在桌旁坐下，立刻又起来，走到外屋，咳嗽一下，仔细听了听，心想难道鬼老太婆也不来问问要不要喝茶？随后他从小桶里舀了一勺水，水质很好，比斯大林格勒的强。他回到屋内，坐在桌旁，握着笔，思考着。后来他往单人床上一躺，闭上了眼睛。
怎么会搞成这样？格列科夫朝他开了一枪！
在斯大林格勒他一直努力想搞好关系，同人们接近，因此他在那里觉得很舒畅。那里没有毫无表情、对他冷漠的目光。可走进“6/1”号楼房，他好像更强烈感受到列宁时代的气息。可来到那里立刻感觉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嘲讽，自己也开始肝火旺盛，想扭转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有一种危险感。为什么他要提到苏沃洛夫？格列科夫朝他幵了枪！他今天尤为痛苦地感到孤独和人们对他的傲慢态度，感到党对这帮在他看来是些毫无知识、愚蠢透顶的黄毛孩子的姑息迁就。站在托谢耶夫面前多么令人厌烦！感到的只是他那恼怒的、一会儿略含i几讽、一会儿充满蔑视的目光。要知道托谢耶夫和他的那些官职、勋章，按照党的目前要求还比不上克雷洛夫的一根手指头。他们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些对党毫无意义，同列宁的传统毫不相干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1937年冒出来的：靠写告密信，揭露人民的敌人。他记起了他顺着巷道向远处的亮点爬去时的心情，那时他满怀信心、力量和轻松感。
他甚至气愤得憋气，他所盼望的生活给这个格列科夫拋开了。来到这所楼房，他曾经为自己新的命运感到高兴。他觉得，列宁的真理就活跃在这幢楼里。格列科夫竟然朝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者开了一枪！他把克雷莫夫扔回到阿赫图宾斯克？的办公室，扔回到了无生气无所事事的生活中！恶棍！
克雷莫夫重新坐到桌子旁。他写的报告里句句都是实话。
他从头至尾看一遍写好的东西。托谢耶夫当然将把他的报告转交给特别处。格列科夫道德败坏，政治上瓦解军事分队，大搞恐怖活动，朝党代表、政治委员开枪。克雷莫夫将被召去作证，也许还会同被捕的格列科夫当面对质。
他想像，格列科夫坐在侦查员的桌子前，脸没有刮，脸色苍白蜡黄，没有系腰带。
这个格列科夫说什么来着：“您也忧郁得很，可这点您别写在报告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总书记被宣布为绝对正确，好像是万民崇拜和赞美的对象！1937年，斯大林没有宽恕列宁久经考验的老近卫军战士。他破坏了列宁把党的民主和铁的纪律相结合的精神。
如此残酷镇压列宁党的党员能够想像吗，合法吗？瞧，格列科夫将在队列前被枪毙。当人们杀害自己人时，是可怕的。可格列①前苏联城市，位于阿斯特拉罕州，阿赫图巴河中游一码头。
科夫不是自己人，他是敌人。
克雷莫夫从不怀疑党用专政之剑行动的正确性和消灭自己敌人的神圣的革命权利。他从不同情反对派！他从不认为布哈林、李科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走的是列宁的道路。托洛茨基在自己智慧和革命气质的闪光中没能根除自己孟什维克的过去，没能达到列宁主义的高峰。只有斯大林有力量！所以人们把他称为主宰。他的手从不颤抖，他身上没有布哈林那种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列宁缔造的党击溃敌人，跟着斯大林前进。格列科夫军事上的战绩毫无意义。同敌人无须争辩，他们的论据不屑一顾。
但是，无论克雷莫夫对自己如何怨恨，此刻他对格列科夫却已毫无怨恨之心。
他又记起“您也忧郁得很”这句话。
“我这是在干什么，”克雷莫夫思忖着，“告密？难道这是我写的不成？尽管不是诬告，但毕竟是告密……毫无办法，亲爱的同志，你是党员……履行自己党员的职责吧r翌日上午，克雷莫夫把自己的报告呈送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
两天后，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团级政委奥吉巴洛夫代替政治部主任召见克雷莫夫。托谢耶夫不能接见克雷莫夫，因为他正忙于接待从前线来的坦克军政委。
鼻子挺大、脸色苍白、精细而有条理的团级政委奥吉巴洛夫对克雷莫夫说：“克雷莫夫同志，您不得不日内再去趟右岸，这次是上第64集团军找舒米洛夫。顺便说说我们的汽车将去州党委指挥所，您就从州委指挥所渡过河去找舒米洛夫。州委书记们是上别克托夫卡庆祝十月革命节。”
他不慌不忙向克雷莫夫口述了指派他到第64集团军政治部要办的事。事情小得可怜，叫人又委屈又不感兴趣，不过是去收集一下书面材料用做办公室的总结。
“那么那些报告怎么办？”克雷莫夫问，“我可是按您的吩咐在准备十月革命节的报告，我还想在部队里读它哩。”
“我们暂时放一放。”奥吉巴洛夫说，并且向克雷莫夫解释为什么他必须先放一放再说。
当克雷莫夫打算离去时，团级政委对他说：
“您这份汇报的内容，政治部主任已经对我说过了。”
克雷莫夫心里隐隐作痛，可能格列科夫的案件已经开始审理。
团级政委说：
“您的那位勇士格列科夫很走运，第6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昨天向我们报告，格列科夫在德军向拖拉机工厂发动的进攻中被打死，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他整个支队。”
为了安慰克雷莫夫，他补充说：
“集团军司令员报请追认他为苏联英雄，现在清楚了，我们将把这件事掩盖过去。”
克雷莫夫摊开双手，仿佛说：“那有什么，走运就走运吧，毫无办法。”
奥吉巴洛夫压低声音说：
“特别处处长认为，他也许还活着。可能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家里有个便函等着克雷莫夫，让他去趟特别处。
显然，格列科夫的案件还得继续下去。
克雷莫夫决定把特别处的那场不愉快谈话放到自己回来再说，因为人已经死了，这案子就不用再急着办。
三十八
州的党组织决定，在斯大林格勒南面别克托夫卡新村的造船厂召开庆祝十月革命25周年大会。
11月6日大清早，州党委的领导同志都集中在伏尔加河左岸橡树林里的斯大林格勒州委地下指挥所里。州委第一书记、各部门的书记和州党委委员们吃完早餐的三道热菜，乘上汽车离开橡树林，来到通向伏尔加河的大路。
夜间，坦克大炮通过这条公路驶往南面的图马克渡口。在一堆堆结上冰的深褐色垃圾里，在为锡色的厚冰填补的点点水洼里极其凄凉地显现出为战争摧残得坑洼不平的草原。
冰块在伏尔加河上顺流而下，它的撞击声沿岸几十米都能听得见。下游刮来强劲的风。这天乘露天铁壳驳船渡伏尔加河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等待渡河的红军战士们裹着被寒冷的伏尔加河大风吹透了的军大衣坐在驳船上，一个挨一个挤得密密麻麻，竭力不贴在冰冷的铁板上。人们有的拼命跺脚，有的把腿夹紧。当从阿斯特拉罕刮来一股凛冽的寒风时，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往手指上哈气，捶自己的腰和擦干净鼻涕，他们全冻僵了。伏尔加河上空弥漫着从轮船烟囱里冒出的缕缕浓烟。烟雾在冰块的背景上显得分外浓黑，而冰块在轮船烟雾那低垂的幕帘下则显得格外洁白。冰块从斯大林格勒岸边带来了战争。
一只大头渡鸦栖息在冰块上想心事：是该想些什么了。旁边的冰块上搭着片士兵燎焦的军大衣前襟，第三块冰上有一只冻得硬邦邦的毡靴和一支卡宾枪，弯曲的枪口已经同冰块冻结在一起。州委书记们和党委委员们的轻型汽车开上驳船。书记和委员们下车后站在船舷旁，眺望缓缓流动的冰块，听着它们的碰撞声。
驳船上的大副，一个嘴唇发青、穿件黑短皮祅，戴顶红军棉帽的老头走到主管运输的州委书记拉克季奥诺夫跟前，干哑着难以想像的嗓子（这是由潮湿的河水、长年累月喝伏特加和抽烟造成的）嘟哝道：“书记同志，早晨头班船刚开出，就发现有名水兵躺在冰块上，小伙子们想把他扯上来，差点没同他一起沉没，只得用铁棒把冰凿开。这不，他正盖着帆布在岸上躺着哪。”
老头用戴着脏手套的手朝岸那边指了指。拉克季奥诺夫望了一眼，没有见到从冰块里凿出来的死者，便指指天空，问了一句，在粗俗的直率中掩藏起自己的尴尬。
“它这时候会来炸你们吗？什么时候最频繁？”
老头挥下手：
“现在他们还顾得上什么空袭。”
老头骂一通变衰弱的德国人，他的声音在骂人时突然由干哑变得清净起来，又响亮又欢快。
拖轮拖着驳船悄无声息地朝别克托夫卡——斯大林格勒对岸驶去，那边仿佛并没有战事，依然像往常那样，杂乱地分布着仓库、小亭和简易木棚。
去参加大会的书记和委员们在大风中站得不耐烦了，又钻进汽车里。红军战士们透过车窗玻璃望着他们，犹如在水族馆里观赏热带鱼。
坐在M牌轿车里的斯大林格勒州党委领导人抽起烟来，不时地抓耳挠腮，偶尔交谈几句……
庆祝大会定于晚上举行。
铅印的请柬同和平时期不同的只是纸质酥脆，颜色发灰，请柬上也没有会议地址。
斯大林格勒的党的领导人、第64集团军的来宾们、邻近企业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在熟悉道路的向导陪同下去出席大会。向导们不时提醒着：“这里是转弯处，还有个转弯处，小心，弹坑、铁轨，小心点，这里是石灰坑……”
昏暗中到处传来人声和靴子的沙沙声。
克雷莫夫上午渡过河后顺利赶到集团军政治部，并同第64集团军的代表们一起去参加节日庆典。
夜晚的昏暗中，人们顺着工厂的林阴道分散地、悄悄地运动着，真有点像旧俄时期革命节日的气氛。
克雷莫夫激动得大声喘气，他知道，现在不必写什么稿子，就能发表演说。凭有经验的群众运动演说家的经验，他了解人们将会同他一起感到激动和欢乐，因为斯大林格勒的功勋与俄国工人的革命斗争是同源的。
是的，是的，是的，战争鼓起了强大的民族力量，使它成为一场革命战争。他在被困的褛房里提到苏沃洛夫，就在于革命没有被背叛。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拉季舍夫？的命运，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威力，列宁在芬兰车站装甲车上发出的号召全是一致的。
他见到了普里亚欣，老头还是同往常一样显得从容不迫、行动缓慢。结果却出人意料，他未能同普里亚欣说上句话。
上午，他乘车来到州委地下指挥所上面，立刻朝普里亚欣跑去，他有许多话想对普里亚欣说。但未能说上话，电话铃几乎一直响着，不断有人来找第一书记。普里亚欣突然问克雷莫夫：“你熟悉有个叫格特马诺夫的吗？”
“熟悉，”克雷莫夫回答说，“他在乌克兰和党中央工作过，曾经①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革命思想传播者，主要作品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书籍出版后遭查禁。1790年被流放西伯利亚。
是中央委员。怎么啦？”
但普里亚欣什么也没回答。接着又开始陷入动身前的忙碌之中。普里亚欣没有表示让他坐自己的车，这使克雷莫夫非常委屈。他们有两次面对面碰上，普里亚欣好像不认识克雷莫夫似的，目光冷淡而漠然。
亮着灯的过道里走过两个军人，一个是挺着个大肚子的虚胖的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一个是长着对西伯利亚人褐色鼓泡眼的小个子将军、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在一群穿军衣棉衣皮衣、头上冒着热气的人群里走着两位将军，使克雷莫夫觉得这种朴实的民主作风体现出革命初期的精神、列宁的精神。一踏上斯大林格勒堤岸，克雷莫夫重新感觉到了这种精神。
主席团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座，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皮克辛像所有主席那样把两条胳膊支在桌子上、朝嘈杂声最大的那面慢慢咳嗽了一下，宣布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和市党组织同部队代表和斯大林格勒工厂工人代表共同举行的庆祝伟大十月革命25周年大会开始。
根据激烈的掌声判断，鼓掌的全是些男子汉、士兵和工人们。
接着身体笨重、行动迟钝、脑门挺大的第一书记普里亚欣开始做报告。早已逝去的岁月和今日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
普里亚欣好像是在同克雷莫夫进行辩论，用自己从容不迫的思想反驳他的激动。
全州各企业完成了国家计划。左岸的农村地区有些拖延，但基本上较好地完成了国家收购任务。
城区和市北郊没有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是因为那些地区正处于交战状态。
就是这个人，当年同克雷莫夫并肩站在前线的群众大会上，从头上摘下毛皮高帽，大声喊道：“士兵同志们，弟兄们，打倒流血战争！自由万岁！”
如今，他望着会场说，全州上缴国家的粮食大幅度减少是因为济莫弗尼基区和科捷利尼科沃区成了战场而未能完成上缴任务，而卡拉奇和上库尔莫亚尔斯卡区部分或全部为敌人所占领。
继而报告人谈到全州居民为继续完成自己对国家的义务而劳动着，同时还广泛参加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他列举了城市劳动人民参加民兵部队的数字，并且附带说明，这个统计数字是不完整的。他宣读了因模范完成指挥部任务、同时表现出英勇顽强和忘我精神而受嘉奖的斯大林格勒人的名单。
克雷莫夫听着第一书记平静的声音，明白普里亚欣所说的关于全州工农业完成自己对国家义务的那番话虽同他的想法和感觉大相径庭，但却不是毫无意义的，这正表明了生活的涵义。
普里亚欣正是用自己冷冰冰的坚定不移的话语断言国家将无条件取得胜利，因为人民正用苦难和对自由的向往捍卫着自己的祖国。
工人和士兵们的脸色严肃而阴沉。
真奇怪，此刻会令人痛苦地想起斯大林格勒的人们，想起塔拉索夫和巴秋克，想起同战士们在被围的“6/1”号楼里的谈话。一想到在被围孤楼的废墟里牺牲的格列科夫，他心里很不舒服。
对克雷莫夫来说，这个说话可恶之极的格列科夫究竟是什么人？是格列科夫朝他开了一枪。为什么老同志、斯大林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普里亚欣的话那么陌生，那么冰冷？多么奇特复杂的感觉。
普里亚欣的报告已近尾声，他说：
“我们无比幸福地向伟大的斯大林汇报，全州劳动人民完成了自己对苏维埃祖国的义务……”
报告结束后，克雷莫夫随人群向出口处走去，用目光寻觅普里亚欣。普里亚欣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奋战的日子里是不应该这样作自己的报告的，不应该这样。
忽地，克雷洛夫见到普里亚欣从高处下来，同第64集团军司令员并排站着，专注而沉痛的目光直盯着克雷莫夫，发现克雷莫夫朝他那边张望，才慢慢地把目光移开。
“怎么回事？”克雷莫夫思忖着。
三十九
人夜，庆祝大会后克雷莫夫搭顺路车抵达斯大林格勒发电厂。
发电厂这夜看上去有些不祥之兆。前天德军的重型轰炸机飞临电厂上空。爆炸炸起许多弹坑，土块给拋得满处都是。没有玻璃的瞎眼车间有些地方被震得倒塌，三层楼的办公大楼被炸得面目全非。油渍斑斑的变压器还在冒烟，懒洋洋地蹿起参差不齐的火苗。
年轻的格鲁吉亚人警卫领克雷莫夫穿过被火焰照亮的院子。克雷莫夫发现，点烟时向导那手指在颤抖，重磅炸弹不仅摧毁了石头楼房，使它在熊熊燃烧，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人的心也在燃烧。
自打受命要去别克托夫卡之后，克雷莫夫就想着同斯皮里多诺夫见上一面。
要是突然叶尼娅也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呢？或许斯皮里多诺夫知道她的情况，或许他收到过她的信，而且还在结尾处附言：“您不知道些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情况？”
他感到激动和兴奋。或许斯皮里多诺夫会说：“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可是一直很悲伤。”或许他会说：“您知道吗，她哭了。”
早晨起他就迫不及待想去一趟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白天他非常想哪怕只见斯皮里多诺夫一面，就几分钟。
但他还是克制自己，去了第64集团军指挥所，尽管集团军政治部的一位教导员悄悄警告他：“您现在用不着急急忙忙上军委委员那儿去。他今天一早就喝醉了。”
事实上克雷莫夫急着上将军那里去，而不去斯皮里多诺夫那里，确实是白费劲。他坐在地下指挥所里等候接见，只听镶木隔间后面，军委会委员在向女打字员口述致友邻崔科夫的贺信。
他庄重地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
说完这句话，将军哭泣起来，好几次呜咽着重复说：“士兵和朋友，士兵和朋友。”
然后他严厉地问：
“你在那上面打了些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女打字员念道。
显然，她那闷闷不乐的语调使委员觉得极不相宜，他可着嗓门纠正她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
接着他又深深地大动感情，喃喃地说：“士兵和朋友，士兵和朋友。”
然后将军忍住泪水，严厉地问：
“你在那上面打了些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女打字员说。
克雷莫夫知道，他可以不必着急。
隐隐约约的火光不但没有照亮道路反而使它变得模糊不清。火光仿佛是从大地深处冒出来似的，也许大地自己在燃烧，那忽明忽暗的火焰是那么阴湿，那么令人无法忍受。
他们走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厂长的地下指挥所跟前。落在不远处的几枚炸弹炸起了几堆高高的土丘，掩蔽部的入口处隐约露出一条未被踩实的小径。
警卫说：
“您正好赶上节日。”
克雷莫夫思忖，当着别人的面你可别对斯皮里多诺夫说你想的事情，什么也别问。他吩咐警卫把厂长叫到上面来，说是从方面军司令部来了位政委。只剩他一个人时，不可遏止的激动攫住了他。
“这是怎么回事？”他想，“我还以为全摆脱了呢。难道连战争也无法把它一笔勾销？我怎么办？”
“快走，快走，快走，快离开，否则你就完了！”他喃喃地说。
但没有力气离开，没有力气快走。
掩蔽部里走出斯皮里多诺夫。
“喂，同志。”他不满地说。
克雷莫夫问：
“不认得我啦，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
斯皮里多诺夫惊慌地说：
“谁？”他仔细看了看克雷莫夫的脸，突然大叫道：“尼古拉，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
他的双手猛然搂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我亲爱的，尼古拉。”他喃喃地说，开始唏嘘起来。
因这场废墟中的会面而激动异常的克雷莫夫觉得自己也哭了。孤身一人，完全孤身一人……在斯皮里多诺夫的信任和欢愉中，他感到自己同叶尼娅一家贴近了，在这种亲近中他重新估量自己的内心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离开，为什么要给他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她怎么能这么干？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战争都干了些什么，毁了我的生活。我的玛鲁夏死了。”
他讲起薇拉，说几天前她终于离开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到伏尔加河左岸去了。他说：
“她真傻，
“那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
“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是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忍耐不住，问道：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怎么样了，她活着吗，在哪儿？”“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补充说：
“要知道这是最主要的，她活着！”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克雷莫夫说。
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最主要的。他只知道一点，内心的痛苦并没有消失。他知道凡是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是使他遭受痛苦的原因。无论是打听，她是否平安无事，一切如意，还是打听，她是否饱尝痛苦，历尽苦难，都同样让他不好受。
斯皮里多诺夫讲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谢廖扎和柳德米拉的情况，克雷莫夫只是点头，小声嘟哝道：“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来吧，尼古拉，”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那里去，如今我没有别的家。只有这个家。”
油盏发出的光亮无法照亮整个地下室，单人床、柜子、器材、长颈玻璃瓶、面粉口袋都处在黑暗中。
人们靠墙坐在长凳上、床上、箱子上。闷浊的空气中响着嘈杂的说话声。
斯皮里多诺夫把酒精倒在玻璃杯、搪瓷杯和饭盒盖里。大家静下来，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邃而严肃，里面没有惊慌不安，只有对正义的信念。
瞥一眼坐着的人们的脸庞，克雷莫夫想：
“要是格列科夫在这里就好了。也会给他斟上一杯的。”但格列科夫已经饮干分给他的那些酒。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必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举起酒杯，克雷莫夫心想：“他要扫大伙的兴了，要像普里亚欣那样一本正经地发表演说了。”
但斯皮里多诺夫把酒杯在空中划了个8字形说：“好吧，伙计们，只得这么喝了。祝你们节日好。”
响起玻璃杯和搪瓷杯的碰撞声，人们饮过酒，哼哼着摇晃起脑袋。
各不相同的人们在这里相聚，战前国家把他们分开，各自东西。他们不可能坐在一张桌子旁，不会互相拍肩膀，不会说：“不，你听我对你说。”
地下室的上面是被炸毁的发电厂，大火在燃烧，可是在地下室里却出现了兄弟情谊，这种互相不动心眼的情谊多么美好，为它不惜献出生命。
夜间看门的白头发老头，唱起了革命前察里津的孩子们在法国人办的工厂里最喜欢唱的一支歌。
他扯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嗓子唱着，声音尖细刺耳，因而变得陌生，连他自己听来也觉得吃惊，而大伙像是听到了哪个闲荡的人在唱歌。
另一个黑头发老头一本正经地皱起双眉，听着这支歌唱爱情和爱情痛苦的歌。
想必，听着这支歌人人变得心旷神怡，这神奇而又痛苦的时刻多么美好，此刻，它把厂长、战地面包房的驭手、守夜老头和警卫连在了一起，它把卡尔梅克人、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连在了一起。
守夜老头刚唱完这支情歌，黑头发老头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开始慢条斯理地唱起来，既嗓子不好，又五音不全：“我们要摒弃旧世界，与旧社会彻底决裂……”
中央派来的厂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摇头晃脑笑起来，斯皮里多诺夫也摇晃着脑袋笑了起来。
克雷莫夫冷笑着问斯皮里多诺夫：
“老头从前是个孟什维克吧，啊？”
斯皮里多诺夫对安德烈耶夫很了解，当然原本会把一切告诉克雷莫夫，但又怕尼古拉耶夫听见，于是一瞬间朴素的兄弟情谊便消失殆尽，他大喝一声，打断歌声：“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你唱得离谱啦！”
安德烈耶夫顿时默不作声地望着，然后说：
“我以为是对的哩。老糊涂啦。”
格鲁吉亚人警卫把一只磨破皮的手伸给克雷莫夫看。
“我把一个朋友刨了出来。沃罗比约夫。谢廖扎。”
他那双黑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喘着气说，那样子就像在刺耳地大叫：“我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兄弟。”
而白头发守夜老头喝醉了酒，满头大汗，死缠着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不，你最好听我说。马库拉泽说什么他爱谢廖什卡。沃罗比约夫胜过亲兄弟，你听听！你知道，我在煤矿干过活，东家对我多尊敬，多爱。跟我一块喝酒，我给他唱歌。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你代替了我的兄弟，虽说是一名普通矿工。’我们一块聊天，一块吃饭。”
“是格鲁吉亚人？”尼古拉耶夫问。
“干吗非要是格鲁吉亚人，沃斯克列先斯基先生是所有矿工的主人。你难道搞得清楚，他是多么尊敬我。他有百万资产，你明白那是什么人吗？”
尼古拉耶夫与克雷莫夫互相使眼色，滑稽地挤眉弄眼，摇摇头。
“好家伙，”尼古拉耶夫说，“这可是千真万确。活到老，学到“那就学吧。”老头说，没察觉对他的嘲笑。
真是个奇怪的夜晚Q当人们离去时，已是深夜。斯皮里多诺夫对克雷莫夫说：“尼古拉，您别拿着军大衣，我不放您走，就在我这里过夜吧。”
他一面不慌不忙给克雷莫夫铺床，一面想，怎么铺呢，有被子、棉袄、雨布。克雷莫夫走出避弹所，站在黑暗中，望一眼颤动着的火苗，重新往下走，斯皮里多诺夫还在替他铺床。
当克雷莫夫脱掉靴子，躺下时，斯皮里多诺夫问：“呶，怎么样，舒适吗？”
他摸了摸克雷莫夫的头，笑了，那是醉意朦胧充满善意的微笑。
地面上燃烧的火苗不知为何使克雷莫夫记起1924年1月的夜晚安葬列宁时志愿队燃起的篝火。
留在地下室过夜的人似乎都已经睡熟，黑暗变得神秘莫测。
克雷莫夫睁眼躺着，没有发现四周漆黑一片，他想着，思索着，回忆着……
当时是刺骨的严寒。受难修道院的圆顶上空是冬日黑沉沉的天宇，几百人头戴护耳皮帽和布琼尼式军帽，身穿着军大衣和皮夹克。受难广场突然间因成千上万张传单（政府讣告）变成白茫茫一片。
列宁的遗体用农民的爬犁从哥尔克村运往火车站。滑木咿呀作响，马呼哧呼哧打着响鼻。克鲁普斯卡姬戴顶圆皮帽，系根灰围巾走在灵柩后面，随后是列宁的两个姐姐安娜和玛利娅、朋友们和哥尔克村的农民们。人们也是这样为善良的知识分子劳动者、乡村医师和农艺师们送葬的。
哥尔克村里一片静穆。荷兰式炉子上的瓷砖闪闪发光，床上整整齐齐铺着白色的夏被，床边的小柜里放满各种贴有药物标签的小瓶，散发出一股药味。空荡荡的屋子里进来一位穿护士服的上年纪妇女。她习惯性地踮起脚来到床边，从椅子上提起捆着一摞报纸的绳子。在圈椅上打盹的小猫，听到玩具熟悉的窸窣声，猛地抬起头，朝空床望了一眼，打了几个哈欠，又躺下了。
走在灵柩后面的亲属和亲密的同志们回忆着离去的人。姐姐们记起一个浅头发的男孩，他有着很难管教的性格。有时他变得好嘲弄人，苛刻得近于严酷的地步。但他是个好孩子，爱母亲和兄弟姐妹。
妻子回忆起，在苏黎世他蹲着同房东太太的小孙女蒂勒说话，房东太太用令沃洛佳感到好笑的瑞士语说：“您该领些孩子。”
他调皮地从下面飞快瞥一眼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狄纳莫工厂的工人们来到哥尔克村，沃洛佳朝他们迎面走去，他想说些什么，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是愁苦地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无可奈何地挥着手；工人们站在四周，看到他流泪也哭泣起来。他临终前的目光是惊惶的、愁苦的，仿佛婴儿在寻觅母亲。
远处露出车站建筑物的轮廓，高烟囱的火车头在雪地里黑黝黝地兀立着。
伟大列宁政治上的朋友李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走在爬犁后面，胡子上因严寒蒙上了一层霜，他们心不在焉地瞥一眼脸色黝黑有麻点的那个人，他身穿长大衣，足登软帮长筒皮靴。他们见到他那身高加索人的制服，总是露出宽容的嘲笑。若是斯大林识时务知轻重的话，他就不该跟着他们来到哥尔克村，那里聚集的是伟大列宁的亲属和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不明白，就是他后来会成为列宁惟一的继承人，把他们所有人，甚至最亲近的人全都一脚踹开，甚至剥夺了列宁的遗孀继承列宁遗产的权利。
列宁的真理不在布哈林、李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手上，也不在托洛茨基手上。他们错了。他们中谁也不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但即使是列宁，直至自己的最后日子也不知道和不明白，列宁的事业会变成斯大林的事业。
自打人们用咿呀作响的农村爬犁把那位决定俄罗斯、欧洲、亚洲和人类命运的人的遗体运走之后，几乎二十年过去了。
克雷莫夫的思绪却顽强地被他所忆及的那个时刻所吸引，这是1924年1月严寒的日子，夜晚的篝火那毕毕剥剥的响声，克里姆林宫那寒气逼人的宫墙，几十万哭泣的人群，工厂汽笛那揪人心肺的哀号，叶夫多基莫夫站在木台上宣读告全世界劳动人民书时那嘹亮的声音，一小群紧挨在一起抬着灵柩往匆匆建成的木结构陵墓？徐行的人们。
克雷莫夫顺着工会大厦铺有地毯的台阶拾级而上，经过遮有黑红两色绫带的镜子旁，温暖的、散发出松针清香的空气中传来阵阵哀乐。他走进大厅，见到那些习惯于站在斯莫尔尼宫和红场观礼台上的人都低着头。后来，1937年他重新见到这些人在这里，在工会大厦低下了头。这些被判有罪的人听着维辛斯基？非人的清脆嘹亮的声音，大约记起了他们如何跟随爬犁行进，如何站在列宁的灵柩旁，哀乐的旋律如何在他们耳畔回荡。
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里，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他突然会想起那一月的日日夜夜？几十个同列宁一起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原来是钻入革命队伍的奸细，外国情报部门豢养的间谍。而只有一个在党内从未处于核心地位、从未以理论家著称的人，却原来是党的事业的救星，是真理的代表。为什么他们要招供？
最好别去想这些事。可这天晚上克雷莫夫想的正是这些事。为什么他们要招供？为什么我不吱声？克雷莫夫想，我沉默着，没有胆量说：“我对布哈林是反革命破坏分子、凶手和奸细表示怀疑。”相反，表决时我举了手；表决后我签了名；签名后我发表过讲列宁墓1924年初建时系木结构，1930年改为石砌。
维辛斯基当时为苏联总检察长。
话，写过文章。我自以为我的热忱是真诚的。可当时我的疑惑、矛盾和惊慌在哪里？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我是个有着双重意识的人？或是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人，每个都有自己同第二个人不同的意i只？怎么理解？但这种情况时时刻刻、比比皆是，不仅我是这样，所有最不相同的人都这样。
格列科夫说出了许多人秘而不宣的想法，说出了克雷莫夫隐埋心底、惶恐不安、很感兴趣、有时被深深吸引的想法。但一旦这些隐秘的想法被捅破，克雷莫夫就感到可恶和敌意，想压服格列科夫，把他摧垮。如果需要，他会毫不犹豫枪毙格列科夫。
你瞧普里亚欣说的那些冷冰冰、冠冕堂皇的话，瞧他以国家的名义说的那些完成计划的百分比，上缴啦，义务啦。这些死气沉沉的官话，死气沉沉的官老爷，克雷莫夫一直是与之格格不人并深恶痛绝的，但他还是同这些人步调一致地前进，如今他们都成了他的上级。列宁的事业交给了斯大林，体现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在国家身上。克雷莫夫准备毫不犹豫地为祖国的光荣和强大献出自己的生命。
再瞧那个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他相信那些受迫害的人们，对他们的革命品行深信不疑，但从不说三道四，从不替他们辩护。他默不作声。为什么他要保持沉默呢？
还有克雷莫夫曾经讲过课的新闻高级讲习班的那个学员，那个可爱正直的小伙子科洛斯科夫。他从农村来，给克雷莫夫讲农业集体化，讲区里的那些坏家伙，他们把那些或被他们看中房子和果园，或同他们有私仇的人列入富农名单。他谈到农村的饥荒，谈到那些人如何铁石心肠地残忍地拿走农民所有粮食直至最后一粒种子……他讲到一个村里的好老头，为了挽救自己老伴和小孙女的生命，宁愿自己饿死时，甚至掉了眼泪。但不久克雷莫夫却在墙报上读到科洛斯科夫关于富农的一篇特写，说他们把粮食埋到地里，对新生事物表现出野兽般的仇恨。
为什么这个因内心痛苦而哭泣过的科洛斯科夫要这么写？为什么莫斯托夫斯科伊要保持沉默？难道就因为胆小怕事吗？多少次克雷莫夫说的是一套，可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但每当他讲话或是写文章时，他觉得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相信他说的就是他所想的。可有时他却对自己说：“毫无办法，这是革命需要。”
是啊，是啊，一切都曾发生过。克雷莫夫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朋友，尽管相信他们是无罪的。有时他沉默不语，有时他含混不清加以搪塞。有时更糟，他既不沉默，也不搪塞。有时他被召到党委、区委、市委、州委，有时又把他召到安全机关，询问他对熟人、党员们的看法。他从不诬陷朋友，从不造谣中伤，他没写过告密信、声明之类的东西……
那格列科夫呢？格列科夫是敌人。对敌人克雷莫夫从不客气，从不温良恭谦让。
但他为什么要中断与遭镇压的同志们家属的联系？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不再给他们打电话。不过，他在街上遇见被镇压的朋友们的亲属，毕竟从没有绕到另一条街，而是向他们问好。
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般是老妪、家庭主妇、非党的小市民太太，人们通过她们往劳改营寄包袱，用她们的地址收取劳改营寄来的信件，她们不知为什么并不害怕。有时，这些充满宗教迷信的老妪、家庭女佣人、没文化的保姆还收留被捕父母亲留下的孤儿，使孩子们免受收容所孤儿院的那种生活。可党员们却对这些孤儿们畏之若火。难道这些小市民老太太、大嫂大婶和没文化的保姆比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比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克雷莫夫更正直更勇敢？
人们善于克服恐惧，孩子们敢于在黑暗中行走，士兵们敢于投入战斗，小伙子们敢于跨出一步，带着降落伞跳进无边深渊。
可这种恐惧却是特殊的，对千百万人来说这是一种沉重的、无法忍受、无法克服的恐惧。这是在莫斯科冬日灰暗的天空里用令人不安的、捉摸不透的红色字母写成的几个大字：国家恐惧症……
不、不！恐惧本身无力起如此巨大的作用。革命目的是以道德的名义解放道德，以未来的名义证明今天的法利赛人告密者和伪君子们无罪，它解释为什么为了人民的幸福必须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牢。这种力量以革命的名义允许把双亲关在劳改营中的孩子们丢弃不顾。它解释为什么革命要让不告发自己毫无过错丈夫的妻子离开孩子们，到集中营去待上十年。
革命的力量同死的恐惧、肉体的痛苦、长期劳改营生活的孤寂结成了联盟。
从前，人们参加革命就知道等待他们的是牢房、苦役、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和断头台。
如今，最令人不安和惶恐的、最糟糕的，是革命为了获得对自己的忠诚和对伟大目标的忠诚，要付出丰厚的待遇、克里姆林宫的午宴、人民委员的红包、个人专用汽车、疗养证和出国旅游。
“您没睡着，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皮里多诺夫在黑暗中问。
克雷莫夫回答说：
“差不多都睡着了。”
“哦，请原谅，我不再打扰了。”
四十
莫斯托夫斯科伊深夜被召到党卫军中校利斯那里后，过了有①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福音书中把法利赛人称为伪虚者。一个多星期。
激动不安的等待和紧张变为无法忍受的孤寂。
忽地，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已经被朋友和敌人们永远忘却，谁都把他看做一个衰弱不堪、昏聩无用、苟延残喘的糟老头。
一个晴朗无风的上午他给带到澡堂。党卫军的押送人员这回没有进屋，而是坐在台阶上，把冲锋枪放在身边，抽起烟来。天气晴朗，太阳晒得暖洋洋，士兵显然不愿进潮湿的澡堂子。
打扫澡堂的一名战俘走到他跟前：
“您好，亲爱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见到面前站着的身穿制服、袖口上佩着袖标，挥着块抹布的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吓得叫了一声。
他们互相拥抱，奥西波夫急急忙忙说：
“我想法争取到这份打扫澡堂的差事，替下了原来的清扫工。我想同您见面。科季科夫、将军、兹拉托克雷利茨向您问好。先说说您的情况，自我感觉如何，他们想从您这里得到些什么？您边脱衣服边说吧。”
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述了晚间的审讯。
奥西波夫用那对鼓起的阴郁的眼睛盯着他说：“这帮蠢货想做您的工作。”
“但为了什么？目的呢？目的是什么？”
“可能对某些历史方面的材料感兴趣，对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们的特点感兴趣。也许同需要什么宣言、呼吁书、信件之类有关。”“他们是枉费心机。”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他们将折磨您，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无望而愚蠢的企图。”莫斯托夫斯科伊重复一句后问道：“说说，你们那里怎么样。”
奥西波夫小声说：
“比预期的还好。主要是得以同在工厂干活的人们取得了联598
系，幵始给我们搞武器，有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送来零件，我们晚上组装。当然暂时数量极少。”
“这是叶尔绍夫安排的，好样的！”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脱去衬衣，仔细打量自己的胸脯，再次为自己的衰老生气，伤心地摇摇头。
奥西波夫说：
“您作为党的老同志，我必须向您通报：叶尔绍夫已经不在我们集中营。”
“什么，怎么不在了？”
“他被转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了。”
“您怎么能这样r莫斯托夫斯科伊叫道，“多好的小伙子！”
“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还是个好小伙子，
“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有这种事？”
奥西波夫阴沉着脸说：
“领导内部立刻产生了分裂。许多人自发地拥护叶尔绍夫，这使他昏了头。他无缘无故就不服从领导核心。他是个政治面目不清的外人。情况一步步越来越复杂。要知道地下活动的第一条戒律就是铁的纪律。可我们产生了两个中心、非党的和党的。我们讨论了形势并作出了决定。在办公室工作的一位捷克同志把叶尔绍夫的卡片塞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要问案的那类人里，于是他自动就被列入了名单。”
“多干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这是共产党员们一致通过的决议。”奥西波夫嘟哝道。
他手里拿着抹布、穿着自己褴褛的囚衣站在莫斯科夫斯科伊面前，神色严峻，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铁的权力，相信自己拥有比上帝还可怕还大的权力，他有权把他所从事的事业看做裁判人们命运的最局法庭。
而光着身子、痩骨嶙峋、伟大党的创建者之一的老人坐着，耸着瘦削衰弱的肩膀，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他面前重新浮现那晚利斯的办公室。
恐惧重新攫住了他，难道利斯没有撒谎，难道利斯真的没有宪兵隐蔽的目的，只想进行一次人与人的交谈？
他挺直身子，就像他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像十年前集体化时期那样，像把他青年时代的战友一个个送上断头台的政治斗争时期那样说：“我服从这个决定，作为党员我接受这项决定。”他拽过搁在长凳上的自己的上衣，从上衣衬里内掏出几张纸，这是他撰写的传单。、
蓦地，在他面前出现伊孔尼科夫的面孔和那对母牛般的眼睛，他想重新听到毫无意义的良善鼓吹者的声音。
“我想问问伊孔尼科夫的情况，”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的卡片捷克人没挪动吗？”
“一个老白痴、懦夫，您提他干什么？他给处决了。拒绝在死亡营工地干活。他们就命令凯泽把他枪毙了。”
这天夜里，集中营的墙上到处张贴着莫斯托夫斯科伊撰写的有关斯大林格勒会战战况的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