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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薇拉生了个儿子。
她躺在平底船舱里一张由毛糙木板拼成的床铺上，女人们为了保暖在她身上堆了许多破布。她身旁躺着裹在床单里的婴儿。每当有人走到她跟前，撩起帷幔，她便见到许多男人和女人，以及从上铺上耷拉下来的各种衣物。她听到嘈杂的说话声、孩子的叫喊声和嬉闹声。她的头脑里一片模糊，烟气腾腾的空气中也是一片模糊。
船舱里十分憋气，同时又十分寒冷，板墙上挂着雾淞。人们晚上睡觉不脱毡靴和棉衣，妇女们成天把自己裹在围巾和破被里，朝冻僵的手指哈气。
亮光勉强从很小的窗口透进来，小窗口几乎贴着冰面。大白天船舱里也处于半昏暗状态。晚上点着不带玻璃罩的油灯。人们的脸都被烟熏黑。甲板上的舱口盖打开时，船舱里就冒进一团团蒸汽，有如炸弹爆炸产生的烟雾。
头发蓬乱的老妪们梳理花白的头发，老头们坐在地板上，手中拿着盛满开水的缸子。四周是五颜六色的枕头、包袱和木箱。孩子们系着头巾在木箱上爬啊，玩啊。
婴儿躺在薇拉的胸脯上，她感到她的思想变了，她对所有人的态度变了，她的整个身子都变了。
她想起自己的女友齐娜。梅利尼科娃和照料她的老太太谢尔盖耶夫娜，想起春天、母亲、撕破的衬衣、棉衣、谢廖扎、托利亚、洗衣服肥皂、德国飞机、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避弹所、自己未洗过的头发，想起她脑子里出现的一切。她对她生的婴儿充满了感情，同他紧密相连，不管这种联系有无意义。
她瞅瞅自己的手、腿、胸脯和手指。这已经不是那双打排球、写作文、翻书页的手。这已经不是那双爬中学楼梯、拍溅温暖的河水、被荨麻刺得灼痛的腿，不是那双走在街上人们见到都要回眸望一眼的薇拉的腿。
想到孩子，她立时想起维克托罗夫。
机场位于扎沃尔日耶，维克托罗夫就在附近，伏尔加河已经不能把他们隔开。
瞧，现在就会有飞行员们走进船舱，她会问：“你们认识维克托罗夫中尉吗？”
飞行员们将说：“认识。”“告诉他，他的儿子和妻子在这里。”女人们撩起帷幔走到她跟前，摇着头，笑着，叹息着，有的朝男婴俯下身子，哭泣起来。
她们为自己啜泣，朝新生儿微笑，这是不用语言就能理解的感情。
如果她们想问什么，那么这些问题都只有一个目的，看母亲用什么喂养孩子，问她有没有奶、乳房有没有发炎，潮湿的空气憋不憋气。
分娩后第三天，父亲到了她那里。他已经不像个发电厂的厂长，提着箱子，扛着包袱，胡子拉碴，穿件翻领大衣，结着领带，面颊和鼻子给寒风吹得通红。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来到女儿床前，她见到他抽搐的脸庞瞬间注意的不是她，而是躺在她边上的小生命。
他转过身去，她从他的后背和双肩看出他在抽泣。她知道，这是因为他妻子永远无法见到小外孙，永远不能像他刚才那样朝新生儿俯下身子了。
继而他又为自己落泪而生气，感到羞惭，因为那么多人看到了他的眼泪。他用冻嘎哑的声音说：“你看，你让我当了外公。”他朝薇拉俯下身子，吻一下她的额头，用又凉又脏的手抚摸着她的肩头。
接着他说：
“十月革命节，克雷莫夫到发电厂去过，他不知道母亲不在了。一直打听叶尼娅的消息。”
一个没刮胡子、穿件露着一团团破棉絮的蓝棉袄的老头喘着说：“斯皮里多诺夫同志，为了奖励生育，该授予库图佐夫勋章，或是列宁勋章和金星英雄勋章。死了多少人，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也许得给您的女儿来枚两公斤重的金星勋章，她在这样一个苦役般的条件下带来了新生命。”
这是孩子出生后第一个谈起薇拉的人。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决定留在船上，等薇拉身体复原就同她一起上列宁斯克。这跟他上古比雪夫接受新的任命是顺路。见到船上的食品情况十分糟糕，必须立刻给女儿和外孙搞些吃的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感到身子暖和过来后，便去找设在附近森林里的州党委指挥所，指望在那里通过些熟人能搞到些油和糖。
这天，船舱里特别难以忍受。乌云笼罩在伏尔加河上空。孩子们不再到垃圾堆、碎砖堆、黑漆漆的河水和冰面上去玩。妇女们也不再上冰窟窿里去洗衣服。伏尔加河下游吹来的凜冽寒风刮打着冻在冰面上的破布，透过舱门的缝隙吹进船舱，使整条船里充满呼呼的怒号声。
吓呆了的人们裹着头巾、棉衣、被子木然坐着。最爱饶舌的老婆子们也屏息止声，听着风的怒号和木板的吱吱声。
天色渐暗，仿佛黑暗的来临是由于人们无法忍受的寂寞和把所有人折磨到极点的寒冷、饥饿和肮脏，是因为没有尽头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
薇拉躺着，把棉衣盖到下巴颏。每当强劲的寒风刮进船舱，她就感到面颊上一阵透骨的凉意。
此刻，一切都显得糟透了，毫无任何希望。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不可能把她从这里带走，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德国人一开春就可能闯进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他们的飞机将永远在天空中张牙舞爪，炸弹的爆炸声将永远不绝于耳。
她头一次开始怀疑维克托罗夫是否就在附近。难道战线还少吗，可也许他已经既不在前线也不在后方了。
她掀开床单，端详着孩子的脸庞。他为什么哭泣，可能她的优愁传给了他，犹如她的温暖、她的奶汁传给了他一样。
这天刺骨的寒冷、无情的寒风和在伟大俄罗斯的平原江河上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把所有人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难道一个人能够那么长久地忍受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饥寒交迫的生活吗？
替薇拉接生的谢尔盖耶夫娜老婆婆走到薇拉跟前说：“我可不喜欢你今天这副样子，头一天你还好好的嘛。”
“没什么，”薇拉说，“爸爸明天带吃的来。”
尽管谢尔盖耶夫娜对她爸爸能给产妇带油和糖来感到高兴，但还是恶狠狠地说：“他们这些当官的永远能吃得饱饱的，有的是储备品。可我们有什么，只有冻土豆。”
“轻些！”有谁大声说，“安静些！”
船舱的那一头传来一*个不很清晰的声音。
蓦地，这声音响了起来，盖过所有别的声响。
有个人在油灯的光亮下念道：
“最新消息……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市区的顺利进攻……几天来部署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我军转入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进攻从两个方向开始：从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部和南部……”
人们默默地站着，流着泪。在他们和战士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无形的神奇联系。这些小伙子们正在寒风中用手挡着脸行进在雪地上。他们有的已经倒在雪地里、躺在血泊中，用含混的目光同生命告别。
老人和妇女们在哭，工人们在哭，孩子们挂着非孩子气的神色站在大人们身边，听着。
“我军攻克了顿河东岸的卡拉奇城，占领了克里沃穆兹金车站，攻占了阿布加萨罗沃车站和市区……”
薇拉同大伙一起流着眼泪。她感觉到了那些行进在严冬的黑夜中，跌倒了再爬起来，又倒下去再也没爬起来的人们同他们这些精疲力竭、在船舱里聆听进攻消息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为了她，为了她的儿子，为了在冰水中双手冻裂口子的妇女们，为了老人和系着母亲破头巾的儿童们，人们正在那里走向死亡。
她一面哭泣着，一面欣喜地想，她的丈夫将要到她这儿来，妇女、老人、工人们将把他围住，对他说：“生了个儿子。”
正在读苏联情报局通报的那个人念道：
“我军的进攻还在继续。”
六十四
司令部值班员向第8空军集团军司令员报告进攻当天歼击机团的战斗情况。
将军浏览一下放在他面前的文件，对值班员说：“扎卡布卢卡真不走运，昨天他的政委给打死了，今天又牺牲了两名飞行员。”
“司令员同志，我给团部打了电话，”值班员说，“明天举行贝尔曼同志的葬礼。军委委员答应到团里去一趟，并发表讲话。”
“我们的这位委员喜好讲话。”司令员笑道。
“司令员同志，两个飞行员的情况是这样的：科罗利中尉在第38近卫师驻地上空坠毁，中队长维克托罗夫上尉在德国机场上空被梅塞机击中起火，没能飞抵前线，坠落在一个高地上，正好处在中立地带。步兵发现后，试图接近他，但德国人没让接近。”
“是啊，常常是这样。”司令员用铅笔挠挠鼻子说，“您听着，有件事您得去办一下：您同方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记住，扎哈罗夫答应过给我们换辆威力斯吉普车，不然马上就没有车子坐了。”
飞行员的尸体在大雪覆盖的山岗上躺了一整夜。天气严寒，群星璀璨。黎明时分，一抹朝霞把山岗染成绯红色，飞行员躺在绯红色的山岗上。继而刮起一阵低吹雪，尸体被白雪掩埋。
第三部
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前几天，克雷莫夫来到第64集团军地下指挥所。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的副官此时正坐在写字台后面就着馅饼喝鸡汤。
副官放下汤匙，叹了口气。从他叹气的神情可以看出，那鸡汤是十分鲜美的。克雷莫夫两眼有些湿润了，他突然感到饥饿难耐，极想吃一口白菜馅饼。
副官报告他的到来之后，隔板后面静下来，然后传来一个撕哑的声音。这声音克雷莫夫早已熟悉了，可这回说话声很低，听不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副官从隔壁走出来，说道：
“军委委员不能接见您。”
克雷莫夫不禁吃惊道：
“我并没有请求接见。是阿勃拉莫夫同志要召见我。”
副官瞅着鸡汤，没有答话。
“这么说召见取消了？我一点也不明白。”克雷洛夫说。
克雷莫夫走出地下指挥所，沿着壕沟向伏尔加河岸边走去，集团军报社编辑部设在那里。
他心烦意乱地走着，谛听着库泊罗河谷那边传来的杂乱无章懒洋洋的炮声，这次莫名其妙的召见以及由他人的馅饼勾起的压抑不住的饥饿使他颇为烦恼。
一位头戴船形帽、身穿军大衣的姑娘向作战处那边走去。克雷莫夫打量她一眼，心想：“这姑娘真漂亮。”
想到这里，一种习惯的忧伤使他的心缩紧了，他想到了叶尼娅。于是他马上又习惯地喝斥自己：“忘掉她，别想她！”这时他记起那次在镇子里宿营，记起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
后来他想到斯皮里多诺夫：“是个好人，不过，他自然也不是斯宾诺莎I”
这些思绪连同懒洋洋的炮声、对阿勃拉莫夫的抱怨以及秋日的天空，后来常常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久久不肯逝去。
一个军大衣上佩戴着草绿色大尉军衔的司令部参谋叫住了他。自他离开地下指挥所，此人就一直跟着他。
克雷莫夫困惑莫解地望了他一眼。
“来，来，请到这里来。”大尉用手指着一座木屋的房门，低声说。
克雷莫夫没有理会门口的哨兵，径直向屋里走去。
他们走进一个房间，室内摆着一张办公桌，板壁上用图钉钉着一张斯大林像。
克雷莫夫等候大尉同他说话，也许大尉会这样对他说：“请原谅，营级政委同志，您能否把我们的报告转交给左岸的托谢耶夫同志？”
然而大尉却没有这样说。
他说：
“交出武器和个人证件。”
克雷莫夫不知所措，慌乱地说了一句已不具有任何意义的话：“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您先向我出示您自己的证件，然后再向我提这样的要求。”。
后来，当他看出此事虽然荒谬绝伦却又毋容置疑时，他说出了在他之前遇到类似情况的成千上万的人说过的话：“这太荒唐了，我的确一点也不明白，这是误会。”
①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
然而这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人所说的话。
“你这是装胡涂。快回答，在被包围期间什么人收买过你？”
他正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方面军特别处受审。
油漆地板，窗台上的花盆，墙壁上的简易挂钟，这一切都显出外省的舒适和宁静。微微颤抖的玻璃窗和斯大林格勒方向传来的隆隆爆炸声，也都习以为常，甚至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大概轰炸机群正在伏尔加河右岸投弹。
在他看来，坐在餐桌后面的陆军中校与想像中的嘴唇苍白的侦査官完全对不上号。
然而，就是这位肩膀上蹭了一块刷壁炉的白灰的中校，走到端坐在木凳上的受审者面前，对这个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开展工人运动的行家，这个身穿军装、衣袖上佩戴政委星章的军人，这个温柔善良的母亲养育的儿子大打出手，重重地用拳头砸向他的脸。
克雷莫夫用手抹了抹嘴唇和鼻子，然后看看手掌，发现手掌里有带着口水的鲜血。于是他咂了咂嘴。舌头不听使唤，嘴唇麻木了。他望了望刚刚刷洗过的油漆地板，把嘴里的鲜血咽了下去。
直到夜间，他才感到对这个特别处军官的仇恨。但在最初几分钟，他既没有感到仇恨，也没有感到疼痛。打脸意味着精神摧残，除了令人麻木和发呆之外，它不会引起别的任何感觉。
克雷莫夫回头看看哨兵，立刻感到羞愧难当。这个红军战士看见共产党员挨打了！挨打的是共产党员克雷莫夫！就当着这个小伙子的面，而克雷莫夫参加过的那场伟大革命，就是为了这一代青年的幸福才进行的。
中校看了看表，正是处长们的食堂里供应晚餐的时间。
克雷莫夫被人押解着踏着粉尘般的雪糁穿过院子向一座原木搭成的牢房走去，斯大林格勒方向传来的空袭炸弹的轰隆声此刻听得特别清晰。
挨打时的那种麻木和痴呆消失以后，克雷莫夫首先想到的是德国炸弹可以把这座牢房夷为平地，想到这里他不觉大吃一惊……这个想法虽然并不复杂，却使他感到厌恶。
这座原木筑起的牢房令人窒息。绝望和愤怒的情绪久久折磨着他，使他逐渐失去了理智。是他，扯开嘶哑的嗓子大声呼喊着向飞机跑去，去迎接自己的朋友格奥尔吉。季米特罗夫’是他，抬着克拉拉。蔡特金？的棺材，也是他，偷偷地抬眼望了一下，想看看特别处的那个军官会不会再打他。他率领人们突出重围，人们都尊称他“政委同志”。但此时这个手持自动枪的农庄庄员却用鄙视的目光盯着他，盯着他这个在受审时被共产党员毒打的共产党员……
他尚未意识到“剥夺自由”这几个字的可怕的含义。他正在变成另一个人，他身上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他被剥夺了自由。
他两眼发黑……他要去党中央找谢尔巴科夫，他有机会见到莫洛托夫，不枪毙这个混蛋中校，他的心就永远不得安宁。请拿起电话话筒！给克拉辛打个电话。就连斯大林本人也听到过、也知道我的名字。有一次斯大林同志问日丹诺夫同志：“这是哪个克雷莫夫，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人吗？”
克雷莫夫立刻感到双脚踏在泥塘里，眼看就要被吸进黑乎乎的胶状树脂一般的无底深渊……仿佛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格奥尔吉。季米特罗夫（1882—1949），保加利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蔡特金（1857-1933），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女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扑来，这种力量比德国坦克师更强大。是他失去了自由。
叶尼娅！叶尼娅！你看得见我吗？叶尼娅！快来看我一眼，我遭到了可怕的灾难！要知道，我现在孤身一人，被人拋弃，也被你拋弃了。
一个败类打了他。神志模糊了。真想扑向那个特别处军官，他恨得手指抽搐。
无论是对帝俄宪兵，对孟什维克，还是对他审问过的那个党卫队军官，他都未曾感觉到这般仇恨。
从这个践踏他的人身上，克雷莫夫不是看到了一个陌生人，而是看到了他自己。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震撼过他的心，使他流下了幸福的泪水。这种亲近感才真正是可怕的。
暮色降临了。有时传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轰隆声，牢房内窒闷而又混浊的空气随之发出嗡嗡的声响。大概德寇正在向捍卫正义事业的巴秋克师和罗季姆采夫师发起进攻。
走廊上偶尔有人走动。集体囚室的门经常打开。这里关押的是逃兵、背叛祖国的人、战乱中趁火打劫的强盗和强奸犯。不时有人提出要上厕所，哨兵开门之前往往同他们争执好久。
克雷莫夫从斯大林格勒沿岸被人押解过来，暂时关押在这间集体囚室里。对这位衣袖上佩戴着红星标志的政委，谁也没有留心望一眼。犯人们感兴趣的只是他身上有没有一张可以卷马合烟的纸片。这些人只有一种需求，那就是吃饭、抽烟和排除大小便。
这个案件是谁捏造的？是谁？明知自己是无辜的，同时又因为这个无法开脱的罪名而寒心，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感觉。设在地下管道里的罗季姆采夫师指挥所、“6/1”号楼的废墟、白俄罗斯沼泽地、沃罗捏日的冬天、不止一次的渡河，一切幸福的、轻松愉快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
此刻，他想到街上去走一走，抬起头来望望天空。想去买张报纸。想刮刮脸。想给弟弟写封信。他想喝杯茶。他需要还一本只借阅一晚上的书。需要看看表。需要去洗个澡。需要从皮箱里取一块手帕。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失去了自由。
克雷莫夫很快就被押出集体囚室，来到走廊上，警备队长把哨兵骂了一顿：“我对你说得清清楚楚，你干吗要把他塞到集体囚室去？见鬼！哼，稀里马虎的，想上前沿阵地去遛遛啦，啊？”
警备队长一走，哨兵便向克雷莫夫抱怨起来：“瞧，天天如此。单人囚室有人占着嘛！他自个儿命令把那些决定枪毙的人关到单人囚室去。要是把您关进去，我把那个人往哪儿关？”
克雷莫夫很快就看见几个自动枪手把一名判处枪决的人押出单人囚室。只见浅色的头发紧贴在那人狭窄而凹陷的后脑勺上。也许他只有20岁，也许有35岁。
克雷莫夫被关进刚刚腾出的单人囚室。昏暗中他看出桌上有一K军用饭盒，然后从饭盒旁边摸到一只用面包瓤捏的小兔子。看来那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刚刚把它捏成，面包还是软的，只有兔子的两只耳朵有些发千。
室内静下来……克雷莫夫半张着嘴坐在板床上。他睡不着，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但他感到头昏脑涨，太阳穴发紧。他无法思考。他头脑里波涛汹涌，一切都在旋转、摇荡，发出哗哗声响。他感到无所依托，无法集中思想。
夜间走廊上又传来喧哗声。哨兵们在呼喊领班的人。皮靴咚咚地响了一阵。克雷莫夫听出警备队长的声音。警备队长吩咐道：“让这个营级政委快滚出来，让他搬到警卫室去。”然后他又补了一句：“这个严重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会传到司令员那儿去的囚室的门打开了。一名自动枪手高声喊道：
“出来！”
克雷莫夫走出来。走廊上赤脚站着一个只穿了件内衣的人。
克雷莫夫在生活中见过不少悲惨场面，但他只朝那人瞟一眼，便立刻明白他从未看见过比这张脸更可怕的东西。这张脸很小，带着龌龊的黄斑。他哭得很可怜，满脸的皱纹、颤抖的面颊和嘴唇都在哭，惟独两眼没有哭。你最好不要去看这双可怕的眼睛，这双眼的表情是无法言状的。
“快走，快走！”自动枪手催赶着克雷莫夫。
在警卫室里，哨兵给他讲述了严重事故的经过。
“他们老拿前沿阵地吓唬我，这里还不如前沿阵地呢。待在这地方你很快就会发疯……那个故意自伤的家伙给拉出去枪毙了，他隔着一块大面包朝自己左胳膊开了一枪。枪毙之后，朝他身上撒了些土，可能是没有打死，他夜里苏醒过来，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哨兵同克雷莫夫说话时，极力保持着分寸，对他既不称呼“您’也不称呼“你’
“这帮人也太马虎了，迟早得被他们弄神经。宰牲口还得认认真真地干呢。他们干什么都稀里马虎的。土地结了冻，他们抓了几把杂草，胡乱往尸体上一撒就走了。明摆着的事嘛，他爬了出来！要是照着条令规定把他埋了，他永远也爬不出来。”
一贯善于回答问题、扭转人们思想，一向能言善辩的克雷莫夫，这回却惊慌失措地向自动枪手问道：“他重新走回来有什么不好呢？”
哨兵嘿嘿一笑。
“还是押送他去草原执刑的那个准尉说的，等给他重新办了人伍手续，还应该发给他面包和茶叶呢。可供给处长不买账，他气势汹汹地挖苦说，既然他已经被除了名，怎么请他喝茶呢？依我看他说得对。是那个准尉办事马虎，供给处应该替他负责吗？”
克雷莫夫突然问道：
“您在和平时期是干什么的？”
“我在地方国营农场里负责养蜂。”
“明白了。”克雷莫夫说，其实他四周的一切和他心中的一切都变得黑暗而混乱。
黎明时分，克雷莫夫又被押回单人囚室。用面包瓤捏的那个小兔子依旧摆在饭盒旁边。但它现在已发干变硬，不像原先那么光滑了。集体囚室里传来一个讨好的声音：“哨兵，行行好，让我出去解个手吧，啊？”
这时，一轮棕红色的太阳升起在草原上，像一棵粘满了烂泥的冻坏的甜菜爬向天空。
克雷莫夫很快被押上一辆吨半卡车，坐在他身旁的押解人员是一名讨人喜爱的中尉。他从准尉手里接过克雷莫夫的箱子，汽车就开动了，然后沿着被严寒冻结的阿赫图巴河边的泥路吱吱嘎嗅地颠簸着向列宁斯克市机场驶去。
克雷莫夫呼吸着潮湿的寒气，心中充满了信念与光明，仿佛这场可怕的梦已经结束了。
四
克雷莫夫从小汽车里走出来，仔细看了看灰暗的卢布扬卡监狱的高墙。一连坐了好多小时飞机，他的头脑还在嗡嗡作响，一路上飞机引擎的轰鸣、机翼下闪过的长满庄稼的农田和已经收割过的田野、溪流和森林，以及头脑中闪过的绝望、信心和忧虑，使他久久不能平静。
房门打开了，他走进一个阴森森的充满着伦琴射线、室闷的空气和强光的世界，从此幵始了没有战争的生活。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似乎凌驾于战争之上。
在这间不透风的空房子里，在聚光灯强光照射下，有人吩咐他脱光衣服，一个穿白大褂的沉思默想的人在他身上摸索起来。克雷莫夫不时抽搐着，心想，战争的轰鸣和残酷不会妨碍这些不知羞耻的手指有条不紊的触动。
那个战死的红军战士，在冲锋之前写了一张字条藏在防毒面具里：“我为幸福的苏维埃生活战死，家中留下妻子和六个孩子。”那个被烧伤的乌黑油亮的坦克手，一绺绺头发粘贴在他那年轻的头上。千千万万的人民军队行进在沼泽和森林里，用火炮、机关枪打击敌人……
那些手指仍旧在触摸着，平静而有信心，而克雷莫夫政委在炮火中喊道：“怎么啦，格涅拉洛夫同志，难道您不想保卫苏维埃祖国！”
“转过身去，弯腰，伸开腿。”
然后他穿上衣服，敞着军便服衣领照了正面像和侧面像，一张绷着脸，另一张带着表情。
然后他带着玩世不恭的表情认认真真地在一张纸上按了指印。随后一个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剪掉他裤子上的纽扣，没收了他的腰带。
后来他乘坐灯光明亮的电梯上楼，走在铺着地毯的空寂无人的长走廊上，经过一些带孔的房门。这是外科门诊所的病室。肿瘤外科。空气暖洋洋的，停滞不动，被强烈的电灯光照得雪亮。这是社会诊断学伦琴射线研究所……
“究竟是谁让我坐牢的呢？”
在这种令人眩目的窒闷的空气里是无法思考的。梦幻、现实、呓语、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觉……我有过母亲吗？大概没有母亲。有没有叶尼娅现在无所谓了。松树梢头的繁星、横渡顿河、德国人的绿色信号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每个房门后面都有人。我宁死做一名共产党员。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现在在什么地方。头脑嗡嗡直叫。莫非格列科夫向我开了一枪。留鬈发的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共产国际主席曾走过这条走廊。这里的空气多么深重、令人压抑，这该死的探照灯光……格列科夫朝我幵枪，特别处长打我的嘴巴，德国人朝我开枪，明天为我准备着什么，我向您起誓，我一点过错也没有，最好去解一下小便，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时那帮可爱的老头儿在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唱歌，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曾是这座楼房的主人，亨里希。亚戈达？，还有明任斯基？，后来是彼得堡的无产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小小的个子，一对绿眼睛，今天是和蔼聪明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当然啦，当然见过面，彼此情投意合，正像我们唱的：“起来，无产者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我一点过错也没有，最好去解一下小便，难道会枪毙我……
走在这箭杆一般直的走廊上真叫人纳闷，而生活却是那样混乱不堪，坎坷的小道、沟壑、沼泽、溪流、草原的尘土、尚未收割的庄稼，需要你去开辟道路，或者绕行。而命运却又这么平直，你沿着这条直线走着，穿过一条条走廊，走廊里有许多房门。
亚戈达（1891—1938），1934—1936任内务人民委员。
明任斯基（1874—1934），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即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8）。
即贝利亚。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步伐不紧不慢，仿佛哨兵不是跟在他身后，而是走在他前面。
来到卢布扬卡监狱的最初几分钟，他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一个由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图形。”按指印的时候他心中暗想，他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想，不过，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所产生的那种新奇的感觉。
产生这种新奇感的原因是因为他失去了自我感觉。假如他要求喝水，马上就会有人递给他，假如他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医生会给他做必要的注射，他就不会有这种新奇感了。但他已不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已不再是那个穿衣、吃饭、买电影票、思考、上床睡觉时都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克雷莫夫同志。克雷莫夫无论心灵还是智慧都与众人不同，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入了党，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习惯和癖性，他同共青团员或者莫斯科各区团委的书记们、工人、老党员、老朋友以及请愿者们谈话的语调也不同于一般人。他的躯体与人体相似，从举动和思维看来，他与常人没什么差别，但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一个人的实质、他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却已不复存在。
他被押进一间长方形囚室，镶木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室内摆着四张小铁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毯子迭得工工整整，没有一点皱折。刹那间，他感觉到那三个人用常人的目光好奇地望了望第四名囚犯。
他们是人，是坏人还是好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抱有敌意还是漠不关心，他也无从知晓，但不管他们是好是坏，还是漠不关心，这一切表现都是人的表现……他在指定给他的一张小铁床上坐下来，那三个人坐在小铁床上，每人膝盖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他们一声不响地望着他。此时，他感觉业已失去的那种美好而又宝贵的东西又回到他身边。
其中一人块头很大，宽宽的脑门，一头浓密的、像贝多芬那样蓬乱的灰白鬈发垂在他低矮而又肥胖的额头上。
另一个人是个老头儿，两手惨白惨白的，光秃秃的脑壳和脸庞瘦骨嶙峋，仿佛刻在金属制品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静脉和动脉里流动的是雪，而不是血液。
第三个人坐在与克雷莫夫并排的一张小铁床上，样子挺可爱，大概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有一个红斑，一脸悲伤、善良的表情。他用手指了指房门，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摇摇头。克雷莫夫明白了，哨兵正通过监视孔望着他们。应该保持沉默才是。那个满头蓬发的人首先开了口。
“好吧，”他用懒洋洋的和善口吻说，“让我代表大家向武装力量表示欢迎。您打哪儿来，亲爱的同志？”
克雷莫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来。”
“哎呀，见到英勇的保卫战参加者非常高兴。欢迎您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儿急促地问道。
“抽烟。”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儿点了点头，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书本。
这时那位可爱的近视眼邻居说：
“看来是我让同志们倒霉了，我说我不抽烟，所以就不发我那份烟叶。”
他问道：
“您从斯大林格勒来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啊呀呀，”大个子说，“乘道格拉斯号飞机来的？”
“正是。”克雷莫夫回答说。
“请讲讲斯大林格勒局势怎么样？我们没来得及订报纸。”704
“您饿了，对吗？”讨人喜欢的近视眼说我们都吃过晚饭了。”“我不饿。”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攻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一点非常清楚。”
“我过去一直坚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儿刷地一下合上书，问克雷莫夫说：
“看来，您是共产党员？”
“是的，是共产党员。”
“轻点，轻点，这里只能小声说话。”讨人喜欢的近视眼说。“不能高声谈论是不是党员。”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他突然想起来：他是莫斯科著名的报幕员。有一次克雷莫夫和叶尼娅一起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听音乐会，在舞台上看见过他。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这时牢门打开了，哨兵朝室内望了一眼，问道：“谁的姓是‘K’打头？”
大个子答道：
“是我，我姓卡采涅林博根。”
他站起来，用巴掌抿了抿蓬乱的头发，然后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是去受审。”讨人喜欢的邻居低声说。
“为什么是‘K’打头？”
“这是习惯用语。前天哨兵来叫他，说道：这里谁是‘K’打头的卡采浬林博根，非常可笑。一个怪人。”
“是啊，我们都嘲笑他。”老头儿说。
“你自己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老会计师？”克雷莫夫心想，“我的姓也是‘K’打头。”
囚犯们开始铺床睡觉了，强烈的灯光继续照射着，克雷莫夫感觉到，当他解包脚布、提衬裤、搔胸脯时大概有人在瞭望孔里监视他。这里的灯光很特别，它不是供囚犯们照明用的，而是为了让监视他们的人看得更清楚。假如在黑暗中监视他们更方便，他们准会被关进黑暗牢房里。
老会计师转过脸去面壁而卧。克雷莫夫和他的近视眼邻居悄声交谈着，谁也不看谁，他们用手捂着嘴，以免哨兵看见他们的嘴唇动弹。
他们有时瞅瞅那张空床，大概报幕员正在审讯室里说俏皮话呢。
邻居低声对克雷莫夫说：
“我们囚犯全都成了兔子。就像在童话里似的，魔法师轻轻触摸一下人们，他们马上就长出两只大耳朵。”
接着他谈起同室囚犯的情况。
那个老头儿不知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孟什维克，他姓德雷林。这个姓氏克雷莫夫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德雷林在各种监狱、政治隔离室和劳改营关押了二十余年，几乎赶上了莫罗佐夫’诺沃鲁斯基气弗罗连科？和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服刑的年限。现在他又因为一桩新的案子被押来莫斯科，因为他在劳改营心血来潮，竟然要给那些被没收财产的富农举办土地问题讲座。
报幕员在卢布扬卡安全机关里工作的时间与雷德林服刑的时间一样长。二十多年前，他开始在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后来陆续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叶若夫领莫罗佐夫（1854—1946），革命民粹派分子，1882年被判处终身苦役，1905年前监禁于施吕瑟尔堡。
诺沃鲁斯基（1861—1925），“民意党”恐怖组织成员，被判终身苦役，1905年前监禁于施吕瑟尔堡。写有回忆录《施吕瑟尔堡囚禁者日记》。
弗罗连科（1848—1938），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1905年在施吕瑟尔堡服刑。
菲格纳（1852—1942），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4年被判处终身苦役。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他有时呆在中央机关，有时领导庞大的劳改营的建设。
克雷莫夫对自己的交谈对象显然估计不足。博戈列耶夫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博物馆基金会的专家，喜欢写诗，只是从未发表过，因为他的诗作不合时代要求。
博戈列耶夫又低声说：
“您要知道，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家兔。”
多么古怪，多么可怕，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除了强渡布格河、第聂伯河，除了皮里亚京包围战和奥夫鲁奇沼泽地，除了马马耶夫岗、“6/1”号楼，除了政治告密、弹药匮缺、负伤的政治指导员，除了夜间进攻、战斗和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基点试射、坦克奔袭，除了地雷、总司令部和重机枪，一无所有……
与此同时，就在同一个世界上，除了夜间审讯、起床号、点名、押解着上厕所，除了如数发给的烟卷、搜查、对质，除了侦查员、特别会议决议，同样一无所有。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可他为什么觉得，同室的囚犯，这些失去自由的人在内部监狱里坐牢是合情合理、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克雷莫夫坐在囚室里这张床上就觉得古怪、荒唐、不可思议呢？
克雷莫夫极想谈谈自己的情况。他终于忍耐不住，说道：“妻子抛弃了我。我用不着等待谁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人员的床铺一直空到天明。
五
在战前，克雷莫夫有一次夜间路过卢布扬卡大街。他望着这座彻夜不眠的大楼，猜测人们在灯火通明的窗户后面做些什么。在这座内部监狱里，被捕的人往往要关押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需要进行侦查和审讯。然后被捕者的亲属开始收到从劳改营寄来的信，于是出现了科米、萨列哈德、诺利尔斯克、马加丹、沃尔库塔、科雷马、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卡拉日达、纳加耶沃海湾一类的地名……
然而，成千上万的人一旦进了这座内部监狱，便永远消失了。检察机关通知亲属，说这些人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通信权利，但劳改营里却没有这批囚犯。看来十年徒刑、剥夺通信权利便意味着枪毙。
囚犯从劳改营写信说，感觉良好，生活很温暖，如果可能的话，请寄点葱头和大蒜。有人向亲属解释说，要葱头和大蒜是为了预防坏血病。对于在刑讯牢狱里度过的那段时光，从来无人在信中提到过。
1937年夏天的夜晚，走在卢布扬卡大街和共青团胡同令人毛骨悚然。
夜幕低垂。令人窒息的街道空寂无人。黑魆魆的楼房矗立着，窗户洞开，楼房里挤满了人，但整座楼却显得死气沉沉的。这座寂静的楼房里并不平静。蒙着白窗帷的灯火通明的窗户里人影晃动，大门口不时响起砰砰的汽车关门声，车灯忽闪忽闪的。仿佛这个巨大的城市全部处在卢布扬卡闪闪发光的玻璃窗口的监视之下。他脑海里出现一些熟人的面孔。他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无法以空间来计量的，衡量这里的生活要用另一种标准。地面上和天空中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你度过这如同死亡一般可怕的苦海。然而他不在地下，也不在密闭的棺材里，而在这里，他是一个活人，他没有死，他会呼吸，会思索，会哭泣。
汽车不断运来新的被捕者，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消失在这座内部监狱的大门里，消失在布蒂尔监狱和列佛尔托夫监狱的大门里。
在区委、人民委员部、军事部门、检察机关，在各个托拉斯、医院、工厂管理处，在工会基层委员会和工厂工会委员会，在各个土地管理处，在细菌学实验室，在艺术剧院的经理处，在航空设计局，在设计巨大的化学和冶金工厂的研究所，不断有新的工作人员去接替被捕者的职位。
往往经过一段时间，前来接替被捕的人民敌人、恐怖分子、破坏者职位的人自己也成了敌人、两面派，并且遭到逮捕。有时委派的第三拨人也是敌人，同样遭到逮捕。
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同志悄悄告诉克雷莫夫，他的牢房里关着列宁格勒一个区委的三位书记。重新任命的每个书记都揭发自己的前任是叛徒和恐怖分子。他们并排躺在同一间牢房里，彼此之间谁也不恨谁。
有那么一天，叶尼姬的哥哥米佳也进了这座大楼。当时他腋下夹着妻子为他准备的白包袱，里面是毛巾、肥皂、两套内衣、牙刷、袜子和三块手帕。他走进这个大门时，将党证上的五位数号码牢记在心，他不会忘记自己在巴黎商务代表处的办公桌，不会忘记顺路去克里米亚时乘坐的国际列车。在那节车厢里，他明确了同妻子的恋爱关系，当时他一边喝汽水，一边懒洋洋地翻看《金驴记》。
当然，米佳一点过错也没有。但他还是进了监狱，而克雷莫夫却安然无事。
有那么一天，柳德米拉的第一个丈夫阿巴尔丘克也走上这条从自由通向牢房的灯火通明的走廊。阿巴尔丘克去受审，迫不及待地想消除荒唐的误会……就这样，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过去了，阿巴尔丘克的供词说：“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间谍头目首次向我提示了暗杀斯大林同志的念头，是一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同他联系的……五一游行之后我们在雅乌兹街心花园谈了话，我答应五天后给他最后答复，我们约好了下次会面的地点……”这些窗户后面进行的就是这种奇妙的工作，听来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当年白匪军官向他开枪射击的时候，阿巴尔丘克却没有眨过眼睛。
当然，他是被迫在指控自己的伪证上签字的。毫无疑问，阿巴尔丘克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具有坚定的列宁主义信念，他没有丝毫过错。但他却被捕了，却招了供……而克雷莫夫平安无事，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迫招供。
克雷莫夫听说过造成类似案件的原因。那些向他透露某些情况的人总是小声提醒他：“不过你要记住，你哪怕对一个人——妻子或母亲说出这件事，我就完了。”
有些情况是那些人向他透露的。这种人酒酣耳热，并且被对方过分自信的蠢话所激怒，突然说出几句冒失话，立刻就缄口不语，第二天又仿佛漫不经心似的打着呵欠附带说道：“对了，我昨天好像说了几句不经心的话，全是胡说八道，你不记得了吧？那就更好了。”
有些情况是朋友们的妻子对他说的，她们去劳改营探望过丈夫。
然而这都是传闻，流言蜚语，因为克雷莫夫从未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现在好了。他自己进了监狱，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的、毫无理智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卫军、神甫、富农的鼓动员被捕入狱的时候，他从未想过（甚至一分钟也没有想过）这些失去自由、等待判决的人有什么感觉。他从未想到过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母亲。
当然，当炮弹不断爆炸并且愈来愈近，炸伤的是自己人而不是敌人的时候，他就不那么冷漠了，因为炸弹伤害的不是敌人，而是苏维埃人，是共产党员。
当然，有些人是同辈，是他特别亲近的人，他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是列宁主义者，他们被投入监狱时，他曾被震惊过，曾彻夜不眠，他开始思考斯大林到底有没有理由剥夺人们的自由，折磨他们，枪毙他们。他想过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想过他们的妻子和母亲遭受的痛苦。要知道他们不是富农，不是白匪，而是布尔什维克，是列宁主义者。
尽管如此，他还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他克雷莫夫没有入狱，没有被流放。他用不着被迫画供，也没有遭人诬告。
瞧，终于有了这一天。现在他克雷莫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锒铛人狱。现在既没有人来安慰他，也没有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有些情况他已有所闻。耳朵、牙齿、鼻孔、赤身裸体者的腹股沟，都成了搜查的目标。然后沿着走廊走去，两手提着剪下纽扣的歪斜的裤子和长衬裤，既悲惨又可笑。近视眼被没收了眼镜，两眼不安地眯缝着，有时用手揉一揉。h个人一旦进了牢房，就变成了实验室的耗子。他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条件反射。说话只能用耳语，无论是起床、躺下、解手还是睡觉、做梦，都处在无休无止的监视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极端残忍，荒谬绝伦，惨无人道。他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卢布扬卡监狱发生的事情是多么令人可怕。要知道，他们折磨的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克雷莫夫同志。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人来提审克雷莫夫。
他已经知道开饭的时间，吃些什么东西，知道了放风的钟点和澡堂开放的时间，熟悉了监狱的烟叶味，掌握了点名时间和图书室藏书的大致内容。他已经熟悉了哨兵们的面孔。提审时，他总是焦急地等待着同室囚犯归来。卡采涅林博根比其他人受审的次数多。博戈列耶夫总是白天受审。
没有自由的生活！这是一种病态。失去自由无异于失去健康。这里亮着电灯，自来水龙头流着水，碗里有汤，然而无论是灯光、水还是面包都是特制的，供应这些东西是有目的的。一旦审讯需要，会随时不让囚犯们见光，不让他们吃饭睡觉。要知道，这里的一切不是供他们个人享用的，而是一套专门对付他们的工作方法所必不可少的。
有一次，瘦骨嶙峋的老头儿被叫去受审，回来时他傲慢地说：“我整整沉默三个小时，侦査员公民只弄清楚我的确姓德雷林。”
博戈列耶夫总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恭恭敬敬地和同室囚犯谈话，经常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睡眠情况。
有一次，他向克雷莫夫念起诗来，然后他忽然停住，客气地说：“对不起，您大概不感兴趣吧。”
克雷莫夫微微一笑，答道：
“老实说，我一句也没听懂。可是我过去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也读得懂。”
博戈列耶夫特别害怕提审，每当值班员走进来问谁的姓是“B”打头时，他都张皇失措。从审讯室回来，他显得消痩、矮小而且苍老。
谈到自己受审的情况他总是吞吞吐吐，自相矛盾，眯起眼睛来生闷气。谁也弄不清他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不知是企图杀害斯大林，还是他不喜欢那些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作品。
有一次，大个子肃反人员对博戈列耶夫说：
“您可以帮助侦查员小伙子把罪状说简练些嘛。我给您出个主意，您随便诌几句，比如‘我对一切新事物怀有刻骨仇恨，对获得斯大林奖的艺术作品一概持贬责态度’。无非是判您十年徒刑。少揭发自己的熟人。揭发自己的熟人帮不了您的忙，相反，他们会诬告您参加了他们的组织，那时您就得进秘密劳改营。”
“您说到哪儿去了，”博戈列耶夫说，“难道我能够帮侦查员的忙，他们什么都懂。”
他常常低声谈论自己所喜欢的话题：我们全都是童话中的人物，严厉的师长们、伞兵们、画家马蒂斯和演员皮萨列夫的追随者们、党员、地质工作者、肃反人员、五年计划的建设者们、飞行员、大型冶金工厂的建设者们，统统都不例外。原来我们自高自大、瞧不起人，一旦迈进这座奇怪的大楼的门坎，魔棍立刻就把我们变成了胖墩墩的小矮人，变成猪崽和小松鼠。现在我们成了什么——小蚁子，蚂蚁卵。
看来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奇特而深刻，但对日常小事却斤斤计较，比如他总是担心发给他的东西比别人少，比别人差，担心缩短他放风的时间，担心放风时有人吃他的面包干。
虽然生活充满着种种事件，但它依然是无聊的，虚假的。囚犯们似乎生活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里。侦查员反复研究着河床、石子、裂纹和高低不平的河岸。然而一度形成这条河床的流水却不复存在了。
德雷林很少参与谈话。即便谈话也多半是同博戈列耶夫聊聊。之所以这样，大概因为博戈列耶夫不是党员。
但他同博戈列耶夫谈话常常发火。
“您是个古怪的家伙。”有一次他对博戈列耶夫说，“第一，您对您瞧不起的人总是恭恭敬敬，亲亲热热；第二，您每天问我的健康情况，尽管您对我是死是活完全无所谓。”
博戈列耶夫抬起眼睛望着牢房的天花板，两手一摊，说：“您听着吧。”于是他拉长声音念道：
你的铠甲是什么做的，乌龟？
我问了一声，并得到回答：
它是用我积蓄的恐惧做的，‘
世界上再没有比它坚固的铠甲。
“是您的诗？”德雷林问道。
博戈列耶夫又两手一摊，没有回答。
“老头儿心里害怕，积蓄了恐惧。”卡采涅林博根说。
早饭后，德雷林让博戈列耶夫看了看一本书的封面，问道：“您喜欢吗？”
“老实说，不喜欢。”博戈列耶夫说。
德雷林点了点头。
“我也不是这部作品的崇拜者。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说过：‘高尔基塑造的母亲形象是圣像，而工人阶级是不需要圣像的■“人们世世代代阅读《母亲》，”克雷莫夫说，“这和圣像有什么关系？”
德雷林用幼儿园保育员的声音说：
①俄国革命家、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和父称。
“所有企图奴役工人阶级的人都需要圣像。譬如你们共产党的神龛里就有列宁的圣像，还有斯大林阁下的圣像。浬克拉索夫①就不需要圣像。”
不仅他的额头、颅骨、双手和鼻子犹如白骨雕琢而成，连他说出的话也音调沉闷，像敲打骨头。
“啊，这个坏蛋！”克雷莫夫心想。
博戈列耶夫生气了，克雷莫夫从未看见这个温顺、和蔼、一向心情压抑的人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怒冲冲地说：“您对诗歌的认识还停留在涅克拉索夫阶段。从那时起又出现了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和赫列勃尼科夫？。”
“曼德尔施塔姆我不熟悉，”德雷林说：“赫列勃尼科夫是颓废派，堕落者。”
“去你们的吧！”博戈列耶夫严厉地说，在这里他第一次高声说话你们那一套普列汉诺夫的陈腐说教令人恶心，我早腻味了。在我们这间牢房里，你们是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对诗歌的无知，你们对诗歌一窍不通。”
说来奇怪，在哨兵们和昼夜两批值班员眼里，布尔什维克、红军政委克雷莫夫与这个坏蛋老头儿德雷林毫无区别。克雷莫夫一想到这里就十分气恼。
然而此时此刻，一向不喜欢象征主义、颓废派，终生热爱涅克拉索夫的他，准备在争论中支持博戈列耶夫。
假如瘦老头儿骂叶若夫，那么他就满怀信心地为之辩解，认为枪毙布哈林、流放那些不揭发丈夫的妻子，以及那些可怕的判决和骇人听闻的刑讯都是正当的。
可是瘦老头儿沉默不语。
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著名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苏联俄罗斯诗人，试写过未来主义诗作。
这时哨兵走进来，把德雷林押出去上厕所。
卡釆涅林博根对克雷莫夫说：
“我同他在一个牢房里一起关了五天。他一直沉默不语，拼命坚持着，就是不开口。我对他说，‘简直荒唐之极一-两个犹太人，岁数都很大了，在卢布扬卡附近的村庄里一同度过夜晚，一直沉默不语’。毫无用处！他一言不发！他为什么这样蔑视我？他为什么不愿同我说话？是可怕的报复还是因为在拉克博依梅拉赫附近夜间杀害了一名神父？这是为什么？这个老派的中学生。”
“他是敌人。”克雷莫夫说。
看来德雷林当真令卡采涅林博根着迷。
“他坐牢一点也不冤枉，你们知道吗！”他说。“他是个幻想家！他过去蹲过劳改营，将来也是死路一条，可他却像铁打的一般。我真羡慕他！每次来提审他的时候，哨兵喊他姓氏的头一个字母，他一声不吭，像个树墩似的，毫无反应。哨兵拗不过他，以后提审时只好叫他的姓氏。首长进来査房，他宁死不肯起立。”
德雷林从厕所回来了，克雷莫夫对卡采涅林博根说：“在历史的法庭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和您虽然在这里坐牢，但对共产主义的敌人仍旧是仇恨的。”
德雷林用含有i几讽意味的好奇目光望了克雷莫夫一眼。
“这算什么法庭，”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历史的私刑！”
卡采涅林博根白白羡慕这个瘦老头儿的力量。德雷林的力量已不是人力。盲目而残忍的信仰狂热以其化学热能温暖着他那颗空虚而冷漠的心。
俄罗斯大地上燃烧的战火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事件很少使他感动，他没有打听过前线战事和斯大林格勒局势。他不了解那些新兴的城市和强大的工业。他已脱离了人的生活，无休止地玩着只与他个人有关的一盘抽象的监狱跳棋。
克雷莫夫对卡采涅林博根很感兴趣。他感觉到而且看到，此人很聪明。他爱开玩笑，信口开河，谈笑风生，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懒洋洋的，带着倦意。只有那些无所不知、厌倦生活、不惧怕死亡的人才有这样的眼睛。
有一次，谈到北冰洋沿岸的铁路建设，他对克雷莫夫说：“设计方案漂亮极了。”接着他又补充说：“不过，实施这一方案需要牺牲一万人。”
“太可怕了。”克雷莫夫说。
卡采涅林博根耸了耸肩说：
“您没有见过劳改犯的队伍是怎样去上工的。大家像死人一样沉默着。空中闪耀着绿色和蓝色的北极光，周围冰天雪地，黑沉沉的北冰洋在咆哮。由此可以看出建设者的力量啦。”
他给克雷莫夫出主意说…
“应该帮帮侦查员的忙，他是个新干部，很难胜任工作……帮帮他的忙，私下里给他提提词儿，实际上也是帮助自己摆脱这没完没了的审讯〇反正结果是一样的——特别会议按预定的刑期宣判……”
克雷莫夫试图反驳他，于是卡采涅林博根回答说：“个人清白无辜是中世纪的残余，是炼金术。”大个子解释道，“托尔斯泰说过，世上不存在有罪过的人。可我们肃反人员提出一个最崇高的论点：世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受我们审判的人。只要向你发传票，你就是有罪的人，我们可以向每个人发传票。每人都有权接受传讯。甚至那些向别人发了一辈子传票的人也不例外。今天用得着你就用你，明天用不着你就让你滚蛋。”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许多朋友，有些是在1937年的种种案件中被侦讯的人。
有些人的案子是经他的手审理的，令人奇怪的是，谈到这些人，他既不仇恨也不激动，称他们是“有趣的人”、“怪人”、“非常讨人喜欢的人”。
他常常回忆阿纳托里。法朗士，回忆《奥帕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的别尼亚。克里克？。他谈到大剧院的男歌星和芭蕾舞女演员，总是称呼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收集许多珍奇的图书，谈到他在被捕前几天刚得到的一本珍贵的拉季舍夫@选集。
“要是能把我的藏书移交给列宁图书馆就好了，”他说，“否则那些傻瓜们会把它们占为己有，他们不懂得这些书的价值。”
他妻子是个芭蕾舞演员。看来那本拉季舍夫选集的下落比妻子的命运更使他担心。克雷莫夫问到这一点，这位肃反人员回答说：“我的安格丽娜是个聪明的女人，她会想办法活下去的。”
看起来他好像什么都明白，但他的感觉却异常迟钝。一些普通的概念如离别、痛苦、自由、爰情、女人的忠实、忧伤，他都无法理解。他谈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最初几年，激动的情绪常常溢于言表。“那是多好的年代啊，那是多好的人啊！”他激动地说。在他看来，构成克雷莫夫生活的一切都属于宣传范畴。
谈到斯大林，他说：
“我崇拜他胜过崇拜列宁。他是我惟一真正爱戴的人。”
然而这个曾参与审判反对派首领的人，这个曾在贝利亚领导下指挥极北地区巨大的劳改营建设的人，居然在自己工作过的大楼里提着剪掉了纽扣的裤子深更半夜去受审。为什么此时他能够安之若素、逆来顺受呢？为什么在以沉默谴责他的孟什维克德雷林面前，他显得惶恐不安，过分敏感呢？
有时克雷莫夫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他为什么有时激动万分、热血沸腾，有时浑身发凉、汗流浃背呢？摩尔人效劳已毕，该让他滚了。要知道，1937年有数万像他那样苏联作家巴别尔的《敖德萨的故事》（1931）中的主人公。
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
的或比他更优秀的党员遭到这样的下场。效劳已毕，兔死狗烹。为什么现在他极为讨厌“告密”这个词？这仅仅因为他自己被某人诬告而坐了牢。然而，他自己就经常收到各分队的政治情报员的小报告。在他那里告密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红军战士里亚博施坦贴身戴着十字架，称党员是不信神的人。进了惩戒连之后，不知他是否活了下来。红军战士戈尔杰耶夫宣称，他不相信苏联军队的力量，认为希特勒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进了惩戒营之后，他是否活了下来？红军战士马尔克维奇公开宣称：“共产党员全是贼，总有一天我们要用刺刀戳死他们，人民一定会获得自由。”军事法庭判处马尔克维奇死刑，予以枪决。然而他也是告密者，他把格列科夫的情况报告了方面军政治部，格列科夫可能没有死于德国人的炸弹，倒有可能被枪杀在指挥员们的队列前。这些被送进惩戒连、受到军事法庭审判或者在特别处受审的人们感觉如何？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在战前有多少次，他参与审理这种案件。朋友们解释说：“我在党委会上讲过自己同彼得谈话的内容”；“他向党员大会如实地讲过伊万信里的内容”；“他被叫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全面反映情况，既要谈同志们的情绪，也要谈瓦洛佳的来信。”他听了这些话却毫无反应。
有过，有过，这些情况的确有过。
唉，结果如何呢……他写了报告，口头做过解释，全都无济于事，没有从狱中救出任何人。他那些报告、解释的言外之意无非是开脱自己，以免自己受到牵连。
克雷莫夫没有好好保护朋友们，尽管他讨厌、害怕这些案件，千方百计地避开它们。他为什么热血沸腾，又为什么浑身发冷呢？他想要得到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卢布扬卡监狱的值班员知道他的孤独，让侦查员叹息一个可爱的女人抛弃了他，让他们在分析情况时考虑到他每天夜里喊她的名字，咬自己的胳膊，考虑到妈妈叫他的小名吗？
克雷莫夫夜间醒来，睁开眼睛，发现德雷林站在卡采捏林博根床边。强烈的电灯光照耀着这个老囚犯的脊背。刚刚醒来的博戈列耶夫坐在床上，用毯子裹着两腿。
德雷林冲向门口，用痩骨嶙峋的拳头敲打着牢门，声音嘶哑地喊叫起来：“喂，值班员，快叫医生，囚犯心脏病发作啦！”
“安静点，别喊了！”值班员跑到监视孔跟前，叫道。
“什么安静点，人快死了！”克雷莫夫喊叫起来，他跳下床，奔向门口，和德雷林一起挥舞拳头敲打着牢门。他发现博戈列耶夫又盖着毯子躺在床上，大概他害怕参与这次夜间非常事件。
牢门很快打开了，走进几个人来。
卡采涅林博根昏迷不醒。人们折腾好久才把他那胖大的身躯抬上担架。
次日早晨，德雷林突然问克雷莫夫：
“请问，您作为共产党的政委，在战场上经常遇到不满情绪克雷莫夫问道：“什么样的不满情绪，对什么不满？”
“我指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政策不满，对战争的总的指导方针不满，总之，对政治不满。”
“从未遇到过。甚至连这类情绪的影子也没遇到过。”克雷莫夫说。
“是的，是的，明白了，我也这么想。”德雷林说完，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