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活梗概

1869年1月12日（农历1868年十一月三十日），章太炎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改名为炳麟，字枚叔（一称“梅叔”）。后因仰慕顾炎武之为人，遂改名绛，别号太炎。世人常以其别号“太炎”来称呼他。此外，他还用过许多别名和笔名，比如章燐、章缁、绛叔、西狩、日本西狩祝予、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知拙夫、陆沉居士、支拉夫、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萧海琳等。

章太炎出生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对浙江的经济生产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浙江，许多地主逃亡，土地被当地农民与外来人口占据开垦。虽然太平天国政权在浙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与清军作战上面，并没有太多时机与空间施行其定都南京之时所宣传的土地制度，因此依然按照清廷对基层的统治方式来征收赋税，同时经常聘用地方士绅与富户为“乡官”，但农民起义毕竟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地主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支配，其结果之一就是农村当中的自耕农数量增多。据研究者20世纪60年代在余杭县调研时发现，当地不少农户都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从外地迁居过来的，属于由清政府招垦而来的自耕农，并且趁着地主阶级势力日趋衰落，这些自耕农低价买入不少土地，使当地的地权分布得更为平均。

此外，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浙江农村盛行永佃制。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农民借着太平天国的影响，开始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要求后者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永佃权，防止地主采取新的手段来剥削农民。而在一些地区，永佃权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即农民从拥有土地使用权发展为对土地拥有部分所有权。凡此种种，加上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当地的普及与洋货逐步深入农村市场，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地主经济，浙江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颇为深刻的变化，这对包括章太炎家族在内的本地士绅阶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章太炎后来长期关注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思考如何通过合理的土地制度来保证经济生产的活力，从渊源上来看，似与他所成长的地方经历过的社会经济变迁颇有关系。

关于清代以来的浙江，史家贺昌群曾说：“两浙为鱼米之乡，人口繁殖之地。因近古以来，地理环境之变迁，其人士最能得风气之先，接受时代思潮。明末遗贤之所以倡于彼者，而其影响则在于此。其人物殷阜，明清以来藏书之家甚多，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以浙江采进之书最多，号称人文渊薮。”具体到余杭县隶属的杭州府，清代以来，随着经济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人才与文化资源不断输入当地，使杭州府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科举中举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章太炎家族便是当地颇有名望的耕读之家。他的曾祖名叫章均，字安圃，生于乾隆中叶，通过家族的几代积蓄，家资充盈。据章太炎说，章均家“赀产至百万”。章均曾经在当地县学做增广生，后担任训导，教于海盐儒学。后来他用自己的钱财创办苕南书院，又购置田产设立章氏义庄和家塾，养育族中子弟。当时章氏宗族人数多达三百余人，其中的贫寒子弟也可至家塾中学习受业。

章太炎的祖父名叫章鉴，字聿昭，自署晓湖，是章均最小的儿子。曾入县学为附学生，援例为国子监生，但不愿出仕为官。借助师承关系，他较为广泛地了解了古今学术梗概。章鉴非常喜好藏书，积累了许多宋、元、明旧版书，并用此来教授子弟。中年以后，由于妻子之病为医所误，他开始钻研医学，购买了大量医学典籍，对历代名方甚为熟悉。章鉴经常为亲族治病，还为周围的穷人免费治疗。太平天国军队占领余杭期间，苕南书院毁于战火，义庄券册也遭焚毁。章鉴为了躲避战乱，开始以行医为生。他一度担任太平天国的乡官，但却不想久任此职，在为一位太平天国将领治好病后，他就辞官返乡，无意仕途，专门为穷人看病。

章太炎之父章濬（字轮香）是章鉴的长子。廪生出身，成绩优异，但屡次应试而未能中举。左宗棠率军来浙江与太平天国作战时，章濬曾向其献地图，并进言善后之策，左宗棠对其颇为欣赏。1867年，新任杭州知府的谭钟麟聘请章濬为幕僚。之后谭钟麟迁任河南按察使，承担起镇压捻军起义的任务，但章濬却不想长期离开家乡，遂以母亲年高需要照料为名，辞职返回故乡。在余杭，他担任县学训导，成为当地知名士绅。晚年热心于家乡水利建设，同时与其父一样，经常给穷人看病。章太炎是章濬的第四个儿子。

从表面上看，章太炎的家族虽然在当地属于精英阶层，但对仕宦却并不怎么热衷，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放在教育本族子弟、致力地方公益上。从社会心态史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人生规划”在当时的士绅阶层中也颇为常见。至于为何做此抉择，或因自感升迁无望，或因厌倦庶务缠身，或因看透官场陋习，或因不愿辞家远行，各种缘由，不一而足。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士绅阶层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晚清下层士绅群体虽然未必会对朝廷大政方针产生影响，但在地方上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地方精英阶层，他们经常和官府结成同盟，而后者的成员也多由士绅阶层构成。他们在本地承担许多社会与文化职责，经常作为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中介来活动。他们一面替官府治理地方出谋划策，另一面也时常在与官府打交道时代表地方上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官府和士绅之间的主要利益是比较一致的。而为了保持当地秩序稳定，钱粮赋税按时缴纳，伦常秩序得以维系，他们也相互离不开对方。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章濬在当地也处于这样的地位，因此他和余杭县的知县刘锡彤关系密切，这在晚清社会当中本属寻常之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一起引起朝野轰动，甚至造成一定国际影响的案件，让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卷入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这个案件的情节并不复杂。杨乃武是当地的一名秀才，喜欢打抱不平，常将官绅欺压百姓的事状编为歌谣。他反对余杭的县吏在征粮之时设置陋规，盘剥百姓，于是替百姓写状子控告此事，因此得罪了县令刘锡彤。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与其夫葛品连曾租住杨家的房子，却因此被一些市井闲人散布流言，说她与杨乃武关系不正常。为了避嫌，葛品连夫妇遂搬出杨家住所，另寻住处。1873年下半年，葛品连突然暴病身亡。刘锡彤认定他是遭人投毒而死，于是将毕秀姑收监，拷问她曾与何人通奸，最终毒死亲夫。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则差遣亲信诱逼毕秀姑栽赃杨乃武，以免被凌迟处死。在严刑逼供之下，毕秀姑遂按刘子翰的说辞招供。刘锡彤随后将杨乃武收监，称其与毕秀姑通奸，毒死葛品连。此案报至杭州府后，杭州府知府陈鲁因受刘锡彤先入之辞的影响，断定毕秀姑的供词无误，用严刑逼问杨乃武，后者熬不过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等酷刑，只好接受刘锡彤对他的指控，承认曾将毒药交给毕秀姑，让她毒死葛品连。陈鲁又逼问毒药从何而来，杨乃武只好声称是在仓前镇的仁爱堂药铺购买的，这个药店的店主名叫钱宝生。于是杭州府遂下令传讯钱宝生。由于担心钱宝生在大堂上不肯认账，刘锡彤就和章濬商量对策。章濬建议由他写信给钱宝生陈明利害，让后者大胆承认，并担保不会受到拖累。同时告知钱宝生，如果不承认，根据杨乃武在严刑之下形成的供词，他可能会被治以重罪。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不久之后就传至浙江全省。杨乃武家属分别向浙江省藩司、臬司、抚台衙门告状喊冤。但是浙江省各级衙门并未因此而重审该案，而是维持原判。杨乃武的姐姐遂赴北京分别向都察院、刑部等衙门投递冤状，并恳请在京的浙江籍官员为自己的亲人主持公道。这样一来，此案成为清政府高层聚焦的重点，甚至其中还掺杂了错综复杂的官场斗争。熟悉清末民初典故的黄濬就指出，该案“有科名门地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英国人在上海投资创办的《申报》持续关注该案，造成广泛的舆论影响。《申报》通过报道此案来彰显中国司法的黑暗与腐败，披露审讯过程中各种酷刑之不人道。从动机上来说，这固然包含着英国方面希望借着报道此案强调中国司法是如何野蛮落后，进而暗示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有其必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报道，也让人们意识到了地方吏治与司法的诸多阴暗面，使有识之士萌生改革之念。当然，《申报》在报道此案的过程中时常抨击浙江省各级官员，特别是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是当时正在率大军在西北征讨阿古柏势力的左宗棠的好友，同时，浙江省承担着为西征大军筹集粮饷的重任，而英国人不希望左宗棠顺利平定新疆，而是打着企图保存阿古柏势力来对抗俄国的盘算，那么《申报》的这些报道，在动机上就更不那么纯粹了。

这一轰动朝野的案件，最终让浙江省许多官员丢掉了乌纱帽。余杭县令刘锡彤被发往黑龙江充军，不准收赎，浙江巡抚杨昌浚被革职，章濬由于曾写信唆使钱宝生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被革去训导之职。

根据现存的材料，很难判断这一案件对章太炎家族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章濬由此看透了晚清的官场世态。在一首名为《长夏偶成》的诗里，章濬说自己“我有一间屋，不共热客逐”，凸显自己懒得再为纷纷扰扰的利禄之争而劳神，同时强调自己现在的状态是“高卧侣羲皇，静坐休贪沐”，一副世外散人的模样。而他此时致力于做的，便是“课儿居其中，犹之牛舔犊”。

章濬说要像“牛舔犊”那样“课儿”，指的就是亲自教育章太炎等人。除了章濬，章太炎的外祖父朱有虔也经常指导章太炎阅读经籍。在如此优渥的家庭条件下，章太炎13岁的时候，于学习律诗与科场应试文之余，已经对古人的辞章之学颇感兴趣，但章濬却要求章太炎还是应当先能熟练应付科场应试文，再谈其他。章太炎16岁的时候，赴县城应童子试，但因身体不适而未能过关。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阅读《老子》与《庄子》。第二年，章太炎开始读前四史、《昭明文选》《说文解字》，同时决心不再参加科考。1885年，章太炎18岁（按：本书中章太炎年龄以虚岁计），此时他开始较为系统地研读经学与小学。这一年他阅读了唐人的《九经义疏》，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第二年他又读了《学海堂经解》。可以说，在弱冠之年，他已经开始立志于继承清代乾嘉汉学的传统，力图在考订经籍文字、音韵、制度方面有所建树。而从他能够独自研究清儒论学之作这一点来看，他必然已经对中国主要传统典籍十分熟悉。所以到了1888年，21岁的章太炎已经一面继续阅读经籍，同时旁涉诸子学与史学，一面开始有“著述之志”。此刻，他似乎已是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汉学家了。

或许是为了凸显自己颇有家学，章太炎在人生不同阶段里几次追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除了在撰写于1928年的《自订年谱》中较为详细地梳理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在1898年与李鸿章的信中，他自言：“幼诵六籍，训诂通而已。然于举业，则固绝意不为。年十七，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于深山乔木间，冥志覃思，然后学有途径，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1933年，在向弟子诸祖耿自述治学经历时，章太炎说：

余家无多书，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谓《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年十六，当应县试。病未往。任意浏览《史》《汉》，既卒业，知不明训诂，不能治《史》《汉》，乃取《说文解字》段氏注读之。适《尔雅》郝氏义疏初刊成，求得之。二书既遍，已十八岁。读《十三经注疏》，暗记尚不觉苦。毕，读《经义述闻》，始知运用《尔雅》《说文》以说经，时时改文立训，自觉非当。复读学海堂、南菁书院两《经解》皆遍。

在这里，章太炎说自己家里“无多书”，显然是谦辞。和江浙一带的著名藏书家比，章太炎家中的藏书或许并不算多，但要和一般民众相比，甚至和偏远地区的士绅家庭相比，章太炎家已经算是藏书颇丰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藏书基础，他才有可能在读书之初就涉猎清代汉学论著。而在当时那些文教不怎么兴盛的地区，读书人所能见到的书籍种类其实是比较有限的，甚至有时只能读到一些和科举考试相关的书。比如在湖南地区，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因事功而名扬四海之前，当地的学问主流依然是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性理之学。而在四川，张之洞在1873年担任四川学政之初，发现当地的读书人见识极为有限，有的人终身只会诵读一种经典，并且还没什么心得。更有甚者，当地还流行用道教的内容去解读《大学》《中庸》这两种被列入“四书”之中的经典。而张之洞所设想的改造当地学风方案，就是将章太炎自少年时代起就已经比较熟悉的江浙学术（主要是汉学）引入四川，使那里的士子有机会一窥学术门径。总之，章太炎后来能在思想与学术领域有这样大的成就，一方面固然离不开他从小养成的勤奋治学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和他的家庭背景，包括江浙地区文教兴盛的大环境有关系。

在结束本章叙述之前，还需辨析一个问题。在章太炎对自己早年读书治学活动的追忆中，他经常强调自己从小就受到周围长辈的影响，具有了朴素的基于古典“夷夏之辨”的反清之志。他在《自订年谱》里说朱有虔经常向他讲授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及王夫之、顾炎武的学术思想。章太炎当时虽不能完全领会其要旨，但却深受启发。此外，在自己13岁那年，他看到家中书架上有蒋良骐的《东华录》，就取来观看。读到戴名世案与吕留良案的时候，深感不平，于是想起了《春秋》的“尊诸夏，贱夷狄”之旨。他还声称自己无意于举业，也与这样的思想意识有关系。在为章濬所写的传记里，章太炎叙述自己早年就有“夷夏之辨”的观念，章濬对此并不在意。后者还对章太炎等人谈道：“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章濬强调自己虽然曾经担任清廷的下层官吏，但章家一直都有不承认清朝合法性的传统，所谓“用深衣敛”，就是显示不忘“故国衣冠”，以此来表达自己坚守“夷夏之辨”。因为在清初，就有不少以明遗民自任的士人坚持拒绝下葬之时穿清朝服饰。相似地，吕思勉回忆，他的家乡常州有一位老人，声称其远祖于明亡时，留下一套明代衣冠，命子孙后代珍藏，待“光复”后再穿出祭拜祖先。

关于这个问题，章太炎在向弟子朱希祖口述少年事迹时有更为翔实的描述：

本师云：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名有虔，海盐人）授余读经，偶讲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朱希祖既是章太炎的学生，又是朱有虔的族人，因此不排除章太炎在朱希祖面前会多说一些朱有虔对自己的影响。不过将这些材料结合来看，需要辨析的是章太炎是否像自己自述的那样，早年在周边长辈们的影响下就萌生了不认同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意识。

在清代汉学的传统里，顾炎武的地位十分重要，不少人将其视为汉学的开山，推崇他的治学方法。因此，朱有虔向章太炎提及顾炎武的学说，其实也未自外于清代汉学的范围。王夫之著作能在晚清以较为齐整的面目重见天日，离不开曾国藩在金陵主持刊刻的《船山遗书》。而坚守君臣纲常的曾氏之所以敢于将反清之念甚强的王夫之著作整理刊刻，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经过几百年的统治，清朝的政治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无需担心人们会通过读王夫之的论著而心生异念，反倒是王夫之对性与天道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促进儒家义理之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朱有虔向少年章太炎讲授王夫之的学说，也未必就属于异端之举。

再来看朱希祖的那段记录。朱希祖1936年4月向章太炎询问少年事迹。而在1933年，章太炎在苏州国学会讲演“民国光复”，专门讲述自己眼中的辛亥前后史事，鉴于他3年之后便与世长辞，可以说，这次讲演应该算是章太炎叙述辛亥革命的最终版本。其中他说道：

按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今举其一代所宗大儒之言论以概其余。顾亭林《日知录》中解《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见目录而解义删去。然见钞本《日知录》中说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可仕于其朝也。”又解《论语》“管仲不死子纠”，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即见亭林之志矣。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仁义之云云。”二先生学问极大，见地独高，故彰明于世，学者宗之。而草野户牖中诸儒，与二先生论调同而名不显者，不知几何也。吕留良之意见与顾、王相同，及曾静狱兴，事乃大露，清廷因之大兴文字之狱，以集《四库全书》为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秦始皇焚书，刘向校书，二者不可得而兼，惟清四库馆则兼而行之，其防制可谓无微不至。然不知此种观念已深入人民心中，故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孙中山虽未读顾、王诸先生之书，亦能起兵抗清，何必读书之士为能然耶？

总之，在章太炎看来，辛亥革命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至晚明。抗清诸义士奋起相争，不向清廷屈服；诸遗老不降志，不辱身，通过著书立说来阐释夷夏之辨。这使得反清思想得以流传甚广，潜伏民间，一旦时机允许，各阶层民众便会揭竿而起。而辛亥革命正是因为继承了前人的这些思想，所以能够武昌军兴不久，天下纷纷响应，不旋踵清廷即遭覆灭。在这里，章太炎只强调革命思想的本土源流，而有意不提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对当时革命党人的巨大影响，这与章太炎晚年对中国知识界一味尊西、排斥传统的风气深表不满极有关系。正是出于对当时崇洋之风的强烈批判，他才要反复强调辛亥革命只是在实践明清之际以来长期潜伏于社会上的反清思想，而并非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章太炎在去世前夕（他于1936年6月去世）向自己弟子讲述少年事迹，自然就要强调自己在少年时代就萌生反清之念，这样方能凸显自己的革命生涯渊源有自，一以贯之。毕竟，章太炎对自己的革命者身份极为珍视。

因此，章太炎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这些追忆，既有可信的部分，也有由于后来政治立场与政治实践的原因而被“重塑”的部分。但必须注意到，“重塑”不是向壁虚造，而是当事人基于不同的时代认知，用自己此刻的政治立场重新审视过去，对自己的早年经历进行重构或重组，进而从新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往事，并对之加以新的定性。而可以作为旁证的，就是章太炎自己虽然很早就无意于举业，但在给其兄长章篯所撰的传记里，章太炎提到了后者在16岁就被杭州知府谭钟麟赏识。之后章篯八次参加浙江乡试才中试，再之后三次参加会试却屡不中第。可见，在同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章篯对参加科举颇为积极，这明显与章太炎不一样。由此可以推测，章太炎无心举业，或许并非反清之念使然，只是比较淡泊名利罢了。更为关键的是，直到庚子事变为止，章太炎一直对旨在维系清廷统治的变法运动抱有希望，还一度与清廷大员张之洞等人建立联系。从这些具体实践中，也可判断章太炎在决定投身反清革命运动之前，并不是一位立志坚决不与清廷为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