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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达伦斯基从草原集团军司令部来到了部队，该部部署在位于里海沿岸缺水沙漠上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东南翼。
一块靠近小湖的草地出现在达伦斯基面前，使他觉得仿佛见到了乐土。那里生长着茂密的针茅，有时还有树木和马的嘶鸣。
上千人在这荒凉的沙土平原上安营扎寨，他们已经习惯了潮湿的空气、清晨的露珠和干草的沙沙声。沙石划破他们的皮肤，钻进他们的耳朵，在小米饭和面包里硌牙，在食盐和步枪的枪机里、在钟表的机体和士兵的睡梦里安家。人的身体、鼻孔、咽喉、小腿肚在这里全遭了罪。身体在这里犹如一辆离开车辙、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吱呀爬行的大车。
达伦斯基整天都在炮兵阵地上转，找人谈话，作记录，抄图表，检查武器大炮和弹药库。天黑前，他才松了口气，头昏脑涨，不习惯走松软沙地的一双腿酸疼难当。
达伦斯基早就发现，在撤退的那些日子里，将军们常常十分关心下属的需要，司令员和军委委员们慷慨地表现出自我批评精神、怀疑和谦逊。
军队中从未像在残酷撤退时期那样涌现出那么多通情达理的人。那时敌人占尽优势，统帅部又火冒三丈，追查失利的罪犯。
可是，如今在这里，在沙漠中，人们却为无精打采的漠然态度所支配。司令部和战斗部队指挥员们仿佛深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什么可关心的，无论明天还是后天反正全一样，一年过后还将是茫茫无际的沙漠。
炮兵团参谋长鲍瓦中校邀请达伦斯基在他那里过夜。鲍瓦尽管有个勇士般的名字’背却有点儿驼，秃顶，一只耳朵听力差。有一次他奉召来到方面军炮兵司令部，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使众人大吃一惊。仿佛在他那颗长在狭窄拱背上的秃脑袋里，除了数字、营连番号、居民点名称、指挥员姓名和标高以外，再也装不进别的什么东西。
鲍瓦住在木板搭的简陋小屋里，墙是用粘土和牲口粪抹的，地板由破旧油毡铺就。这间陋室同零零落落分散在沙土平原上其他指挥员的住所毫无区别。
“喂，您好！”鲍瓦说着豪放地握住达伦斯基的手。“不错，是吗？”他指指墙瞧，就在抹上粪便的狗舍里过冬。”
“是呀，住得马马虎虎！”达伦斯基说，对沉默寡言的鲍瓦完全变了个样儿感到吃惊。
他请达伦斯基坐在装过美国罐头的箱子上，给他往不透明的磨花玻璃杯里倒上杯伏特加，杯子的沿口上沾满了已经变干的牙粉。他把放在一张皱巴巴黏糊糊报纸上的几只渍过的青西红柿往近处移了移。
“请，中校同志，美酒加水果！”他说。
像所有不喝酒的人那样，达伦斯基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把杯子搁得离自己远些，旋即开始向鲍瓦讯问炮兵部队的情况。但是，鲍瓦回避谈论业务。
“嘿，中校同志，”他说，“我满脑瓜子装的都是公务，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们在乌克兰驻防时，多好的娘儿们。在库班，我的天哪……要知道她们全乐意，只要您眨眨眼！可我这个傻瓜，却在作战处里磨破了屁股，等醒悟过来，已经晚了，到了这个全是沙子的鬼地方！”
①鲍瓦的名字与俄国神怪壮士故事中的主人公鲍瓦王子相同。
达伦斯基起初对鲍瓦不想谈论一公里正面上部队的平均密度和沙漠条件下迫击炮对炮兵的优势问题，而心中有气，但终于对他新的交谈方式发生了兴趣。
“当然，”他说，“乌克兰女人秀美出众，特别吸引人。1941年，司令部在基辅驻防，我遇见过一个尤为出众的乌克兰女人，她是一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妻子，一个美人！”
他欠欠身子，举起手，用手指碰了下低矮的顶棚，补充说：“对于库班我同样不打算同您争论。库班在这方面可以说名列首位，美女的百分比高得出奇。”
达伦斯基的话对鲍瓦影响极大。
他骂了一句，用哭泣的声音叫喊道：
“可现在尽是卡尔梅克女人，真是的！”
“未必！”达伦斯基打断他，十分流畅地说出皮肤黝黑、髙颧骨、散发出艾蒿清香和草原气息的女人的美妙之处。他回忆了草原集团军司令部的阿拉。谢尔盖耶夫娜后，结束自己的话说，总之，您错了，女人到处有。沙漠里没水，这不假，可女人有的是。”
但是，鲍瓦没回答他。这时达伦斯基才发现，鲍瓦已经睡死过去。此刻他才算搞明白，原来他的主人完全喝醉了。
鲍瓦睡觉还打鼾，鼾声就像垂死者的呻吟，他的脑袋从单人床上垂了下来。达伦斯基给鲍瓦的头底下垫了个枕头，往他脚下填上张报纸，擦干净他那流哈喇子的嘴，表现出俄罗斯男子对喝醉酒的人常有的耐心和善良，然后才四下打量了一番，看把自己安顿在什么地方。
达伦斯基把主人的军大衣铺在地上，上面再扔上一件自己的军大衣，把自己在办公室和出差时用的那只塞得胀鼓鼓的军用挂包权当枕头，手提包既是他的食品仓库，又是放洗刷用具的储藏室。
他来到街上吸了口夜间的冷空气，呀了一声，望一眼黑暗的亚洲天空中那非人间所有的火焰，撒了泡尿，又望了眼星空，心想“是呀，宇宙。”才回去睡觉。
他躺在主人的军大衣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没有闭上眼睛，反倒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凄凉的想法令他大吃一惊。
他的周遭是晦暗无光的简陋生活！他躺在地上，望着吃剩的渍西红柿和硬纸箱，纸箱里可能放着打上很大黑色印记的短方格手巾、皱巴巴的白衬领、空手枪皮套和压瘪的肥皂盒。
秋天他在上波格罗姆内过夜的农舍，看来都比他今儿过夜的地方强。而再过一年，今天这间简陋小屋比起某个没有刮脸刀、没有硬纸箱、没有破包脚布的地窖来，便会显得十分阔绰了。
他在炮兵司令部工作时度过的那几个月，在他心底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工作的渴望曾经令他满足，这犹如想进餐一样是他的最大需求。但如今，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了工作，而饱汉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幸福的。
达伦斯基工作得很出色，领导对他很器重。起初，这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还从没有被人看做是不可替代的、有用的人。多少年来，他的境遇正好相反。
达伦斯基没有想过，他身上出现的对同事的优越感，为何未产生对他们的宽容，也许这是真正的强者的特点。可见，他不是个强者。
他常常火冒三丈，大叫大嚷，骂人，过后又痛苦地看着被他侮辱的人，但从不请求他们原谅。大家生他的气，但不认为他是坏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里，大家对他比对当时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服役的诺维科夫还好。据说，他写的报告整个地被某些大人物在向莫斯科更大的人物汇报时所采用。原来，困难时期他的智慧和工作是重要的、有用的。可妻子战争爆发前五年就离开了他，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善于欺骗性地对她隐瞒自己软弱的两面派本质。他经常因为档案材料对他不利而找不到工作，既有父亲方面的，也有母亲方面的原因。起初，当他得知他失去的职务被一个愚蠢无知的人顶替时，曾感到委屈和抱怨。后来，达伦斯基想，确实不能把重要的业务工作交给他。进劳改营后，他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不合格的。
但在可怕的战争期间，原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他拽过军大衣盖在肩上，但双脚立刻感到从门缝里吹进来的冷气。达伦斯基想，如今，当他的知识和才能显得有用时，他却躺在鸡窝地上，听着骆驼那刺耳难受的嘶叫声，他所企往的并非疗养所和别墅，而是一条干净长衬裤和用洗衣服的肥皂头洗次澡的可能性。
令他自豪的是他的提升同物质和钱财毫无关系。但同时，这又使他生气。
他的自信和自负总是同他平常的胆怯交织在一起。达伦斯基觉得，生活享受永远不是他应该得到的。
他经常感到缺乏自信，总觉得自己穿戴寒酸，还经常不断习惯性地萌发出对金钱的需求，这些全是他从小就习以为常的。
如今，当他一帆风顺时，这种感觉并未消失。
每当他想到自己走进军事委员会的餐厅，女服务员会说…“中校同志，您该到军人食堂就餐。”他就充满恐tft。随后，他更怕在某个会议上，某个爱开玩笑的将军会挤眉弄眼说：“中校，军事委员会餐厅里浮层油的红甜菜汤怎么样，啊？”他常常大吃一惊，不仅将军们，甚至连报社的摄影记者们都满怀当家人的自信在那里又吃又喝，从那里索要不该付给他们的汽油、制服和烟卷。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父亲长期找不到工作，当速记员的母亲是他们一家的长期供养者。
半夜，鲍瓦不再打鼾，达伦斯基注意到他那边已经寂静无声，反倒不安起来。
鲍瓦突然问：
“中校同志，您还没睡？”
“没有，睡不着。”达伦斯基回答说。
“请原谅，没把您安顿得更好些，我喝醉了，”鲍瓦说，“可现在脑瓜挺清醒，像是什么也没喝过。您知道吗，我躺着，心里在想：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鬼地方？是谁帮我们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
“谁帮忙，德国人呗。”达伦斯基答道。
“哦，您到床上来吧，我睡地上。”鲍瓦说。
“您怎么啦，我躺这里挺好。”
“有点儿不合适，照高加索风俗这样是不允许的。主人睡床上，却让客人睡地铺。”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不是高加索人。”
“可也差不多是啰，高加索山脉的山麓就在边上。您说是德国人帮的忙，可您知道，不止是德国人，我们也在帮自己的忙。”
鲍瓦好像欠起了身子，床铺咯吱直响。
“没错。”他说。
“是呀，是呀。”达伦斯基从地板上说。
鲍瓦把谈话推上了一个特别的、不寻常的轨道，于是他们俩都默不作声，考虑是否应该同一个极不了解的人开始这种交谈。看来，考虑结果是不该同不熟悉的人进行类似的交谈。
鲍瓦抽起烟来。
火柴突然冒出火花，达伦斯基看到了鲍瓦的脸，那是张疲惫无神、愁眉紧锁、陌生的面孔。
达伦斯基也抽起烟。
鲍瓦借着火柴的闪光，见到t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的达伦斯基的脸，它显得冷淡、无情、陌生。
正是打这以后，不知为何不该进行的交谈开始了。
“没错，”鲍瓦说，但这次没有拖长声音，而是短促生硬，“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帮我们落到了这种地步。”
“官僚主义是件坏事。”达伦斯基说，“我的司机说：战前在农村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不提上瓶酒，集体农庄里谁也不给开证明。”
“您别笑，没什么好笑的，”鲍瓦打断他的话，“您要知道，官僚主义不是闹着玩儿，它在和平时期鬼知道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可是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更坏。飞行部队出过这么一档子事：一个飞行员从着火的飞机里跳出来，他的飞机被梅塞机击中，自己倒安全无恙，只是身上裤子烧焦了。可是，不发给他裤子！简直是胡闹，军需主任拒绝发放，说是：没有到穿破的期限，没什么可说的！飞行员没有裤子呆了三天三夜，直到事情闹到兵团指挥员那里为止。”
“嘿，请原谅，这是无稽之谈。”达伦斯基说，“就因为某地的一个傻瓜迟发一条裤子，也不会使军队由布列斯特撤到了里海附近的荒漠……”
鲍瓦酸溜溜地哼哼说：
“难道我说过就因为一条裤子吗？我再给您说件事：一个步兵分队陷人了重围，人们开始没吃的。飞行部队接到命令用降落伞给他们空投食品，可军需机关拒绝发放食品，说是：我们需要他们在提货单上签字，可要是这些口袋从飞机上投下去，找谁在单子上签字？军需员固执己见，就是不给。最后用强迫命令才说服了他达伦斯基冷冷一笑：
“滑稽可笑，但依然是小事一桩。形式主义而已。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表现得更可怕。你知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吗？几百人受到德军的猛烈袭击，只要把他们领到高地背面的斜坡，就安全了，不会有任何战术损失，技术装备也能保存下来。但却有一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非让人们在炮火下坚守，结果人员装备全完蛋。”
“对，对，完全正确，”鲍瓦说，“1941年从莫斯科派来两名上校434
到我们集团军检查这道‘不准后退一步’最高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没有汽车，可我们三昼夜从戈梅利逃了二百公里。我让两个上校乘坐我的吨半卡车，免得他们给德国人抓住。他们在车厢里边哆嗦，边求我：‘请将贯彻不准后退一步命令的材料向我们提供一点吧。报表制度，有什么办法！’”
达伦斯基往胸腔里深深吸了口气，仿佛打算往更深的水里扎猛子。他大概扎了一下后说：“官僚主义确实可怕。一名红军战士，机枪手抢占了高地，一个人对付七十名德国兵，阻止他们的进攻。他牺牲后，全军低头，为他脱帽致哀。可是他那害肺痨的妻子却从住所里给撵了出来，区苏维埃主席大叫大嚷：‘滚，不要脸的女人！’。您知道吗，命令一个人填满二十四张履历表，最终还得在会上自己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这就是官僚主义。瞧，不定什么时候，有人会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农的，可我的父母是贵族，是不劳而获分子，请把我赶走吧，这样就安定了。”
“可我没见过这类官僚主义，”鲍瓦反对道，“确实是这样，国家是工农的，是工人和农民管理国家。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对的。资产阶级国家才不相信穷人哩。”
显然，达伦斯基对交谈者完全不往那方面想感到吃惊。
鲍瓦划着一根火柴，没点烟，而是用它往达伦斯基那边照了照。
达伦斯基微微眯缝起眼睛，那感觉如同在战场上被敌人探照灯的光亮照着一般。
而鲍瓦说：
“我可是纯粹工人出身，父亲是工人，爷爷是工人。我的履历，一清二白。可结果呢，这些在战前同样对我不管用。”
“怎么不管用？”达伦斯基问。
“在工农国家里对贵族哪怕采取了些慎重手段，我并不认为是官僚主义。可是，战前为什么要抓住我一个工人的后脖领子呢？
我记不得是罚我上水果蔬菜公司拣土豆了呢，还是罚我去打扫了街道。就因为我批评了上司，说他把住所搞得太漂亮了。可我恰恰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提出自己意见的。瞧，他们就给我点厉害瞧瞧。以我看，这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恶果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工人蒙受到痛苦。”
达伦斯基立刻感觉到，交谈者在自己这番话里涉及到了某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所提出的令他激动不安和心灵痛苦的东西，并不是由于他的习惯或习性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传的美好事物：不看人脸色、无所畏惧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争论那些令理智感到焦急不安的问题，争论那些正是由于令人焦急不安而使他从未同任何人谈起过的问题，这时他感到了幸福。
但是，在这里，在地板上，在简陋的小屋里，在深夜同质朴的、喝醉酒又清醒过来的军人的交谈中，他一面感到自己周围那些从西乌克兰来到这片沙漠的人们的存在，一面感到一切仿佛都是另一种样子的。人与人诚挚的交谈本是普通的、自然的、可期望的、不可或缺的，但却是难于达到的、不可思议的。如今它实现了！
“您有什么不对？”达伦斯基说，“资本家不许穷人进参议院，这是必然的，但如果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是会让他进参议院的。工人出身的福特家族就进去了。在我们这里，不许资产阶级和地主进领导岗位，这完全正确。但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父亲或祖父是富农或神甫，不管他干活多么勤快，就把犯罪印记？打在他的脸上，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问题。您以为，我在自己的劳改营里受折磨期间没遇见过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和顿涅茨矿工？多得很！我们的官僚主义之所以可怕，就①原出自《旧约》，亚当之子该隐杀了自己兄弟亚伯后，上帝在他脸上做了记号，以示惩罚。
在于你以为，这不是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肿瘤是可以切除的。它可怕就可怕在你以为，官僚主义就是国家。可战争期间谁也不想为人事处长去死。任何一个奴颜婢膝的人都可以在申请书上写上‘不准’二字，或是把士兵的遗孀撵出办公室。可为了撵走一个德国人，却需要坚强的、真正的人“的确。”鲍瓦说。
“我不是在抱怨。深深鞠躬，深表谢意。真是谢谢！我很幸运！我心情沉重是因为另一码事。为了使我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但令人痛苦的，是我必需度过如此可怕的时光。那时只有上帝保佑我幸福，真该死！”
达伦斯基感到，他依旧没有挖掘到形成他们谈话本质的最主要东西，没有挖掘到用明亮纯朴的光芒照亮生命的最主要东西，但他毕竟思考和说出了平时他没有思考和说过的东西，这使他感到高兴《他对自己的交谈者说：“你知道吗，在我一生中，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将永远不会为这个晚上同您交谈而遗憾。”
十五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在管制区的隔离室里呆了三个多星期。给他吃得不错，党卫军分子的医生还给他做了两次体检，开了注射葡萄糖的方子。
监禁头几天，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一面等待着传讯，一面不断埋怨自己：为什么同伊孔尼科夫谈话，显然是这个疯子出卖了他，搜查前把败坏他名誉的那些纸片塞给了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没有传讯莫斯托夫斯科伊。他考虑同囚犯进行政治性谈话的话题，反复掂量可以吸收谁参加他们的地下工作。晚上失眠时，他拟了几条传单，为集中营的会话手册选了单词，便于不同民族人们的交往。
他记起早年秘密活动的一些老规定，这些规定排除了奸细告密时组织被一网打尽的可能性。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想跟叶尔绍夫和奥西波夫详细打听地下组织的最初行动步骤。他相信他能消除奥西波夫对叶尔绍夫的成见。
他觉得认不清布尔什维主义、但同时又渴望红军取得胜利的切尔涅佐夫太可悲。想到行将来临的审讯，他的内心几乎十分平静。
夜间，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的心脏病发作。他头靠墙躺着，在难以忍受的可怕的孤寂中，什么样的命运正降临到狱中垂死的人们身上。莫斯托夫斯科伊疼得暂时失去了知觉。待他苏醒过来后，疼痛减轻了些，胸脯、脸庞和手上满是汗水。思想中出现了虚幻的、并不存在的清晰感。
同意大利神甫关于世界之恶的交谈，与他记忆中小时候突然大雨倾注，他跑进母亲正在缝衣服的屋子所感受到的幸福感联在了一起；与到叶尼塞斯克流放地看望他的妻子、与她那对被泪花湿润的幸福的眼睛、与脸色苍白的捷尔任斯基联在了一起。当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向捷尔任斯基打听了一个可爱的青年、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枪毙了。”捷尔任斯基说。基里洛夫少校那对忧郁的眼睛……雪橇上拖着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不接受他帮助的一位朋友那蒙着床单的尸体。
孩时头发蓬乱向上竖起充满幻想的脑袋，如今是贴在集中营粗糙板墙上的这个大秃顶。
过了些时候，久远的往事开始消失，变得平淡无味，失去了色彩。他仿佛慢慢沉入清凉的水中。他睡着了，以便在凌晨的昏暗中重新听到雾笛的长啸声，迎来新的一天。
上午，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被带到管制区的澡堂里。他打量一下自己的双手和塌陷的胸脯不满地叹了口气。
“是啊，年老多病，活不长了。”他想。
当押送他的士兵在手指里揉软纸烟，走到门外时，集中营那个窄肩的麻子用拖把擦完洋灰地，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叶尔绍夫吩咐向您转达一份战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们部队击退了德国鬼子的所有进攻。少校吩咐转达，事情进展顺利。少校吩咐您写份传单，下次洗澡时转交，莫斯托夫斯科伊想说，他没有铅笔和纸，但这时守卫进来了。
穿衣服时，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摸到口袋里有一纸包。纸包里有十块糖、一小块用小布条捆着的腌猪油、一张白纸和一小截铅笔头。
幸福感充溢着莫斯托夫斯科伊。他呀，可以希望得更多些！他不会在对血管硬化、胃病和心脏病发作毫无意义的担忧中结束他的生命。
他把糖块和铅笔头紧按在胸口上。
晚上，一个党卫军二级下士把他领出管制区，来到街上。寒风一阵阵紧刮，抽打着面颊。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朝熟睡的棚屋那边打量了一下，心想：“没事，没事，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的神经是不会垮的，伙计们，放心睡吧。”
他们走进集中营管理局大门。这里已经没有集中营那股阿摩尼亚味，闻到的是淡淡的烟味。莫斯托夫斯科伊发现地板上扔着一个长烟头，他想把它捡起来。
走过二楼，他们登上三楼。押送人员吩咐莫斯托夫斯科伊把脚在门前的垫子上擦干净，自己也把鞋底蹭了半天。因登楼而气喘吁吁的莫斯托夫斯科伊极力调匀呼吸。
他们走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
小巧玲珑的半透明玻璃灯罩里，灯泡发出柔和迷人的光亮。他们经过一扇钉着“警卫长”小木牌的光滑大门，在它对面那扇粗糙的门前停住，门上写着“党卫军中校利斯”。
莫斯托夫斯科伊经常听到这个名字，他是希姆莱在集中营管理局的代表。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好笑，古济将军常常大生闷气，为什么奥西波夫由利斯亲自审讯，而审讯他古济的却是利斯的一名助手。古济由此看出了他们对战斗指挥官的轻视。
奥西波夫曾说起过，利斯审讯时不用翻译，他是里加市的德国人，懂俄语。
一个年轻军官来到走廊上，对押送人员嘀咕几句后便让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进办公室，门却敞着。
办公室显得空空荡荡。地板上铺着地毯，花瓶里插着鲜花，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里是林边和几幢农舍的红瓦屋顶。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到了一个屠宰场场长的办公室。附近便是牲畜临死前发出的撕哑声、冒着热气的内脏和溅满鲜血的人们，可场长这里却是一片宁静，是地毯和鲜花，只有那几架黑色电话机说明屠宰场同这间办公室的关系。
敌人！一个多么简单而又明白的字眼。切尔涅佐夫重新出现在脑海中，“狂飚和突进”时代一个多么可悲的命运。可是，却戴了副毫无防卫能力的线手套。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和手指。
办公室深处一扇门开了。这时通往走廊的那扇门吱呀了一下，大概是值班员看到利斯在办公室，把门虚掩上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皱起眉头站着，等候着。
“您好。”一个个子不高、灰制服袖子上缝着党卫军标志的人轻声说。
利斯的脸上没有任何可憎的东西，因此看到它使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觉得尤为可怕。那是张长着鹰钩鼻的脸，一对浅灰色专注的眼睛，大脑门，瘦削苍白的面颊，使它具有一副不畏辛劳的、清心寡欲的神态。
当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咳嗽几声想把喉咙里的痰咳出来的时候，利斯等候着，然后说：“我想同您谈谈。”
“可我不想同您谈。”莫斯托夫斯科伊一面回答，一面斜眼朝远处的角落扫了一眼。利斯的助手，那些干刽子手行当的打手该出来狠狠揍他的耳光了吧。
“我完全理解。”利斯说，“请坐。”
他让莫斯托夫斯科伊坐在安乐椅上，自己在他边上坐下。
他所说的俄语是一些科普读物所描写的那种冷灰色的、无形体的语言。
“您觉得身体不舒服？”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耸耸肩，什么也不回答。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打发医生到您那儿去过，他告诉了我。我半夜三更打扰了您。可我非常想同您谈谈。”
“那还用说。”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心想，然后说：“我是你们召来受审的。谈嘛，我同您是无话可谈的。”
“为什么？”利斯问，“您在看我的这身制服。可是，我并不是生来就穿它的。领袖、党派遣我们，于是党的士兵就前进。我一直是党内的理论家，我对哲学、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我是党员。难道你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喜欢卢布扬卡？”
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视着利斯的脸，心想，这张苍白的、大脑门的脸庞应当绘在人类学图志的最下方，从他那儿往上，进化为长满毛发的尼安德特人？。
“假如中央委员会责令您去加强契卡的工作，难道您可以拒①得名于德国的尼安德特河谷，生活年代约在20万年至35万年前。
绝？只能把黑格尔放在一旁就开路。我同样把黑格尔丢开了。”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瞟一眼说话人，对黑格尔的名字竟然被那张脏嘴提到感到吃惊，这简直是亵渎……在拥挤的电车上，一个危险的惯偷走到他跟前，找他攀谈。他就会一边听着，一边盯住惯偷的两只手，只要他把刮脸刀一闪，就朝他眼睛打过去。
而利斯抬起手掌，看了它们一眼说：
“我们的手同你们一样，都喜爱劳动，不怕脏。”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眯缝起眼睛，对他的动作和话语感到无法忍受。
利斯迅速而又兴奋地说了起来，仿佛已经同莫斯托夫斯科伊交谈了很长时间，现在为能把被打断的、未说完的话讲完而高兴。
“只要乘坐二十个小时的飞机，您就能坐在苏联城市马加丹自己办公室的椅子上。在我们这里，您就是在自己家里，可您不走运。当你们的宣传开始同金融寡头的宣传一起抨击党的司法制度时，我很痛心。”
他摇摇头，然后又像爆豆子般说出一些令人惊愕、出乎意料、可怕而又荒谬的话：“当我们相互看对方的脸时，我们看到了不仅是一张令人厌恶的面孔，我们也是在照一面镜子。这是时代的悲剧。难道您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意志？难道对你们来说世界不就是你们的意志，难道谁能使你们动摇，能使你们止步？”
利斯的脸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脸旁凑。
“您明白我的话吗？我俄语掌握得不好，但我很希望您能理解我。您以为您在憎恨我们，但其实，您是在憎恨同我们相似的自己。很可怕，对吗？您明白吗？”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决心保持沉默。利斯无意引他说话。
但一瞬间，他仿佛觉得，那个盯住他眼睛的人并非打算哄骗他，而是真诚地使出混身解数，在挑选合适的字眼。他像发牢骚似的，请人帮他搞清令他苦恼的问题。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感到困倦和不舒服。仿佛有根针扎在心口上。
“您明白吗？明白吗？”利斯迅速地说，已经不再盯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像是十分慌乱，“我们打击你们的军队，但我们是在打自己。我们的坦克突破的不仅是你们的边界，也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坦克的履带碾压着德意志的国家社会主义。可怕呀，那是梦中的自杀。对我们，这可能是个悲剧性的结局。明白吗？哪怕我们取胜！我们作为胜利者，就将没有你们而面对一个仇视我们的陌生世界。”
此人的话是很容易驳倒的。他的目光离莫斯托夫斯科伊更近了。但有个比老练的党卫军分子挑拨者的言词更丑恶更危险的东西。它时而怯生生、时而恶狠狠地出现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内心和头脑中，并且咯吱直响。这是一种卑鄙下流的怀疑，而这种怀疑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是在别人的话语中，却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的。
这就如同一个人害怕疾病，害怕恶性肿瘤，却又不去找大夫，极力不去理会自己的病痛，回避同亲朋好友谈起疾病。于是有人就对他说：“瞧你，常有您那种疼法，一般上午疼，一般就在那个什么之后……是呀，是呀……”
“您明白我的话吗，老师？”利斯问，“有个德国人，您相当熟悉他那深奥的论文，他说过，拿破仑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体现了英格兰精神，却又偏偏在英国有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您啊，最好马上给我个嘴巴。”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心想，“他这是在说施本格勒？。”
①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利斯点上支烟，把烟盒递给莫斯托夫斯科伊。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生硬地说：
“不想抽。”
他觉得很平静，因为他想到了世界上所有宪兵，无论是四十年前审讯过他的人，还是这个张口闭口黑格尔和施本格勒的人，都使用同一种白痴的方法：请被捕者抽烟。其实，这一切全因为神经紊乱和出乎意料——你原本期待的是耳光，可突然却是荒谬而又令人厌恶的谈话。但是某些沙皇宪兵也研究政治问题，其中不乏真正有学问的人，有的甚至研究过《资本论》。但有意思的是，研究过马克思的宪兵是否有这样的事：他突然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个想法，或许，马克思是对的？这时，宪兵会有什么感受？可是不管怎么样，宪兵是不会成为革命者的。他踩灭自己的疑虑，依旧当宪兵……可我同样把自己的疑虑踩灭了。不过我，我依然要当个革命者。
而利斯并未留意莫斯托夫斯科伊拒绝抽烟，还在嘟哝道：“来吧，来吧，请，真的，上好的烟叶，他合上烟盒，心情很不愉快，“为什么我的话那么让你吃惊？你期待另一种交谈？难道你们的卢布扬卡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有能够同巴甫洛夫院士、同奥尔登堡？谈一谈的人？但他们是有目的的。而我却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向您保证。您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他微笑着补充道：
“一个秘密警察的保证，这不是开玩笑。”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暗自默念道：“沉默，最主要是保持沉默，别参加谈话，别反驳。”
利斯继续往下说，仿佛又把莫斯托夫斯科伊给忘了。
“两个极端！当然是这样！倘若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今天这①奥尔登堡（1863—1934），苏联东方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场可怕的战争就不会进行。我们是你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是的，是的。但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明白吗？如果你们胜利了，那我们就毁灭，但又会在你们的胜利中生存。这好像是个悖论：我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同时又赢得了战争，我们将以另一种形式发展，但本质不变。”
这个有权有势的利斯，为何不去看缴获的影片，不去喝伏特加，不去给希姆莱写报告，不去看莳养花卉的书，不去把女儿的信重读一遍，不去同从军列上挑选来的年轻姑娘们调情，或是去服用促进新陈代谢的药物，在自己宽敞的卧室里睡觉，却要在深更半夜把一个混身散发集中营恶臭的俄国的老布尔什维克叫到他这儿来？
他想干什么？为何他要隐瞒自己的目的，他想打听什么？
现在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已经不怕上刑。可怕的是想：万一德国人没有说假话呢？万一他确实说得很坦率呢？一个人有时就是想聊聊。
多么令人厌恶的一种想法：他们俩都是病人，都受到同一种疾病的折磨。但一个经受不住，便说了，交流了。而另一个却沉默不语，不表露，但听着，听着。
而利斯仿佛终于想回答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表露的问题，他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件夹，用两个指头厌恶地抽出一叠脏纸。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眼就认出它们来，那上面是伊孔尼科夫歪歪扭扭的字迹。
利斯显然以为，突然见到伊孔尼科夫这些偷偷塞给他的纸片，莫斯托夫斯科伊定会惊慌失措……
可是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没有不知所措。他看到伊孔尼科夫写得满满的一页页纸片几乎十分高兴：一切全明白了，一切如白痴般拙劣和简单，同警察局审讯犯人时一模一样。
利斯把伊孔尼科夫写的东西往桌边稍稍移了移，然后又把它往自己这边拽了拽。
他突然说起德语来。
“看到了吧，这是搜查时从您那里搜到的。我一看就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会是您写的，尽管我并不熟悉您的笔迹。”
莫斯托夫斯科伊缄默不语。
利斯用手指敲敲那些纸，请他说话，态度客气、充满善意而又坚决。
但莫斯托夫斯科伊默不作声。
“是我搞错了？”利斯惊讶地问，“不！我没搞错。您和我们都憎恶这里所写的东西。您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而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是站在另一边的！”他指指伊孔尼科夫的纸片。
“好吧，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急匆匆恶狠狠地说，“让我们话归正题。这些纸片吗？是的，是的，是从我那里搜到的。您想知道是谁转交给我的吧？这不关您的事。也许，是我自己写的。也许，是您指使自己的爪牙把它们偷偷塞到我褥子底下的。明白吧？”
霎时间好像利斯就要接受挑战，大发雷霆，大叫大嚷：“我有的是办法让您开口！”
他十分希望这样，一切也就变得简单轻松。多么简单明了的字眼…敌人。
但利斯说：
“这些破纸片算什么？谁写的不都一样吗？我知道：不是您也不是我。我多么难过。真难以设想！如果没有战争，没有战俘，关在我们集中营里会是谁呢？如果没有战争，我们集中营里关押的将是党和人民的敌人。您那些熟人们，他们也蹲在你们的劳改营里。倘若在安定的和平时期，我们的帝国保安总局将把你们的囚犯列人日尔曼系统，我们是不会把他们释放的，你们的犯人就是我们的犯人他冷冷一笑。
“那些被我们关在集中营里的德国共产党员，你们在1937年也关押过。叶若夫关押过他们，帝国头目希姆莱也关押过他们……当个黑格尔主义者吧，老师。”
他朝莫斯托夫斯科伊使了个眼色：
“我想，在你们的劳改营里，外语知识的有用程度对您来说不比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小。今天我们对犹太人的憎恨使你们害怕。也许，明天你们就将吸取我们的经验。而后天我们就将变得宽容了。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由一个伟人带领着我。您同样在一个伟人带领下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您相信布哈林是奸细吗？只有伟人能够领导你们走这条道路。我同样了解勒姆？，我相信他。但必须这样。你们的恐怖手段杀了几百万人，这使我很痛苦，但全世界只有我们德国人懂得：必须这样！完全正确！您要明白，我是多么理解你们。这场战争让你们不寒而栗。拿破仑本不该对英作战。”
这一新的想法使莫斯托夫斯科伊大吃一惊。他甚至眯缝起眼＋睛，不知是因为眼睛突然疼痛，还是想避开这折磨人的想法。要知道，他的疑惑也许并不是软弱、无能为力、自相矛盾、疲惫、缺乏信心的表现。也许，这些时而胆怯、时而凶狠地突然向他袭来的疑惑是他身上曾经有过的最珍贵、最纯洁的东西。可他已经把它们压下、放弃，对它们感到痛恨。也许，这些怀疑中有着革命真理的种子？有着自由的黄色炸药！
要想摆脱利斯，摆脱他那双光滑的纠缠不休的手，只需要不再仇视切尔捏佐夫，不再蔑视痴呆的伊孔尼科夫！但是不，不行，还得更多！需要放弃他一生所赖以生存的东西，需要谴责他为之捍卫和认为正确的东西。
但是不，不行，还得更多！不但得谴责，而且得全身心地，以自①勒姆（1887—1934），法西斯德国的帝国大臣、突击队参谋长，被希特勒枪决。
己全部革命热情憎恨劳改营，憎恨卢布扬卡监牢，憎恨血债累累的叶若夫、亚科夫、贝利亚！但这还不够——还得憎恨斯大林，憎恨他的专制！
但是不，不行，还得更多！还得谴责列宁！如临深渊啊！
这就是利斯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进行的那场战争的胜利，而是一个秘密警察此刻向他发动的这场没有枪声、毒如蛇蝎的战争的胜利。
看来，他快要精神崩溃了。蓦地，他松快地喘了口气。瞬息间使他胆战心惊、失去理智的想法化为灰尘，显得可笑而可悲。走火入魔持续了几秒钟。但是，他难道当真可以去怀疑伟大事业的正义性吗，哪怕只一秒钟，哪怕只十分之一秒钟？
利斯望了他一眼，抿抿嘴唇，接着说：
“人们今天恐惧地望着我们，但难道看你们的眼神是满怀希望和爱的吗？请您相信，恐惧地望着我们的人，也在恐惧地望着你们。”
现在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已经没什么可害怕的。此刻，他知道了自己的怀疑应付出的代价。这些怀疑不是他早先所想的那样，要把他引人泥潭，而是要把他推向深渊！
利斯抓起伊凡尼科夫的纸片。
“为何您要同这些人打交道？这场该死的战争把一切都搞乱套了，把什么都混杂在一起了。唉，但愿我能把这团乱麻理出个头绪就好啦。”
没有一团乱麻，利斯先生。一切都很清楚，一切都很简单。我们不是靠同伊孔尼科夫和切尔涅佐夫结成联盟来打败你们。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既收拾你们，也收拾他们。
莫斯托夫斯科伊发现：利斯把所有卑鄙龌龊的东西拉到一起，可凡是垃圾照样散发臭气，所有破布烂木、碎砖乱瓦全都是一路货。不该在垃圾堆中，而应当在建设者的意图及其思想中去寻觅不同和相同的本质。
他感到义愤填膺，这一仇恨不仅针对利斯和希特勒，而且也针对那个目光无神、向他询问对马克思批评意见的英国军官，针对说卑鄙下流话的独眼龙孟什维克，针对萎靡不振、却原来是警察局密探的传教士。哪儿还能找到这帮相信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法西斯帝国之间至少存在相同之处的白痴！只有利斯，这个盖世太保分子才需要他们的破烂货。此刻，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法西斯主义和它的代理人之间的内在联系。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想，斯大林的天才是否就在于此：他憎恨并消灭这种人，惟独他看清了法西斯主义和宣扬虚伪自由的伪君子们之间的秘密联盟。这一想法他觉得是那么显而易见，真想把它告诉利斯，向他指出他理论之荒谬。但他只是冷冷一笑，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他可不像戈登贝格这个大傻瓜，把民意党？的事情统统端给了高等法院检察长。
他把目光死死盯着利斯，大声地说，声音大得大约连站在门旁的卫兵都听得见。
“我劝您，别在我身上白费工夫。把我拉到墙边，立刻绞死，杀死吧。”
利斯急忙说：～
“没有谁想把你杀死。请放心吧。”
“我不放心，”莫斯托夫斯科伊高兴地说，“我也不打算放心。”
“应该，应该不放心！让我的失眠成为您的失眠吧。我们的敌意原因何在，我真不明白……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元首，倒是施廷①俄国最有势力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9年诞生于彼得堡。
内斯家族？和克虏伯家族@的听差？你们国家里就没有土地私人所有制？工厂和银行都属于人民？你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是鼓吹种族仇恨？我们纵火，而你们尽力灭火？我们遭仇视，人类却满怀希望注视着你们的斯大林格勒？你们那儿是这么说的吧？胡说A道！该死！全是捏造！我们的政体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党的国家的形式。我们的资本家不是主人。国家给他们下达计划和纲领，国家收购他们的产品和提取利润。他们可以有百分之六的利润归己——这是他们的工资。你们的党国同样制定计划和纲领，同样收购产品。那些你们叫做主人翁的工人，同样从你们党国那里领取工资。”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望着利斯，心想：“难道这种可恶的废话一瞬间又搞得我心神不宁？难道在这股又毒又臭的浊流中我还能憋得住气？”
利斯无望地挥了下手。
“红色工人的旗帜飘扬在我们人民共和国上空，我们号召建立民族的劳动的功勋和统一。我们说：‘党表达了德国工人的理想。’而你们说‘人民性、劳动。’你们同我们一样知道：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力量。民族主义是时代的精神；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最高表现！
“我看不清我们有敌对的理由。但是，德国人民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的父亲、德意志母亲们最好的朋友、最伟大英明的统帅1808年起经营煤矿业，霍格。施廷内斯U870—1924）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名，将施廷内斯康采恩发展成为拥有从伐木到报纸出版，从煤炭、铁砂采掘到冶炼、机械制造的垄断组织。
世界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世家，自18U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虏伯家族的资产达到惊人的规模。战后，阿尔弗里德（1907—1%7）被判十二年徒刑，提前释放后，全力重整家业，1967年死后，其子阿恩特不愿继承父业，作为军火巨头的克虏伯家族到此最后结束。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我相信希特勒！我相信，你们斯大林的头脑也没有被愤怒和痛苦弄糊涂。他会透过战火和硝烟看到真理。他了解自己的敌人。是的，他了解，甚至现在，当他同自己的对手商讨对付我们的战略和为他的健康干杯的时候。地球上有两位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和我们的领袖。他们的意志诞生了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
“对我来说，同你们联盟较之为了东部空间同你们作战更为重要。我们在建设两座大厦，它们应该并肩而立。老师，我想让您生活在宁静的孤独中，并在我们开始新的交谈之前好好想想。”
“何必呢？无聊！毫无意义！荒唐透顶！”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这样愚蠢地对待一个‘老师’有什么意思！”
“哦，这并不愚蠢，您和我都该明白：未来并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您个人很熟悉列宁。他创建了一个新型的党。是他头一个懂得，只有党和领袖能表达民族的动机，于是解散了立宪会议。麦克斯韦？在物理学上推翻了牛顿力学之后，又以为是在证实它。同样，列宁在创立了20世纪伟大的民族主义之后，又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后来斯大林又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为了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剥夺农民播种和出售的自由，于是斯大林毫不手软地消灭了几百万农民。我们的希特勒认识到，有敌人妨碍了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那就是犹太人。于是下决心消灭几百万犹太人。但是，希特勒不仅是个学生，他更是个天才！你们在1937年的清党，就是斯大林从我们清除勒姆中学到的。当时希特勒也毫不手软……您应该相信我。我说了许多，而您保持沉默，但我知道，对您来说我是一面外科镜。”
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镜子？您所说的一切，从头至尾全是谎言。反驳您那套肮脏麦克斯韦（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经典电动力学创始人。
的、散发臭气的、挑拨性的谰言只能降低我的人格。镜子？您怎么回事，彻底糊涂了？斯大林格勒会使您清醒过来的。”
利斯站起身，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慌意乱，又欣喜，又憎恨，他想：“现在他要开枪了——就此了结！”
可是利斯似乎没有听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话，朝他尊敬地深深鞠躬。
“老师，”他说，“您将永远教诲我们，也得永远向我们学习。让我们一起思索吧。”。他的脸色痛苦而严肃，可眼睛却在笑。
又一根毒针扎进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的心口。利斯看看表。
“时间并没有白白过去。”
他按下铃，小声说：
“如果您需要，请带上这篇论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Gutenacht（晚安）！”
莫斯托夫斯科伊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从桌上抓起纸片，塞进自己口袋里。
他被带出管理局大楼，呼吸到冷空气，感到这潮湿的夜晚是多么美好。离开盖世太保办公室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声音渐渐静息，黎明前的黑暗中响起雾笛声。
当他被带回管制区时，肮脏的柏油路上驶过一辆亮着紫色前灯的轻型汽车。莫斯托夫斯科伊明白，利斯休息去了，难以忍受的孤寂以新的力量笼罩着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押送人员把他领进隔离室后，锁上了门。
他坐在床上，心想：“如果我信奉上帝，我一定会断定，这个可怕的对话者是被派来对我的怀疑进行惩罚的。”
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他无法再睡。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把背靠在由带刺的毛糙云杉木板钉在一起的板墙上，开始潜心阅读伊孔尼科夫写得歪歪扭扭的手稿。
十六
大部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都无意给“善”下个定义。什么是善？谁需要善？谁施予善？有没有适合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生活状况的共同的善？或是我的善对你来说就是恶，我的人民的善对你的人民即是恶？是否有永恒的、不变的善，或是昨日的善今天就变成了恶，而昨天的恶今日就是善？
可怡的审判时刻来临，对善与恶进行深思的不止是哲学家和传教士，而是所有人，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
几千年来，人们关于善的观念是否有所进步？是否存在福音书信徒们认为的、对所有人都共同的善？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或许这一概念还更广泛，它对动物、树木、苔藓都是共同的，这一广泛的概念还吸收了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的对善的概念？这位佛祖为了用善与爱解释人生，不得不否定人生。
我看到。＿千年交替中所产生的人类道德哲学领袖们的观念，引起了善的概念的萎缩。
经过五个世纪，从佛教观念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观念，缩小了适用善的有生命世界的范围。适用善的已经不是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而只是人！
第一批基督教徒的善和所有人的善已为只是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善所代替。与此同时，存在有伊斯兰教徒的善。
但是，几个世纪过去，基督教徒的善分裂为天主教徒的善和新教徒的善，分裂为东正教的善。并且在东正教的善中出现新老信仰的善。
与此同时，有富人的善和穷人的善。与此同时，产生了黄种人的、黑种人的、白种人的#。
于是一切都在分裂再分裂，善已经产生在宗派、种族和阶级圈子，所有处在封闭曲线外的人已经不能进入善的圈子。
于是人们看到，由于这种不怀好意的小善打着同所有认为小善乃是恶的人进行斗争的旗号，流了许多血。
于是有时，这种善的概念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祸患，变成了比恶更甚的大恶。
这种善只是一个空壳，掉落和失去了神圣的种子。谁会把失掉的种子归还给人们？
什么是善？有人说：善就是意念和与意念相联系的行动，这一行动把人类、家庭、民族、国家、阶级、信仰引向胜利，获得力量。
那些为自己个别的善而斗争的人，力图赋予善以全民性的假象。因此他们说：我的善是与全民的善相一致的，我的善不仅对我是必需的，它对所有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在行个人的善的同时，却是在为全民的善服务。
于是，善在失去全民性的同时，宗派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善均力图赋予自己以虚假的全民性，以便证明自己同所有对他来说是恶的人作斗争是正确的。
但是，赫罗德？杀人并非为了恶，而是为了赫罗德①赫罗德（约公元前73—前4年），即希律一世，为犹太国王，依靠罗马军队夺取了王位。多疑、贪权，凡被他视为敌手的均被杀害。在基督教神话中说他获悉耶稣降生人世，便“大杀婴儿”。由此赫罗德即为“残暴者”的同名词。
自己的善。一个新的力量来到世上，他、他的家庭、他的亲朋好友、他的王国和他的军队都有灭亡的危险。
但是，诞生的不是恶，诞生的是基督教。人类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要善待恼恨你们的人，为欺负你们、迫害你们的人祈祷。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①这一和平和爱的教义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
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宗教裁判所？的刑讯，在法国、意大利、佛兰德？、德国进行的同异端派的争战，新教和天主教的争斗，天主教修士僧团的阴谋，尼康？和阿瓦库姆？的斗争，许多世纪以来对科学和自由的压制，信奉基督教的移民对塔斯马尼亚岛？土著居民的残杀，焚烧非洲黑人村落的歹徒，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痛苦比起那些为恶而作恶的强盗和恶棍们的暴行，不知要大多少倍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
8—9世纪拜占庭的一种社会运动，在反对崇拜圣像的口号下进行，目的在于反对僧侣和寺院掌握地产，反映了当时贵族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
13—19世纪天主教会中剪除异端的司法警察机构。秘密审讯、严刑拷打，往往将异端分子判处火刑。
中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后大部划归比利时。
尼康（1605—1681），1652年起为俄国牧首，后与沙皇决裂，遭流放。
阿瓦库姆（1620—1682），俄国分裂教派首领，因与官方教会作斗争，放逐后，被沙皇下令烧死。
澳大利亚东南沿海的岛屿，由塔斯曼于1642年发现。该岛土著居民塔斯马尼亚人19坻纪被英殖民主义者屠杀殆尽。
这就是人类最人道的教义那令人震惊、失去理智的命运，它未能避免共同的结局，同样落到了个别人的小善的圈子里。生活的严峻在伟大人物的心灵中产生了善，他们把善带回生活，满怀希望，要按照他们自身的善的面貌改变生活。但是，不是生活圈按照善的思想面貌发生变化，而是陷入生活泥淖中的善的思想碎裂，失去自己的共性，为现实生活效劳。它并没有按照自己美好的、但徒劳无益的方式营造生活D生活的运动经常被人的意识当做善与恶的斗争而接受，但事实并非如此。愿人类得到善良的人们无力减少生活的邪恶。
为了挖掘新的河床，推倒巨石，削平山岩，砍掉森林，需要伟大思想。为了使滔滔江水驯服流消，需要对共同的善的向往。倘若大海也有思想，那么随着每一次巨浪的翻腾，海水中便会产生思想和幸福的幻想，每一层海水的浪涛击在岩石上散成浪花，它便意识到它将为海水的善而毁灭，但它并没想到是狂风把它掀起，犹如狂风曾把它前头的千层巨浪掀起，又把它后方奔腾而来的万仞波涛掀起一样。
许多书都写如何同恶作斗争，都论述什么是恶和什么是善。
但是，在那里，在永恒的、但永远无法战胜善的恶把同样是永恒的、但永远不会被恶战胜的善的霞光高高举起的地方，老人和婴儿正在大批死亡，血流成河。不仅人们，而且上帝都无力减弱生活之恶。对这一切的担忧是无可争议的。
“在辣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号不止；辣黑耳为痛哭她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对失去自己孩子们的母亲来说，不管哲人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已经都无所谓。
但是，或许，生活就是恶？
我看到了在我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子和妇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这一思想伟大而又美好，它毫不留情地杀死一批又一批人，摧残他人的生活，它使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目前，德国法西斯的巨大恐怖笼罩着世界。天空中充塞着被处死的人们的嚎叫和呻吟。焚尸炉的浓烟令天宇黯淡、日月无光。‘但这些不仅在整个宇宙前所未闻，甚至连充满罪恶的地球上的人都见所未见的罪行，全在善的旗号下发生了。
那阵，当我在北部森林里生活的时候，我曾认为善不在人身上，不在这个贪婪残暴、野兽害虫麇集的世界上，而在沉默不语的树木王国中。但却不！我看到了树林的运动，看到了它同野草和灌木丛为争夺土地所进行的诡诈的大战。亿万颗飞扬的种子入土发芽，杀死野草，除去友好的灌木丛；几百万洋洋自得、自行落种的幼苗投入自
①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无罪婴儿遭屠杀”一节。
相残杀的战斗。只有那些得以生存下来的树木组成年轻喜阳林那统一的林冠，彼此结成实力相当的联盟。云杉和山毛榉则在喜阳树木林冠下那昏暗的地方服苦役般苟且偷生。
但是，喜阳林木的衰老期来临，身躯高大的云杉从它们的林冠底下重见天日，残酷折磨赤杨和桦树。
森林就这样生活在人人反对人人的无休止的斗争中。只有盲人才思忖善的世界存在于树木和青草的王国中。难道生活就是恶？
善不在大自然中，不在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们的学说中，不在哲学家们的伦理学中……因此，平凡的人们在自己的心灵中怀有对有生命物质的爱，他们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热爱和珍惜生活，在结束一天的劳作后为火炉的温暖而高兴，而不会到广场上去点燃篝火和烈焰。
因此，除了令人恐惧的大善，存在有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良善。这就是给俘虏一片面包的老妪的良善，是从军用水壶里给受伤的敌人一口水喝的士兵的良善，这就是怜悯老人的年轻人的良善，是把犹太老人藏在干草棚里的农民的良善。这就是那些冒着丧失个人自由的危险，替俘虏和囚犯转交信件的武装警卫的良善，这些信件不是寄给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是写给母亲和妻子的。
这是个别人对个别人的个人的良善，是没有证人、没有想法的小的良善。可以把它叫做不表示一定意义的良善。这是在宗教的和社会的善之外的良善。
但是，我们想到和认识到：不表示一定意义的、个人的、偶然的良善是永恒的。它扩展到整个生物界，甚至扩展到一只耗子和一根树枝上，过路人有时会突然停下，给这根树枝整整枝，让它舒适、轻松地重新与树干生长在一起。
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囯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号，做出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人们已经不像人，而被当做树枝和石块垛在一起、填满沟壑和战壕。正是在这种可怕和天良泯灭的时代，不表示一定意义的、微不足道的、在生活当中被镭的细粒打得粉碎的良善没有消失。
村子里来了一帮德国人，讨伐队员。前天有两个德国士兵被打死在路上。从傍晚起，他们就把妇女们赶出家门，命令她们在林子边挖坑。他们在一个老年农妇家里安置了一些士兵。她的丈夫被一名警察叫走，带到办事处，原来那里还被赶来二十个农夫。她到天亮都没能安睡，德国人在地窖里找到一篮子鸡蛋和一小破璃瓶蜜酒。他们自己生上炉子，煎鸡蛋，喝上了伏特加。后来，那个年岁大点的吹起了口琴，其他人跺着脚，给他伴唱。对女主人他们没看上一眼，好像她不是个人，只是只小猶。早晨，天蒙蒙亮时，他们开始检查冲锋枪，一个人，就是那个年岁稍大些的笨拙地猛拉扳机，一枪打在肚子上。响起尖叫声，一片慌乱。几个德国兵好歹给伤员包扎上，把他放到床上。这时叫他们全体集合。他们打手势命令农妇照看伤员。农妇发现，轻而易举就能把他掐死。他一会儿小声嘟哝，一会闭上眼睛哭泣，嘴唇直打颤。后来他突然间睁开眼睛，清楚地说：“妈妈，水。”“你这个该死的，”农妇说，“最好把你掐死。”说着把水递给他。而他抓住她一只手，好像想说，让我坐起来，血流得使我喘不上气来。她扶他稍稍欠起身子，而他用双手勾住了她的脖子。这时，村子里响起枪声，农妇全身颤抖起来。
后来她把发生过的事情告诉大家，但谁也无法理解，连她也无法解释清楚。
这就是因自己不表示一定意义、而在关于修士把蛇搂在怀里焐暖的寓言里受到谴责的良善。这就是宽恕塔兰图拉食婴毒蛛的良善。这就是精神失常的、有害的、盲目的良善！
人们随心所欲地在寓言和故事里收集这种不表示一定意义的良善所带来和可能带来危害的例子。没有必要害怕它！害怕它如同害怕一条偶然从江河流入咸海的淡水鱼。
偶尔，不表示一定意义的良善也会给社会、阶级、种族、国家造成危害，但由天生良善的人们发出的光芒使这种危害黯然失色。
它，这种傻瓜的良善，就是人身上的人性，它与人不同，它高于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它说，生活不是恶。
这种良善是不用言语表达的，不表示一定意义的。它是本能的，它是盲目的。一旦基督教把它体现在教堂神父的教义中的时候，它开始黯淡无光，精华变成了糟粕。当它默默无声、无意识和无一定意义的时候，当它存在于人心那活生生的朦胧中的时候，当它没有成为传教士的手段和商品的时候，当它的矿金没有被铸成神圣的金币的时候，它是强大的。它似生活一样普通。甚至耶稣的布道也剥夺不了它的力量，因为它的力量存在于人的心灵的缄默中。
但是，我在怀疑人之善的同时，也怀疑良善。我为它的软弱无力感到难过！它有什么益处，它是没有影响力的。
我想，它是软弱无力的，它无力而美好得犹如一滴露珠。
如何使它变得强而有力，不干涸，不泯灭，不像教会使它干涸和丧失殆尽那样。当良善软弱无力时，它是强大的！当人刚想使它变得强大时，它就失去自己，变得黯然失色，暗淡无光，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我才发现恶的真正力量。上天空空如也，地上只有人。用什么去除恶？用一滴滴闪闪发光的露珠，用人的良善？可是，要知道倾大海和云彩的全部水分，集自福音时代至残酷今日所有杯水车薪的露水，是无法扑灭恶的烈焰的……
因此，我失却了在上帝、在自然界寻觅善的信心，我也开始失却对良善的信心。
但是，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在我面前展现得越多越广，我就愈发清楚地看到，人性不可遏止地继续存在于倒在染满鲜血的国土上、倒在毒气室大门旁的人们的身上。
我在地狱里锻炼自己的信念。我的信念自焚尸炉的火焰中涌出，穿过毒气室的水泥墙。我看到，不是人在与恶的搏争中软弱无力。我看到，是强大无比的恶在与人的斗争中束手无策。在无一定意义的良善的软弱无力中有着它那永生不灭的奥秘。它是不可战胜的。它越傻里傻气，越无一定的意义，越软弱无力，它就愈发巨大。恶在它面前束手无策！先知、布道者、宗教改革家、首领和领袖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它这种盲目无声的爱，才是人的意义所在。
人的历史并非一场善极力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极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大战。但倘若今天人性没有在人身上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莫斯托夫斯科伊读完后，半闭着眼睛坐了一些时候。
是的，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人写的。这是一场精神贫乏的悲剧！
他泄气地宣称，上天空空如也……他把生存看做一场人人反对人人的战争。而最后他老调重弹，大谈老太婆的良善，并且打算用灌肠子的喷嘴扑灭世界之火。这一切多么可悲！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孤独地望着灰墙，记起浅蓝色安乐椅和同利斯的谈话，心情十分沉重。这不是头脑的厌烦，而是心灵的苦闷，呼吸变得十分困难。看来，他对伊孔尼科夫的猜疑是徒劳的。疯老头所写的东西不仅引起他，而且引起晚上与他谈话的那个丑恶之徒的鄙夷。他再次思考自己对切尔涅佐夫的感情，思考对他的蔑视和憎恨，秘密警察谈到这种人时也表现出同样的情绪。惶惑不安的苦闷和孤寂攫住了他，显得比肉体的痛苦更为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