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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谢摩扎。沙波什尼科夫指着放在食品袋旁一块砖上的书说：“读过啦？”
“又读了一遍。”
“喜欢吗？”
“我更喜爰狄更斯。”
“哦，狄更斯。”
他说话的语气，带着嘲笑和高傲。
“你喜欢《帕尔玛修道院》＄吗？”
“不很喜欢，”他想了想回答说，随后又补充道：“今天我要同步兵一起把德国人从隔壁的一家农舍里撵出去。”他明白她的目光，又说：“当然，是格列科夫下的命令。”
“那其他迫击炮手也去吗，琴佐夫呢？”
“不，就我一个。”
他们沉默了片刻。
“他还缠着你？”
她点点头。
“那你呢？”
“这你知道。”她想起可怜的阿兹罗一家。
“我觉得，今天我会被打死哩。”
“干嘛让你同步兵一块去，你是迫击炮手。”
“可为什么他要把你留在这里？无线电发报机被炸得粉碎。早就该打发你到团里去了，一般是去左岸。你在这里派不上用场。成了没有职务的未婚妻。”
“可我们能天天见面哟。”
他挥挥手走了。
卡佳回头望了望。本丘克正从二褛上看热闹，还嘻嘻笑着。看来一定是沙波什尼科夫看到了本丘克，所以才突然离开的。
傍晚前，德国人朝楼房开炮，三个人受了轻伤，一堵内墙倒塌，堵住了地下室的出口。刚把它挖开，一发炮弹又打塌一片墙，把地下室的出口重新堵上，于是大伙重新把它刨开。
安齐费罗夫朝尘土弥漫的半昏暗处张望了一下问：“哎，报务员同志，您还活着吗？”
①法国作家斯丹达尔（1783—1842）的一部以复辟时期的意大利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于1839年。
“活着。”文格罗娃从半昏暗地下室里回答说，打了个喷嚏，吐出口殷红的唾沫。
“祝您健康％”工兵说。
天一黑，德国人开始放照明弹，打机枪，有几次还飞来架轰炸机，投下几枚爆破弹。谁也没睡。格列科夫亲自打机枪，步兵们一边可怕地骂娘，用工兵铲挡住脸，一边拼命把德国人打回去。
德国人似乎已经感觉到，对不久前被他们占领的这幢无主褛房的进攻即将开始。
枪声一停息下来，卡佳便听到德国人唧唧喳喳的说话声，甚至他们的笑声也听得十分清楚。
德国人的发音相当不准，说的话同上外语课时学的大不一样。她发现，小猫从自己的垫子上爬了下来。后面的两只爪子不会动弹，它用一对前爪爬行，匆匆爬到卡佳身边。
后来它不再爬动，颌骨好几次张开又合上……卡佳想抬起它低垂的眼睑。“死了。”她想，感到有点儿怕脏。突然她明白，小东西已经预感到死亡，想到了她，爬到她跟前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她把小猫的尸体放进坑里，填上几块碎砖。
照明弹的光亮充满了整个地下室，她想像，地下室里没有了空气，她呼吸到某种带血的液体，这种液体从地下室流出来，从每块砖头里渗出来。
瞧，德国人正从远处的角落里爬过来，悄悄向她这儿靠近，眼看就要把她抓住，拖走。他们的冲锋枪在很近的地方，仿佛就在身边响着。也许，德国人把二楼收拾了？也许他们将不从下面爬上来，而会从上面跳下来，从上面的缺口处来到地下室？
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她极力回想那张钉在楼门上的卡片：“季霍米罗夫家短声，济格家——两短声，切利穆什金①这是俄罗斯人对打喷嚏的人习惯说的表示关心的话。
家——三短声，法因贝格——四短声，文格罗夫家——五短声，安德留先科——六短声，别哥夫长声……”她极力回想法因贝格那口放在煤油炉上、盖着胶合板的大锅。回想阿纳斯塔西娅。斯捷潘诺夫娜。安德留先科那只蒙着袋形布套、搪瓷多处剥落、吊在粗绳索环上的大洗衣盆。她给自己铺好床，在床单和弹性十足的弹簧之间垫上母亲的那条棕色头巾、一块短棉绒和一件开了线的春秋大衣D后来，她的思绪集中到这座“6/1”号楼上来。眼下，当希特勒分子拼命往里闯、从地底下往上爬的时候，她已经不为最粗野的骂人话而气恼，曾经令她的脸庞、脖子、甚至军大衣下面的双肩都变得绯红的格列科夫的目光也不再使她感到害怕。开仗这几个月来，她听到了多少下流话！她不得不通过“无线电联系”同秃头中校进行过多少次糟糕的谈话。那时，他的假牙闪闪发光，他暗示她可以按自己的心愿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通信站里……姑娘们正在唱一首忧伤的短歌：……秋曰的夜晚多美好，
长官亲热温存把她抱。
清早他心肝宝贝一个劲儿叫，
从此她搔头弄姿把风流尝。…-
她并不是个怕死鬼，那样的心理状态自然而然便形成了。
她头一回见到沙波什尼科夫时，他正在吟诗。那时，她心想：“一个白痴。”后来他两天不打照面，可她又不好意思打听他的情况，一直在想，别是他给打死了。后来有个晚上他突然露面了，她听到他在对格列科夫讲，他如何没有得到准许就离开了集团军司令部的掩蔽部。
“对，”格列科夫说：“你开小差到我们阴间来了。”
从格列科夫那儿离开后，沙波什尼科夫经过她身旁，没看她一眼，也没再回头瞧瞧。她有点不高兴，过后索性大为生气，心想：“傻瓜后来她听到楼里的居民在议论，谁更有机会头一个同卡佳睡上一觉。一个说：“明摆着，是格列科夫。”
另一个说：“这不是事实。瞧，名单上谁排在最后一位？我敢说，是迫击炮手谢廖扎。姑娘越年轻，越倾心于有经验的男人。”
后来，她发现大伙几乎不再同她嬉闹和开玩笑。每当楼里的居民提到卡佳，格列科夫就掩盖不住他的不高兴。
有天，大胡子祖巴列夫叫她：“喂，楼长夫人。”
格列科夫并不着急，但显然已经成竹在胸，而她也感觉得出他的自信。自从无线电发报机被炸弹片击毁后，他命令把她安顿在很深的地下室的一个隔间里。
昨天他对她说：“我这辈子像你这样的姑娘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并且补充道：“要是我在战前遇上你，非娶你不可，她想说，这得先问问她。但她嘟哝一下，没说出口。
他对她没有别的举动，也不对她说粗鲁的、厚颜无耻的话，但一想起他，她就觉得害怕。
昨天他还忧郁地对她说：
“德国人很快就要开始进攻。我们居民中未必有谁能幸免于难。德国人的楔形攻势早已对准了我们这幢楼房。”
他用缓慢的、专注的目光把她打量了一番。卡佳感到不寒而栗，倒不是由于想到即将来临的德国人的进攻，而是因为这缓慢平静的目光。
“我会顺便上您那儿去的。”他说。好像这句话和那句关于德国人进攻之后未必有谁能幸免于难的话之间并无什么联系，但卡佳明白，是有联系的。
他不像她曾经在科特卢巴尼城郊见到过的那些指挥员。他同466
人说话不大吼大叫，不恫吓威胁，因此大伙都听他的。他坐着，抽着烟，讲着，听着，同士兵没有什么两样，可威信很高。
同沙波什尼科夫她几乎不说话。她有时觉得，他钟情于她，但又像她那样，当着赞叹或是吓唬他俩的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沙波什尼科夫是个弱者，没有处世经验，但她想求得他的保护，想对他说：“坐到我身边来。”她想让他感到快乐。同他聊天定会让人感到非常奇妙，仿佛什么战争呀，“6/1”号楼房呀都不存在了。他似乎感觉到了这点，故意极力显得十分粗俗，有一次甚至当着她的面说起了下流话。
此刻她觉得，在她不很清晰的想法和格列科夫派沙波什尼科夫去攻击德国人占领的楼房之间有着某种残酷的联系。
听到冲锋枪的枪声，她想沙波什尼科夫正躺在红砖的小丘上，耷拉下没有理过发的僵死的脑袋。
她对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怜惜，内心里混杂着各种感受：五光十色的夜间灯火、对母亲的思念、对格列科夫的恐惧和对他的赞叹，他正从孤零零的废墟中向德国的铁血师团发起冲击。
她想，只要能见到沙波什尼科夫活着回来，她将献出生命中的—1切。
“可是倘若有人说：你是爰妈妈呢，还是爱他呢？”她想。
后来她听到了谁的脚步声，她用手指紧紧抓住一块砖，仔细谛听。
枪声静寂下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后背，双肩和小腿都痒痒起来，但她不敢去搔，生怕发出沙沙的响声。
大伙问巴特拉科夫，干吗搔痒痒，他回答道：“这是神经性的。”而昨天他却说：“身上找到了十一只虱子。”科洛梅伊采夫开玩笑说：“有只神经性虱子正朝巴特拉科夫进攻哩〇”
—旦她被打死，战士们便会将她扔进坑里，并且说：“可怜的姑娘最爱长虱子。”
也许，这真是神经性的？但她明白，黑暗中有个人正朝她走来，这不是她的想像，不是由沙沙声，一明一灭的光亮和内心的极度紧张所产生的幻觉。卡佳问：“谁？”
“是我，自己人。”黑暗中有人回答说。
十八
“今天不出击。格列科夫改为明天晚上了。今天德国人自己倒一直在硬冲。顺便说说，我想告诉您，这本《修道院》我从来没读过。
她没有作答。
他极力想在黑暗中好好看看她，为了满足他的愿望，爆炸的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庞。一眨眼又是漆黑一片，他俩都沉默不语，仿佛商量好似的，等待着新的爆炸和闪光。谢尔盖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指紧紧攥在手里。他生平头一回把姑娘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满身污垢、长着虱子的无线电女报务员静静坐着，她的脖子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照明弹的光亮突然闪烁，他们把头紧偎在一起。他搂住了她，她眯缝起眼睛，他俩都熟悉中学时代的故事：睁着眼睛亲吻，得不到爱情。
“这不是在闹着玩，对吗？”他问。
她把双手贴在他的鬓角上，把他的头朝自己那边扳。
“这是件终身大事。”他慢悠悠地说。
“真奇怪，”她说，“我有点怕，突然间会有人来。可在这之前，不管谁来，利亚霍夫、科洛梅伊采夫、祖巴列夫……我都会感到很幸福的。”
“格列科夫呢。”他提示道。
“那不。”她说。
他开始吻她的脖颈，解开她军上衣的金属扣子，用嘴唇触抚她痩痩的锁骨，可吻她的乳房他却拿不定主意。而她抚摩着他那坚硬的、没理过的头发，仿佛他还是个孩子。她已经知道眼下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这该发生了。
他看一下夜光表的刻度盘。
“明天谁带领你们？”她问，“格列科夫？”
“问这干吗？自己去，为什么要人领着我们。”
他再次拥抱她，突然间他手指冰凉，胸口也因为决心和激动觉得发遠。她半躺在军大衣上，觉得喘不过气来。他用手一会儿轻轻触摸着她那粗糙的、满是尘土的军上衣和裙子，一会儿触摸着她的粗帆布靴子。他的手感觉到她肌肤的温热。她想坐起来，但他又开始吻她。光亮又闪烁一下，一瞬间照亮了掉在砖地上的卡佳的船形帽和她的脸庞，在这瞬间他觉得她的面孔显得很陌生。立刻又是漆黑一片，而且不知为何分外地黑……
“卡佳！”
“什么？”
“没什么，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看着我？”
“别这样，忍着点！”
她重新想起他和母亲，究竟谁对她更珍贵。
“请原谅。”她说。
他不明白她的意思，说：
“你别怕，这是件终身大事，要是还活着。”
“这是因为我想起了妈妈。”
“可我母亲死了。我只是现在才明白。她是因为爸爸遭流放的。”
他们搂抱着在军大衣上睡着了。“楼长”走到他们跟前，看他们睡得怎么样。迫击炮手沙波什尼科夫的头枕在无线电女报务员的肩膀上，一条胳膊挽着她的后背，像是怕失去她。格列科夫见他们那么安静地一动不动地躺着，还以为他们俩都死了呢。
黎明时分，利亚霍夫往地下室的隔间打量了一下，叫道：“喂，沙波什尼科夫，喂，文格罗娃，褛长叫你们哪，得快点，半躬着腰，小跑步！”
格列科夫的脸色在多云寒冷的昏暗中，严肃而冷峻。他背靠墙站着，蓬乱的头发垂在低低的前额上。
他俩站在他面前，不知所措地倒着脚，竟没发现，他们还手拉着手。
格列科夫那扁平狮子鼻上的一对大鼻孔轻轻翕动着，说：“沙波什尼科夫，原来如此，你现在就上团司令部去，我把你调职了。”
谢廖扎感到姑娘的手指在颤抖，于是把它们紧紧握住。而她感到他的手指也在颤抖。他张大嘴吸了口气，舌头和上腭发干。
寂静笼罩着多云的天空和大地。横七竖八躺着、盖着军大衣的人们似乎并没睡着，他们全屏息等待着。
四周的一切美好而诱人，于是谢廖扎想：“他像拆散一对农奴似的，把我赶出了天堂。”他哀求而又愤恨地盯着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眯缝起眼睛，盯着姑娘的脸庞，谢廖扎觉得他的目光丑恶、冷酷而又厚颜无耻。
“就这样，”格列科夫说，“无线电女报务员同你一起走，没有无线电发报机她在这里干什么，你把她带到团司令部去。”
他笑了笑。
“你们在那里自己找自己的路子。拿上证明，我给你们俩开在470
了一起，我不喜欢写东西。清楚啦？”
蓦地，谢廖扎发现，一对美好、人道、智慧、忧愁的眼睛在望着他，这样的眼睛他平生还从未见过。
十九
步兵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未能进入“6/1”号楼。
同孤楼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不知是无线电发报机损坏了，还是指挥部的严厉训斥惹恼了在楼房里当头儿的格列科夫大尉。
有一阵，通过迫击炮手共产党员琴佐夫，可以获得有关楼房被围的情报，他报告说，“楼长”完全消沉下来，他对战士们鬼知道都说了些什么。不过，格列科夫同德国人打仗十分勇猛，这点打小报告的人也不否认。
晚上，皮沃瓦罗夫正打算突破重围潜往“6/1”号楼房，团长别列兹金却得了重病。
他躺在掩蔽部里，脸烧得发烫，睁着失神的、水晶般透明的、茫然的眼睛。
医生望着别列兹金，显得惊慌失措。他习惯于同受伤的肢体和穿洞的颅骨打交道，可此刻突然是一个人本身患起病来。
医生说：
“得拔罐子，可到哪儿去搞这些个罐子呢？”
皮沃瓦罗夫决定向上级报告团长的病情，但师政委却给他打来电话，命令他立刻上司令部。
当皮沃瓦罗夫因为炮弹在近处爆炸不得不两次趴下，因而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进师政委掩蔽部时，师政委正在同一个从左岸渡过河的营级政委谈话。皮沃瓦罗夫听说过此人，他曾经给部署在工厂区的部队作过报告。
皮沃瓦罗夫大声报告：
“按您的指示来到。”并立刻报告了别列兹金的病情。
“是啊，情况不太妙，”师政委说皮沃瓦罗夫同志，只得由您接替团长职务。”
“那被围的楼房怎么办？”
“您算老几，”师政委说，“这幢被围楼房四周的情况搞得那么混乱，事情已经惊动了方面军司令部。”
他对着皮沃瓦罗夫挥舞着一封密码电报。
“我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您召来的。瞧，克雷奠夫同志得到方面军政治部的命令，去被围楼房整顿那里的布尔什维克秩序，担任那里的政委。万一有什么情况就解除格列科夫的职务，由他担任领导……既然这发生在你们团的防区，就由您负责保障顺利进人这幢楼房和保持今后通信畅通所需的一切。明白吗？”
“明白，”皮沃瓦罗夫说，“一定完成。”
接着，他用普通的、并非官气十足的声音问道：“营级政委同志，同这样一帮小伙子们打交道，是您的专长“正是我的专长。”从左岸来的营级政委冷笑道，“1941年夏天，我在乌克兰率领二百人冲出包围圈。那时的游击习气也够厉害的。”
师政委说：
“那好吧，克雷莫夫同志，行动吧。同我保持联系。国中之国——那是不允许的。”
“是，那里还发生一件同无线电女报务员姑娘不干不净的事，”皮沃瓦罗夫说，“我们的别列兹金一直担着心，他们的无线电发报机停止了通信。可那边的小伙子又是一帮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家伙“行啦，到时候全搞清楚了，快行动吧，祝您成功。”师政委说。
格列科夫把沙波什尼科夫和文格罗娃打发走以后过了一天，克雷莫夫在一名自动枪手的陪同下出发，去被德军包围的著名小楼。
他们在月色如银的寒夜离开了步兵团司令部。克雷莫夫一进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那柏油路面院子，便感到死亡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和清晰。
与此同时，激奋、欢愉的感觉依旧如故。突然从方面军司令部发来的密码电报，仿佛向他承认，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一切都是按另一种方式进行的，这里有另一种关系，另一种评价，另一种对人的要求。克雷莫夫重新成为克雷莫夫，不再是残疾军人中的一名残疾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委。危险和困难的任务吓不倒他。当他从师政委的眼睛里从皮沃瓦罗夫的眼睛里，重新发现党内同志经常对他流露的那种目光，心里充满甜蜜和喜悦。
被炮弹打得坑坑洼洼的桕油路中央，一门被摧毁的团属火箭炮旁边躺着个被打死的红军战士。
不知为什么，现在，正当克雷莫夫的心中充满生气勃勃的希望和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具尸体的模样使他大吃一惊。他无数次见到过死人，已经对他们无动于衷。可如今他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尸体醉心于永恒的死，像只小鸟孤立无援地躺着，蜷起双腿，仿佛感到了寒冷。
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灰色外套，手提鼓鼓囊囊军用提包的政治指导员和几名红军战士用雨布帐篷拖着反坦克地雷和混杂在一起的大面包从旁经过。
可死者已经不需要面包和武器，他也不再想收到忠贞妻子的来信。他以自己的死表明他不是个强者，而变成了个最弱者，变成了一只连小蚊子和小蝴蝶都不怕他的、死了的小麻雀。
炮兵们在车间的一堵墙的缺口里安放团属加农炮，并同重机枪手们对骂着。根据争吵者们的手势，可以大致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你们知道，我们的机枪在这里呆多久了吗？你们还在对岸游游荡荡时，我们已经在这里射击了。”
“你们这帮无耻之尤，你们算什么东西！”
天空呼啸起来，一发炮弹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爆炸。弹片飞到墙上发出撞击声。走在克雷莫夫前面的自动枪手回头望了一眼，看政委是否给打死了。他等克雷莫夫上来后说：“政委同志，您别担心，我们这里算是二梯队，大后方。”
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克雷莫夫终于明白车向墙边的院子是个平安之地。
他们只得边跑，边卧倒，把脸紧贴地面，再跑，再卧倒。有两次他们跳进有步兵埋伏着的壕沟里，他们在被烧毁的楼房中间飞跑，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炸弹的哀号和呼啸……自动枪手又安慰克雷莫夫说：“最主要的是别俯冲轰炸。”然后又建议道：“喂，政委同志，我们快往弹坑那边跑。”
克雷莫夫爬进炸弹坑底，朝上望了一眼。头上是湛蓝的天空，自己的脑袋没有炸掉，还像原先那样在肩上呆着。当双方派遣的死神在你头上悲号歌唱的时候，人们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真是件奇怪的事情。
躺在死神用平头铲挖出的大坑里，有这么一种安全感，也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自动枪手不容他喘口气，便说：
“跟着我爬！”说着就在坑底黑黝黝的通道里爬行起来，克雷莫夫跟着他使劲往前爬，狭窄的通道变得宽起来，一块顶板竖在上面，他们进入巷道。
地下传来地面上的喧嚣声、拱门的震动声和地下工程的隆隆声。有的地方黑压压的管道密密麻麻，手臂粗的黝黑电缆纵横交错，墙上用防锈漆写着：“马霍夫是头蠢驴。”自动枪手拧亮手电筒说：“我们这上面有德国人走动。”
很快他们拐进一条狭窄的地道，朝勉强能够察觉的灰色亮点方向运动。光点在地道深处变得越来越明亮清晰，爆炸声和机枪的点射声也越来越猛烈。
突然间，克雷莫夫觉得他正往断头台渐渐靠近。但他们终于走上地面，而克雷莫夫首先见到的是人们的脸：它们给他的印象是异乎寻常的平静。
一种无法形容、既高兴又轻松的感觉攫住了克雷莫夫。甚至汹涌狂暴的战争在他看来也并不像是个生死阴阳界，倒像是场落在年轻力壮、充满生命活力的旅游者头上的暴雨。
某种清晰强烈的自信心包围着他，使他深信，他经历了自己命运中新的幸福的转折点。
在这明亮耀眼的日光中，他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将竭尽自己的智慧、意志和布尔什维克的激情重新面对生活。
自信和年轻的感觉，同妻子离他而去的痛苦混杂在一起，她曾是他最最心爱的人。
但现在他觉得并没有永远失去她。她将同她的魅力，同她原先的生活一起回到他的身边。他跟着她走！
一个把船形帽歪戴在前额上的老头，俯身站在一堆在地板上燃烧着的篝火边，用刺刀翻动着在盖房用的洋铁皮上烤着的土豆饼，烤好的饼搁在一个钢盔里。见到通信员，他急忙问道：“谢廖扎在那边吗？”
通信员严肃地说：
“有首长到！”
“多大岁数啦，老大爷？”克雷莫夫问。
“六十。”老头答道，并解释说：“我是工人民兵。”
他又瞟一眼通信员。
“谢廖什卡在那边吗？”
“他不在团里，大概上友邻部队了。”
“唉，”老头懊丧地说，“下落不明。”
克雷莫夫向大家问好，回过头来，仔细打量地下室。地下室用隔板隔成两间，一间架着一门团属加农炮，炮筒从墙上捣开的洞口里伸出。
“像艘战列舰。”克雷莫夫说。
“是的，就是没有水。”一名红军战士说。
再远些，石头坑和掩壕里安了几门迫击炮。
地板上放着带尾翼的迫击炮弹。远处有架蒙着雨布的手风琴。
“瞧，‘6/1’号楼还坚守着，没有向法西斯分子投降。”克雷莫夫大声说，“全世界和千百万人民将为此感到高兴。”
人们沉默着。
波利亚科夫老头把盛满烤饼的钢盔端到克雷莫夫跟前。
“波利亚科夫是怎么烤饼的，这件事也没人写写？”
“您还有心思开玩笑哪，”波利亚科夫说，“可我们的谢廖什卡给人撵走了。”-
有名迫击炮手问：
“第二战线还没开辟吗？没任何消息吗？”
“暂时还没有。”克雷莫夫回答说。
一个穿背心、敞着制服的人说：
“那天，伏尔加河那边一门重炮刚开始朝我们猛轰，科洛梅伊采夫就被气浪打翻在地，他爬起来便说：‘嘿，伙计们，第二战线开辟啦。’”
黑头发小伙子悻悻地说：
“说这些废话干什么，要不是这门炮，我们谁都别想在这儿呆着，全被德国人收拾干净了。”
“嗳，你们的指挥员在哪儿？”克雷莫夫问。
“这不，在那边前沿上趴着哪。”
支队长趴在高高的砖堆上，正用望远镜进行观察。
克雷莫夫叫了他一声，他不乐意地转过脸，假意把根指头放在唇边上做了个警告姿势，又拿起了望远镜。过会儿他的肩膀抖动起来，他在笑。他爬下来，笑嘻嘻说：“一盘臭棋。”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肩章上的绿色杠杠和军衣上的政委星形标志，说：“您好，营级政委同志，欢迎光临我们寒舍。”并自我介绍道：“楼长格列科夫。您是从我们的地道过来的？”
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目光、急促的动作，还是扁鼻子上的两个大鼻孔，都显得粗鲁和十分没有礼貌。
“没关系，没关系，我会让你折服的。”克雷莫夫心想。
克雷莫夫开始向他提出问题。格列科夫回答得懒洋洋的心不在焉，不断打哈欠，东张西望，好像克雷莫夫的问题影响他思考一些真正重要和需要的事情。
“把您换下去怎么样？”克雷莫夫问道。
“那何必呢？”格列科夫答道，“只是得补发点烟草，喔，当然还有迫击炮弹、手榴弹，如果舍得的话，派玉米机送点伏特加和什么吃的东西来……”他扳着指头说。
“就是说，不打算离开？”克雷莫夫情不自禁盯着格列科夫那张丑脸，怒冲冲问。
他们沉默着，在这短暂的沉默中，克雷莫夫克制住自己想让这座被围楼房里的人们服从于他的感情。
“作战斗日记了吗？”他问。
“我没有纸。”格列科夫回答说，“没什么可写的，也没时间，再说也没有必要。”
“您是受176步兵团团长的管辖。”克雷莫夫说。
“是，营级政委同志。”格列科夫回答说，并嘲讽地补充说：“当新村被分割包围后，我在这幢楼里集合起人员和武器，打退了三十次冲锋，烧毁八辆坦克，我上头再也没有指挥员了。”
“您是否了解自己部队今天现有兵力的确切人数，检查过吗？”“我干吗检查，我又没有提交过队列表，我怎么，在行政管理处补领过供应品？我们吃的是烂土豆，喝的是臭水。”
“楼里有妇女吗？”
“政委同志，您好像在审讯我？”
“你们有被俘的吗？”
“没有，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那么您的无线电女报务员在什么地方？”
格列科夫咬咬嘴唇，两条眉毛拧在一起，回答说：“这个姑娘是德国间谍，她招募了我，后来我把她强奸了，再后来我把她给毙了。”他挺着脖子问：“难道您就需要从我嘴里得到这样的回答不成？”接着，又嘲讽地说：“我发现，事情有股惩戒营的味道，是这样吗，首长同志？”
克雷莫夫沉默片刻，盯着他说：
“格列科夫呀，格列科夫，您的脑袋都忙得晕头转向了。我也在包围圈里呆过。我也受过审。”
他望着格列科夫，慢吞吞地说：
“我得到命令，必要时解除您的指挥员职务，由我亲自指挥。为什么您要自讨苦吃，要逼我走这条路？”
格列科夫默不作声，思忖着，注意地听着，然后说：“安静下来了，德国人休息了。”
十一
“这样也好，”克雷莫夫说，“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坐下来，把下一步情况搞搞清楚。”
“干吗两个人，”格列科夫说，“在我们这里，大家一起战斗，一起搞清下一步情况。”
克雷莫夫喜欢格列科夫的粗鲁劲，同时又感到生气。他想给格列科夫讲讲乌克兰的被围，讲讲自己战前的生活，好让格列科夫别把他当做一名官僚。但克雷莫夫也感到在这样的叙述中会暴露他的弱点。可他到这座楼来是要显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弱点。他可不是政治部的官僚，他是政委。
“没关系，”他心想，“政委不会把事情搞糟的。”
人们或在僻静处坐着，或在砖堆上半躺着。格列科夫说：“今天德国人已经不会再来。”并向克雷莫夫建议道：“政委同志，吃点东西吧。”
克雷莫夫在休息的人中间紧挨着格列科夫坐下。
“我见到了大伙，”克雷莫夫说，“脑子里便一直在打转转：俄罗斯人经常打败普鲁士人。”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小声附和道：
“对！”
但在这声“对”中，包含有多少对习以为常的说法宽容的嘲笑，而这时从坐着的人们中间发出了一阵友好的声音不大的笑声。对于俄罗斯人身上蕴蓄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们并不比第一个提出“俄罗斯人经常打败普鲁士人”的那个人了解得更少。他们自己就是这种力量的直接体现。但是，他们知道并懂得，普鲁士人今天之所以能打<到伏尔加河畔和斯大林格勒，完全不是因为俄罗斯人经常把他们打败。
这一霎间，克雷莫夫身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东西。他从不喜欢政治工作人员颂扬昔日的俄罗斯统帅们，他的革命精神十分厌恶《红星报》的文章经常引用德拉戈米罗夫？的话。他觉得没有必要颁发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革命就是革命，它的军队只需要一面旗帜——红旗。但为什么正是今天，当他重新呼吸到熟识的列宁革命的空气时，会产生这些感觉和想法呢？
于是，战士中不知是谁发出的那声满含嘲笑的懒洋洋的“对”，痛苦地刺伤了他。
“同志们，没有必要教你们该怎么打仗，”克雷莫夫说，“这些你们自己都将教会每个人。可是为什么指挥部还认为需要派我上你们这儿来呢？就是说，我上你们这儿来是为了什么？”
“为了喝汤，是为菜汤来的吗？”有人友善地小声推测道。
但听众们对这句小心翼翼的推测所报以的笑声，那声音可就大多了。克雷莫夫瞧一眼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同大伙一起笑着。
“同志们，”克雷莫夫说，脸上泛起恼怒的神色严肃些，同志们，是党派我上你们这儿来的。”
德拉戈米罗夫（1830-1905），俄国军事理论家，步兵上将，在部队训练和教育问题上追随苏沃洛夫。
波。赫梅利尼茨基（约1595—1657），1648—1654年乌克兰人民反抗波兰贵族压迫的解放战争领导人，1654年宣布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1943年10月10日苏联设立了一、二、三级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但斯大林格勒会战发生于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2日。因此作者此处似有误。
这是什么意思？是偶然的情绪，还是蓄意谋反？是觉得自己有力量，有经验，因而不愿听政委的讲话？也许，听众们的嬉笑并无任何谋反的意思，而只是一种在斯大林格勒十分强烈的平等感的自然流露？
可是为何克雷莫夫过去曾赞赏过的这种自然的平等感，现在会使他这么反感，想把它压下去、捆起来呢？
克雷莫夫在这里同人们的关系不顺，并非因为他们颓丧、惊慌、胆小。他们在这里感到自己有力量、充满信心，难道他们身上产生的这种感觉反倒削弱了他们同克雷莫夫政委的关系，使他和他们双方产生了疏远和敌意？
烤煎饼老头说：
“这不，我早就想问问党内的人。政委同志，听说到了共产主义一切将各取所需，如果每个人，特别是从清早起就各取所需，一直喝下去，那大伙不全成了酒鬼啦？”
克雷莫夫朝老头转过头去，看到他脸上溢出真切的关注。可格列科夫却笑起来，他的那对眼睛在笑，两个又大又宽的鼻孔笑得都鼓了起来。
头上缠着带血脏绷带的工兵问：
“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似乎战后该把它们消灭了吧。”“就这方面作个报告倒不错。”格列科夫说。
“我上你们这里不是来作讲演的，”克雷莫夫说，“我是政委，我来是为了克服你们不能容许的游击习气。”
“请克服吧，”格列科夫说，“那谁去克敌致胜呢？”
“您别担心，会找到克敌致胜的人的。我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来喝汤的，而是来煮熟布尔什维克这锅饭的。”
“好吧，那就克服吧，”格列科夫说，“煮熟吧。”
克雷莫夫冷冷一笑，立刻严肃地打断他的话说：“格列科夫，需要把您连同布尔什维克这锅饭一起煮熟吃了。”
此刻，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平静而自信。对于什么样的决定将是最正确的犹豫已经过去。必须解除格列科夫的职务。
克雷莫夫现在已经看清格列科夫身上的敌意和格格不入，不能让它们来贬低和妨碍在被围楼中所创建的英雄业绩。他知道，他对付得了格列科夫。
天黑以后，克雷莫夫走到褛长跟前说：
“格列科夫，让我们严肃地、开诚布公地谈谈。您想要什么？”格列科夫飞快地从下面抬头向上——他坐着而克雷莫夫站着——看一眼克雷莫夫，高兴地说：“我想要自由，我为自由而战。”
“我们全都想要自由。”
“得了吧，”格列科夫挥下手，“它对您有什么用？您只需要对付得了德国人就行啦。”
“别开玩笑，格列科夫同志，”克雷莫夫说，“为什么您不制止一些战士错误的政治言论？啊？凭您的威信这件事您可以做得不比任何一个政委差。可我有这么个印象，他们一面胡言乱语，一面看您的脸色，好像等待您的赞许。瞧那个提到集体农庄的战士。为什么您支持他？我直截了当对您说：让我们一起把这种局面整顿一下。要是您不愿意——我同样直截了当对您说：我不是在闹蠢玩。”
“说说集体农庄，有什么可奇怪的？其实谁也不喜欢它。这点您不比我知道得差。”
“怎么回事，格列科夫，您想改变历史进程？”
“难道您还想让一切回到老路上去？”
“这‘一切’指什么？”
“指一切。指全民的强迫劳动。”
他用懒洋洋的嗓音说着，不时拋出两句话，不时微微笑着。突然他稍稍振作起来，说：“政委同志，别。我什么也没想。我这是存心逗逗您。我同您一样是苏维埃人。不信任使我感到委屈，“那么，格列科夫，就别开玩笑。让我们认真谈谈，如何消除不良的、非苏维埃的、发绿霉的情绪。您起的因，您来帮我把它消除掉。您可是还要与坏名声作斗争哩。”
“我想睡了。您也该休息了。您瞧吧，这里清早起来是怎么回事儿。”
“行，格列科夫，明天再说。我反正不打算离开您，哪儿也不忙着去。”
格列科夫大笑起来：
“也许，就这么说定了。”
“全明白了，”克雷莫夫想，“不能采取顺势疗法？。我得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政治上的驼子靠说服工作是无法使他们直起腰来的。”
格列科夫突然说：
“您的眼睛长得不错。您很忧郁。”
克雷莫夫出乎意外，只把两手一摊，什么也没回答。可格列科夫好像听到了他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认可，嚇嘟哝哝地说：“我自己，您知道吗，也很忧愁。不过这算不得一回事，个人私事。这你在报告里可别写。”
夜间，克雷莫夫在睡梦中被一颗流弹打伤头部。子弹蹭破头皮，划伤了头骨。伤势并不危险，但是头晕得厉害，克雷莫夫无法站立。他总是想呕吐。
格列科夫吩咐搞了副担架，在寂静无声的黎明前把他从被包围的楼房里疏散了出去。
克雷莫夫躺在担架上，头晕目眩，脑袋嗡嗡作响，太阳穴一阵①用极微量药物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阵刺痛。
格列科夫伴随担架来到地下通道口。
“您真不走运，政委同志。”他说。
蓦地，一种猜测灼伤了克雷莫夫——别是格列科夫夜间朝他开了一枪？
傍晚前，克雷莫夫开始呕吐，头痛加剧。
他在师部卫生营躺了两天，然后转送到左岸，安置在集团军医二十二
皮沃瓦罗夫政委好不容易挤进卫生营昏暗的土窑，见到令人心情沉重的场面——伤员都横七竖八在地上躺着。他未能在卫生营遇上克雷莫夫，前天晚上他已被撤至左岸。
“他怎么刚去就受伤了？”皮沃瓦罗夫思忖着，“也许是他不走运，可也许是他走运。”
皮沃瓦罗夫同时想，是否值得把生病的团长转送到卫生营去。他回到司令部的掩蔽部，路上差点没被德军的地雷炸死。皮沃瓦罗夫告诉自动枪手格卢什科夫，卫生营不具备治疗病人的任何条件，四周乱扔着一大堆带血的纱布、绷带和药棉，走到跟前都觉着毛骨悚然。格卢什科夫听政委讲完后说：“当然，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部里总好些。”
“是啊，”政委点头说，“那里不分谁是团长，谁是战士，全在地上躺着。”
按军衔理应躺在地上的格卢什科夫说：
“当然，这怎么行r
“他刚才说过些什么？”皮沃瓦罗夫问。
“没有，”格卢什科夫挥下手，“说什么啊，政委同志，给他捎去封妻子来的信，信搁着，他不看。”
“你说什么？”皮沃瓦罗夫说，“瞧，病成这个样子。事情不妙呀，不看信！”
他拿起信，在手上举着，拿到别列兹金跟前，严肃地开导说：“伊万。列昂季耶维奇，夫人给您来的信。”等了一会儿，他又用完全另一种语调说：“万尼亚，您要明白，是妻子来的信，您难道不明白，啊，万尼亚？”
但是，别列兹金不明白。
他面色绯红，苍白无神的眼睛茫然地盯着皮沃瓦罗夫。
战争在这一天以顽强的劲头叩着掩蔽部的门，里面就躺着重病缠身的团长。昨晚起几乎所有的电话通信都遭破坏，可不知为什么别列兹金土窑里的那部电话机却畅通无阻。师里和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打来的电话，友邻古里耶夫师的团长打来的电话，别列兹金团的营长波丘法罗夫和德尔金打来的电话都通过这部电话机。掩蔽部里始终挤满了人，门咯吱响着，格卢什科夫挂在门边的军用雨布被掀得吧唧响。焦急和等待一早起就袭扰着众人。这天那不同往常的懒散的炮声，不经常的、漫不经心的、不准确的空袭使许多人都极其苦恼地相信德国人将进行一次新的突击。这种估计同样折磨着崔可夫和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折磨着呆在“6/1”号楼里的人们和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烟囱旁过自己生日的、一早起就喝伏特加的步兵排排长。
每当在别列兹金的掩蔽部里有特别可笑的或有趣的谈话，大伙都要回头望团长一眼——难道他连这些都听不见？
连长赫列诺夫扯着因晚上受凉而变得沙哑的嗓子对皮沃瓦罗夫说，黎明前他从作战指挥所的地下室出来，坐在一块石头上，仔细谛听德国人有没有干什么蠢事。突然间，天上传来气势汹汹的声音：“喂，赫列恩？，怎么不把油灯点上？”
赫列诺夫一霎间儍眼了，谁在天上知道他的名字？他甚至害怕起来。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玉米机？熄了发动机，正在他的头顶滑翔呢。显然，驾驶员是想为“6/1”号楼空投食品，见他们没有在前沿立标记，便生了气。
掩蔽部里所有人都回头望着别列兹金，看他是否乐了？但只有格卢什科夫感觉到在病人呆板的眼珠里出现了一个跳跃的亮点。午饭时间到了，掩蔽部里显得空荡荡的。别列兹金静静躺着，格卢什科夫叹了口气，因为团长躺着，而身旁便是那封充满期望的书信。皮沃瓦罗夫和接替牺牲的科申科夫任参谋长的少校去吃午饭。他们吃着美味的红甜菜汤，喝了一百克白酒。炊事员已经让格卢什科夫尝过这味道鲜美的红甜菜汤。可团长、一团之长却没吃，只从茶缸里喝了口水……
格卢什科夫拆开信封，走到床边，缓慢、小声而又清晰地念道：“你好，我亲爱的万尼亚，你好，我最心爱的，你好，我的好人。”
格卢什科夫皱皱眉头，接着念信上写的内容。
他在给不省人事地躺着的团长念妻子的来信。这封已经在军事检查机关被检查员们读过的信，写得温情、忧伤和感人。这封信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读，那就是别列兹金。
当别列兹金转过头来说：“拿这儿来”时，格卢什科夫并不感到十分吃惊，他伸过手去。
信笺在剧烈颤抖的手指里抖动着。
“……万尼亚，这里十分美丽。万尼亚，我是多么思念你。柳芭直问，为什么爸爸不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住在湖边，屋里很暖①赫列恩，与连长赫列诺夫字音相近，在俄文里即“鬼东西”的意思。0苏联卫国战争中使用的一种轻型夜袭低空教练机的诨名。
和，女主人有头奶牛，有牛奶，有你寄来的钱。我清晨出去，清冽的湖面上飘着槭树那黄的、红的树叶，可四周已是白雪茫茫，因此湖水分外湛蓝，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而树叶却出奇的黄，出奇的红。柳芭问：为什么你哭了？万尼亚，万尼亚，我亲爱的，为所有的一切谢谢你，为所有、所有的一切，为你的善良谢谢你。为什么我哭了，这怎么解释呢。我啜泣是因为我活着，我因痛苦而哭泣，我活着，斯拉瓦却不在了。我因幸福而哭泣——你还活着。我呜咽，当记起妈妈和妹妹。我因晨光而哽咽，因为四周是那么悦目和那么怆然，处处，人人和我都充满哀戚。万尼亚，万尼亚，我亲爱的，我心爰的，我的好人……”
头昏眼花，周围的一切融成一片，手指打颤，信同发烫的空气一起颤抖。
“格卢什科夫，”别列兹金说，“得让我今天就恢复健康。塔马拉可不喜欢这个词。那里怎么回事，开水炉没给砸扁吧？”
“开水炉好好的。一天里怎么康复呢？您发烧40度，就像刚喝过半公升白酒，怎么能马上好呢？”
几个战士把一只装过汽油的铁桶轰隆隆地滚进掩蔽部。桶里灌有半桶冒着热气的浑浊河水。水是战士们用煮衣锅和帆布小桶一点点倒人的。
格卢什科夫帮别列兹金脱去衣服，扶他走到桶边。
“还很烫，中校同志。”他用手在桶边摸了摸，立刻缩回手说，“这能把您煮熟哩。我给政委同志打了个电话，他上师长那里开会去了，我们最好等等政委同志。”
“等什么？”
“万一您出了什么事，我只好把自己打死。要是我不敢，政委皮沃瓦罗夫同志也会给我来一枪的。”
“来，帮帮我。”
“您决定吧，我哪怕给参谋长打个电话也好呀。”
“哼！”别列兹金说，虽说这声沙哑短促的“哼”是一个光着身子勉强站着的人发出的，格卢什科夫还是立刻不再争辩。
爬进桶里，别列兹金哼哼起来，辗转不安。格卢什科夫望着他，也哼哼起来，围着桶转。
“像是在产房里。”不知为何他这么想。
另|洌兹金暂时失去了知觉，战斗警报也好，疾病的高烧也好，一切都变成漆黑一团。突然间一切都停住了，心脏停止跳动，热水引起的剧痛不再是无法忍受的了。后来，他苏醒过来，对格卢什科夫说：“得把地板擦干。”
但是，格卢什科夫并没看见水从桶边溢出。团长那血红色的脸庞开始发白，嘴半张着，刮得光光的脑袋顶上沁出大颗大颗在格卢什科夫看来是浅蓝色的汗珠。别列兹金又开始昏迷，但当格卢什科夫试图把他从桶里拽出来时，他清楚地说：“不到时候。”说着便猛咳起来，咳嗽发作刚过，别列兹金不等缓过气来，便说加点热水。”
他终于从水里爬出来，格卢什科夫望着他，垂头丧气。他帮别列兹金擦干身子，扶他躺到床上，替他盖上被子和军大衣，后来索性把掩蔽部里有的东西——雨布、棉衣、棉裤全加在了他身上。
当皮沃瓦罗夫回到掩蔽部时，一切都已经收拾利落，只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热气。别列兹金静静地躺着，睡着了。皮沃瓦罗夫俯身站在他身边。
“他有张招人喜爱的脸，”皮沃瓦罗夫思忖着，“此人倒没写过揭发材料。”
今天他整天都在为想起一件往事而感到不安。五年前，他揭发过自己两年制培训班里的同窗好友什梅廖夫。今天，当激战前出现这种不祥的、令人苦恼的、揪心的平静时，各种胡思乱想和什梅廖夫钻进了他的脑海里。那时什梅廖夫一脸可怜痛苦的表情，斜愣着眼睛听他最好的朋友皮沃瓦罗夫在会上宣读他的声明。
晚上十二时左右，崔可夫绕过师长打电话到部署在拖拉机厂工人新村的团里。这个团让他特别不放心。侦察部队曾报告在这个地段上，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在进行最为顽强有力的集结。
“喂，你们那边怎么样？”他生气地说，“你们那边到底谁在指挥全团？巴秋克告诉我，团长得了什么肺炎，想把他往左岸送。”
一个干哑的嗓子回答道：
“是我，别列兹金中校在指挥全团。着了点凉，现在全正常了。”
“我听出来了，”崔可夫像是幸灾乐祸地说，“你嗓子哑得厉害，不过德国佬会给你热牛奶喝的。全给你准备好了，注意：会把你们给淹没的。”
“明白，一号同志。”别列兹金说。
“要是明白，”崔可夫威胁道，“那就记住，如果你想后退，我就让你尝尝糖拌生蛋黄，不比德国佬的牛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