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订《訄书》，鼓吹革命

1901年上半年，章太炎开始重订《訄书》，一方面增加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对旧作进行修改。

重订本《訄书》与初刻本《訄书》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增加了不少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清代学术的内容；其次，增加了借用近代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形态与中国古今变迁的内容，这个部分主要是为了从学理上论证反清革命的必要性；复次，增加、修改了讨论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内容，使观点更为饱满，并且更有针对性；最后，删除了一些与今文经学有关联的内容，比如《尊荀》。从影响上看，重订本《訄书》不但使章太炎的学术主张更广为人知，而且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宣传。

在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的部分，《原学》认为学术受到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与学者自身素质的影响。随着世界各地交往越发便利，后人可将不同地区的学术等量齐观，扩大见闻，并从政治与社会背景出发审视彼此之良莠。这其实是在主张应将视野拓宽，不必心存某种学术必须定于一尊之念。也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在重订本《訄书》中对支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儒学，特别是孔子思想展开批判。书中的《订孔》就颇给人石破天惊之感。章太炎援引日人远藤隆吉之论，认为孔子地位与学识并不相符。古之六艺为晚周诸子所共闻，并非孔子一人独擅。孔子的“道术”其实不抵孟、荀远甚。特别是荀子，他“以积伪俟化治身，以隆礼合群治天下”，深得致用之道，其正名之学堪比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因此“其视孔氏，长幼断可识也”。只是因为孟、荀的应世之才不及孔子，加之“才与道术，本各异出，而流俗多视是崇堕之”，因此未有后者这般声誉。基于此，章太炎指出孔子的地位只是“古良史也”，既非“至圣先师”，更非“教主”。此论一出，引起不小波澜。时人观察到：“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

1901年，孙宝瑄在日记里记载与章太炎等人讨论如何编撰史书，章太炎认为应重视对学术史的研究。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就加进不少讨论中国学术流变的文章。比如《学变》《学蛊》《王学》《颜学》《清儒》等。《学变》主要论述从汉朝到晋朝的学术变迁概况。章太炎于其中表彰王充在《论衡》里对当时各种迷信思想的批判及对孔子学说的质疑，称其为“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同时他认为东汉末期法家思潮的复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表明在政治衰微之际，人们开始从先秦诸子思想遗产里寻找解决时代症结的方法。在这之后，道家学说又被时人青睐，反映了时人对乱世的厌恶，希望以逍遥避世为旨归，寻找精神上的依托。总之，这一时期绝非儒学一家独尊，而是不同学术流派依次登场，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丰富性。

在《学蛊》里，章太炎指出，北宋的欧阳修治学不循名责实，喜师心自用；稍晚于他的苏轼则善于用恍惚两可之辞左右逢源，使人受其文辞蛊惑，进而不辨是非真伪。二人流风所及，弊病甚多。宋代以降中国学术日渐衰微，“淫文破典，軵靡者众”，学者不再致力于辨名实、审论理，二人应负主要责任。相似地，在《王学》里，章太炎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能在明代建立功业，“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其事功与学术之间并无紧密关联。此外，他的学说中只有“致良知”勉强算独创之见，其他部分则多“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比如“人性无善无恶”袭自宋儒胡宏，“知行合一”肇始于程颐，还有一些论点则吸收了孔融、阮籍的观点。总之，他认为王阳明的学问至为浅陋，缺乏深度。章太炎表面上是在批评欧、苏、阳明，实际上是为中国学术的前途忧虑，在他看来，“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担心在中国难以培养人们重视逻辑与证据的科学思维。既然中国传统学术中较为缺乏论理正名之道，又喜用经不起科学检验的主观唯心主义来看问题，那么“不知新圣哲人，持名实以遍诏国民者，将何道也？又不知齐州之学，终已不得齿比于西邻邪？”

在《颜学》里，章太炎指出，明代后期程朱理学流于颓萎，宗尚王学者趋于空洞，无论是程朱理学的格物静坐，还是王学提倡的致良知，都难以化民成俗。颜元目睹斯景，提倡恢复古之“六艺”，不但坐而言，更要起而行，以求躯体强健，一改儒者文弱形象。他身体力行，钻研兵、农、钱、古、工等经世之学，反对静坐空谈。此外，颜元谨守礼教，视听言动无逾矩之举，对道德修养十分重视，所以胜过同样讲求经世之学的南宋名士陈亮。他于孝道发自至诚，千里奔走寻生父之墓，同时重视“六艺”中的“乐”，这又与虽重视武事，但倡导“兼爱”、厉行“非乐”的墨子极不相同。总之，章太炎称赞颜元“形性内刚，孚尹旁达，体骏驵而志齐肃，三代之英，罗马之彦，不远矣”。甚至认为他是荀子以后的又一大儒。之所以对颜元有如此高的评价，除了受到谭献等人的影响，还和章太炎在清末表彰“儒侠”之道有关，他认为需要用古代侠士的作风来医治儒学的弊病，而颜元的学说与事迹恰好十分符合“儒侠”的理想形象。

在《清儒》里，章太炎叙述了清代的不同学术流派。作为俞樾的学生，他对清代汉学评价极高，认为清代宗尚汉学的学者“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治学，“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他们的研究消解了经学的神圣性，让经学不再被当成帝制时代的官学。同时他们“夷六艺于古史”，用研究历史的方法看待古代经书。这样的研究方法使人们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到“上世社会污隆之迹”，其影响所及，“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为后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奠定基础。章太炎对清代汉学的这番评价深刻影响着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进程，不少人都以章太炎的这个评价为依据来看待清代汉学，使清代汉学不但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重要的思想遗产，而且成为有志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之士的入门阶梯，甚至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之间发生争论，往往也要涉及如何评价清代学术。当然，除了《清儒》，章太炎在重刻本《訄书》里还收录了其他评价清代学术流变的文章，如《学隐》《哀清史》等。他常从反清的立场出发审视清代学者对于清政府的态度，认为清代汉学家素怀不与清廷合作之志，意识到“处无望之世，衒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于是埋首典籍，自晦其行，甘为“学隐”，与那些汲汲于功名、向清廷献媚的理学名臣形成鲜明对比。

章太炎自称：“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广泛吸收域外新知并将其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据姜义华老师统计：“《訄书》中直接注明作者与书名的，就有英国人类学泰斗泰勒（章氏译作梯落路）的《原始人文》，芬兰哲学家、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章氏译作‘威斯特马科《婚姻进化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丁斯（章氏译作葛通哥斯）的《社会学》，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日本文学家涩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语言学家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宗教学研究者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书中引述的，还有瓦伊知的《天然民族之人类学》，载路的《民教学序论》，白河次郎、国府种姓的《支那文明史》，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桑木严翼的哲学著作，以及培根、洛克、卢梭、康德、斯宾塞等人的许多观点。”

例如在《序种姓》中，章太炎借鉴近代民族主义理论，认为：“万物莫不知怀土，而乐归其本。”基于此，他考证古代姓氏谱系，希望建构起一套“纯粹”的汉民族演进史迹，以此来凸显“夷夏之辨”，激发人们的反清之志。且不说这样的论证方式本身就有简单地以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包括人种学）理论为根据来审视中国历史之弊，而且在此过程中，章太炎甚至像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一样误信了源自近代西方、在学理上与史实上都站不住脚的“中国人种西来说”。不过，在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随着对于近代西学更为深入的认识，特别是意识到后者背后带着强烈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章太炎开始检讨自己先前的论证方式，并批判“中国人种西来说”。

当然，作为熟悉中国历代典籍之人，章太炎并未在借鉴近代西学时忽视中国历史自身的丰富性。在《通法》中，章太炎回顾了从周至明的政治史，摘取出在他看来值得后世取法之处。他所鉴定历代王朝是否行良政之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能否有利于民众生计福祉为依据。比如汉制之下郡县多循吏，北魏以降的均田制使民有恒产，皆不外乎此。值得注意的是，他除了对汉、唐这样的“盛世”之制度多有认同，对那些在古人眼中地位甚为低下的政权，他也努力寻觅出其中的良法美意。比如被欧阳修称为“天地闭，贤人隐”的五代十国中的后梁，他认为晚唐之世，宦官专权，甚至操纵帝位更替，而朱温能从制度设计入手，将此权势熏天的团体一举打压，故值得称道。此外，被历代史家所痛斥为以篡位夺权、欺世盗名的新莽政权，其置“王田”、限财产诸政策，一改西汉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状，使得“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讫建武以后，乡曲之豪，无有兼田数郡，为盗跖于民间，如隆汉者矣”。这些举措的流芳遗泽，同样让民众受益。

在中国古代政论里，土地分配问题备受关注，因为这关乎战国以降的小农经济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对此，章太炎除了在评价王莽的土地政策时涉及此事，还在《定版籍》里详细论述中国的土地分配问题。他于文中回忆在横滨时与孙中山讨论中国土地现状的场景，强调防止土地兼并的必要性，因为“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廥而不足以养民也”。在文末，他还附上了自己草拟的《均田法》，其中规定有土地的人不能任由土地荒废，凡是不能亲自耕种的土地，应由政府负责出售。这些内容的实质就是防止因土地兼并而一方面造成大量土地被闲置，另一方面却有许多无地可种的农民，既导致生产力低下，又激化社会矛盾。

最后，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还计划编撰一部具有新体例与新内容的《中国通史》。在附于《哀清史》之后的《中国通史略例》里，章太炎认为中国传统史籍中的典制之书有助于“知古今进化之轨”，使得“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因此在他设想撰写的《中国通史》中，“典”这一体裁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强调：“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矣。”通过论述古今制度的建立与流变，章太炎希望能呈现中国立国根基之所在与得以维系至今的经验教训。此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他还计划撰写数篇属于传记性质的《考纪》与《别录》，以此“振厉士气，令人观感”。

关于自己的修史计划，章太炎在1902年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做了详细陈述：

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锋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可见，章太炎眼中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国通史》，应做到贯通古今，能成为具有国民教育性质的“国史”。在内容上，须侧重于“典志”，将晚近的新学理熔铸其中，区别于往日沾染科举策论之风的史论，借此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章太炎在当时为了获取更多的新知识，阅读了许多涉及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的日本学者的论著与译著。他指出：“物茍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与之相反，则是许多生物因不明合群竞争之道，以致日渐退化。正是在这样的思虑之下，他认为需要在历史著作中加入能促进“合群明分”的内容。

虽然此时章太炎乐于和梁启超讨论通史编撰这样的学术问题，但在政治主张上，由于立志走革命之路，章太炎和依旧不愿放弃君主立宪道路的梁启超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大。1900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从“积弱之源于理想者”“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积弱之源于近事者”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当时国势日窘的原因。虽然他在“积弱之源于近事者”这一节中历数了清代以来的各种暴政、苛政，但是仍旧强调“今上皇帝以天纵之资，抱如伤之念，借殷忧以启圣，惟多难以兴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爱中国而欲拯其祸也”。

对此，章太炎在1901年发表了《正仇满论》一文以反驳梁氏。他强调：“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将乾隆比作宣称“朕即国家”的法皇路易十四，以此来突显前者的专制，但是却又不主张民众起来进行革命，原因在于不能忘却心中的“圣主”光绪。但是在章太炎看来，光绪的种种举动，非为国家，而是借维新之名来夺慈禧之权，“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因为彼等深知“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即便他有心改革，也由于能力有限，难以成功。反观亿万汉人，“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就算是迫不得已而出仕清廷为官者，他们不与清廷合作之心也未尝少衰。总之，在章太炎看来，不反清，中国则终究难以摆脱危局，欲清政府施行立宪，无异于与虎谋皮。

章太炎提到汉人不愿出仕清廷为官，从清代政治史上看，很可能只是他的一种推想。但据章士钊回忆，章太炎在当时认为“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1902年4月，章太炎与秦力山等人计划在日本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因被日本警察制止，改至横滨举行。章太炎为此活动写了一篇“宣言书”，其中提到：“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通过那些明清之际抗清将领的名字，来唤起人们的反清之志，“庶几陆沈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他希望通过这些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事迹，激发人们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在当时的背景下，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革命者鼓吹革命的主要理论工具其实是由日本学者译介的政治学理论，特别是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民族主义理论赋予那些主张革命的士人论述近代政治组织的原理，尤其是民族国家之内涵的能力。但在宣传策略上，传统的“夷夏之辨”与明清之际史事却更容易面向国内大量未受西学熏陶的人，让他们借助中国历史上的相关史迹来理解反清革命的内涵。比如当时身在湖北的朱峙三，便主要通过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革命党人编撰的记载明清之际历史的读物，而心生反清之念，日渐同情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极为重视明清之际的历史。在他眼中，晚清的革命党人需要将这股数百年间未尝一日消亡于天地之间的反清意识发扬光大。只有这样，革命才有可能唤起社会上广大民众的充分同情与支持，进而获得成功。

1903年，章太炎回到国内，任教于上海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是由中国教育会帮助创立的，主要为了接济因反对学校迫害而掀起退学风潮的原南洋公学学生。但不久之后，因经济问题，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又发生冲突，爱国学社的学生对蔡元培等中国教育会负责人大为不满。这场纠纷似乎对章太炎颇有触动，他在写给吴君遂的信中感慨：“汤盘孔鼎，既不足为今世用；西方新学，亦徒资窃钩发冢，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怯葸愈甚。”他提到自己在爱国学社中甚至建议学生“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当然，爱国学社的成立还是为宣传革命思想提供了便利。1903年，上海各界绅商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抗议俄国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仍不从中国东北撤军。爱国学社的成员也借此机会在张园集会演说，宣传政见。在此期间，借着民情高涨，《苏报》刊登了不少批判清政府的文章，广为传播革命思想。而也正是这份报纸，让章太炎一时间名满天下。

《苏报》本为中国人借着日本人名义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市井小报，知名度有限，没什么社会影响，后被陈范买下。陈范的兄长因同情戊戌变法，在变法失败后遭永久监禁。陈范本人曾靠捐官当上知县，后在江西铅山县任上因处理教案不力而被免官，这让他开始对清政府感到不满，遂生“倾覆满清之志”。1902年，《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一栏，开始宣传革命。翌年，陈范聘请爱国学社成员，湖南人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章士钊早已倾向革命，有了这样的平台，他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思想，使《苏报》上的文章言辞越发犀利。当然，从陈范的角度而言，也不无希望借助章士钊的才干来为《苏报》扩张销路的考虑。

也正在此时，因反对清政府驻日学生监督姚文甫而回国的四川青年邹容住进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邹容在日本期间就形成了革命思想，来到爱国学社后，与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畅谈革命，十分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1903年，邹容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著名的《革命军》。这本书的主体是他在日本时所写的。虽然从内容上看，严格说来这本书并非原创之作，而是借鉴了不少当时出版的各类文章著作，比如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国民报》上的政论。但邹容以犀利、激越而通俗的笔调，将这些文章著作里的观点整合起来进行论述，达到极强的宣传效果，不但能使人们在阅读这本小册子时知晓不少在当时来说还颇为新颖的政治概念与政治事件，还能调动起读者的情绪，使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不禁顺着本书的主旨来思考中国前途。比如邹容在书中强调：“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宣扬革命成功之后“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定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此外，邹容在书中生动刻画了清政府对内施行压迫剥削、对外极尽谄媚之能事的模样，以及中国官僚士绅道貌岸然、腐败无能、冥顽不化的形象。这些内容也极易引起对内忧外患深有感受的人们的强烈共鸣。因此这本书出版之后影响极广，成为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运动的启蒙读物。

章太炎特意为《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刊登在《苏报》上。他称赞邹容宣传革命不但能影响一般读书人，而且能唤起“屠沽负贩之徒”关心国家兴亡之念，让他们也加入革命队伍。此外，章太炎还说邹容之所以用“革命”而不用“光复”命名本书，是因为他的理想不仅是推翻清朝统治，还要变革中国的“政教学术，礼俗材性”，这就使革命思想不再局限在所谓“反清排满”这一点上，而是具备近代民主革命的内涵。

1902年5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下不应提倡革命，因为这会导致中国出现内乱与内耗，为列强瓜分中国创造机会。他还强调中国民众素质普遍有限，很难指望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因此需要保留君主制徐图改良。在他看来，清光绪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心，只要除去慈禧与荣禄等守旧派的势力，就能依托光绪来进行改革。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康有为在海外华侨中间有一定声望，他的这些观点很容易影响后者的政治态度。为了正视听，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强调，首先，清政府并不能让中国走出内忧外患，康有为对光绪的描述是过度美化、严重失真的，所以不能将中国前途寄托在已经腐朽衰败的清政府之上。他在文中轻蔑地声称“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与之相似，民主政治是靠民众自下而上争取而来的，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颁布指令。其次，革命并不会导致康有为所设想的那些后果，因为革命是最好的启蒙大众之利器，民众在革命实践中方能真切地认识到何谓“公理”，所以“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复次，革命也不会引来列强瓜分中国，因为中国的情形和印度不一样，印度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所以英国殖民者可以分而治之，而中国“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一旦通过革命运动唤起广大民众的救亡热情，会让整个国家更为团结，人人都能意识到国家兴亡与自己休戚相关。最后，章太炎认为康有为之所以反复宣扬君主立宪，是因为不能忘却功名利禄，希望光绪掌权之后自己能受到封赏。自此，章太炎彻底与康有为断绝交谊，后者成为他的长期批判对象。

章太炎的这两篇文章，加上邹容的《革命军》，迅速引起清政府的注意。1903年5、6月间，清廷商约大臣吕海寰致函江苏巡抚恩寿，建议他逮捕在上海宣传革命之人。恩寿命上海道台袁树勋照会各国领事，指明要逮捕章太炎、蔡元培、陈范等人。不久之后，恩寿又命袁树勋要求上海租界工部局会同查封苏报馆，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同时派候补道俞明震赴沪协同袁树勋办理此事。由于俞明震思想开明，同情革命，且其子俞大纯是章士钊的好友，因此他对于办理此案并不积极，反而多方庇护爱国学社与苏报馆成员，吴稚晖能躲避追捕，就和俞明震有直接关系。而袁树勋则由于该案发生在租界，出于过往经验，不愿与租界的帝国主义者过多交涉，以免旁生枝节，起初也不是特别卖力。袁树勋的上司，时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态度也和俞、袁二人差不多。真正主张严办章太炎等人的是两位地方大员端方和张之洞，尤其是张之洞，为了显示自己对清政府的忠心，以及与戊戌年间主张变法的人坚决划清界限，极力建议清政府严惩苏报案中人。

1903年6月29日，工部局派警探去苏报馆搜捕，带走报社账房程吉甫。本来章太炎是有机会躲避追捕的，但由于他疏于警戒，加之有比较强烈的志士心态，因此并未在工部局来寻找自己前进行躲避，而是依然留在爱国学社中，遂被工部局逮捕。而邹容本已迁居至虹口，且与苏报馆并无很深的往来，但由于收到章太炎让自己与他共赴难的来信，为了彰显自己恪守有难同当的兄弟义气与不惧危险的英雄气概，邹容选择主动投案。当然，也正因为邹容因年轻而在性格与思想上都不太成熟，导致后来被判监禁之后，他情绪激动，精神反常，最终惨死狱中。

1903年7月15日，租界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太炎和邹容进行审讯，清政府特意委托律师来提出控诉，控辩双方及其律师在庭上展开辩论。在时人眼中，过去一直至高无上的朝廷此刻竟然和两位“要犯”同台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件闻所未闻之事，这既扩大了章太炎等人的知名度，使他们的观点更广为人知，又加强了时人对清政府的不屑之感。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场审讯已经是在变相传播革命思想。

在苏报案的处理问题上，清政府要求租界当局将章太炎与邹容转交给自己，然后重判其罪状。可租界当局为了突显治外法权的重要性，反对清政府的诉求，主张要在租界内审理此案。当然，对于租界当局来说，拒绝将章太炎和邹容交给清政府，还是一个很好的彰显其管理体制如何“文明”的机会，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章太炎和邹容落入清政府之手，下场一定很悲惨。因此，他们不会直接以治外法权为借口来拒绝交出章太炎和邹容，而是借“法治”与“言论自由”之名来表达立场。此外，由于该案发生在租界内，不仅租界当局有自己的考量，列强之间也充满着盘算。其中，由于在长江流域有巨大经济利益，所以英国政府出于维护租界地位的考虑，坚决反对将章太炎和邹容移交给清政府，同时深度介入该案的审判过程。法国与俄国则支持清政府的诉求，希望以此换取后者对自己的依赖，但后来在英国的游说之下，法国政府逐渐改变了政策。日本政府鉴于与英国的同盟关系，因此表面上和后者保持一致，但在与清政府的单独交涉中，则透露出不会庇护苏报案犯人的态度。最终，1904年5月，租界会审公堂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苏报》被永久停刊。

作为苏报案的亲历者，对于该案的影响，章士钊说：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载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目前动乱之局亦难于收摄也。此其机缄启闭，当时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审处之。然若言论长此奄奄无生气，将见人心无从振发，凡一运动之所谓高潮无从企及。于是少数激烈奋迅者流，审时度势，谋定后动，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期于挽狂澜而东之，合心力于一响，从而收得风起云涌，促成革命之效。苏报案之所由出现，正此物此志也。

正如其言，苏报案审判期间，不少报刊进行了详尽报道，并发表相关评论，让该案成为具有强烈社会反响的事件，不少青年人也因此得闻章太炎与邹容之名，主动去阅读他们的论著。例如当时身处湖南省溆浦县的舒新城后来这样回忆：

以溆浦那样偏僻的地方，当然购不着什么真的新书，但阅报室中有《时报》《新民丛报》《国粹学报》《安徽俗话报》及《猛回头》《黄帝魂》《中国魂》《皇朝经世文编》《西学丛书》《皇朝绪艾文编》《时务通考》等等。我因从张浣泉先生养成一种作札记的习惯，对于涉猎各书均录其精要而附以意见。对于《黄帝魂》《猛回头》尤为醉心而嗜读，当时如章太炎致康有为《论革命》诸书，及《猛回头》之重要词句都能背诵。

而据逄先知回忆，青年时代曾积极阅读各类新书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多次提起章太炎与苏报案：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根据我的记载，毛泽东就要过四次：一九五八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月。毛泽东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赞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毛泽东在《革命军》一书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写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虽然章太炎在苏报案判决后饱尝入狱之苦，但正因为该案，他革命家的形象开始名扬四海。在时人眼里，他不仅是一位师从俞樾，肄业诂经精舍的儒生，更是一位敢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