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诂经精舍

1890年，章太炎23岁。这一年年初，章濬去世。章濬在生前曾立过家训，其中提到：“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其意就是告诫后代不要成为热衷于钻营奔竞之徒。此外，他还说：“精研经训，博通史书，学有成就，乃称名士。徒工词章，尚不足数，况书画之末乎？”认为只有致力于经史之学才能称得上学有所成，而不能仅以善于写诗文顾盼自雄。最后，他提及自己曾在当时由著名学者俞樾担任山长的杭州诂经精舍当“监院”。所谓“监院”，其工作主要为负责书院日常庶务，协调书院主政官、山长和生徒之间的关系。在整个书院的运作体系里，这一职位颇为重要。某种程度上，章濬就是在提醒章太炎要去向俞樾拜师求学。

也正是在这一年，章太炎入诂经精舍学习。他的入学过程其实颇有一番曲折。在晚年向弟子诸祖耿口述治学经历时，他提到自己“入诂经精舍，陈说者再，先生（俞樾）率未许”。后来俞樾提了几个关于古代典籍名物制度的问题测试章太炎，后者应答如流，俞樾感到很满意，才答应章太炎入学受教。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是因为诂经精舍对于学子学术积累的水平要求极高，因此常从在学之廪生、增生、附生，或者具有正途出身的人当中选拔。而章太炎很早就无意于科举，没有任何功名，因此在报名入学时就会遭到一些质疑，这才需要俞樾来亲自面试考核，决定是否允许他成为书院生徒。

1800年，时任浙江巡抚的清代汉学名家阮元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他创办书院的宗旨是表彰正学，示范门径，重视经解训诂，引导士人从事与乾嘉汉学传统不背离的经学研究，以此端正学风，树立典范。及至晚清，诂经精舍名扬学林，离不开俞樾的主持。自从咸丰年间被从河南学政任上罢免之后，俞樾就绝意仕途，一心治学。他宗尚高邮王氏父子之学，强调：“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粗识门户，尝试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他所撰写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著作，发扬乾嘉汉学的治学之道，在训诂文字、考证典制、辨析古义等方面创获尤多，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甚广，奠定了其学术名家的地位。特别是《古书疑义举例》，被誉为“融贯群籍，发蒙百代，足以梯梁来学，悬之日月而不刊”。

1867年，俞樾开始主诂经精舍讲席。关于诂经精舍的治学主旨，他这样说道：

昔阮文达公之抚浙也，悯俗学之苟且，慨古训之失传，爰于西湖孤山之麓，创建诂经精舍，俾两浙之士，挟册负素，讽诵其中。沿流以溯源，因文以见道。而又惧流传既久，失其初意，或且以世俗之学，羼并拾驱，特奉许郑两先生栗主于精舍之堂，用示凯式。使学者知为学之要，在乎研求经义，而不在乎明心见性之空谈，月露风云之浮藻，斯精舍之旧章，文达之雅意也。

他又说：

我浙素称人文渊薮，而书院之设，亦视他省为多。其以场屋应举诗文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赋，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

可见，俞樾强调诂经精舍应致力于继承发扬乾嘉汉学传统，从事实事求是的考据训诂之学，以此发明经义。他提醒生徒，要主动与那些以追求世俗功名为目的的学问保持距离，此外，还要力戒浮华空泛的学风。这一治学旨趣，对章太炎影响极大。

需要注意的是，在刚入诂经精舍学习的几年里，章太炎其实并未常驻书院，而是处于一边应课，一边自修的状态，他主要还是居住在余杭，来杭州仅为暂居。而且俞樾在当时也并不经常在杭州，有的时候甚至数月或数年不至书院，每次来杭居住的时间也不长，所以与书院生徒接触的机会并不是很多。1893年，章太炎致信俞樾，称自己“自逮门下，星历三移，猥以蟠木恒材，得蒙雕饰。而僻居下邑，拥蔽朴愚，未得一侍董帷，亲奉几杖，岂直怅惘，负咎实深”。从中可知，章太炎虽然已经来到诂经精舍三年了，可是却并没有机会亲自拜谒俞樾，这说明章太炎此时与俞樾之间的关系还并不是特别紧密。

但是，虽然章太炎在初入诂经精舍之时还未能和俞樾建立密切的师生关系，但他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却得到了其他老师宿儒的指教，比如高学治、黄以周、谭献。在为高学治写的传记里，章太炎回忆自己向他请教治经之道，后者建议章太炎去读陈乔枞的著作，并认为长洲陈奂治学过于“拘牵”。此外，高学治还对章太炎说：“惠、戴以降，朴学之士，炳炳有行列矣。然行义无卓绝可称者，方以程、朱，侻也。视两汉诸经师，坚苦忍形，遁世而不闷者，终莫能逮。夫处陵夷之世，刻志典籍，而操行不衰，常为法式，斯所谓易直弸中，君子也。小子志之！”在为黄以周所撰的传记里，章太炎重点表彰了他对古代礼制的考订与阐述，同时强调黄以周认为礼学不但可以挽救汉学与宋学末流之失，还有助于培植良好的民风政风。在章太炎看来：“清世大人称程、朱者，多曲学结主知，士民弗触，则专重汉师，抑洛、闽。其贤者诚弘毅，知质文之变，而末流依以游声技，愈小苛，违道益远，夷为食客而不知耻。先生博文约礼，躬行君子，独泊然如不与世俗成污者。”可见，高学治和黄以周不仅在治学门径方面给予章太炎极大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二人强调修身的重要性，重视礼制与道德的作用，这深刻影响着章太炎日后的思想主张。比如他十分重视立身行事的诚伪之辨、强调礼制对规范社会伦常的不可替代作用、在进行革命运动之时尤为重视革命者的革命道德，以及在梳理中国历代学术流变时细致辨析理学传统，挖掘其中可被继承之处。当然，黄以周精于史学，其史论于历代典章制度多有发明，这一点也为章太炎所继承。

梁启超说，在清代汉学家的圈子里，“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谭献在1892年5月与1895年9月的日记里记载收到章太炎寄来的文章，可见章太炎曾主动向谭献请教学问。在《自述学术次第》一文里，章太炎回忆他与谭献的交往：“时乡先生有谭君者，颇从问业。谭君为文，宗法容甫、申耆，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在《自订年谱》中，章太炎也自言在诂经精舍期间曾向“谭仲仪先生问文辞法度”。除了辞章之学，谭献推崇颜元与章学诚，这或许也对章太炎有所影响，因为章太炎后来在提倡“新史学”时就改造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而他认为颜元谨守礼教、重视实践，堪称荀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

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太炎撰写了大量的治学札记，比如著名的《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传读》。前者是他研究先秦典籍（还包括一些后代史书）的笔记汇编，后者收录了他在诂经精舍时期钻研《左传》的笔记。关于清儒重视治学札记的原因，梁启超有过颇为精当的分析：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又不惟专书为然耳，即在札记本身中，其精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记，例如钱大昕发明古书轻唇音，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

就此而言，从勤于写札记这一点来看，章太炎在研究方法上充分继承了乾嘉汉学的传统。

从内容上看，《膏兰室札记》主要以考订字义为主，兼及研究古代制度、评价历代史事与学风。从这些札记所涉及的内容上看，除了《诗经》《礼记》《周礼》《仪礼》等儒家典籍，还有先秦诸子的著作，这为章太炎后来重新阐释诸子各派的思想、形成许多前人所未发的观点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1896年章太炎致信俞樾：“举世皆谈西学者，无阮仪征、魏邵阳之识，吾道孤矣。漆室悲时，端忧多暇，复取周秦诸子，笼罩西书，除张力臣《瀛海篇》所疏，又得二十许条，匏瓜徒悬，无裨宙合，聊以张汉赤帜，亦俟秋日呈之。”正如其言，在收录在《膏兰室札记》卷三的札记里，章太炎经常援引一些西学著作来作为考订旧籍的参考。虽然在研究方法上，这些内容也正如他所提及的张力臣的《瀛海篇》那样，经常简单地将中国古书里的内容比附西学，以此彰显所谓西学中源，但可见他当时已经有意识地去阅读西学著作，使自己的知识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国经史典籍。对此，姜义华老师统计：“手稿（《膏兰室札记》的稿本）最后一册，有三四十条之多，引用赫士《天文揭要》、雷侠尔《地学浅释》、韦廉臣《格物探原》等书，借助于它们所介绍进来的天体运动学说、星球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分子原子与物质结构学说、光的运动学说、化合与分解学说、地层与考古学说等，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冥冥在上的天的存在，将人类的形成确定为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可作为这一时期章太炎重视汲取新知之佐证的，就是章太炎在1896年曾经三次参加以重视新学为特点的上海格致书院举办的课艺征文，虽未获奖，但都名列一等。他所参加的这三次课艺征文，主题涉及中外条约、万国公法、西书翻译、修筑东三省铁路、数学、物理学、海关税则等众多方面，他能够应试，说明一直很关心这些新知识、新热点，特别是涉及数学与物理学的问题，他能撰文抒发己见，说明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据沈瓞民回忆，1895年他与章太炎见面闲谈，发现“太炎言吏治，至三时许，滔滔不绝，真雄才大略也”。可见，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期间并未因钻研故纸而忽视现实问题。在《膏兰室札记》里，章太炎就通过评论历代史事，抒发其对于政治与文化的看法。比如针对《晋书·刘超传》里记载有关征收赋税的内容，章太炎认为：

近世州县钱粮，尚有库吏包征者，民既受其朘削，而官亦多赔累。光绪初，谭钟麟抚浙江，诛钱塘库吏何培，令民自封投匮，由是氓庶乐生，县令亦免亏空。然嘉兴各属如故也。呜呼！衙蠹中饱，古今不殊，安得百刘超为民除害耶！

在这里，章太炎抨击地方胥吏在征收赋税时利用中间人之便，贪污钱粮、中饱私囊，指出此乃吏治败坏的表现，希望将来的地方治理能够祛除此弊端。此外，在摘录《晋书·四夷传》时，章太炎认为边疆少数民族的部落选举制与“泰西民主”相似，这显示他已经关注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又比如在摘录《晋书·谢安传》时，章太炎指出谢安命令修缮宫殿，并非由于他为政不仁，劳民伤财，而是他为了借此试探在外临强敌的情形下，民众是否听从其指挥，如果能够让政令有效执行，那么就说明“军民可用”，一旦大战来临，必能将士用命，这显现出作为政治家的谢安的深谋远虑。在评价周文王被拘于羑里之事时，章太炎说道：

佞臣媚子之风，汉时已兆，尚系法家，或即词章之士，至唐而儒者亦尽被其毒矣。如《琴操》《拘幽操》《古今乐录》文王拘羑里之歌皆曰：遂临下土，在圣明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此虽未必文王所作，而文义古质，实周、秦间儒者所为，其词与《大雅·荡》篇文王咨殷同旨，皆能仰体圣心者。乃退之改作，反云：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沟犹瞀儒，群相欢以为得体，噫！是岂知圣人先天勿违，履位不疚之旨哉！同时啖、赵之说经，后此孙、石之倡义，皆墨守此宗旨，惟以损下益上为标识，而孔子所放远者，今乃奉之为格言，吾于是知汲黯之所见远矣。

1895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著名的《辟韩》一文，通过剖析韩愈的政治思想，批判秦汉以来的君主制度，认为“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借此来向国人介绍近代民主政治的要义。虽然很难断定章太炎在写这条札记时是否参考过严复的文章，但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儒者，曲解周文王被拘于羑里之事，宣称周文王虽然遭遇不测，但依然对最高统治者忠心耿耿，强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把古人的君臣关系扭曲成君主说什么都是对的，臣子必须无条件服从君主之命。这显示出尽管章太炎的西学功底还未能和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比肩，但也已经开始形成朴素的反思唐代以来政治制度之弊病的观念。

除了《膏兰室札记》，章太炎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撰写的另一部著作就是《春秋左传读》。关于这本书的缘起，他自言：

《春秋左传读》者，章炳麟著也。初名《杂记》，以所见辄录，不随经文编次，效臧氏《经义杂记》而为之也。后更曰《读》，取发疑正读为义也。盖籀书为读，其大义曰读，其微言亦曰读。《左氏》古字古言，沈、惠、马、李诸君子既宣之矣，然贾生训故，见《新书》，而太史公与贾嘉通书，《世家》《列传》诸所改字，又皆本贾生。可知刘子政呻吟《左氏》（见《论衡》），又分《国语》（见《艺文志》），实先其子为古学，故《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孤文犆字，多有存者。惠氏稍稍道及之，犹有不蔇，故微言当，一矣。左氏既作《内传》，复有《左氏微》说其义例，今虽亡逸，曾、吴、铎、虞、荀、贾、三张之言，时有可见（谓张北平、张子高、张长子），皆能理董疑义，闿圜雅言……夫《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斯其道也。大义当，二矣。微言，大义，故谓之《春秋左传读》云。

这里所谓“沈、惠、马、李诸君子”，指的是著有《春秋左传小疏》的沈彤、著有《春秋左传补注》的惠栋、著有另一种《春秋左传补注》的马宗琏、著有《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的李贻德。章太炎指出这几位学者虽对《左传》字义多有发明，但未能注意到汉代典籍当中保留下来可资引证的“孤文犆字”，因此他在《春秋左传读》中力图填补前人这一缺失。而所谓“曾、吴、铎、虞、荀、贾、三张之言”，指的是曾申、虞卿、吴起、铎椒、荀子、贾谊、张苍、张敞、张禹，这几位在自己的文章著作里都曾引用、转述《左传》的内容。章太炎认为这些人生活的时代距离《左传》的成书年代不远，通过绎读他们的文章著作，可以找到不少材料来考证《左传》的著述宗旨与义例。关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与学术价值，姜义华老师曾做概括。现移录如下，以明其义：

一、诠释《左传》中各种难解的或疏解极为歧异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章太炎广泛而熟练地运用了他异常丰富的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知识，将《左传》与其他大量周秦典籍联系起来深入进行比较研究与综合考察。尽管他所运用的方法仍是传统的考据，未能在整个体系上超越前人，就一词一句、一事一物的训诂考订而言，他还是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

二、疏证《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蕴含的本义。他说：“夫《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史称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贾嘉、贯公、贯公卿、张敞、张禹、尹更始、翟方进、刘向、刘歆等人曾依次传授过《左传》。他们的奏疏、论著，常常指明或未指明地引证《左传》，概述《左传》所提出的理论观点。章太炎精心钩求、仔细辨析，通过周、秦、西汉左氏学大师们旧说的复原，在说明《左传》叙事和立论的古义方面，提出了不少创见。

三、辨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亦非向壁虚构。由于章太炎对周、秦、西汉文献娴熟，他详尽地列举了这些文献中袭用、引用或采用《左传》的情况，对《左传》各传授者的有关言论与行动进行了值得重视的钩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左传》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他还批评了硬把《左传》说成出自刘歆之手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指出了强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史记》等等引述《左传》俱是刘歆羼入这一说法的荒谬，反复强调了在《左传》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说明应如何坚持这种学风。

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潜心治学，并在经学与小学研究上崭露头角，因此逐渐受到同门的重视。在此期间，他结交了同时代另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宋恕。宋恕喜谈经世致用之学，十分关注当时的内政与外交，对晚清朝政不修、学风空泛、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等现象深感忧虑，努力探寻救亡图存之道，在1892年撰写了《六字课斋卑议》一书，俞樾称该书“意义闳深而文气朴茂”，可比肩东汉王符的《潜夫论》与仲长统的《昌言》。1895年10月，宋恕在夏曾佑处听闻章太炎精通《左传》。1897年4月，宋恕在日记里记录章太炎前来拜访。1897年7月，宋恕致信章太炎，谈及后者提到的“振浙学”之事，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创办一个学会，然后请俞樾出面支持。他说自己打算邀请其他同门一起向俞樾提及此事，一旦后者应允，即登报广为宣传。一年以后，宋恕致信俞樾，称赞章太炎品行高洁，学问精湛，希望俞樾能推荐他到在湖南创办新政、大兴新学的巡抚陈宝箴处任事。

不过，后来二人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出现了明显分歧。章太炎成为革命者，宋恕主张君主立宪。章太炎对日本的汉学研究嗤之以鼻，宋恕却对日本学术文化颇为推崇。章太炎希望汲取法家著作当中的正面遗产，宋恕出于对秦汉以来政治制度的反感，认为法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1910年，宋恕去世不久，身在日本的章太炎致信弟子钱玄同，询问宋恕“著述不知有何种？”并且谈及宋恕“天性畏祸，其言政事者，固宜秘不示人，然他种学问，亦皆深藏不出，未知何意”，显示出他对这位昔日同窗挚友的关心。而在民初被袁世凯囚禁期间撰写的《对二宋》一文里，当时已决定与袁世凯对抗到底的章太炎，回忆起宋恕和自己曾就是否应借鉴日本政治经验和是否应推行君主立宪而展开辩论。虽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局依然混乱不堪，但章太炎仍旧坚信革命的正当性不容置疑，强调宋恕设想的君主立宪道路是不可取的，并相信宋恕自己后来也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见，虽然在政治与文化立场上相左之处甚多，但章太炎并不因此而断绝对宋恕的感念。

而此时，俞樾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位对《左传》及其他典籍颇有钻研的学生。章太炎在完成《春秋左传读》的初稿之后，曾将此书呈送俞樾指正，后者建议他不要存太多门户之见，同时应力戒穿凿之弊。虽然俞樾对章太炎的著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至少证明他已经关注到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了。随后，章太炎有机会拜谒俞樾，当面问学，俞樾则向他调侃康有为的经学主张。此外，章太炎参加诂经精舍考课，课艺文频繁被收录到诂经精舍编撰的生徒课艺文集中，其中就包含了一些《春秋左传读》里的文章。按照清代的书院传统，课艺文能以这样的方式刊出，就说明其水准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书院执教者的认可。与此同时，章太炎还承担了诂经精舍课艺文集第七集的校勘之任。

随着与俞樾关系日渐熟络，章太炎希望俞樾能为自己推荐一个好的去处。1898年，章太炎致信俞樾，提到自己在报纸上看到时任江苏学政的瞿鸿禨恰在苏州。章太炎觉得他对古今学问颇为包容，并且有意提拔后学，因此希望俞樾向瞿鸿禨推荐一下自己。此外，章太炎在信中还询问俞樾，之前曾拜托后者向廖寿丰、谭钟麟推荐自己，不知俞樾是否已经着手进行。章太炎觉得廖寿丰此时正担任浙江巡抚，估计会比较在意本省青年才俊，而章太炎之父章濬曾在谭钟麟幕府中任事，章家与后者属于颇有渊源的旧交，所以也有可能会重视自己。

而俞樾也颇为热心地向瞿鸿禨推荐章太炎。他给瞿鸿禨写信，称赞章太炎“以经学见长，乃精舍高材生”，并将章太炎的著作转交给后者，希望瞿鸿禨予以重视。不久之后，俞樾再次致信瞿鸿禨，建议他提拔章太炎。可见，俞樾对章太炎的前途还是比较关心的。当章太炎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后，俞樾曾当面严厉批评他，后来章太炎写了《谢本师》，公开断绝与俞樾的师生关系。而联系章太炎曾经希望得到清廷大员的赏识，并请求俞樾从中推荐，那么他毅然决定参加革命之后，公开写信“谢本师”，其实不仅是在向俞樾宣示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某种程度上也在表明自己要与过去的生活经历和交游圈子诀别，强调今是昨非。不过，1907年俞樾去世之后，章太炎写了一篇《俞先生传》，其中依然对俞樾的学术成就极为推崇。当他提及自己的治学经历时，也时常不忘强调曾经师从俞樾，并从中受益。就此而言，章太炎的《谢本师》应被视为特定政治语境下的产物，一旦时过境迁，章太炎依然很重视自己的学术师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