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岗位四
当医生的这些年里，总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让我“帮忙看看这个肿块/疹子/阴茎”，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他们往往会加一句，“当医生是什么感觉？”提出这种问题的往往是那些最差劲的人，他们甚至都没资格入选法院陪审团，更别说进医学院了，但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很聪明，让我很难回答。确实，医生这份工作耗时长，要花费很多精力，还要投入很多情感。而且在外人看来，这压根儿不是一份值得羡慕的工作。
当医生的第六年，这份工作表面上的优越感已经消失殆尽了。在那些事情频频出错、病人抱怨不止、科室在最后一刻通知我值班表变动的时刻，我感觉自己的手指在“滚蛋”按钮上方不断徘徊，很多次都差点儿按了下去，但始终还是摇摆不定。我真没勇气翻开报纸上工作招聘的版面，重新开始规划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但我确实开始想入非非：也许哪天会冒出来一位我失散已久的亲姨妈，她是位百万富翁，没有其他继承人，而且正奄奄一息。
让我留在这个岗位上的理由大概有两个：第一，我花了这么长时间、付出这么多代价，才终于爬到了今天的位置；第二个听起来更感性一些——能在别人的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真的让我感到很骄傲。
没错，你可能晚下班了一个小时，但在这一个小时里，你止住了一位母亲的大出血，挽救了她的生命。没错，产前门诊原本只能容纳20位病人，可总是有40个女人在候诊，但她们把胎儿的生命健康全都寄托在了你身上。即便是出我最讨厌的泌尿妇科门诊——我讨厌它，是因为来看病的奶奶们骨盆底就像流沙地一样，子宫萎缩得都可以直接塞进她们的保温杯里——你做出的决定，都可以直接改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假如有病人打喷嚏，你就得赶紧去拿墩布和小桶来清洁地板，哎，那个时候你多希望自己大学时报考的是特许会计师专业啊。
你可能会咒骂这份工作，以及它超长的工作时间；还有医院管理层的巫毒小人；你甚至随身携带一小瓶蓖麻毒素，随时准备暗杀卫生部长。但在个人层面，你真的是在全心全意为每一位病人付出。 (1)
从事主治医生的第四个岗位时，我还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所以有一天，学校邀请我去参加校园职业咨询会，我就兴高采烈地去了。那天上午我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眼前是晃来晃去的瘦高的五年级学生，他们问了我一些关于医生工作的问题。不过当然了，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坐着，看学生们到其他展台前询问他们更感兴趣——或者至少报酬更高的工作。我的展台绝对是整个咨询会中最冷清的。看看其他桌子，人家都摆着一摞摞宣传册，一大堆免费领取的圆珠笔、糖果和钥匙链，德勤的家伙居然还免费赠送甜甜圈，这么干也太不讲究了。我又能用什么吸引大学生来当医生呢？玩具听诊器？羊水奶昔？还是所有周末、夜晚和圣诞节都被无情划掉的私人日历？
那些上前和我攀谈的学生看起来都很聪明、博学、有使命感，这样的人肯定很轻松就能考进医学院，但我花了很长时间和他们聊天，不仅告诉他们这份工作的快乐，也讲了它的辛苦。虽然在被其他展台包围的不利情况下，我还是很想维护自己的职业荣誉感，但我必须让孩子们带着清醒的认识进入医生这一行当。我跟他们讲了很多实话：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太低，工作环境太差，没人欣赏你，没人支持你，没人尊重你，你还经常会有生命危险。但这世界上绝对没有比当医生更好的工作。
假如去不孕不育门诊：你在那儿能帮助已经放弃希望的夫妇重新孕育出生命，那种奇妙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甚至愿意牺牲个人时间和金钱收入来帮助需要的人（我确实也经常这么做——因为不孕不育门诊里总是人满为患）。假如去产房工作：每天就像坐过山车——虽然看起来简直有违天理，但到最后，所有母亲和孩子都能平安健康地活下来。你急匆匆在病房间冲来冲去，经历那些接生情况危急或者胎儿被卡住的时刻，在病人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你就像个低配版的超级英雄，万能口袋里只装着一把手术刀、几把钳子，还有用来救急的吸尘器。
其他展台的工作都有着明显优势，其中之一就是每个月能挣他妈那么一大笔钱，但什么都比不了挽救生命带给你的满足感。当然，情况不总是那么夸张，可是感到自己为别人的生命带来了改善，那感觉已经很棒了。虽然回到家时你已经筋疲力尽、超时工作、浑身溅满了血，可你脚步轻盈，好像鞋上装了弹簧，就像自己是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一个早上，我大概发表了30次类似的演讲，整场活动下来，感觉就像做了一上午高难度手术。不过把这些话都倾吐出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仍旧保持着尚未熄灭的火花。
我精神振奋地离开了学校活动大厅，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周一早点儿到来，好能重回产房。能做医生多么荣幸啊，虽然与此同时要忍耐加倍的折磨。我从德勤展台偷了个甜甜圈，然后就往家走了。 (2)
下次再有人问我“说真的，做医生是什么感觉”时，我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虽然我现在总是告诉他们：“哎呀，我就是喜欢给陌生人的阴道做手术嘛。”至少这样说，能够迅速结束对话。
2010年2月5日，星期五
给一位病人做选择性剖腹产，结果发现她之前做过三次不同的外科手术，腹部坚如磐石，器官完全粘连在了一起。我把副主任医生叫来帮忙，把住院医生轰到一旁当观众。结痂组织意味着，她的肠子粘着膀胱，膀胱粘着子宫，子宫粘着肌肉，肌肉粘着天知道的什么玩意儿。整个场景就像是十条耳机线缠在了一起，然后又被整个封在了水泥块里。
副主任医生告诉我，整个手术过程要尽量放慢速度，只要速度够慢、有条不紊，就一定不会出问题。手术大概需要三小时，之后还要进行大肠修复，病人需要多在医院里观察一周。我们就像两个正在挖掘古生物关节的考古学家，每次事情进展顺利、我准备提速时，副主任医生都会握住我的手，让我重新慢下来。
到了最后，终于有足够空间让我们割开子宫接生胎儿了——只要再把最后一圈大肠轻轻移开就行。我正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剥离，这时刺鼻的排泄物气味充斥了手术室。真是要屎。这话在这里尤其应景：就差那么一点儿，可我还是不小心把大肠捅破了。
副主任医生让我照常接生胎儿，他去通过小哔哔喊一位大肠外科医生过来修复创口。 (3) 这时住院医生窘迫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抱歉，各位……是我放屁了……”
2010年2月6日，星期六
跟大学同学尤安和他太太米莉约在城里吃午饭，他们请客，想向我咨询一些关于不孕不育的问题。主菜端上来时，我从怀旧模式切换到了医生模式，对他们说：“言归正传。你们试多久了？”
“七个月零两周。”米莉机械地回答道，就像个自动找零的自动售货机。她这个人极其精确，但也很古怪。
后来我才发现，古怪而精确简直就是这个人的座右铭。她随即在托特包里翻找了一通，然后面无表情地递给我一个文件夹，很显然是要给我分享一份极其重要的机密文件。里面是一页接着一页的表格，我着实花了一会儿工夫才从这份巨作带来的恐惧感中缓解过来。这是一份有关他们性生活的巨型数据库，旁边标着米莉每次来例假的时间，而且还令人崩溃地记下了每次做爱的时长和体位。我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记这么详细，除非她是故意要在这个时间点拿出来，好让我没有胃口吃饭，这样就能省一笔钱了。
这顿饭接下来的时间里，老同学的性交姿势和时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象着他爬上爬下，塞进拔出，严格执行着一匹种马的职责。我尽量让自己显得正常一些，给他们提了些还算恰当的建议：戒酒、戒咖啡，到家庭医生那里做血液检查，及时去看不孕不育门诊。
“还有必要继续记录吗？”米莉问。
“当然了，必须记。”我说。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给我看了一份没用的性交年鉴而感到尴尬，将来去看病时，也能让那位百无聊赖的不孕不育科医生好好儿乐上一会儿。
2010年2月9日，星期二
做完产钳接生，我正在检查产妇的会阴，这时助产士问母亲，是否同意给新生儿注射维生素K。病人从包里掏出一张小报，上面刊登了一则哗众取宠的恐怖故事——不过她读给我们听的时候把报纸拿反了。
她拒绝给孩子注射维生素K，因为“疫苗会引发关节炎”。助产士耐心地解释道，维生素K不是疫苗，只是维生素而已，对于预防新生儿血液凝块十分重要，而且不会引发关节炎——或许这位母亲想说的是自闭症？但自闭症也不是疫苗引起的，再说维生素也不是疫苗。
“别扯了。”病人回答道，“我可不能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
2010年2月14日，星期日
四年来第一次和H过情人节。我跟她说，能和医生一起过情人节，就像出生在2月29号的人过生日一样不容易。
我们在蓝象餐厅享用了一顿可口的泰式晚餐。快吃完饭时，服务员体贴地送来一盒装在木雕盒子里的心形甜点。我把我那份全吃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蜡烛。
2010年2月16日，星期二
听说顺产不成，孩子只能开天窗降生后，我面前的一对夫妇难过得哭了出来。他们最大的遗憾，在于父亲不能做第一个摸到孩子的人。我没工夫瞎想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也许他身上有什么魔咒亟待解开，或者他急于把自己的超能力传给下一代——但他真的非常坚持。有没有办法能让他还是第一个摸到孩子的人呢？也许他能在剖腹产结束后把孩子从子宫里拿出来？
看见妻子肚子里的盛况，他肯定会晕、会吐，或者一边吐一边晕过去。那就是盘鲜肉烩杂碎的砂锅菜，而且是个大疯子烹饪的。而且，即便是产科医生，也要经过多次训练，才能做到抓住头部把孩子拎出来——也许他可以临时突击一下，练练能不能单手用勺把哈密瓜从沼泽地里挖出来？而且大家通常都会忽略另外一个很难掌握的重要环节，就是在穿上手术服和戴上手套之前，必须卖力而仔细地洗刷所有露出的皮肤部分。对了，手套！“我们过程中会戴手套，所以你还是第一个摸到孩子的人，因为戴手套不算。”
他买账了。
2010年2月25日，星期四
产房的急救警报又响了。全体医务人员跑下楼梯，但没看见任何一间病房门口的急救灯是亮的。
你可能觉得，病房里出现需要紧急求助的情况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应该采用最先进的警报系统，但其实我们用的还是飞机上呼叫司乘人员的那套落伍的技术。只要有一个病人按下紧急按钮，整个科室就会每隔几秒钟响起刺耳的警报声，紧接着产科医生要全员出动，爬上爬下搜索求助的到底是谁，直到找到这个人，才能手动把警报声关掉。每次警报响起都会引发一阵混乱，我真是宁愿在飞机上帮乘客拿金汤力酒，或者面对恐怖分子宣称要炸掉飞机的威胁，都不愿意再经历一次医院里的警报事件。
警报声还在继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决定挨个房间巡察，检查每一位产科病人的情况。肯定某个人手边的按钮坏了。
病房里一片祥和，完全没有紧急情况出现的迹象。那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更衣室，手术室，卫生间，麻醉室，茶水间……我们像动画片《史酷比》里演的一样分头行动，对病房进行了地毯式排查，但一无所获。只知道肯定是假警报。警报声不但震耳欲聋，还让每个人都条件反射式地紧张兮兮，它实在太吵了，就像广播电台播放空袭警报一样。
于是我们叫来了技术人员。几个大块头来到科室，瞎他妈转悠了一阵儿，然后在墙上一个盒子里毫无意义地鼓捣了10分钟。很显然，他们只能明天再找人来修了——在那之前，我们可以选择要么继续忍受警报声，要么干脆关掉整个警报系统。大家只好叫来了值班主任卡罗教授。他怒气冲冲地出现在病房里——过去10年值班期间他都成功躲过了所有病房的紧急情况，没想到今天却难逃一劫。他愤怒地向技术人员指出，这是一起严重的病房技术事故，威胁到了病人的生命安全，公司必须立刻派人解决。技术人员嘟嘟囔囔地说他不敢保证什么，只能试一试，而且他补充道：“100年前产房压根儿没有警报器，不也好好的吗？”
卡罗教授抛给他一个瞬间冰封的犀利眼神。“那时候妇女生产的死亡率是5％。”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一场不复杂的选择性剖腹产后，我正在给产妇的伤口钉最后一个U型钉，这时助理护士突然宣布丢了一个棉签。 (4) 别着急，我们安慰自己道，并赶快行动起来。大伙儿检查了地板和手术中用的擦拭海绵，到处都没有棉签的踪迹。我们翻遍了装着胎盘和血块的垃圾桶，还是没有。于是我叫来了值班主任福特斯库医生，让他决定是重新给病人开膛，还是之后送她去做X光。 (5)
福特斯库医生决定让我们重新开膛，等待硬膜外注射麻醉生效的过程中，他给我讲了几年前遇到的一件事：当时一位老妇人来看门诊，抱怨说她下腹部持续疼痛。进行了几项检查后，他让她去照了X光片，结果在她腹腔里发现了一支勺子。进行几轮恳切的对话之后——“你有没有吞过勺子呀？”“你有没有把勺子塞进过阴道或者直肠呀？”——老妇人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也放弃了寻找真相。但疼痛一直不消退，只能通过全身麻醉进行开膛手术把勺子取出来。
不出所料，开膛后，一支甜品勺子出现在她的肠子和其他消化器官旁边。取出清洗干净后，他们发现勺子尾部表面有许多划痕，还有一行“圣西奥多医院财产”的字样。手术后，福特斯库医生到病房里看望了老妇人，他俩都很困惑这支勺子是怎么一路从圣西奥多赶路到她腹腔里的。据老妇人回忆，虽然这支勺子一直像搅拌意大利调味饭一样搅拌着她的内脏，但她上一次和这家医院接触，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当时她在那里进行了剖腹产手术。福特斯库医生后来和对方医院通了几次信，对方严肃否认了他们会在手术中给病人植入勺子的可能性，但设法找到了病人的旧病例。病例里没提到勺子的事情——可想而知，任何把餐具落在病人体内的医生都不会专门记录这件事——但确实写着手术医生的名字。不过那位先生作古已久，福特斯库医生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医生，得以询问这位老先生是否有在剖腹产做到一半时享用火焰雪糕的习惯。真相终于得以大白。原来他习惯在缝合腹直肌 (6) 的时候使用无菌消毒过的甜品勺，用来保护肌肉下层组织。做这台手术时，很显然勺子不小心滑落进腹腔了，他居然决定“管它呢”，然后继续缝合了伤口。
这时麻醉师打来电话，说一切就绪，可以继续手术了。正当我准备移除伤口上的U型钉时，助产士跑进病房，让我们马上住手，因为棉签找到了——在小宝宝手里握着。大家都松了口气，然而助理护士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不淡定，就因为这场错误警报，让她白白紧张了半个小时，还白翻了半个小时垃圾堆。“这个偷东西的小烂货！”她骂道——并没有看见助产士身后就是那名涉案宝宝，她手里拿着棉签，正在她爸爸的怀里。
2010年3月18日，星期四
急诊室传来紧急呼叫——一位怀孕仅25周的产妇要在急诊室里生产了。我、住院医生、麻醉室和助产士一路小跑冲向急诊，不久后新生儿科室的医生们带着他们的全套小装置也赶到了。病人哼哼哈哈，看起来非常痛苦，于是麻醉师给了她一针止疼剂。助产士在胎心仪上找不到心跳——这不是个好迹象。
我检查了一下病人，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在生产。她的宫颈又长又硬，还完全是封闭的，压根儿不是在生孩子。太奇怪了。我问她一直以来是在哪家医院看产前门诊的，她回答说就是这里。有人在电脑上输入她的名字，但没查到任何病例记录——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的电脑系统拒绝记录几乎每位病人的信息，还没有塔罗牌可靠。
急诊室医生在一片混乱中去寻找超声仪了。我问病人，最后一次超声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她说就在上周。在这家医院吗？对。在五层？没错。我懂了。我挥挥手，让麻醉室、助产士和儿科医生都先撤下——这家医院的超声检查室都在一层，而且医院只有三层楼。
超声仪被推来了，很幸运，我让大部队撤下的决定非常明智，她肚子里压根儿没有胎儿，只有一圈圈肥满的大肠，导致她从侧面看起来好像怀孕了一样。
“可是我的孩子呢？它去哪里了？”她冲急诊室里聚成一堆而且满脸困惑的观众尖叫道。我告诉她，一会儿我同事就会来给她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告诉急诊室通知精神病科，赶快来人把她弄走。我溜到楼下咖啡厅坐了一会儿，安静地回忆了一下刚刚的经历。我很生气，因为她的鬼哭狼嚎，那么多医生被调离产房，对其他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同时我心里也很伤感：她肯定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对吧？这个人该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创伤，被怎样的恶魔所困扰，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希望现在精神病科医生已经开始帮她脱离苦海了。
哎，我还以为自己能安静地喝完一杯咖啡，这想法太幼稚了。产房传来疾呼，于是我急急忙忙跑了回去。
“四号房！”我呼哧带喘地跑进病房时，助产士冲我大吼一声。又是那个急诊室里的女人，又在这儿开始了新一轮的装腔作势。很显然，她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在精神病科医生到来前就逃出了急诊，准备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
她看到我之后好像额外生气，立刻大步流星，离开了产房。
2010年3月27日，星期六
晚上出来和几个医学院老友小聚，大家互相安慰，试图让彼此相信我们过得都还不错，虽然事实恰恰相反。能这么聚一聚真挺不错的，虽然我们重约了七次才全员聚齐。
吃完晚饭，我们跑到了医学院酒吧。可能是上次在这儿留下的肌肉记忆吧，我们开始玩儿起了喝酒游戏。大家都还记得规则，只有“我从来没……”，结果整场游戏变成了小型疗愈会。原来，我们中的6个人为工作掉过眼泪，5个人在办公室里就哭了，所有人都有过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经历，3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分手了，所有人都曾错过重要的家庭聚会。不过除此之外，3个人跟护士约过炮，1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做过爱。所以也不算太差嘛。
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
伯比奇小姐请了两周的事假，因为她的狗死了一只，她要待在家里疗伤。休息时，同事们在茶水间里议论纷纷，这时候我出来，勇敢地为她辩护——大家都很吃惊，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伯比奇小姐鄙视我，从见到我的第一秒起，她就确定我是她最讨厌的那类人，自那之后也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观点。有天晚上我问她能不能早点儿下门诊，因为我女朋友在等着我吃纪念日晚餐（当时我已经严重迟到，晚餐马上就要结束了），她跟我说不可以离开，因为“找新女朋友总比找新工作容易”；有一次她跟我说，假如想去产前糖尿病门诊工作，那我最好有点儿自知之明，先减减肥（当时我的BMI值是24 (7) ），再去和病人们聊节食的事情；有一次在手术室里，我拿牵引器的姿势不对，她当众扇了我的手；还有一次，她当着病人的面骂我是个蠢货，甚至让我滚回医学院去。
但今天，我还是坐在这里，在同事面前维护着她的尊严。为什么要取笑一个伤心的人呢？我们反而应该尊敬她——她知道这么做就意味着卸下铠甲，再也不能在大家面前强装女强人了。这个人生命中值得留恋的东西太少了，一只狗就能彻底摧毁她的感情，我们不应该陪着她一起伤心吗？悲伤就是悲伤，无论对错，无论正常与否。大家默念着“可能吧”，而我转身离开了茶水间，被自己博大的胸怀感动到说不出话来。不过，为了条死狗请两周假——真他妈是个女疯子。
2010年4月21日，星期三
一个学生在辅导课后接近我，问我是否介意帮他看看阴茎。我当然介意，可又没的选——我猜鼓起勇气让你老师帮着看看阴茎，也确实不太容易。（当然在黄片里除外，好像这种事情在黄片里经常发生。）我把他带到一间小屋，戴上手套，装作很职业。他告诉我说他的阴茎有些淤伤，从昨晚开始就无法小便。
然而，真实情况表明，他肯定对我有所隐瞒。他的鸡鸡看起来像一根被老虎咬过的茄子——肿胀、发紫，还有很深的伤口。进一步盘问后他才道出实情。原来他昨晚向女朋友吹嘘，说自己的勃起非常厉害，可以直接挡停台式风扇的叶片。很显然，他下错了赌注，风扇获得了全胜。
我建议他去看急诊，有几处伤口需要缝合，全部消肿之前很有可能得插尿管导尿。我还建议他最好到其他医院去看急诊，除非他不介意这件事传到其他同事耳朵里，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都会被叫作风扇鸡鸡。
2010年4月22日，星期四
我在卡罗教授的指导下做了第一台宫颈环扎手术 (8) 。在其他情况下，身边有主任进行指导，意味着他/她可以随时踩下你想象中的双刹车，及时阻止你把事情越搞越糟。但环扎手术不一样，全要靠你一个人——主任能全程进行语言指导，但你手下得稳，才不会在缝合时出错，导致胎膜撕裂，妊娠终止，最终功亏一篑。而且你还没法儿提前在家练习，不像我们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可以在家通过切开橙子、重新缝合练习闭合伤口。
病人SW第一次怀孕时在20周流产了，现在是她第二次怀孕的13周。主任告诉我要又慢又稳。我意识到，手下只要微微一抖，抖动就会通过长长的持针钳，以10倍效果体现在她的宫颈上。深呼吸，通过眨眼拭去从额头流到睫毛上的汗水，一针，两针，三针，四针，完事了。我成功了。
这还是我手术过程中第一次换手术服，因为里头已经被汗浸透了。换衣服的时候我意识到，手术服之所以是深蓝色，可能是为了防止病人看到医生的汗迹，这样病人才能觉得你很职业，很镇定，直到洇湿的腋下迅速出卖了你。
完事后我突然想到，其实下次可以提前预习手术中需要的微小动作技巧。我给我妈发了条短信，问她我那套孩之宝牌“外科手术”玩具是不是还留着。
她回复我说帮我找到了，还额外帮我找了个神奇八号球 (9) 出来，以防我下次给病人做诊断的时候需要。
2010年4月24日，星期六
道德危机事件。病人AB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不良胎心率迹象。此时陪在她身边的已经是第三名助产士，因为前两个（都是黑人）被她用种族歧视的咒骂给轰走了。我警告她说，再来一次，我就把她从产房轰出去。住院医生带着产前胎心宫缩图回来了，她建议我给AB进行剖腹产。我的住院医生是印度人，AB同样对她发表了一通种族歧视的言论，要不是不清楚把她轰出去到底合不合法，我早就让她滚蛋了。
查看过病人的情况，我同意了住院医生的看法——必须得剖腹产。我把她转到手术室，同时决定闭口不提自己其实是犹太人。手术很顺利，小男孩儿安全降生（不知道他是不是会立刻加入“新生儿3K党”，同时发他一个燃烧的十字架形状的拨浪鼓玩具）。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设想一下，假如病人右腹股沟有个海豚文身，而我在手术过程中不得不把切口做大一点儿，不小心把她的海豚切成了两半，这是不是很大的罪过？假如有上头的人（或者极右翼组织“保卫英国联盟”的爪牙）来调查，我只能说当时担心婴儿体型过大，切这么大的口子是为了保证母子平安。之后缝合时，假如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伤口无法完全对准，导致海豚的身体和头部完全移位了，这又是不是很大的罪过？ (10)
2010年5月1日，星期六
出完产前门诊，和同事帕德玛在茶水间里讨论病情，这时一位助产士凑到跟前，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我们现在已经不用那个词了。”我俩正纳闷刚才用了什么过时的词汇（消耗？瘰疬？），她指出，我们不小心说了“病人”这个词。我们应该说“顾客”——管产妇们叫“病人”过于威权主义作风，而且还涉嫌侮辱了女性人格，因为生产是最正常和自然不过的事情，并非病理学上的疾病。我笑而不语，想起带过我的第一位主任弗利维医生的话，他说千万不要和助产士争论，就像“不要和恐怖分子谈条件”一样。
很显然，帕德玛并没有得到过如此智慧真传。“我还真不清楚‘病人’是侮辱人的叫法。”她说，“真抱歉，以后再也不说了。顾客，顾客这个词更好。妓女都会这么说。”
2010年5月9日，星期日
产房紧急警报响起来时我正在大便，几分钟后，我就通过紧急剖腹产接生了一个孩子。铃响的那一刻我立刻完了事，但擦得很匆忙，所以穿上手术服进入手术室后，我屁股特别痒痒。一般来说，让不穿手术服的助产士或者助理医生帮你推一下滑落的眼镜或者挠挠鼻子什么的很正常，但假如让他们帮忙挠挠屁股，是不是有点儿过分了？
2010年5月24日，星期一
我从来不会主动和病人谈起在家生产的事情，但今天在门诊里，一位病人专门问起这个，询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问假如是我，会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时我就不得不坦诚相待了。我发表了一通长达五分钟的演讲，大概内容如下：我告诉这对夫妇，正常的家庭生产肯定比在医院里生孩子平静、轻松和愉快得多。（虽然对我本人来说，一想到血和羊水随时会浸入沙发就一点儿也轻松不下来。这些玩意儿该怎么清洗？）
我当然会尊重病人自己的选择，让病人感到对自己的生命有十足的掌控权，这点对于医生来说是最重要的。不过对于近来大力鼓吹的“自然”生产，我还是持怀疑态度，把生产非医学化并不一定是好事，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能很大程度上保障或挽救生命，到底为什么又突然对它充满指摘呢？
我跟他们说，我见过很多差点儿失手的案例，包括有一次，一位在家生产失败的产妇被急匆匆地送到医院，再晚几秒，她就会失去孩子了。即便在医院生产的案例中，也不乏低风险 (11) 孕妇遭遇罕见且难以预料的危险，如果选择了在家生产，她们和孩子都有可能生命不保。我个人比较推荐有助产士的病房，孕妇们可以在更和谐的环境中经历神奇、完美的生产体验。水晶装饰品，懒人沙发，还有人在你身后用瑞典语唱电台司令的歌——在那儿，你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且专业医生团队距离你只有几百码远的距离。
我承认，一聊到家庭生产，我只倾向于看到灾难性事件，而不是成功案例，这是我整个论述中的一大缺陷。这样责备我的人，也许对于那些提醒他们开车时要系好安全带的消防员也有意见，毕竟这些消防员只看到了那些需要用角磨机从汽车残骸中挖出来的尸体，而没看到大多数没系安全带依然安全驾驶的案例。最后，我把手放在胸口上，对病人说，假如是我身边亲近的人，我一定劝他们三思而后行，尽量放弃在家生产的想法。
很不幸，今天门诊结束得很晚，我又约了人吃晚饭，所以没时间发表上面这通想象中的演讲。我只是给出了简短版本的答案：“送货到家？只有比萨才会这样。”
2010年6月2日，星期三
今早给医学院学生上课，他们都跃跃欲试，准备练习尝试一下新掌握的X光片技巧。我从小推车上抓下几张X光片，然后把其中一张塞到了光箱上。那是一位病人在手术前拍摄的普通胸腔光片。第一个学生站起身来，准备练习解读片子上的内容。
“这是张胸腔后前X光片，昨天拍的。”“病人64岁，姓名为NW，出生日期为1946年3月1日。片子显示病人吸气量充足，因此片子拍摄质量很好。”他还挺上道的。
“气管位于中心位置，胸腔纵隔也没有错位，心脏轮廓很正常。唯一反常的是右侧肺上叶一个边缘不规则的异物，大小为……”
等等，反常情况？那个东西究竟从哪儿来的？真他妈的……我不久前才看过这张片子，居然没发现上面有肿瘤——我已经把病人送进手术室了，看来她必死无疑了。我一把推开学生，好仔细看一看肿瘤。然后我把光片稍微往旁边挪了挪，发现肿瘤的位置也变了——原来是灯箱上一个“欢迎献血”的贴纸。 (12)
2010年6月5日，星期六
我的生活越来越像《时空怪客》里上演的情节了。有时候我突然惊醒，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今天我被一阵巨大的敲击声惊醒，当时我在等红灯，结果睡着了，一位老先生用伞柄猛敲车玻璃，问我是否一切正常。
这是今晚值夜班前后我第二次神奇地打起了瞌睡。第一次是在手术室的凳子上，当时助理护士拍了拍肩膀把我叫醒，告诉我病人已经推进来了，准备接受造袋手术 (13) 。医院一直警告医生，不要在值夜班时在空闲病房里偷偷睡觉——管理层坚持认为我们值夜班是拿工资的，所以应该整夜保持清醒。可我就想问一问，你们知不知道白天挂在天上那个大火球叫什么，知不知道因为它的存在，人们在白天很难入睡？我还想问一问，所有人都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想在24小时内完全更改这个作息，到底有多容易？但我最想问的问题是：假如你们的妻子在早上7点需要接受紧急剖腹产手术，你希望做手术的主治医生头一天晚上眯瞪过40分钟，还是希望他整晚没有闭过眼？
累到这种程度，我产生了一种非常超现实的感觉，几乎像是身处电脑游戏之中，你知道自己在场，又感觉自己好像不在场。我估计自己现在的迟钝程度和喝了三品脱酒时差不多。不过，假如我喝得酩酊大醉来上班，医院管理层肯定不乐意——他们希望自己的员工只能是被累到麻木。
早上9点30分，我终于值晚班离开了医院。临走之前，我花了一个小时写最后一台剖腹产手术的病例，当时我太累了，脑子一片混乱，像参加初中会考的西班牙语考试一样胡乱拼凑着词句。假如回家开车路上我睡着了，不小心撞死了一家人，法庭会把上面这些经历作为缓刑依据吗？
2010年6月11日，星期五
出产前门诊时，我告诉一位病人她最好立刻戒烟。她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刚刚说的是“我想操你的猫”，或者“历德超市要关门大吉了”。她不愿意去看戒烟门诊。我又解释了一遍，说吸烟对于胎儿非常有害，但她好像满不在乎，还告诉我她所有朋友怀孕的时候都抽烟，也没见孩子有什么事。
当时我已经很累了，一心只想着赶快回家。我看了眼表：已经6点30分了，门诊本来应该在一个小时前结束的，可她后面还有不少病人。我一下就烦了。
“你要是怀孕的时候也不肯戒烟的话，那这世界上也没什么东西能让你戒烟了。最后你会死在和吸烟相关的疾病上。”负气说出这席话时，我似乎都能听到律师在法庭上向我重复同样的话语，于是我赶快向她道了歉。没想到的是，她好像被我的威胁打动了。她看着我，好像生平第一次把别人的话听进了心坎里，好像她马上就要站在椅子上大喊：“哦，船长！我的船长！”可惜她并没这么做，假如真站上去了，椅子可能也禁不住她的分量。不过她向我打听了戒烟门诊的事情，看来还是死亡威胁管用啊。
出门的时候她跟我开玩笑：“也许我会试试海洛因！”我大笑一声，并没告诉她她说得没错，对没出生的胎儿来说，海洛因比香烟安全多了。
2010年6月14日，星期一
卡罗教授是今天产房的值班主任。表面上说是值班，实际上他起到的作用，还不如用纸板剪成的名人模型。说实话，名人模型都比他更能鼓舞士气呢。
白天的时候你别想在病房里见到卡罗教授，晚上的时候你也绝对不能给他打电话——他身份尊贵，就算出了天大的事儿，也不能打扰他从事其他繁忙的公务。所以今天晚上看到他出现在病房里时，我只能设想，要么他迷路了，要么是他的直系血亲正准备生孩子。
我正寻思着，他背后突然冒出一个纪录片拍摄团队，正紧锣密鼓地记录着卡罗教授的工作过程。 (14) “跟着我。”“给我挨个介绍一下病人的情况。”卡罗对我说，我于是照做了。他在摄像机面前大点其头。“看来病房秩序井然，亚当。但晚上有什么紧急情况，还是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摄制组拍到了想要的画面，于是放下了摄像机。卡罗见状，一秒钟都没耽误，立刻对我说：“你懂的吧，别找我。”
2010年6月15日，星期二
一整天我都和病人VF待在一起，每个小时都要给她的胎儿做一次血液抽样 (15) 。她和她丈夫已经吵了4个小时架了，最开始吵是因为和他父母有关的什么事，接着他指控她在朋友婚礼上又和克里斯调情了，此时此刻又吵到了钱的问题。假如我是一个受邀到他们家吃晚饭的朋友，我早就把布丁偷偷卷在纸巾里借口溜之大吉了，可现在没的选，只能被迫偷听他们的对话。这场漫长的争吵充分展现了他们摇摇欲坠的婚姻现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完全被静音的婚姻顾问。
说实话，这两个人都很招人讨厌，但考虑到她此刻正准备生产，这么特殊的情况下还和妻子斗嘴，他可真是个100分的渣男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出去接电话了，助产士赶快询问VF有没有被家暴过，她挥挥手让助产士放心。很快他回来了，争吵继续，甚至不断升级。他涨红了脸冲她大吼着，我们不得不劝他要么安静下来，要么干脆离开。他大叫道：“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个孩子。”随即他冲出屋子，再也没出现在医院里。现在的年轻人啊。
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
病人RB被救护车送到急诊，身后还跟着两名警察。还要提一句，她下半身还插着一根金属棍子。当时警察正出于某种原因在追捕她，她决定翻过栅栏，躲到公园里去，结果在往里翻的时候失败了，脚下一滑，一根金属栅栏插入阴道，然后从前腹部刺穿出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她服用过不少可卡因，这些药物起到了很好的麻醉作用，于是她一边坐在栅栏上，一边等消防队赶到。消防队员设法截断了她阴道以下的栅栏（估计一边截一边喊了不少“真他妈的”）。被送到医院时，她血流动力稳定，整个人状况也算不错，我们把她紧急送去照了CT，好看看具体有哪些器官穿在了这个特殊的肉串签子上。真是奇迹，膀胱和主要血管都毫发无损，只要通过手术取出剩下的栅栏并缝合好伤口就行了。
手术后我们又去查看了她的情况——她很清醒，但开始感受到剧痛，还很尴尬，病床旁还陪着位女警。我们告诉她手术非常顺利，不过术后还要再进行相应治疗。她问我们是否能把取出的金属栅栏当作纪念品，我当然满口答应。不过这时女警站出来阻止了我们的交易，她给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把一根能刺穿腹部的金属武器交给被逮捕的罪犯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
2010年6月22日，星期二
当你手上正处理着紧急事件时，突然又发生了意外，这时该何去何从？今天我正在产房里，结果紧急警报响了。当时我身边的这位妈妈正在努力使劲，然而情况看起来不太好，需要立刻用产钳把胎儿夹出来。我迅速采取措施，孩子很快出来了，但看起来就像个瘫软的肉团。儿科医生来施了点儿魔法，小婴儿很快开始啼哭了。胎盘取出后，由于会阴被切开 (16) ，子宫里满溢着血，病人出现了轻微出血的情况。我正要采取必要措施，就听见紧急警报再次响了起来。当时我觉得最好还是留在这位病人身边，她的情况很可能随时升级为产后大出血 (17) ，如果不及时缝合并告诉助产士接下来要用什么药物止血的话，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但换个角度想，另外的紧急情况可能更严重——我思考了一番，觉得把病人交给富有经验的助产士一时半会儿应该没什么问题。
当时是白天，其他同事都忙着手里的事，觉得肯定会有别人去查看按下紧急按钮的病人，所以警报一直响个不停。会不会出了什么大事，需要全员出动？我想派个助产士去看看，但又怕这样反而耽误了治疗时机。我递给助产士一块大海绵，嘱咐她在我回来之前，按紧病人会阴处的伤口，以及接下来要给病人用哪几种药，接着就冲了出去。报警灯还在响，我冲进了三号病房，心里暗暗希望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结果呢，呵呵，当然又是我大惊小怪了。
屋里，一位助产士正在做模拟心肺复苏。床上摆着个人体模特，一群医生和护士围在边上大喊大叫，模仿紧急情况发生时的真实状况。但这毕竟不是真的紧急情况，我离开的那个才是！“好了，主治医生来了。”助产士对住院医生说，“他能干点儿什么？”而我径直走到床边，把假人从床上拖了下来，骂助产士是白痴，谴责她蓄意置病人的安危于不顾，接着闪电般冲出房间，回到了我的病人身边。万幸，状况还算稳定，至少我手头这位病人不是想象出来的，她的情况也没有恶化。（好吧，并不是一点儿没有恶化。）
很显然，我在病房里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不久后助产士负责人把我叫到一边，让我给那位助产士道歉，理由是我不但中断了她的练习，还让她情绪非常激动。为了表达歉意，我直接写了份谴责助产士的医疗事故报告，称她差点儿导致一场意外事故。我敢保证，从事这份工作之前我绝不是这么个犀利的人。
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
医院发来全员邮件，强调了加强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然而在展开训练之前，医院又制定了新政策，要求我们必须逐一检查病房，保证所有紧急情况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2010年7月5日，星期一
今天遇上了一件尴尬事。大概一个月前，我在伯比奇小姐的妇科门诊里见过一位病人，症状听起来非常像是卵巢早衰。我向病人坦白，早衰不在我的治疗能力范围之内，并借故离开病房，找伯比奇小姐咨询了一下治疗方案，结果她也觉得治不了，建议让病人改约布莱斯医生的内分泌专科门诊。虽然浪费了一个上午，但听闻很快就能看到专家，病人情绪也不是特别沮丧。
结果，今天，因为布莱斯医生休假了，我到他的门诊出诊。上次见到这位病人时，我告诉她自己一点儿也不会治她的病，此刻她又坐在我对面，原本以为可以得到解答，获取帮助，结果只是又浪费了一个下午。我该说自己上次只是谦虚，还是说上次之后我去接受了专门培训？我是不是该换个口音说话？还是粘上个假胡子？
我帮她改约了两周后的门诊——那天我值夜班，绝对不会再上演帽子戏法了。
2010年7月27日，星期二
罗恩今天找我进行了一场深入心灵的对话——他抱怨说我这个朋友太糟糕了，他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费劲地和我保持联络，明知离开学校之后，我们的生活轨迹已经大相径庭。
我每次至少应该花点儿心思回绝他的，难道我真的指望他相信，我不能参加订婚仪式和单身聚会，都是因为工作？我不能参加他的婚礼，还差点儿错过了晚上的酒会，也是因为工作？我没参加他爸爸的葬礼，也没出席她女儿的受洗仪式，还是因为要工作？他知道我很忙，但如果真的想来，和别人换换班有那么困难吗？
我把手放在胸口上对罗恩发誓说，我爱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绝对不会对他说谎。我知道自己是个没用的朋友，但在认识的人中，我已经尽量多的参与到了他的人生之中——他绝对想象不出我的工作有多忙。不当医生的人完全不知道医生的辛苦，还有这份职业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不过在受洗仪式这件事上我确实撒谎了——谁他妈愿意去参加那事儿啊。
2010年8月2日，星期一
今天是我在这个岗位上最后一天上班——不出所料，又是夜班。我的新岗位在这份工作结束前一小时就正式开始了，那家医院距离这儿大概10英里，我要尽快赶去报道，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了2个小时，整个人筋疲力尽。
按理说我的工作在午夜就正式结束了，我是12点时在楼梯井里发现这个真相的，因为当时进入病房的刷卡器把我拦在了外边，我才意识到我的进门卡已经自动失效了。唉，我成了穿手术服的灰姑娘。
假如让医院给科室配备足够人手、安装升级版本的电脑系统，甚至是给门诊里加上足够多的椅子，他们都会一耸肩，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可但凡轮到和出门进门相关的事情，他们就会突然表现得像机器人一样高效、充满组织技巧。假如进门卡突然得了癌症，他们也能立刻找到根治方法。
我敲了15分钟的门，同时祈祷在有人找到我并把我放回病房之前，夺命小哔哔不要响个不停。 (18)
(1) 除了那些想要把你告上法庭的人。
(2) 真情告白：我还忍不住拿了一张他们的毕业生招聘宣传册。
(3) 检测大肠穿孔位置的方法和检测自行车轮胎漏气点的方法一样——把腹腔注满水，通过病人肛门送气，然后看看哪个位置冒泡。
(4) 每次手术都要用到很多医疗器械，涉及到的器械会有个详细清单，术前、术后都要一丝不苟地检查它们的数量。棉签通常是5支一包，手术后，助理护士会逐一清数，保证丢弃的棉签数量是5的倍数，这样就能确定没有在手术中把棉签落在病人体内。（除非医生一次性落了5支进去。）
(5) 棉签中间都嵌入了一根不透射线的线状物，在X光片中会显示为一根根明显的短线。真够没想象力的——要是我，就嵌一个不透射线的“妈呀我在这儿！”字样。
(6) 腹直肌鞘是你腹部下层的纤维层，缝合的时候要小心别把下面的器官捎带上。
(7) 身高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简称BMI）是用于统计人体胖瘦程度的一种标准。作者的BMI值介于“健康体重”与“体重过重”之间。——译注
(8) 宫颈环扎手术是一种针对宫颈功能不全的治疗手术。这种病听起来有点儿可怕——子宫口会在孕期过早时张开，导致晚期流产或者过早早产。环扎手术是指在孕期前3个月内对宫颈进行缝合，这样就能使宫颈口在胎儿完全发育成熟前保持闭合。
(9) 一种占卜小玩具。——译注
(10) 我和一位律师聊过，他告诉我说：“是的，这绝对是蓄意的人身攻击。”所以上面的故事都只是假设而已，我没那么干。
(11) 产前门诊中，病人会被分为高风险孕妇和低风险孕妇，只有低风险孕妇才能选择在家生产。不过人们总是会忽视，“低风险”并不意味着“没风险”。
(12) 我朋友珀西是整形外科住院医生，有一天他被叫到急诊去修复一位病人的外伤。这位病人是摩托车手，不小心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能摔骨折的地方都给摔断了。看过胸片之后（这种情况下，通常要通过胸片确保肺部没有穿孔），珀西骄傲地宣布，病人患有水痘性肺炎，这是由水痘引发的一种罕见且危险的并发症，在X光片上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很显然，病人因为肺炎导致败血症，所以才会失去控制，从车上摔下来。不久后真相揭晓，他的肺安然无恙——只不过摔倒的时候夹克上蹭了许多小石子，体现在了光片上。
(13) 造袋手术用来治疗前庭大腺囊肿。由于制造阴道分泌物的腺体发炎，病人需要在体内制造一个囊袋，帮助消除脓肿。一旦造袋成功，病人的生殖器就变成了一只袋鼠。
(14) 在伦敦，你和老鼠之间的距离永远不会超过6英尺；在英国的大型医院里，你和纪录片团队之间的距离也永远不会超过6英尺。
(15) 胎儿血液抽样（FBS）是检查胎儿健康状况最为准确的方法。让孕妇侧躺在床上，把一根短管插进阴道，在胎儿头部轻轻切个口子。你可能觉得这样的描述过于粗暴，但真实情况就是如此。接着通过毛细血管收集一滴血液，助产士会带着它一路小跑，有时候把它掉了，有时候丢了，有时候发现检测机器坏了，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会成功带着胎儿血液的酸碱度报告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医学院的产前课程中老师从来没提过这个十分普遍的流程。
(16) 外阴切开术指的是用剪刀（我很想告诉你这里指的是专门的外科剪，但实际上，我们用的就是普通剪刀）在会阴处剪开切口，以防生产过程中出现过大的撕裂伤口——有时候伤口会一直撕裂到肛门处。简而言之，相当于有控制的人工爆破。
(17) PPH在一半医生看来是“产后大出血”的简称，在另一半医生看来是“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的简称，可见某些医学术语有多么不靠谱。
(18) 有常识的产科医生绝对不会在穿手术服的时候随身携带手机。但凡有一次苹果手机掉进鲜血海啸之中，你就会长记性了。而且我敢向你保证，再怎么把它埋进米饭里吸血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