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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诺维科夫觉得奇怪，格特马诺夫读家信时说：“夫人真可怜我们，我给她描述了我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
在政委看来十分艰苦的生活，却以它的奢华令诺维科夫深感不安。
首先他自己挑选了住房。有一次他来到旅里说，他不喜欢房东的沙发，当他返回时，代替沙发的是一把带木靠背的安乐椅，他的副官韦尔什科夫惊慌不安，也不知道这把安乐椅军长是否中意。
炊事员问：“红甜菜汤怎么样，上校同志？”
从童年起他便喜爱动物。眼下他床底下就养着一只刺猬，晚上小东西不时像主人似的用脚后掌轻轻敲打着在屋子里面满处跑。小花鼠在修理工们做的那只带坦克图案的笼子里偷吃核桃。小花鼠很快就对诺维科夫习惯了，有时坐到他膝盖上，用孩子气的、又信任又寻根问底的目光东张西望。大家对小动物都十分关心和善良，无论是副官韦尔什科夫、炊事员奥尔列涅夫，还是“威力斯”牌吉普车司机哈里托诺夫。
所有这一切在诺维科夫看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事。战前他往干部楼里带进一条小狗，小狗咬坏了邻居上校妻子的一只鞋，半个小时撒了三泡尿，把公用厨房搞得一团糟，使诺维科夫只得立刻同它分了手。
出发的一天到了，坦克团长和他的参谋长之间复杂的争执依然无法审理清楚。
出发的一天到了，他还在忙着张罗燃料和路上的食品，安排装运上车的次序。
一想到那些未来的友邻部队，他心里就感到焦急不安，这些步兵团和炮兵团今天才退出预备队，往铁路线开进。而想起一个人他又感到无比激动，诺维科夫将按照“稍息”的口令站在他面前说：“上将同志，请允许报告……”
出发的一天到了，已经无法见见哥哥和侄女一面。来到乌拉尔，心想哥哥就在附近，却找不出去看望他们的时间。
人们已经向军长报告旅队开始运动，重型坦克装上平车、刺猬和小花鼠送进了郊外的林子。
当个家真不容易，要为每桩小事负责，检查每个细节。坦克已经装上平车。但制动器没忘了安吧，一挡是否挂上了，炮塔是否向前固定好，舱口盖是否关严？固定坦克、防止车厢晃动的木垫块是否预先准备好？
“喂，最后摆一副朴烈费兰斯牌吧。”格特马诺夫说。
“我不反对。”涅乌多布诺夫说。
但是诺维科夫想上室外，一个人待一会。
在这寂静的黄昏时分，空气具有惊人的透明度，连最不易发觉的小目标都清晰可见。烟囱里冒出的烟不是盘卷弥漫，而是袅袅青烟笔直升起。劈柴在野战炊车里噼啪作响。街道中央站着个黑眉毛的坦克手，一个姑娘搂住这位青年，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哭泣着。人们从司令部的住所里搬出箱子、手提箱和罩着套子的打字机。通信兵拔出架往旅司令部的杆子，收回油污的电线。停在棚子后面的一辆坦克咝咝地喷着气，不时发出啪啪的响声，冒出烟来，准备上路。司机往“福特”牌新卡车里灌油，从顶盖上拉下绗过的覆布。而周围的世界都凝固了。
诺维科夫站在台阶上，朝四周打量，乱麻和忧虑离开他往一边滚去。
傍晚前，他乘坐“威力斯”驶上通往车站的公路。
坦克从林子里开出。
冻透的土地在坦克的重压下咯咯直响。傍晚的太阳照在远处云杉林的树梢上，卡尔波夫中校的坦克旅就从那里驶离。马卡罗夫的几个团行进在年轻的白桦林中。坦克手们用树枝装饰装甲，仿佛云杉枝梢和桦树叶同坦克的装甲、马达的轰鸣声，履带清脆的咯咯声长在了一起。
军人们望着开赴前线的预备队说：“要办喜事哪！”
诺维科夫驶离公路，望着从他身边疾驰而过的坦克。
多少戏剧，多少奇怪和可笑的故事曾在这里发生！什么非常事故人们不向他报告……有次吃早饭时参谋大队的汤里发现了蛤蟆……受过十年制教育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少尉，擦冲锋枪时走火打伤了战友的肚子，后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少尉竟开枪自杀了。摩托化步兵团的一名红军战士拒绝宣誓，说是：“我只在教堂起灰蒙蒙的青烟袅缭在路旁的灌木丛后面。
戴着皮盔的脑袋里有着许多不同的想法。有些想法对所有人是共同的，那就是战争的灾难和对自己土地的爱恋。但也有使人们身上的共同点显得美好的令人惊讶的不同点。
啊，天哪，天哪……有多少腰系宽皮带、身穿黑色连衫服的小伙子呀。领导挑选出这些宽肩膀、个子不高的小伙子，为的是钻进坦克舱容易些，在坦克里好活动些。在他们的履历表上，关于父母、出身年代、中学毕业和拖拉机手培训班有多少相同的回答。扁扁的T一34绿色坦克，带着同样打开的舱盖，带着同样系在绿色装甲上的防水布，连成了一片。
一个坦克手低声唱着；另一个半闭着嘴，充满恐惧和不祥的预感。，第三个想着老家。，第四个嚼着夹香肠的面包，想着香肠。，第五个张着嘴，尽力识别树上的小鸟，看是不是鸡冠鸟；第六个忧心忡忡，他昨天的粗话别把战友得罪了；第七个满怀阴险和极不冷静的愤恨，想用拳头揍那个走在前头的仇人T一34车长的嘴；第八个把一首与秋林告别的诗搁在心头；第九个想着姑娘的那对乳房；第十个可怜那头小狗，他知道小狗被留在了空无一人的掩蔽部中间，刚才它还往坦克的装甲上扑，安慰坦克手，可怜巴巴、急促地摇着尾巴；第十一个想着到森林里去一个人住在小木屋里，吃浆果，喝泉水，光脚走路该有多好。，第十二个盘算着，是不是该称病赖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医院里；第十三个重复着儿时听到的童话；第十四个回忆着同姑娘的交谈，不为久别而痛苦，反而感到高兴；第十五个想着未来，战后最好能当上个食堂主任。
“哦，小伙子们。”诺维科夫思忖着。
他们望着他。也许，他在检查部队的状态是否良好；他在听着马达声，通过声响来判断机械师兼驾驶员们是否有经验；他在留意他们是否保持坦克和分队规定的距离，是否互相追逐开英雄车。
他也像他们那样看着他们，头脑里也像他们那样有着各种想法，他又想起格特马诺夫自作主张打开的那瓶白兰地，想到涅乌多布诺夫是个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人，想到再也不能在乌拉尔打猎了，而最后一次狩猎并不顺利，又是冲锋枪哒哒哒，又是那么多的伏特加，又是那么多愚蠢的笑话……想到他将见到爱了多年的女人……当他六年前得知她结婚了，他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我要休长假，附上10322号左轮手枪一支。”他那时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基服役，但他倒没有扣动扳机……
胆怯的、忧郁的，令人发笑的和冷若冰霜的，若有所思的和爱追逐女人的，不得罪人的利己主义者，流浪者，吝啬鬼，冷眼旁观者、古道热肠者……正是他们如今为共同的正义事业开赴战场，去投入战斗。这一真理是那么简单，使人议论它都感到多余。但是把这一最简单的真理遗忘的，恰恰是那些似乎应该从这一真理出发的人。
人是为星期六而活着吗？这个老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其答案何在呢？
考虑一双靴子、一条被扔掉的小狗、一间偏僻小村的小木屋，憎恨一个夺走女友的同事……那些想法是多么渺小。但是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人们的团结及其意义，只是由一个主要目的决定的，那就是人们应该获得做人的权利，他应该成为一个不同的、独特的、按自己的方式、按个别的方式感觉、思维和在世上生活的人。
为了获得这个权利，或是为了桿卫它，或是为了扩大它，人们团结在了一起。而这时就产生了一种可怕的、但强大的偏见，认为在这样一种打着种族、上帝、党和国家旗号的团结中就包含有生活的意义，而不是手段。不，不，不！在人身上，在他那微不足道的特殊性中，在他对这种特殊性的权利中，包含有为生存而斗争的惟一的、真正的、永恒的意义。
诺维科夫感到，他们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将在战斗中打败敌人，以机智胜过他们、赢过他们。这种巨大的智慧、勤劳、勇敢、节俭、劳动技能和愤恨，这种人民的孩子们（大学生、十年制中学生、旋工、拖拉机手、教师、电工、汽车司机，凶狠的、善良的、专横的、爱笑的、爱唱的、拉手风琴的、谨慎的、慢性子的、大胆的）的精神财富将连在一起，融为一体。他们必将团结一致，他们必将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已经强大无比。
不是这个人，便是另一个人；不是在中央，便是在翼侧；不是在最初时刻，便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获得胜利，他们将用全部力量打败敌人，摧毁敌人……战斗中的胜利正是来自他们，他们将在尘土飞扬中，在硝烟弥漫中夺取胜利。当他们善于彼此协调、展开、猛打猛冲，当他们善于比敌人早一秒钟进行打击，善于比敌人打得更准确一厘米，善于打得更自如，更坚决，他们便将获胜。
谜底就在他们身上，就在驾驶着带大炮机枪的坦克的小伙子们身上，他们是战争的主力。
但关键在于，所有这些人的精神财富能否连在一起，能否拧成一股力量。
诺维科夫望着他们，可内心却充满对一个女子那幸福的、毫不动摇的感情：“她将是我的，必将是我的。”
五十四
这是些多么令人惊奇的日子。
克雷莫夫仿佛觉得，历史课本不再是一本书，它已经流人生命，同生命混合在一1起。
他敏锐地感觉到天空和斯大林格勒云彩的颜色，感觉到阳光在水中的粼粼反光。这些感觉使他忆起儿时，那时初雪的景色、夏雨那急促断续的淅沥声和一道彩虹使他充满了幸福感。这种奇异的感觉渐渐随着岁月留下了几乎所有使他领略到人世生活之美妙的活的本质。
当代生活中所有使克雷莫夫感到错误的和不真实的东西，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是感觉不到的。他想，“列宁时代曾经就是这样的。”
他感到，这里的人们是按另一种方式对待他的，比战前人们对待他的要好得多。他感觉不到自己是时代的弃儿，就像被围时期那样。不久前在扎沃尔日耶，他以浓厚的兴趣准备报告，并且认为政治部调任他做演讲工作是很自然的。
可如今他心里不断升起一种沉重的、受了很大委屈的感觉。为什么免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衔？他觉得，他胜任工作不比别人差，而且比许多人更好些……
在斯大林格勒人们的关系很好。在这个用鲜血浇灌的粘土质的斜坡上有着平等和尊严。
在斯大林格勒，人们几乎普遍关心战后集体农庄的体制和将来伟大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红军战士们的战斗生活和他们带着铁锹和削土豆的菜刀或鞋匠用的制靴刀的工作，仿佛都同战后人民的、其他民族的和国家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善将在战争中取胜，不惜流血牺牲的正直的人们将能够建设起一个美好的、正义的生活。说出这种令人感动的信念的，是那些认为他们自己未必能活到和平时期的人们，是那些天天对从早到晚还能活在世上感到惊讶的人们。
五十五
晚上，克雷莫夫做完例行的报告来到师长巴秋克中校的掩蔽部。该师部署在博内伊冲沟的马马耶夫岗斜坡上。
巴秋克个子不高，有着一张被战争折磨得困顿不堪的士兵的脸庞，见到克雷莫夫很高兴。
吃晚饭时，巴秋克的桌上放着上好的肉冻和热气腾腾的家常馅饼。给克雷莫夫倒上杯伏特加，巴秋克眯缝起眼睛说：“我听说，您上我们这儿来做报告，就想您会先上谁哪儿，是上罗季姆采夫那里还是上我这儿？看来您还是先上了罗季姆采夫那里他呼哧着笑了一阵。
“我们在这里，就像住在乡下。晚上一安静下来，你们就开始同友邻彼此通电话：你中饭吃什么，谁在你那里，你要上谁那儿去，上级对你说了些什么，谁的澡堂更好，报纸上都写了些什么？没有写我们，写的全是罗季姆采夫，从报纸上看，好像斯大林格勒只有他一个人在打仗。”
巴秋克拿好东西招待客人，而自己只喝茶就面包，看上去他对饮食并不很讲究。
克雷莫夫发现，动作的慢条斯理和说话那乌克兰式的不紧不慢，同巴秋克正在思考的那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很不协调。
令克雷莫夫伤心的是巴秋克不向他提出任何同报告有关的问题。报告仿佛同巴秋克实际进行的事情毫无关系。
巴秋克所说的那些关于战争初期的情况，令克雷莫夫吃惊。在从边境线大撤退的时候，巴秋克率领自己团往西，夺回了被德国人占领的渡口。正沿着公路撤退的上级领导认为他打算投降德国人。立刻在公路上对他进行审讯，经过一通骂娘和歇斯底里的大叫大嚷之后，便下令把他枪毙。在最后一刻，他已经站在一棵树旁，红军战士们把自己的团长夺了过来。
“是啊，”克雷莫夫说，“问题很严重，中校同志，“虽然没有心脏破裂，但毕竟引起了心脏病，还算不错。”巴秋克回答说。
克雷莫夫用有点儿做作的语调说：
“听说在雷恩卡的那次枪决了吗？戈罗霍夫现在在干什么？”
巴秋克斜瞟了他一眼。
“他能做什么？也许在玩‘傻瓜’牌吧。”
克雷莫夫说，有人预先告诉他，说巴秋克这里将有个特等射手会议，他很有兴趣参加。
“那当然很有意思，不会没意思的。”巴秋克说。
他们谈到前线的形势。令巴秋克不安的，是德军夜间在北部地段悄悄的集结。
当特等射手们聚集在师长的掩蔽部时，克雷莫夫才弄明白这些大馅饼是为谁烤的。
靠墙和在桌子四周放着的长凳上坐着穿棉衣、十分羞怯、拘谨而又充满自尊心的人们。后面进来的人竭力不发出响声，像放铁锹和斧子的工人们那样把自己的冲锋枪和步枪放在角落里。
著名特等射手扎伊采夫的脸庞就像在家里似的显得十分可爱，是个招人喜欢的镇静自若的农村小伙子。但当扎伊采夫扭过脸，眯缝起眼睛时，他脸庞的刚毅就变得十分明显。
克雷莫夫记起战前的一个偶然印象：有一次他在会议上见到自己过去的一个熟人，突然发现一向显得十分严肃的熟人，那脸庞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老是眨巴的眼睛，低垂的鼻子，半张着的嘴和不大的下颏组成一幅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图画。
坐在扎伊采夫身旁的是迫击炮手别兹季季科（一个窄肩膀、一对栗色眼睛总是笑眯眯的人）和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苏莱曼。哈利莫夫，小伙子像小孩子似的噘着厚嘴唇。用手帕擦去额上汗珠的炮兵特等射手马采古拉是个多子女的人，他的性格同狙击手的可怕营生毫无共同之处。
而其余来到掩蔽部的狙击手——炮兵中尉舒克林、托卡廖夫、曼茹拉、索洛德金看上去完全是些腼腆、羞怯的小伙子。
巴秋克低着头向到会的特等射手们详细询问各种情况，那样子像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而不是斯大林格勒最有经验、最聪明的指挥员之一。
当他把脸转向别兹季季科时，所有在场的人的眼睛里都露出等待看好戏的愉快神情。
“呶，好像他们行动了，别兹季季科？”
“昨儿个俺同德国人进行了激战，中校同志，这您已经感觉到啦，早晨起俺打死了五个德国鬼子，用了四发迫击炮弹。”
“是啊，那还不及舒克林能耐，用一门炮击伤十四辆坦克。”
“他用一门炮打，那是因为他连里只剩一门炮啦。”
“他往德国人的酒糟堆里开炮。”美男子布拉托夫说，并且脸红起来。
“俺把它当做普通掩蔽部哩。”
“是啊，当做掩蔽部了，”巴秋克说，“今天有发迫击炮弹把门给轰了下来。”说着朝别兹季季科转过身子，用乌克兰语责备道：“我说，巴兹季季科你这个狗崽子，你干什么吃的，是我教你打得那么没准头的吗？”
最腼腆的瞄准手曼茹拉拿起一张馅饼，轻声说：“面和得好极了，中校同志。”
巴秋克用步枪子弹敲着杯子说：
“怎么回事，同志们，严肃点。”
这是类似在工厂和田间宿营地里召开的一次生产会议。但坐在这里的不是织布工，不是面包师，不是裁缝师傅，人们谈的也不是面包和脱粒。
布拉托夫讲述，他发现一个德国人搂着女人在路上走。他强迫他们趴在地上，在打死德国人之前，让他们从地上爬起来三次，然后又强迫他们趴下，打出一梭子弹，在离德国人腿部二三厘米远的地方扬起一股尘土。
“当他俯身站在她上面时，我打死了他，让他们十字交叉躺在路上。”
布拉托夫讲得有气无力，但他的讲述令人震惊，这在士兵的交谈中从未有过。
“行了，布拉托夫，别信口胡诌了。”扎伊采夫打断他说。
“我信口胡诌？”布拉托夫不解地说今天我的总数为七十八个。政委同志不容许撒谎，瞧，这是他的签字。”
克雷莫夫想插话说，要知道在被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国人中间可能就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这点必须牢记，否则便会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克雷莫夫没吱声。这种想法对战争来说是不需要的，它不能鼓舞士气，而只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发音不清、头发灰白的索洛德金讲他昨天怎样打死八个德国兵。然后补充说：“就是说，俺是个取人性命的农庄庄员，法西斯分子在我们村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俺自己也流过血，受过三次伤，于是俺就由一个农庄庄员变成了狙击手。”
郁郁不欢的托卡廖夫解释如何更好地在德国人去打水和上厨房的路边选择狙击地点，并且顺便说：“老婆写信说，许多在莫扎伊城下被捕的人给打死了，他们也杀死了我儿子，因为我把他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哈利莫夫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匆忙行事，如果把我惹急了，我就开枪。我来到前线，我的朋友是古罗夫中士，我教他乌兹别克语，他教我俄语。他被德国人打死后，我干掉了十二个德国佬。我从一名军官身上摘下望远镜，挂在自己脖子上说：您的命令完成了，政治指导员同士”
心〇
狙击手们这些创造性的汇报毕竟让人感到可怕。克雷莫夫这辈子一直嘲笑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嘲笑为在集体化时期遭受苦难的富农分子唉声叹气的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和斯特拉姆。他对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说起1937年的事件：“算了吧，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就是现在他还想说，他始终毫不动摇地准备消灭白匪军的恶棍们，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帮败类，消灭那些富农分子。他想说，他从来不会对革命的敌人抱有任何怜悯和同情，但当人们把德国的工人同法西斯分子一起打死时，他高兴不起来。狙击手们的交谈毕竟让他感到可怕，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是为了什么。
中L伊采夫开始讲述自己在马马耶夫岗旁同一名德国狙击手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较量。德国人知道，扎伊采夫在盯着自己，而他也在盯着扎伊采夫。他们两人势均力敌，谁也无法摆布谁。
“这天他撂倒了我们三个人，而我守在活动小屋里，一枪没发。他打了最后一枪，射得非常准，一个战士倒下，侧卧着，伸开手臂。这时从他们那边走来一个带公文包的士兵，我守着，望着……他知道，有个狙击手守在那里，会朝那个士兵开枪，把他打死的。这点我心里也很清楚，他准保会乘此机会挪动一下的。我知道，那个被他打死的战士他没看清，很想看上一眼。静极了。又一个德国人提着桶跑了过去，我还是沉默着。又过了十六分钟，他开始欠起身子，站了起来。我一下#挺直了身子……”
重新体验着这场经历的扎伊采夫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他脸上偶尔显露一下的那种特别刚毅的表情，此刻变成他惟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经不是那个温厚的阔鼻子小伙，在他那鼓得大大的鼻孔里，在那宽宽的前额上，在那可怕的、充满必胜信念的眼睛里有着某种狮子般强大的、预示不祥的东西。
“他知道是我，也看清了我。于是我开了枪。”
一瞬间寂静无声。也许静得如同昨天响起短暂枪声后那样，仿佛又听到人的身体倒下时的响声。巴秋克突然朝克雷莫夫扭过脸问：“怎么样，感兴趣吗？”
“了不起。”克雷莫夫说罢，再没有多说什么。
克雷莫夫在巴秋克那里过夜。
巴秋克嘴唇微微颤动着，往酒杯里倒了几滴强心剂，往玻璃杯里倒上水。
他一面不断打着哈欠，一面对克雷莫夫讲师里的事情，不是关于战斗，而是关于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
巴秋克所说的一切，在克雷莫夫看来，都同巴秋克本人在战争初期所发生的那段经历有关，他的所有想法都是由这段经历引伸开来的。
从斯大林格勒的最初时刻起，克雷莫夫身上没有出现过什么奇怪的感觉。
有时他觉得自己来到一个非党的王国。有时正相反，他感到自己呼吸到革命初期的那种空气。
克雷莫夫突然问：
“您早就入党了吗，中校同志？”
巴秋克说：
“怎么，营级政委同志，您认为我不是在歪曲那条路线吧？”
克雷莫夫没有立刻作答。
他对师长说：
“您知道吗，我算是个不坏的党的演说家，在许多大型的工人集会上发表过演说。可那时我始终有一种感觉，有人在领着我作报告，而不是我在作报告。多么奇怪的玩笑。是的，谁歪曲路线，路线也歪曲谁。我本想在你们的狙击手们谈话时插话，作点修正。可后来想，这是班门弄斧。不过，说实话，不只是因为这才不做声的。政治部指示作报告者要使战士们认识到，红军是为民复仇的军队。于是这时我开始想到国际主义和阶级立场。要知道，主要是动员民众对敌人的愤怒！否则就会出现像童话里的傻瓜那样的情况，去参加婚礼，却念起了安魂辞……”
他沉思一下说：
“而且还有习惯……党动员民众的怒气和愤怒，指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方向。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对我们的事业是不适宜的。我们苏维埃的人道主义是严酷无情的……我们不知道温良恭谦让……”
他沉思一下说：
“自然，我不是指您被不体面地枪毙的那种情况。1937年也曾杀害过自己人。这些问题上有着我们的痛苦。可现在德国人闯进了工农的国家，那好吧！战争就是战争！他们活该。”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的回答，可巴秋克沉默着，不知是对克雷莫夫的话感到疑惑不解，还是因为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