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岗位三
终于到了这一刻，现在，你必须决定自己想当哪种医生了。我指的不是科室层面，比如说选择泌尿外科还是神经科，而是选择什么样的行医风格。在接受职业训练的过程中，你的个人风格会逐渐清晰，几年时间里，你会养成一套习惯性态度，在之后的主任生涯中将永远用这副态度来对待病人。你是个满脸笑容、充满魅力并且积极向上的医生，还是很稳重、沉默寡言、倾向于用医学数据说话？我估计在警察学院里，毕业生也是这样决定他们未来要当好警察还是坏警察的（或者种族歧视的警察）。
至于我本人呢，选择的是一种“直击要害”的风格：少说废话，不窃窃私语随便八卦，直面手里的问题，同时说话带点儿讽刺挖苦。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本人个性如此，也不太会逢场作戏；第二，这么做能帮你节省大量时间，计算一下，假如面对每个病人，你都要花至少5分钟和他们谈论天气、工作、最近的旅行，那他妈得浪费多少时间。这么做可能会让你显得有点儿距离感，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过于热情的话，病人就会在脸书上加你好友，或者向你咨询他们家地下室应该粉刷成什么颜色。这些真的有必要吗？
传统的医学教育告诉医生，病人喜欢听开放式问题（“跟我说说你的顾虑……”）；喜欢医生提供给他们一系列选择——从保守治疗到服用药物，再到做手术，这样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有选择的空间。我们都喜欢听类似“选择”这样的字眼——毕竟，所有人都希望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但你有没有在吃自助餐排队时，发现主厨准备了不只一道主菜？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会犹豫不决，不停变换主意，或者找朋友商量对策。今天的鳕鱼好吃吗？牧羊人馅饼做得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与此同时，好不容易拿到的薯条已经变凉，不能吃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忍痛割爱，干脆放弃选择的空间。
尤其是在产房里，我发现当医生只给病人提供一种治疗方案时，病人反而会对医生更有信心，这对产科医生非常重要——只有病人毫无保留地把她自己和她孩子的生命托付给你时，她才能在生产过程中保持镇定。出门诊时同样如此，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没有给病人提供一大堆没用的选择以满足他们“决定自我命运”的欲望，反而救了他们的命。我的做法是只给他们提供我本人的职业建议，采不采用是他们自己的事。假如我是病人，就希望医生能这样对我，这和修车是一个道理，把车拖到修车厂，你肯定希望工人只给你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不容置疑，简单直接的行医风格会让你成为一位不那么“和善”的医生。被信任当然比被喜爱重要得多，但话又说回来了，两者兼得也不是坏事，所以在一家大型医学院附属医院担任主治医生期间的第三个岗位时，我决定换种新的行医风格。这样做其实并不完全是自发的，我得承认——因为有人把我给告了。倒不是因为我的医术有问题，而是病人对我出门诊时的态度不满意。这件事彻底敲醒了我，我决定：不管付出怎样的努力，也坚决不能再惹上类似的麻烦了，假如病人希望我像理发师傅一样和他拉家常，或者希望我满脸堆笑，没问题，我会照做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突然接到了两年前就职医院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一位我经手过的病人对我提出了医疗过失诉讼。这件事真是冤枉——剖腹产过程中，膀胱受伤的概率为千分之五，术前我们已经提示了相关风险，她也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了。从医术层面说，我本人在手术中导致病人膀胱受伤的概率肯定低于平均值，因为这件事在我身上只发生过这么一回，而我做过的剖腹产手术绝对不只200例。事情发生后我确实很沮丧，但也知道自己已经尽力做好了善后：我第一时间就发现事情不对头，立刻让泌尿科医生进行了修复，虽然对病人来说这绝对是件坏事，但最后，她无非是晚回家了几天。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处理方式也很合适：不断向她道歉，很诚实，也很恭敬，而且绝对发自肺腑。对医生来说，虽然手术前你会不断告知病人术后可能产生的并发症，但内心里，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些情况不要发生。不要伤害其他人——难道这不是医生职业准则的底线吗？可有的时候，你就是会遇见倒霉事，这回轮到了我头上。
但是，病人雇的那三位以“不赢不赚”为准则的律师可不这么觉得，姑且把他们称为傻逼一号、傻逼二号和傻逼三号。他们敷衍了事地读了一遍法律条文，然后本着“冲对方乱发大招然后看他会不会反抗”的法律精神，断言我存在过失行为，他们说我在手术中的表现完全有失水准，我延长了原告的痛苦，耽误了她见到小婴儿的时间。
很不幸，我没办法反诉，否则会要求对方赔偿我花在翻找医学报告上的时间；赔偿花在和律师以及辩护机构开会上的时间；这件事还侵犯了我的私人情感关系——和H见面的时间本来已经寥寥无几，还要被这件事占去一大半；还有我买红牛的钱——彻夜不眠写报告的日子里，想在值晚班时不打瞌睡，功能饮料是唯一的办法。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让我痛苦难捱，焦虑和内疚让本来已经充满压力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被人指责工作失职时的那种屈辱感，以及害怕自己真的有所失职的那种恐惧感。面对病人，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尽全力，假如只是对这点有所怀疑，都像是往我心里插了把刀。
病人肯定不知道她的举动会让我多么痛苦和无助。在她面前，律师肯定是捋捋胡子，装出一副关切的模样，跟她说值得赌一把，万一能获得不错的赔偿呢 (1) ——结果他说对了，医院和平时一样，申请了庭外和解。可能这不过是医疗服务日渐“美国化”的一种表现而已，以后，我们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医疗诉讼。又或者病人本身是那种开不得玩笑的人，恨不得把她接触过的人都告上法庭，比如没跟她说“早上好”的公交车司机，忘了给她上薯条的餐厅服务员，还会因为我把这一切写了出来再告我一次。无论整件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黑幕，当时我只知道，自己经历了主治医生时期最为惨烈的低潮期，甚至开始质问自己：既然连病人都和我对着干，我又何苦要进入这个行当呢？我很严肃地思考了辞职问题，要知道，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但最终还是决定坚持下去。我还很乐观地安慰自己：至少以后我会用尽全力，不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任何法律文书上。
“早上好呀！”亚当2.0版本阳光灿烂地冲病人打招呼，即便产前门诊里人潮汹涌。
“你丫想占便宜啊？”直到一位病人的丈夫如此气势汹汹地问道，我只好匆忙结束了自己的改过自新。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
病人HJ因为顺产失败，需要进行紧急剖腹产手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收她入院时，她就给我展示了一份长达9页的生产计划书，而且全彩打印，每一页还都用塑料膜裱好了。计划书里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生产过程中全程用笔记本电脑播放鲸鱼的歌声（不过我不记得具体是多大岁数的哪种鲸鱼的歌声了，但她的计划书绝对细致到了这个地步），使用哪种精油进行按摩，详细介绍了她将使用的催眠法，还要求助产士用“波浪”这个词来隐晦地指代“宫缩”。但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我来说，制定生产计划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计划一下天气”或者“计划中个彩票”一样令人匪夷所思。在产科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中，还没见过有谁能提前预知生产过程，然而在这位穿着连衣裙的母亲看来，一切似乎易如反掌。
不用说，HJ的计划彻底玩儿完了。催眠疗法变成了吸氧，轻盈的呼吸也被无痛分娩针取代了。助产士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病人丈夫试图调高鲸鱼打呼噜的音量时被吼了——“你他妈给我关上！”6个小时过去了，她的宫开一直保持在5厘米，用了催产素 (2) 也没有起色。“再等几个小时吧”，我们已经这样安慰过自己两遍了，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只好跟她解释说，没法儿顺产了，必须马上剖腹产，要不然胎儿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我所料，她很难接受我的说法。“得了吧！”她说，“就没有另外的选项吗？”
这个病人想像网红博主那样生个完美的小孩儿，因此不愿意遵循天意，假如违背她的意愿，她就会把我告到病人咨询及法律责任服务中心 (3) ，我可不愿意再发生这种事情了。以前有个病人非要在生孩子的时候点上蜡烛，被拒绝后就把我给告了。“我不觉得这个要求很过分。”她写道。没错，即便她要求在氧气瓶旁边点燃明火。
HJ看起来就是那种会“严词厉色写邮件控诉”的类型，为了掩护自己，我赶快通知主任来一趟，和她简单聊两句。很幸运，今天是卡多根先生值班——他这个人慈爱、有魅力，还很会安慰人，而且他特别爱笑，仅仅是这最后一点，就不断吸引着时髦女士入驻他所在的私立病房。很快他就说服HJ动手术了，甚至不顾其他同事的窃窃私语、惊诧和嘲笑，提出他可以亲自执刀。科室里已经没人记得他上次免费给人接生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也许他今晚的高尔夫球约会因为下雨取消了，反正闲着也很无聊？
他告诉病人，自己会为她进行“自然剖腹产”手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鲜概念。结果他只是调暗了手术室灯光，播上了古典音乐，还允许父母双方共同见证孩子慢慢从肚子里被拿出来的过程。这场手术看起来完全是在耍花招，而且作为白金套餐的一部分，这些服务都是要额外收费的，可HJ却欣然接受了。一整天过去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露出笑脸。等卡多根先生离开后，HJ问助产士“自然剖腹产”进行得怎么样。“假如是这个人给我做手术，”助产士回答说，“我会要求他们把手术室里的灯调到最亮。”
2009年2月7日，星期六
给一位孕期29周 (4) 的病人做了台复杂的剖腹产手术，结果没赶上《悲惨世界》的上半场，于是完全不知道下半场在演什么。（而且没人觉得好人冉阿让和坏人沙威的名字，用法语念出来根本是一模一样吗？）
演出结束后，我和罗恩以及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了酒吧，结果发现他们看了上半场，也他妈什么都不明白。
2009年2月8日，星期日
西蒙打来电话，说他昨天晚上和新女友大吵一架后割腕自杀，结果被送到医院缝了几针。他现在已经回到家，安然无恙，医院还给他安排了后续的精神科门诊。
他问我生不生气，我当然回答说不生气，但其实我气炸了——他居然真这么干了，干之前也没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我能劝劝他的；我们俩已经通了这么长时间电话，这么点儿小要求不算过分吧？我同时也感到很内疚：看来我做得还很不够，要是能更有效地帮助他解决心理问题，或者预见到他会自杀而采取措施就好了。想到这一切，我又因为刚刚和他生气而感到更内疚了。
我们俩聊了大概一个小时，最后我提醒他说：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不用管时间合适不合适。可过去三年里，这样的对话我俩已经进行了无数遍了，我还记得西蒙第一次在脸书上求救的场景，这是不是意味着，自那之后他的心理问题压根儿没有任何缓解呢？
不过，我安慰自己说这么想可能是多虑了。没有谁能“治好”抑郁症，就像没法儿治好哮喘一样，你能做的只是对病情进行控制。我就是他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吸入器，这么长时间没出意外，就足够庆幸了。
2009年2月17日，星期二
紧急情况警报铃响了，这种情况下，人很难保持镇静。医院里像平常一样人头攒动，再加上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弄得大家更紧张了。假如是在演《急诊室的故事》，这时应该有辆救护车破墙而入，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起因是有位助产士把应急电源线拉得太紧了，导致天花板掉下来了一大块。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很遗憾，医生的儿童保护职责 (5) 里不包括阻止父母给新生儿起倒霉名字这一项内容。今天早上我接生了个孩子，父母给他起名叫Sayton——发音是“撒但”，和那个地下世界的大魔王一样。这个孩子能顺利活过小学吗？尽管抱着这样的怀疑，我们还是兴高采烈地把他送出了医院。（有没有可能他正是大魔头本尊，我本该直接把他塞回去的？）
午饭后，我和同事卡蒂陷入了激烈的讨论，原因是她说自己接生了一名叫LeSanya的婴儿——发音是“Lasagne”，没错，“意大利面”，还说这个名字比撒但糟糕多了。我俩经常在一起比赛谁遇到的故事更荒谬，就像在玩儿顶级王牌一样——这就是妇产科的常态。
她说她曾经接生过一名叫克莱夫的女孩儿，但我指出，我们已经见过迈克尔王妃了，男女名混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时同事奥利弗插嘴说，在他老家冰岛，新生儿的名字必须从固定名单里选取，否则就不合法。这个主意听起来真不赖。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
能从产房按时下班不是件容易事，但今天我做到了，因为我约了祖母在特丁顿吃晚餐，我们俩约了好久，这次终于成行了。吃过开胃菜后，她身体前倾，舔了舔手指，然后从我脸颊上擦去一小块食物痕迹。她擦完后再准备舔舔手指时，我突然意识到那可能是病人的阴道血。但我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2009年3月7日，星期六
“亚当医生！是你帮我接生的！”塞恩斯伯里超市奶酪柜台的一位女士看到我后尖叫了起来。但我一点儿也想不起她来了，不过应该是跟我认识——毕竟她喊出的名字和职业都是正确的。因为完全记不起来她的孩子是男是女了，我只好询问了几句“小家伙”的近况，她告诉我说他还不错，接着不合时宜地和我提起了我在病房里讲的那些和阴道有关的笑话。哎，我是如何落到了此种田地，假如好市多超市周四晚8点后还继续营业该有多好。而且，因为完全想不起她来了，我还觉得很内疚。但我马上意识到，对于她来说，那可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而对我来说，她可能不过是那天的第六位产妇而已。如此可以一窥明星的生活，设想一下，演唱会后，一名疯狂粉丝追上来问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跟他打过一次招呼，那感觉肯定挺崩溃的。
“我把这个算成切达奶酪。”她一边称我买的山羊奶酪，一边低声说道——这样就能省不少钱。这可能是我当医生之后得到的最大回馈了，我不禁冲她微笑起来。
“那可不是切达奶酪，露丝。”主管踱过身边时大声提醒道。哎，我的额外奖励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刚给一位母亲做完超声检查，还没来得及把超声耦合剂从她肚皮上擦干，父亲就问我能不能从另外的角度再给胎儿拍张照，否则“这张照片实在没法儿放到脸书上去”。我的眉毛拧成一团，哎，这些终其一生痴迷于在网络上寻找他人认同的怪胎啊！不过再看一眼照片，我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胎儿看起来非常像是在自慰。
2009年4月3日，星期五
和罗恩在酒吧里小聚了一下，一直在聊他的工作——他决定“是时候该动一动了”。有时候我也会幻想自己“动一动”的可能性，但作为医生，在这个国家里不论动到哪里去，都是给同一个老板打工，所以跳槽这个概念对我们似乎不太适用。罗恩建议我和他的职业顾问聊一聊，说我一定有能够转移应用到其他岗位上的技能。
非医疗领域的朋友常这么说，但我本人并不买账。大家都觉得医生是问题解决专家，能将一系列复杂症状总结判断为单一的诊断结论。可现实情况是，比起豪斯医生，我们其实更像尼克医生。我们只能识别出一小部分特殊的身体问题，这种能力也不过是基于之前看病的经验，总结出了某种规律罢了。就像两岁小孩儿能指着玩具说“猫”和“鸭子”一样，你试试让他辨识煤渣砖块和躺椅，看看是什么结果？假如娜圣莎集团聘我当管理顾问，拯救即将失败的产品线，我很怀疑自己能支撑多久。
“换个工作，你现在的年收入肯定已经六位数了。”罗恩一边说，一边把职业顾问的联系方式发给了我。我跟他说自己肯定会试一试，但心里知道这是假话。如果她问我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听了我的答案后，她还会想帮我吗？毕竟我只会两件事：从阴道里取出婴儿或者健达奇趣蛋。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
全副武装准备进行剖腹产手术——孕妇胎盘前置 (6)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很安静，全神贯注于手术，生怕有什么意外——除了孩子的爸爸，他好像打定主意，要同我开低俗的玩笑。
“哇哦，幸亏那地儿平时有皮肤遮着。”“干这行肯定让你对女人提不起兴趣了，医生。”还有些关于婴儿阴茎和脐带的老套笑话。我觉得他大概是很紧张，可他也太招人烦了，让我没法儿集中注意力，他说的那些无聊笑话甚至不会入选你在海边度假时买的那种低俗明信片。对于他的絮叨，我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过去，强忍着不对他说“做手术需要集中注意力，让我先把孩子给弄出来。你开闸泄洪让孩子妈怀疑的时候，我可没在你旁边一刻不停地妙语连珠”。
他丝毫没意识到我的反感。“最好出来的不是个小黑孩儿，对吧？你接生过和父母肤色不一样的婴儿吗？”
“蓝色算么？”我反问道。他立刻闭嘴了。
2009年4月17日，星期五
病人JS今年22岁，因为剧烈腹痛到急诊就诊。急诊科医生告诉我她的孕检呈阴性，外科医生也检查过了，一致认为可能是妇科问题。我接诊后对她进行了检查。她看起来状态不错——心率有点儿快，肚子有点儿软，但可以很轻松地行走和交谈。接收她住院太小题大做了，可直接让她回家又有点儿于心不忍。假如现在是白班时间，我会让她去做超声检查，确定器官是否没有大碍。可现在是周六晚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在岗人员少得像一具骷髅。说实话，这么比喻算是委屈骷髅了，今晚的情况更像是考古学家在挖掘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时发现了一根锁骨和一个大拇指关节，然后就试图还原当时人类的样貌。
这种情况下，医生通常会屈服于道德焦虑感，接收病人住院，并让她第二天一早就去做超声检查。浪费病人一晚的时间，总好过万一诊断错误，搭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过这样做会浪费医院的床位，记住，床位一晚的价值高达400英镑。假如让超声科医生也值晚班的话，这笔钱就能省下了，可我又算是哪根葱，胆敢指挥医院如何更合理地花钱？尤其是现在，医院为了省钱，已经把医生值班室里的床铺给取消了。（也许这样就能省掉每周或者每半个月更换亚麻床单的费用了？或许他们觉得医院里士气有些过于高涨了？害怕假如医生能有地方睡觉，他们就会更警觉，更忘我地投入工作？）
不过我们妇产科的情况还算凑合，因为妊娠早期评估科室的姐妹可怜我们，她瞅了瞅我们身上的担子，然后偷偷配了备用钥匙，让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到她科室去睡一会儿。在医院里，这是如此了不起、如此罕见的善举，我的同事芙勒拿到钥匙时甚至哭出了声，随后立即上网查询这种举动是否符合授予大英勋章的标准。那是张带箍筋的床，但是乞丐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假如有人给我张床，正上方用阴毛悬挂着一架巨大的钢琴，为了能闭会儿眼，我都愿意接受。
我突然想到，就是那张床，旁边还摆着一台没用的超声机。我检查了一下JS是否还能正常行走，然后就带她上楼了——假如检查后一切正常，她就能回家了，而我甚至不会因为给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省了400英镑而在他们面前邀功请赏。
回想起来，我本该提前告诉急诊科的姐妹们我把她们的病人带走了。当时我觉得可能会有人搬出某项条例来阻止我，其实她们都忙得四脚朝天，压根儿没时间管我。我也该找个护工推轮椅带她上楼的。不过和急诊科医生犯的错误相比，我的这些错误简直不值一提。当时那个医生告诉我病人“孕检呈阴性”，也许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根本没给她做孕检”。
等我们登上令人绝望的楼梯，来到我楼上的临时卧室并看到那台随时待命的超声机时，JS看起来已经很憔悴了，还气喘吁吁的。腹部超声检查表明她已经异位妊娠破裂，肚子里全都是血。此时此刻她应该待在一堆救命仪器旁边的，可她却和我跑到了医院僻静无人的角落，像两个偷偷溜出学校找地方亲热的小青年一样。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打了半个小时求助电话后，她终于被送进了手术室。输了几袋血后，JS的状况好多了，但医生不得不切除了她的一根输卵管，不过并不会影响她今后的正常生活。我已经不知道该对整件事作何评价了。
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
被急诊叫去查看一位病人。根据病例，她今年35岁，在一家按摩店上班，不过很显然她的工作内容并不涉及太多按摩——至少不是用手按摩。她告诉医生说自己阴道里有异物。因为病房里事情很多，我也没再多问，让她把腿抬高，打开手术灯，插入扩阴器，看到异物，抓住它，然后取了出来。令人震惊的是，那个东西的气味太难闻了，简直超越了语言可以形容的范畴——怎么说呢，不仅仅是让我觉得反胃，陪在一旁的女护士干脆直接被熏了出去。就好像这家医院里所有的鲜花都同时凋零了。我真不想问，可又必须搞清楚罪魁祸首。
简单来说，那东西是消防员山姆沐浴海绵的海绵头。当然了，完整版的真相是这样的：几个月前，她突然发现自己“每个月的那几天”因为无法工作而严重影响了收入，所以用斩首消防员山姆的方式给自己做了个临时经期阻隔器。天知道她是怎么跟孩子们解释山姆脑袋不见了这件事的——或者他们压根儿没发现？发现了也不敢问，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上断头台的人？这个自制工具很有效地吸收了上面排出的经血，与此同时也有效吸收了从下方射入的液体。很可惜，山姆的弹性阻隔器上没有线绳，没法儿拽出来更换或者清洗，不过经过了三个月来自客户们的重击，此刻它已经扁得像是德国炸肉排了。
要说这个气味完全无法形容也不太准确——它就是三个月的经血，混合了阴道分泌物，以及形形色色上百个男人的恶臭精液的气味。我一边开抗生素一边嘱咐她，以后再也没必要随便斩首沐浴海绵了，用口服避孕药的传统方式同样可以中止例假。把那个东西装起来送去做微生物实验时我故意没填上面的标签——还是把这个难题留给急诊科医生吧。
2009年5月4日，星期一
又是一天，又是一件接一件的紧急情况。去给一个出现了不良胎心率迹象的胎儿做吸引器接生，刚准备把这个小混球用戴森给吸出来，他的心率迹象又恢复了正常，于是我摘掉手套，交给助产士继续进行正常接生。与此同时我在产房后面踱着步，监视着心率迹象，以防出现意外。还好一切正常，很快孩子的脑袋就出来了。
和绝大多数情况一样，孩子的父亲对于生孩子一窍不通，这是他们夫妻俩的第一个小孩儿。他在旁边“哇哦”“哇噻”着，同时兴奋地鼓励着孩子母亲。这时助产士告诉母亲不用再使劲儿了，此刻要开始大口喘气，这样她就能缓慢地把孩子的脑袋托出来，避免造成太大程度的阴道撕裂。一切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孩子父亲突然尖叫起来：“我的天呐，他的脸呢？！”可以想象，母亲也尖叫起来，孩子的脑袋于是毫无控制地被一下射了出来，她的会阴也像爆炸了一样撕裂开了。我跟他们解释道：孩子出生时一般是脸朝下的 (7) ，他们孩子的脸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虽然比预计中红胀了一点儿）。我又戴上了手套，无奈地准备好了缝合工具。
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产前门诊的病人要求在毫无不良征兆的情况下预定剖腹产手术，我只好对她解释：我们科室不允许病人主动选择剖腹产，想剖，就要满足某些医学前提，因为这毕竟是个大型外科手术，有大出血、感染、出现麻醉问题等各种风险。她的论点在于，她不想经历漫长痛苦的生产过程，与其最后出现意外不得不手术，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剖。我其实很同意她的观点——计划性剖腹产比紧急剖腹产安全得多，甚至比器械辅助性生产安全系数还高——但此刻代表医院，我没法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然而她还在努力说服我。“要细偶太凡西，不想记几用类呢？”她拖着长调、操着浓重的口音说道，最终我破译了这句话——“要是我太高端，不想自己用力呢？”哎，拒绝她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尤其是三分之一的妇产科医生现在都同意赋予病人自主选择剖腹产的权利，说“不”的话，对她未免太不公平了。
这时我灵机一动，想起了昨天的遭遇。H和我想换个稍微大点儿的房子，于是跟一位中介去看了间心仪的公寓。那只狡猾的狐狸可能还不到20岁，但销售手段已经非常老练。当然了，这里地段优越——他自己就在后面那条街上买了栋房。但听他这么说，只让我们俩觉得自己更凄惨了——这年头，一个初出茅庐的半大小子都有闲钱买一栋我俩压根儿负担不起的房子。我是不是入错行了？或者这家中介公司类似慈善机构，每次有好货上门，他们总会先喂饱自己人？
他告诉我们，房主之前曾经拒绝砍价，但又不肯说房主对于砍价的心理承受底线是多少——他说这么做会违背中介行业的狡猾行为准则，会攻破这群没有底线的人最后的底线。于是我换了种问法，问他之前买同一街区房子的时候，他的同事是不是也以某种方式透露过房主的心理价格底线。他像干瘪的西红柿一样苦笑了一下，随后说：“这样吧，你问问我，我最喜欢的数字是多少！”原来他最喜欢的数字是11500。
我于是对病人故技重施：“这样吧，你问问我很多女性为什么进行了剖腹产手术。”我给了她一个智商缓冲的时间，接着她张口问了这个问题。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道，很多女性担心正常生产会削弱对膀胱和大肠的控制力，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的生活质量。原来她也正有此意，于是我给她预约了孕期39周时的自愿选择剖腹产。
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
晚上11点被急诊叫下楼查看一位病人，我一边下楼，一边快速地用大拇指浏览手机上的推特，顺便调节一下自己疲惫的精神状态。出大事了，不过目前只能看到八卦媒体的报道。“天呐，”我深吸了一口气，“迈克尔·杰克逊死了！”一位护士听闻叹了口气，迅速站起身。“哪个病房？”
2009年7月18日，星期六
假如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准备更新一版《希波克拉底誓言》，我强烈建议在里面加上一条：绝对不要在非工作场合提及你自己是个医生。这点尤其适用于妇产科医生，否则你就会和身边的所有女性展开一场场关于避孕、生育和怀孕的无尽对话。我一般会很模糊地讲一讲自己的职业，或者非常高明地迅速切换话题。
今天晚上去参加了一场家庭聚会，席上有人聊到阿拉伯女性穿的罩袍和面纱，有人说私底下她们非常时尚，袍子下其实藏着上千英镑一件的衣服。“没错。”我补充道，“上千英镑衣服的底下更是另有乾坤，我见过好多阿拉伯女性穿密使牌奢华内衣，还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定期修剪阴毛，在上面做出名字大写字母啊、花纹啊各种奇奇怪怪的造型！”现场一片寂静，我才意识到自己又分享过火了。“不好意思忘了说，我是个医生。”
2009年7月28日，星期二
帮一对夫妇预定了自助选择性剖腹产，他们问我是否有可能选择某个特定日期进行手术。他们是华裔英国人，据我所知，中国的黄历把日子分为凶日和吉日，对于中国父母来说，能在“吉日”生孩子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
不过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只能尽力而为，在保证安全和可操作性的前提下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让我查查9月1日或者2日是不是有可能。“吉日？”我微笑着问道，一边为自己“极具文化敏感度”而沾沾自喜。
“不是。”父亲回答道，“9月生的孩子能下一年入学，而且普遍比同龄人考试成绩更好。”
2009年8月10日，星期一
是的，夫人，产妇在生孩子过程中确实会不小心拉出大便。没错，完全正常，这和器官压力有关。不行，我真的无能为力，没法阻止你大便。不过假如你昨天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建议你不要吃那一大盘“助产”的咖喱 (8) ，对你担心的这件事一点儿好处都没有。
2009年8月17日，星期一
正在给医学院学生讲盆骨解剖学时，一位来自医学院教务处的工作人员匆匆赶来，给我们带来了贾斯汀的最新消息。贾斯汀是这群学生中的一员，今天却无故缺课了，看样子他这个学期都不会再来上课了，甚至他的医学院生涯也要从此告吹。昨晚，贾斯汀在夜店里和他男朋友打起来了，警察赶到后，发现他身上携带了大量白色粉末，贾斯汀辩解说那是阿斯巴甜，但警察没相信，当场把他逮捕了。贾斯汀要求立刻释放他，理由是他是医学院学生，国家正急需他做出贡献。然而这理由如此可笑，如此无力，警察听了之后只是给医学院打了个电话，通知说他今早不能来上课了。
教务人员走后，再没人对骨盆解剖感兴趣了（假如真的有人感过兴趣的话）。大家兴奋地聊起了医学院学生应该掌握哪些防身招数，这样就能在挨打前做好防身准备。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如果有人这么出招，你该怎么办？”这时我插播进来一则故事，听完后，所有人都面无血色了。我给他们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他们听听我的同龄人是如何堕落的。那时候我还上大三，一群学生到法国去参加橄榄球联谊赛，可以想象，一路上他们只象征性地打了几场球，剩下的时间都在进行荒淫无度的喝酒比赛。有一次，他们决定在一家当地小旅馆里自制“非常血腥的玛丽”，于是从酒吧要来大瓶伏特加，用针管注射器抽出自己的血，注入彼此的酒杯，之后一干为敬。当警察接到旅馆工作人员报案，说到处都是废弃针头时，这些耿直的小伙子忘了“旅行就是旅行”这一准则，紧急出队，逮捕了我的同学们，还通知了校方。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故事，他们很高兴故事里没人诉诸武力，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受害者，还有个学生指出，大三就会抽血了，这点实在很了不起。
“可怜的贾斯汀。”一股伤感情绪还是围绕在学生之中。于是我提议大家换个角度思考，“贾斯汀被揍了一顿的男朋友更可怜呢。”但好像只有少数几个人听进了我的话。
“难以置信！”一个女孩儿大声感叹道，“贾斯汀是弯的吗？”
2009年8月19日，星期三
遭遇了道德困境。正在进行今天的选择性剖腹产手术，原因是前期检查这是个臀位胎儿。可当我切开子宫，发现孩子并不呈臀位。妈的。我应该在手术前再做一次超声检查确认的——这道手续是必需的，因为孩子很可能在上次超声之后翻转姿势。这种事情从没发生过，偏偏今天赶上了。
当时我面临着这样几种选择：
（1）把这个神奇翻身的孩子接生出来，然后向病人坦诚相告，我进行了一场完全没必要的剖腹产手术，导致她腹部留疤，还要在医院多待几天，原本她是可以顺产的。
（2）假装它就是个臀位胎儿，照常接生出来。不过这样做就得在病例上撒谎了，还得劝说我的助手，逼着旁边的护士和我一起串通做伪证。
（3）偷偷把手伸进子宫，把婴儿转个方向，然后拎着腿把它接生出来，假装它就是臀位的。
最终我还是选择对病人坦诚相告，没想到对方十分善解人意，我怀疑她可能不管怎样都是想选剖腹产的。安抚完病人，我该填医疗事故报告单了，还要把这件事告知卡多根先生。不过他的反应也很和缓，说至少我以后再也不会忘记在剖腹产前给病人做超声检查了。
为了让我好受一些，他还讲了他自己做实习医生时进行的一台不必要的剖腹产。那一次孩子用产钳接生不出来，于是他进行了紧急剖腹产，不幸的是，他刚刚切开肚皮，孩子就自己顺产出来了。
“你怎么跟病人解释的？”我问。
半晌没有回答。“呃，那个时候我们对客户还没那么诚实。”
2009年8月20日，星期四
同意了病人YS终止妊娠的决定——她才是个20岁出头的学生，因为避孕套使用错误而意外怀孕。我们顺带讨论了一下其他避孕方法，以及避孕套的正确使用。 (9) 于是我发现了她的一大误区——虽然我本人也不主张浪费，但在第二局的时候把避孕套翻个个儿使用，怪不得不起作用了！ (10)
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一位主治医生请假了，所以我今天要独自划动产前门诊这艘破船。光早上就看了30位病人，一直看到了下午3点——然后又马上开始出下午的门诊，那个时候下午门诊早该开始2个小时了。
所有病人都一肚子怨气，这也不怪她们——每个人都等了大约4个小时才看上病，简直就像困在鸡圈里的老母鸡一样满腹牢骚。虽然我一个劲儿地道歉，也跟她们解释了“这真的不是我的错”，但在气头上，她们完全听不进我的话。我不禁浮想联翩：假如我是位机长，副机长临时有事无法上班，航空公司肯定会另想办法，而不会对我说“先试试吧，有问题再说”。
晚上7点，还有最后两位病人在候诊，其中一位被我紧急转到了精神病科——她怀孕30周了，说是复发了严重厌食症。不过在我看来，她今天吃的东西可比我还多呢。
2009年10月28日，星期三
接诊了一位盆腔发炎的女病人，她需要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不幸的是，她并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案，认为我和药厂是一伙的，为此我俩陷入了争执之中。我试着劝说她不要担心，她说最近自己在脸书上读到了某篇文章，所以对这件事非常在意。
看来我对科技发展的担忧不无道理。我们已经迈入了21世纪，病人的射线片子已经数字化了，淘汰了所有灯箱和实体X光片。现在我们能从医院的任何一台电脑上调取病人的检查报告。不幸的是，这套设备从安装那天起就坏了，这让我们一下被打回到了19世纪，好像X光片还没发明出来一样。
门诊里经常能遇到拿着一大叠资料来看病的病人，他们把谷歌上查到的信息打印出来，还拿荧光笔标出重点，但对于医生来说，花十来分钟给病人解释哥本哈根一个用开源博客系统制作出来的博客上提供的信息并不一定可靠，简直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事情了。但话又说回来，假如没有谷歌，我就没法儿在一阵手忙脚乱的搜索之后让病人去做尿检了。
今天呢，高科技似乎在病人脑袋里埋下了阴谋论的种子。病人要求我证明自己没有拿药厂的贿赂。我指出，首先，我想给她用的那种抗生素只要几块钱，药厂跟我生气还来不及呢，他们肯定希望我用更贵的抗生素。然而她不为所动。我又说，我开的那种抗生素没有商标 (11) ，所以不可能是在为某一家药厂做宣传。她还是不相信。最后我说，我开着辆买了5年的旧标致206，足以看出来我是个穷人。“行吧。”她说，终于同意了使用抗生素。
2009年11月4日，星期三
病人TH是位30来岁的会计，被诊断为异位妊娠。医院建议她采取保守疗法，通过注射氨甲蝶呤 (12) 进行治疗，对此TH非常高兴，因为她本来就很怕做手术。我给她签了药物使用同意书，同时讲解了之后的注意事项，尤其是注射后可能引发的副作用，以及治疗过程中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我特别强调，接下来一个月必须要严格禁欲，之后3个月则要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她听了后思考了一会儿，问：“肛交行吗？” (13)
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去医院看了罗恩的老爸。他情况很糟糕，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身上还遍布着黄疸，脸颊上甚至显露出血管的纵横布局，似乎他身体里的每一个脂肪细胞都燃尽了，都用来对抗一场他终将败下阵来的癌症。“我不希望大家看到我这副样子。”他对我说，“几个月之后我们就会付给殡仪馆一大笔钱，让他们把我弄得更像样子——你就不能那时候再来看我吗？”
他是到医院来接受食道支架插入手术的，这样就能继续自主饮食，最后的日子过得稍微舒服一点儿。这位退休工程师对于支架的工作原理非常着迷，这是个金属质地的小网状物，但力道很大，足以推开肿瘤，撑开食道。“20年前根本不敢想。”他说，然后我们聊了聊生活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多幸运。“你觉得20年后人们能治愈癌症吗？”他问。我不知道该肯定还是否定，不知道哪种答案会让他更好受些，于是只敷衍地答道：“我只知道阴道那点儿事啊，老兄。”他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说‘这个人在癌症面前打了败仗’，却从不说‘癌症战胜了这个人’？”他紧接着又开了几个玩笑——说实话，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就是这么个幽默风趣的人。其实刚进病房的前几分钟，我感觉浑身不舒服，原本以为这个早晨会过得死气沉沉，现在才发现自己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在生命的终点，还不忘记待人和善、机智诙谐——他这么做，不仅能让前来探望的家人朋友心里更轻松，还会把美好的印象永远留在大家心中。肉体虽然消失了，个性却不会。
2009年12月10日，星期四
一场惊心动魄的吸引器接生——这位妈妈在我到这家医院上班的第一天就来看不孕门诊。孩子生出来之后，我真想像《狮子王》里一样，把孩子高举过头，同时大喊一声：“庆祝生命的延续！”
缝补伤口的过程中，我问她不孕门诊看得情况如何，这才知道她压根儿没接受任何治疗，找我看完病那周直接就怀孕了。没错，我的医术就是如此神奇。
20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很遗憾，直到今天，家庭暴力在英国仍旧是孕期导致母亲和胎儿同时死亡的原因之一。每位产科医生都应该对此负起责任。但实践起来很难，有控制欲的丈夫通常会陪妻子一同来看病，这就让她们不敢坦白些什么。我们医院为此建立了特殊应对措施：每个女厕所里都有这样的告示，“假如想谈一谈家庭暴力，就把红贴纸粘在病例封皮上”。每个厕所隔间里都准备了许多张红色贴纸。
今天，我执业生涯中第一次遇到了一位封面贴满红贴纸的女士。她是和丈夫以及两岁大的孩子一起来的，情况非常微妙。我试图劝丈夫离开，可他怎么也不走，没办法，我只好叫来了高级助产士和主任，总算和她独处一室了。结果呢，不管我们怎么询问，她就是不肯开口，而且满脸恐惧和困惑。10分钟后，我们终于搞清楚了，那些小红点是她两岁大的小孩儿和她一起上厕所时，即兴创作的艺术作品。
(1) 发生这种情况时，医生绝不会自掏腰包进行赔偿，而是由医院全权承担责任。假如涉事的是家庭医生，则由医疗辩护联盟出面。假如发生严重过失行为，还可能引发刑事诉讼——而且这些规定不仅仅针对医生。2016年，博姿药妆店的一位验光师因为没能发现一名12岁小孩儿的病症，导致后来孩子不幸去世，验光师被判处过失杀人。法律诉讼同样会在医学总会里引发连锁效应，让你通不过医生注册，从而无法执业。
(2) 催产素（合成缩宫素）一般通过静脉注射，会增加宫缩，从而加速生产。通常来说，每过一两个小时，孕妇的宫口就该多开一厘米，假如用了催产素还是没用，那就该剖腹产了。
(3) 病人咨询及联络服务中心是医院中受理医疗诉讼的部门。他们把“用户至上”的口号推到了新高度，不管是多么鸡毛蒜皮的事，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要求医生拿着鲜花到病人家里登门道歉，最好还穿上苦行僧的刚毛衬衣。
(4) 剖腹产接生早产婴儿的难度很高。一般来说，手术中要切开的子宫下段要到32周左右才能完全成型，这意味着早产情况下，你必须切开子宫更厚的部分，整个过程因此更艰难，也更血腥。
(5) 英国医学总会在其规章制度中郑重写道：“遇到值得担忧的情况，任何医生都要立即行动，保护儿童和年轻人不受虐待和忽视。”
(6) 胎盘前置指的是胎盘附着在了子宫下段。这意味着胎儿需要通过剖腹产接生，因为胎盘挡住了正常阴道接生的通道。这还意味着生产时，母亲的情况非常危险，因为胎盘随时有脱落的可能，而这对胎儿和母亲来说都是致命的（胎盘1分钟内的血液循环量为700毫升——孕妇体内的血液只需5分钟就会全部循环一遍）。
(7) 只有5％的婴儿是脸朝上出生的——医学术语称它们为“枕后位胎儿”，更做作的说法是“遥望星空的方向”，传统叫法是“面向耻骨（Pubis）”，但我在当住院医生时听错了这个词，用了一年后才羞耻地被同事纠正了过来，我以为它是“面向阴毛（Pubes）”。
(8) 没错，咖喱不能助产。菠萝和性交同样不能。这三个神话在产妇间流传已久，我怀疑是色眯眯的印度菠萝贩子编造出来的。
(9) 我做过大量人工流产手术，因为很多其他医生出于道德或者宗教原因不能做此类手术（或者装作不能做此类手术，只是因为他们都是懒蛋）。谁都不愿意大早上起来面对这样的手术，但是没办法，总得有人负责打扫残局。这类手术做多了，我还顺带熟练掌握了胆胰管造影术（ERPC）——这个手术和人流手术的操作流程几乎一模一样。不夸张地说，假如有必要，现在我隔着八丈远都能把楼梯上的垃圾用吸尘器清理掉。生活在文明社会之中，强迫一位不想养孩子的病人或者她的孩子接受改变他们生命的决定，真的很不公平——我希望我们的邻国也能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根据法律规定（具体来说就是1967年颁布的《堕胎法》），必须经过两位医生的许可，才能终止会对病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妊娠，但实际上这条法规已经得到了扩大化使用，延展到了几乎所有非自愿怀孕之上。具体到这位病人，她事前尝试避孕，只不过失败了。避孕套使用正确的情况下，避孕成功率高达98％，常见错误用法包括戴套太迟、摘套太早或者润滑方式不对。所以在使用之前，最好还是仔细检查一下。
(10) 几年后我又遇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对情侣使用避孕套避孕失败，因为男方以为避孕套上涂满了杀精子剂，而他实在不喜欢戴套的感觉，就把避孕套外翻过来，将杀精子剂抹在了生殖器上，然后在做爱前把套扔掉了。
(11) 你从药房拿到的所有药基本都分为有品牌的和便宜但是没有品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扑热息痛就叫扑热息痛，阿莫西林就叫阿莫西林。
(12) 部分宫外孕患者可以通过注射一种叫作甲氨蝶呤的药物进行治疗，前提是她们身体健康，并且宫外孕体积很小。这是种靶向药，会迅速攻击快速分裂的细胞，因此能有效抑制并分解宫外孕，同时在化疗中也可以使用。
(13) 假如你感兴趣，正确答案是“肛交也不行”。宫外孕随时有破裂的风险，因此要避免一切活塞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