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之路

1898年12月，章太炎抵达台北。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1896年，时任台湾总督的桦山资纪将“六三法”作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侵占台湾的“基本法”。该法律依据委任立法制度，将管理台湾的大权交予总督，总督可以不受日本法律的限制，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监督，除了军政与军令，还掌握行政、立法、司法、财政等权力，并可根据台湾的特殊情况颁布各种严刑峻法，镇压台湾民众的抵抗运动。1898年，身为日本陆军中将的儿玉源太郎出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后藤根据所谓“生物学”理论，认为需要细化日本对台湾的侵占。他不求迅速改变台湾民众的风俗习惯，而是主张要利用台湾民众的“劣根性”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统治，特别是在高压统治之余，还需施以小惠，造成台湾民众内部的分裂。与此同时，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加强台湾的警察力量，增添警察人数，让警察直接参与行政管理，将警察与保甲制度相结合，密切监视台湾社会，捕杀抗日人士，造成台湾近代史上十分恶劣的“警察政治”时代。

虽然日本侵略者此时在台湾推行高压统治，但对于章太炎这样来自大陆的青年名士，他们还是打算笼络的，希图借此彰显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可以在台湾本地读书人群体中收买人心。章太炎抵台后不久就被聘至《台湾日日新报》，为该报撰写文章。对于日本侵略台湾的政策与意图，章太炎一时间似乎还不能详细辨明。或许是出于对清政府镇压变法运动的不满，他一度对日本的侵略统治产生某种幻觉。他还设想中国能与日本结为同盟，然后大力经营长江流域，抵御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北方的野心。1899年1月，儿玉源太郎赠送给章太炎一幅《帝国名胜图》，章太炎特意赋诗一首来答谢。同样在该年1月，章太炎致信汪康年，谈及自己的在台见闻，认为在这里有几位日本学者与自己相谈甚欢，其中以馆森鸿最为相契。

馆森鸿对中国儒家典籍颇为熟悉，并且推崇清代汉学，尤为敬重被视为清代汉学开山之一的顾炎武，同时还很钦佩戴震，这与章太炎的学术立场十分相似。在文教水平还不是很高的台湾能遇见与自己畅谈学问之人，章太炎自然深感快意，于是与馆森鸿订交，在一起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由于馆森鸿曾编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人物的传记，而章太炎则刚刚经历一场以失败告终的“革政”，因此他感到与馆森鸿有不少共同语言。也正是通过馆森鸿，章太炎开始对日本近代汉学有了初步认识。后来馆森鸿整理日本汉学家照井泉都遗著，章太炎特意为其撰写序文。在章太炎看来，照井氏“礼乐、汤武、封建诸论，矩则荀子，最为闳深，以是洞通古义，而挹注九家，以说《庄子》，以训《四书》，不易其轨。盖自嬴吕以至于今，有照井全都，然后荀子由孽于东海”。“当西汉之朔，传荀学者，独伏、贾、董、韩诸明哲耳。其后若没若灭，陵夷至于宋明耗矣。日本之有文字，昉于应神，而当晋太康，是时荀学则已失其纲纪。全都生千四百纪以后，独能高厉长驾，引其微论，钓既沉之九鼎，而出之绝渊，其学术虽在伏、贾、董、韩间，其功则隃远矣。”因此称赞照井泉都“抗希大儒，仔肩绝学，信秦汉后一人哉”。在与俞樾的信中，他亦言：“麟宗旨所在，以荀代孟，震旦儒人，鲜合兹契。惟日本照井全都箸汤武、礼乐诸论，独楬橥荀学，尊以继孔，玄照神契，独符鄙怀。”由于学术旨趣相近，章太炎一度认为照井氏与自己颇似异代知音。

章太炎虽然身在台湾，但依然心系大陆，尤其是对戊戌变法的失败难以释怀。他撰文追思被清政府杀害的六君子；抨击慈禧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断送改革前途；嘲讽张之洞政变前极力拉拢维新派，政变后却公开主张要对维新派“除恶务尽”；辨析康有为并非不忠之人，他公布光绪皇帝的所谓“密诏”，无悖于为臣之道。他还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并分别写诗寄予流亡海外的康梁师徒，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关心之意，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有所作为。对于章太炎的来函，康有为给他写了回信，感谢后者能在此刻坚持正义，支持变法运动，同时希望他不要常居台湾，而应同赴海外，共图良策。在信中，康有为甚至称章太炎为“豪杰”“同志”。章太炎收到信后专门撰文一篇，强调自己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还十分客气地说自己“与工部（康有为）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亦未尝少异也”。

虽说如此，但章太炎在其他文章里却不愿如此含混地看待自己与康有为之间的学术分歧。1899年，他发表了《今古文辨义》一文，较为系统地回应与批评了康有为的经学主张。或许是为了给康有为留些余地，他在文中并未点出康有为的名字，而是将批评对象换成了四川大儒廖平，因为在当时的士人圈里，时常盛传康有为的学术观点是因袭廖平而来，而且从表面上看，康有为与廖平之间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在这篇文章里，章太炎从经学家法、学术流变、古史记载等角度出发，批评廖平（其实是康有为）的经学观点，认为其中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处。而对于这种治学方法的流弊，章太炎指出：

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邓析之杀求尸者，其谋如此；及教得尸者，其谋如彼。智计之士，一身而备输、墨攻守之具，若好奇爱博，则纵横错出，自为解驳可也。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耶？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

在章太炎看来，如果为了宣传政治主张而无视历代学术流变、任意质疑古书与古史的真实性，将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使人觉得中国古代没有信史可言。而一旦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的根基也就被动摇了，这不但会造成学术研究上的混乱，还会危及中国人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政治变革是近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的话，那么这种变革绝不能建立在粗疏简陋的学术基础之上。后来章太炎在提出政治主张时，往往要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其流变，并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他深思熟虑、立言谨严的表现。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恰恰是康有为如此这般的处理方式，开启了为宣扬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诉求而任意质疑、否定古史记载的先河。不过，在这篇文章里，章太炎依然强调自己只是在讨论学术问题，而非由此来否定变法运动，强调自己与那些借反对康有为学术主张来抨击变法者绝非一类人。

除了对康有为的经学主张进行商榷，章太炎在当时还从哲学层面回应、批评康党的思想，特别是谭嗣同的《仁学》。当谭嗣同被捕遇害后，梁启超开始在他主持的《清议报》上连载谭嗣同的遗作《仁学》，并撰文表彰谭嗣同的事迹与品格。通过报刊的传播，一时间谭嗣同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眼中象征着锐意改革、勇猛无畏。谭嗣同在《仁学》一书里，运用“以太”这一概念，构建起从个人“心力”出发，终至彰显“仁”之普遍性的理想社会图景。其中，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以太”是贯穿于万事万物的关键。这个概念在19世纪的物理学领域主要用于解释电磁波的生成与运动。但在谭嗣同那里，“以太”可以脱离具体的物质实体而存在，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有灵魂、有意识。早在1897年，章太炎就在宋恕那里读到了谭嗣同《仁学》的抄稿，但他觉得此书内容比较杂糅，因此评价不高。1898年，孙宝瑄也多次在日记里记载章太炎对《仁学》的评价，当然主要还是以批评为主。

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为了宣传变法思想，借鉴西方宗教史的内容，将孔子诠释为开创孔教的教主，并将儒家思想神秘主义化。对此，章太炎在《儒术真论》一文里，通过从《墨子》当中钩沉与墨家进行辩论的战国儒者之言说，认为在战国时期儒者的特征恰恰不是宗教化、神秘化，而是拒绝言鬼神之事，强调要从社会实践出发思考问题。章太炎强调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正是因为他“以天为不明”与“无鬼神”。所谓天道，原本就是人们因为不了解自然现象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想象，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会更为深入地认识天体运动规律，而人的生老病死也属于自然现象之一，并无鬼神之道掺乎其中。此外，人的性格和资质主要由后天熏染而成，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孔子才致力于明庶物，察人伦，从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当中总结归纳人伦之道，而不依靠宗教来惑世诬民。这种以人为主体，重视对历史经验与社会关系进行总结升华的极强的实践性，实为儒家思想的光辉之处。后来章太炎重视历史，强调“依自不依他”，反对建立孔教，都可以从这篇文章里窥见端倪。

针对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章太炎在《视天论》与《菌说》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应，并借此提出自己对于宇宙生成与万物进化的观点。在《视天论》一文里，章太炎借助他所接触到的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知识，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运动是各个物质相互吸引而形成的，因此具有极强的物质属性，而非受制于一个外在于自然界物质的“天”。人们之所以想象出一个外在于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具有主宰意志的“天”，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大气层的运动规律。就此而言，所谓“神道设教”之语，不过是虚妄之论罢了。

在《菌说》一文里，章太炎重点论述了人的物质属性。在他看来，人的出生、成长和衰老，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一样，都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认识，此即所谓“内有精虫，外有官骸，而人性使具”。而谭嗣同借以构建其哲学体系的关键之物“以太”，其实只是一种借着自身振动来传播光波与电磁波的物质，尽管它比原子还微小，但却依然是一种物质实体，而“不得谓之无体”。因此，只能从自然界运动的角度来理解“以太”，不应将其想象为一种带有神秘性与道德属性的超自然现象。而认识到“以太”的物质属性，也就可以认识人的物质属性了。章太炎根据生物进化论指出，有机物是从无机物变化而来的，高级动物是从最简单的微生物变化而来的。从无生命的物体变成有生命的物体，从细菌变为草木，从低等生物变成高等生物，变成猴子，最后再变成人，这是自然界发展的过程。

章太炎指出，正是由于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那么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要建立道德规范，为什么要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也就不需要靠谭嗣同笔下的“以太”来证明。人之所以能够进化为人，人类社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智力越来越发达，为了更好地在自然界生存而形成团体。人们为了维系团体，需要有一套道德规范，各种文教活动也就随之而生。据此，章太炎引入荀子思想，认为根据进化原理，讲求“合群名分”之道至为关键，这样才能“御他族之辱”。如果一个团体变得“涣志离德”，那么就会“帅天下而路”，使团体涣散。这样，章太炎就将此一人类进化理论与救亡图存思想相结合，强调要重视后天的教育，使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同时着力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合群名分”。此外，还要培养人们“爱类”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仁民爱物”的重要性。可见，相比于谭嗣同简单地借用近代自然科学概念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章太炎的这些观点体现出他对于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更为全面的认识，能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规律、人的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社会组织和社会道德的生成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理性的考察，尽可能地祛除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与不可知论。就此而言，虽然《菌说》等文章的遣词造句异常古奥，但其中的思想见识却是十分现代的。

这一时期章太炎从事的另一重要的学术工作就是在1899年下半年至1900年初将自己发表的文章修改结集为《訄书》（初刻本《訄书》）。“訄”的意思是逼迫、紧迫。章太炎以此字命名自己的著作，就是想强调自己的这些文章都是在危急的时代环境里的不得不发之言，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本书主要包括了讨论中国历代学术得失、运用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来分析人类社会形态、具体探讨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诸议题等内容，其中不少文章曾经在报刊上发表，在收录于书中时，章太炎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因此，这本书可视为章太炎从甲午到庚子思想的一个总结。他曾托好友夏曾佑居间介绍，将《訄书》与《儒术真论》送给以翻译《天演论》而名扬士林的严复，希望能得到后者的批评。由此可见，此时章太炎对严复的思想颇为认同。

也正是受到严复介绍的进化论的影响，在该书的《原变》篇里，章太炎认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首，是因为人适应了自然环境，并不断力求改造自然环境，因此形成了极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而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里生存，就必须讲求合群之道，建立良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一旦放弃竞争意识，不再致力于自我完善，那么物种就会退化，最终难逃优胜劣汰的“定律”。因此，为了救亡图存，抵御外侮，有必要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进行全面检讨，思考如何建立起一套既能保证广大民众生存发展，又能让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得以自立自强的制度。

除了思考制度建设问题，章太炎认为还必须重视如何评价中国传统学术，毕竟当时大多数读书人的知识基础依然是中国传统学术，如果不能对之有较为恰当的评价，那么将极难形成对于政治与经济变革的共识，也难以引入新知，增广见闻。因此，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尊荀》。章太炎认为不但荀子的“合群名分”思想值得发扬，并应用近代社会科学对之进行新的诠释，而且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同样值得重视，因为这暗含着强调变革重要性、不能恪守旧章的思想因素。当然，章太炎在诠释这一思想时借用了今文经学的观念，如《春秋》为新王制法，而非为汉代制法等，这显示出他并未像后来那样对今文经学抱以强烈批判的态度。而在《独圣》篇里，章太炎进一步阐发自己在《儒术真论》中的观点，认为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不尚鬼神，这也是中国文化胜于其他地区文化的地方。章太炎说：“自仲尼之厉世摩钝，然后生民之智，始察于人伦，而不以史巫尸祝为大故。”他还说：“神怪绌，则人道始立。”正是因为杜绝了鬼神迷信，人们才有可能直面社会的真实矛盾，从社会实践出发思考未来发展的道路，人自身的主体性也能够建立起来。章太炎相信，由于中国传统学术中有这样的宝贵遗产，身处危局之中的中国定能通过变革来摆脱危机。

此外，章太炎在书中还评价了法家学说。早在戊戌年间，不少士人就已经熟知章太炎认为法家学说有可取之处。对商、韩之言甚为厌恶的宋恕，在戊戌年的日记中记下：“与枚叔争商鞅及鄂帅不合，大辩攻。”随后他致信章太炎：“商鞅灭文学，禁仁孝，以便独夫，祸万世，此最仆所切齿痛恨，而君乃有取焉。”因此要和章氏“暂绝论交”。由于时人不满于君主制度，因此对主张申君权、抑臣下的法家学说大力抨击，宋恕之外，像严复、孙宝瑄、谭嗣同等人皆如此。但章太炎一反时流，在《儒法》篇指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一些良法美制，法家的因素至为重要。历代行政之衰不在于严刑峻法，而由于后世背离法家循名责实之宗旨，致使法律条文烦琐矛盾，进而形成了上下相蒙、政务废弛的局面。同时他在《商鞅》篇中强调，“法者，制度之大名”，“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法家强调循名责实、整齐官制，有助于让国家实现富强。因此，法家绝非君主的帮凶，而是自有一套为政之道。而除去“毁孝悌，败天性”乃其瑕疵外，宗尚法家如商鞅者，面对秦国权贵决不退缩姑息，较之汉代借经术干人主的儒生，其人格高下至为明显。

当然，该书更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对于清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章太炎其实已经开始怀疑清政府究竟能否让中国摆脱危机，实现富强。在该书的《原人》篇里，他借鉴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认为“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在历史变迁中，不同群体逐渐形成了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到了近代就成为抵抗侵略、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精神支撑。章太炎指出：

希腊之臣服土耳其也，数百岁矣，一昔溃去，而四邻辅之以自立，莫敢加之叛乱之名者，无他，种族殊也。意大利初并于日耳曼，逾年百五十，而米兰与伦巴多人始立民主。斯其为殊类也，间不容翲忽耳，然犹不欲以畀他人。由是观之，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与有责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

这段话，其实已经在很含蓄地借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质疑清朝统治合法性了。相似地，他借评论蒙元历史，认为：“以臣夺君者，曰篡一姓之神器；以异类夺中夏者，曰篡万亿人之分地。”

但是，在整理《訄书》的阶段，章太炎并未表达彻底的反清革命思想，而是依然对清政府抱以些许期望。1899年夏，他在与日本人的谈话中曾说：“今满虏虽可恶也，光绪帝者，聪明英主。苟得其相，则亦足以辅而为善者也。”可见，他之所以对清廷抱有期望，是因为对光绪有着些许幻想，认为如果他能亲政，将对时局有所改观。极有可能的是，康有为等人在海外宣扬的光绪勤政爱民、立志改革的形象，多多少少影响了章太炎的判断。

因此，在初刻本《訄书》里，章太炎收录了《客帝》与《分镇》两篇文章。《客帝》的最初版本是1899年3月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客帝论》，收入初刻本《訄书》时章太炎有所修改。章太炎认为如果清帝能励精图治，就应该让其继续统治下去，成为类似“客卿”的“客帝”，对内“使吏精廉强力”，对外“以御白人之侮”。当中国走出内忧外患时，清帝应该主动让出帝位，退居诸侯之位，让孔子的后代成为新的统治者。

在《分镇》一文里，章太炎认为自从咸丰年间以降，地方督抚的势力不断坐大，内轻外重之局已成。如此倒不如让地方督抚拥有独立的行政权与用人权，使之成为一方藩镇，让他们来对抗列强的侵略。在章太炎看来，这样可以避免中央政府一被列强威胁，就急忙签订卖国条约的情形出现。至于这样是否有可能会形成地方割据局面，章太炎说：“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从渊源上看，章太炎的这个想法很可能是对老师俞樾观点的改造。俞樾写过一篇《封建郡县说》，认为应该在施行郡县制的背景下恢复一些封建制的遗意，即“内地郡县而边地封建”，这样就能较好地抵御外患，避免强干弱枝之局势。正如俞樾此论有向清廷当政者建言的意味，章太炎的“分镇”论，也是在保留清帝位置的前提下所设想的政治方案。

这里就带来了一个疑问，为何章太炎已经透露出对清政府不满，但仍然不直接主张革命，却希望清政府能自我改变？除了幻想光绪有成为明君的潜质，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他在当时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的了解。在时务报馆时，章太炎看到报载孙中山在伦敦遭清政府驻英使馆逮捕，遂向梁启超询问其详情，后者对他说：“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1899年2月，刚抵台湾不久的章太炎写信给汪康年，提到：“东人（日本人）言及公名，肃然起敬，而谬者或以逸仙（孙中山）并称，则妄矣。”认为孙中山不能和戊戌年间办报纸、开民智的汪康年相比。他的这个想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当时大多数江浙士绅对孙中山的看法。孙中山一非世家子弟，二无科举功名，三无肄业著名书院经历，这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本来就很难入长期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群体法眼。孙中山1895年策划的广州起义，主要参与者为会党、民团、营勇、绿林等，他们基本属于社会底层边缘群体。这也让孙中山在不少对他缺乏足够了解的士阶层眼里，不外乎一位江湖游侠式的人物，而这种不由士绅阶层领导的政治运动，在当时更是很难获得他们认可的。这种情况，直到1900年以后他与留日中国学生广泛接触后才有明显改变。

1899年6月，章太炎离开中国台湾赴日本。到日本后不久，在梁启超引荐下，章太炎在横滨与孙中山会面。不过这次会晤，显然没有让章太炎对孙中山产生太多好感，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

兴公（孙中山）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

在章太炎看来，孙中山虽不乏卓识，但言论略有夸大浮泛之嫌，不太讲求实际，所以稍显“不靠谱”。当然，章太炎拿孙中山和张角、王仙芝这样的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相提并论，说到底就是仍不认为孙中山也和自己一样是一位具有现代知识的文化人。在横滨时，孙中山还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讨论过中国的土地问题，孙中山向他们提及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并介绍了自己深为服膺的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土地理论。

因此，真正促使章太炎走上革命之路的还是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1900年义和团起义，随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这一系列的事件让当时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备受冲击，使他们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说，1900年“清自诛窜康梁以后，与外人尤相忌，刚毅用事，遂有义和团之变”。目睹这样一连串事件，使章太炎彻底抛弃了依托清政府来“革政”的念头。该年6月，章太炎致信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劝说他“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所谓“更建政府”，显示章太炎已经不再承认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并思考如何用新的政治力量来取代它。1900年7月，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国议会”。作为参与者，章太炎写信给夏曾佑谈及其中的状况：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借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翁（翁同龢）、陈（陈宝箴）坐镇，梁公（狄楚青）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

章太炎描述的中国议会内部情形，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士绅群体在组织具有现代特征的政治团体之时还缺乏经验，特别是不谙团结大多数成员与形成政治共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参加中国议会的人们在如何对待清政府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救亡方案。被推举为副会长的严复就颇为悲观地指出：“中国今日情事，与俄、日本皆不同，与雍、乾间之法兰西却有相似。”这番话的潜台词就是认为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在不断丧失，人心已散，类似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被推选为会长的容闳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议会对外宣言中更是直言，“大清朝势必覆亡”，“大清癫狂始终，愚不可及”，因此需要另立新政府，施行君主立宪制。时任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的井上雅二也在日记里记载，中国议会的真实主旨外界其实并不知晓，包括“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而根据今天的研究，不但唐才常策划利用会党发动起义，与张之洞关系紧密的汪康年也打算在南方另立政权，新政权采用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总统将由当时的名人来担任，人选包括光绪，同时派人联络会党土匪武装作为军事力量。

而章太炎则走得更为彻底。通过对甲午之战以来参与政治活动的反思，以及对清政府的长期观察，章太炎坚信这个政权不但不能让中国走出困境，反而会让中国遭遇更多的困境，甚至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只有推翻清朝统治，才能让中国摆脱内外危机，实现国富民强。因此，在中国国会第二次开会时，章太炎提出应拒绝让满蒙官绅入会，以此表明自己决定走上革命之路的态度。稍后，他在由革命团体兴中会创办的《中国旬报》上发表了《严禁满蒙人入国会状》与《解辫发说》两篇文章，公开向世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对《訄书》进行重订时，章太炎专门加入《客帝匡谬》与《分镇匡谬》两篇文章，检讨自己曾经对清政府抱有期望的幻想，强调今后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革命运动。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章太炎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主要是因为他“排满”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不可否认，在进行政治宣传时，章太炎确实经常刻画清政府的残暴与昏聩之像，并借用明清之际的历史来激起人们对清朝统治的仇恨。但其实章太炎之所以反清，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清政府不能有效抵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让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在具有表明心迹意味的《客帝匡谬》当中，章太炎强调：

故联军之陷宛平，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廪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阘茸佣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由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

很明显，章太炎最担忧的是由于不能抵抗外敌而让中国沦为“欧美之陪隶”。他认为只有推翻清朝统治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因此，章太炎的反清思想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他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之上的，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针对的是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正由于这样，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章太炎立即致信留学日本的满族学生，劝他们不必因此感到恐慌，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让他们作为具有人人平等特征的国民积极参加到新政权的建设中来，一改宣传革命之时那种极尽煽动之能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