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霞栖楼外数星时：曹珮声的故事
假如我们只看官方发布的历史文件，会以为1902年是中国女性脱离苦海、走进新时代的重要一年，是中国女性运动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清朝政府以皇太后慈禧和皇上光绪的名义下旨，劝喻全国取缔女子缠足的恶习，后来又颁下在各省开办女子学校的规章。这就是说，清政府明文规定反对缠足和促进女子教育，把这样的社会改革列为官方认可和鼓励的活动。
然而，政府条文是一回事，社会运作方式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我们正可以从反缠足和兴女学这两件事上看清楚。对出生于20世纪初的女性来说，保留天足和进新学堂受教育都是重大的个人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到底是胜是败，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个人毅力，而是要看她们的家庭背景：家里有兄长或长辈倾向维新观念的女孩，在这项斗争中占了天然优势。但即使她们中的佼佼者，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新文化运动呼吁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将会卷起巨浪，向她们打来。
社会变革是个缓慢而又迂回的过程，不是童话故事，因此年轻、勇敢、爱憎分明的女郎尽管倾尽全力，却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最渴求的东西；曹珮声的人生就是个例子。她活在新和旧的夹缝之间，尽了最大努力，冲破盲婚哑嫁的命运，蜕变为一个受高等教育、有个人事业的新女性，可是她流传下来的故事，却是一段无望的苦恋。
多少五四时期的青年女子有过同样的经历呢？真是不可胜数，但她们的故事早已随着岁月流逝了。我们现在还知道关于曹珮声的一切，是因为和她谈恋爱的不是别人，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人之一——胡适。
新女性的旧道路
曹珮声原名曹诚英，小名行娟（所以胡适称她为娟），珮声是她的字，也就是朋辈之间用的称呼，至于诚英一名，一般只有长辈才用。她正好出生于1902年，也就是清政府下旨宣告反缠足那一年。
假如我们光看曹珮声的学历和事业简表，会相信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新女性，清末政府新政策的受益人：她小时候受私塾教育，十八岁入新式学堂读书，二十三岁到南京念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当助教，三十二岁到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先后在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中国第一个当农科教授的女性，端的是新女性典范。
但作为一个在清末出生的女性，她的人生际遇又岂会如此简单呢？
按照清政府1902年及之后颁布的条文，曹珮声应该在反缠足、兴女学的风气下成长，不必经历身心的痛苦斗争。但事实上她和大多数同龄女子一样，走的人生路非常曲折。她生于安徽省绩溪旺川，家中有田地房产，同时经营茶叶生意，堪称富裕。但她在襁褓之间丧父，母亲带着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再加上迷信，认为她命带刑克，导致父亲早丧，所以对她不爱反恨。她出生不久，被送到一个农妇家中寄养，到五岁时才被接回自己的家。
虽说朝廷1902年下令禁止缠足，但实际上效果极小，很多人认为满洲妇女本来就不缠足，而缠足是汉人的传统，因此风尚一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大盛，曹珮声也不能幸免，按照当时的乡村惯例，在五六岁开始受缠足之苦，最晚也不过迟到七八岁。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仍然深信，大脚女人是找不到好婆家的，而女子一生的目标就是结婚，这一点在当时绝对没有人置疑。曹珮声从小被迫缠足，以当时的眼光看，是天经地义的事。
曹珮声在家中缺乏母爱，虽然主要原因是她母亲迷信和重男轻女，但珮声本人的脾气也是导致母女关系不和的一个因素。她是个性格极强的人，从小就不肯妥协，而传统中国社会要求女子温柔婉顺，像她那样倔强的女孩自然不能讨人欢心。曹珮声也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出主意的就总是她。脾气硬、主见强，又怎么可能让本来对她有成见的母亲回心转意呢？
相对于同龄的女子，曹珮声早年的际遇也有胜人一筹的地方。她生于殷实之家，家乡有文化教育传统，因此她从小就进入村中的私塾念书，虽然她抱怨念的都是封建时代的书本，像《孝经》和《幼学琼林》之类，但起码她有持续上学的机会，一读就是十多年，比一般同辈女子幸运多了。古老的教学方式虽然未能满足她的理想，但传统教育让她学会了写诗填词，她在这方面的才气，最终成了她一生的感情寄托。
说到亲情，曹珮声虽然与家中长辈相处不来，但和哥哥的感情却很好。五四时期，很多女性能够逃离封建家庭安排的命运，为自己找寻新路向，完全因为家中有个支持自己的哥哥。例如张幼仪得免缠足之苦，许广平可以成功解除封建婚约，都得力于她们的兄长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曹珮声也是个典型的例子。
1915年她离开家乡，跟随已婚的哥哥诚克一家到武昌，由家庭教师授课，虽说读的仍然是经史子集，但学习范围比在私塾广多了，不再限于传统的女子教材。这个时期的曹珮声对《史记》等书里面描写的侠义人物流露出偏爱，正好说明她的性格倾向：她为人豪爽，不拘小节，也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执着。这样的性格，谱成了她往后的命运。
不过话说回来，1915年在武昌这样的大城市，曹诚克仍然只让妹妹在家中念书，没有把她送进新学堂，由此可见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气还是非常保守的；“兴女学”的口号尽管喊了十多年，成效依然有限。
从结婚到离婚
中国新女性运动的第一波是“反缠足”和“兴女学”，但到了民国初年，依然成效不大，那么新女性运动的第二波——婚姻自由——对年轻的曹珮声来说就更是遥不可及了。她只有十六岁，就嫁到离本乡不远的胡家，丈夫名叫胡冠英，年龄和她相近，家境富裕。这段婚姻自然是双方家长安排的，据说还是最传统的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民国初年的正常社会规范。
二人婚后，胡冠英继续在徽州府中学念书，而曹珮声则辍学了。这是当时中国中上家庭的女孩面对的同一命运：婚后侍奉公婆，生儿育女，一辈子就这样过了。虽然曹珮声和丈夫感情不怎么样，但据她自幼认识的朋友说，她起初也没有对婚姻作出太大的反抗，可能还抱有一点“夫妻之义”的想法。毕竟这时五四运动仍未诞生，恋爱和婚姻自由等口号也还在未来。倒是她在美国留学的哥哥曹诚克知道妹妹十六岁就出嫁，写信回家向母亲抗议，说这是把妹妹害了。曹诚克认为珮声聪明好学，不应该因为这段婚姻而埋没才华。他表明愿意提供经济支持，又委托在杭州工作的好友代为关照，让妹妹到那里继续念书。
经济问题是当时女性走上新道路的最大障碍，因此鲁迅才会提出：“娜拉走后怎样？”曹珮声有幸得到哥哥资助，终于在1920年她十八岁时进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首先念预备班，接下来是四年师范教育。
以传统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罕有而又奇怪的安排。胡冠英的父母是保守的人，怎么会容许儿媳妇离家外出，进入新学堂念书呢？不但如此，胡冠英也步妻子后尘，在1921年离家到杭州，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新学堂学生。浙江一师是当时华东有名的新派学校，胡冠英决定到那里求学，显示他并非保守不求上进的人，而他和曹珮声同时在杭州念书，不是可以摆脱父母的压力，有助于培养夫妻感情吗？
可惜事实往往不那么单纯。从胡家二老的角度看，媳妇和儿子相继离家，又是怎么一种境况呢？曹珮声嫁入胡家两三年，既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也算不上是个恭顺的媳妇。她忽然决定离家入学，不久后还把丈夫也带了出去，两个老人留在家中，没有人晨昏定省，心中又岂会不怨不怒呢？无奈媳妇当初是自己挑的，只有抱怨自己看走了眼，问题是如何处理儿媳离家造成的真空。老人家当然只会往传统方向去想：媳妇既然没有生育，又不愿意在家侍奉公婆，最好的对付方法，就是另外找一个人代替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于是胡家两老决定为胡冠英立妾，以防“无后为大”。
老一代决定要行老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但年轻一代是否必定要遵从呢？造成曹珮声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胡冠英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接受立妾。对曹珮声来说，这不只是个人感情受到伤害，同时也揭开了胡冠英的内心文化取向。在这个新文化和旧传统作出极端强烈斗争的年代，投身新文化圈子的年轻人最看不起的，大概就是让旧传统渗透到骨子里去的同辈人。胡冠英接受父母安排立妾，等于自绝于新文化圈子，所以曹珮声觉得无法和他共处，不但是感情问题，同时也是原则问题。
有人推测曹珮声执意离婚，是因为胡适的介入。这种看法不但把她看扁了，在时间上也不符合——据她的好友回忆，曹珮声离婚是在1922年（另一说是1923年春），亦即与胡适恋爱以前半年。因为离婚，夫家到处诋毁她声誉，以流言中伤，胡适在西湖的作品里也间接提到。
其实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以她强硬的性格，会容忍一夫二妻的安排吗？曹珮声身在杭州求学，对于处理难以容忍的婚姻状况很有帮助，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不回夫家。基本上这就是五四男青年宣扬的“逃婚”，不过由女性主动就不那么普遍了。正因如此，她的夫家说了不少她的坏话，但对她来说，重要的是终于能解除婚姻关系了。
离开夫家到杭州念书，可以说是曹珮声蜕变为新女性的最重要一步。除了婚姻关系的改变之外，我们记得曹珮声从小被迫缠足，她是什么时候放开小脚的呢？在结婚之前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如果她这样做，母亲和婆家都不会放过她，她胆子再大，也很难以弱龄走出这一步。她放脚大概是婚后的事，而她婚后首次得到自由，就是外出在杭州念书的时候。处身新学堂，当然是放小脚最理想的地方。
西子湖畔的恋曲
虽然胡适称曹珮声为表妹，实际上他们是姻亲，珮声是胡适嫂嫂的表妹，两人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胡适和江冬秀的婚礼期间。他取笑自己是个“念（二十）七岁老新郎”，而胡家选中的女傧相之一是曹珮声，当时她只有十五岁。
曹珮声和胡适从小表妹和老表哥发展为恋人，是在1923年。在这以前，杭州女师的安徽籍学生决定出版《安徽旅杭学会报》，曹珮声写信请自己敬重的表哥兼新文学运动第一把手胡适为她们写发刊词，胡适爽快地答应了。1923年4月，胡适在上海开会，休会期间到杭州游玩；曹珮声接到消息，自然不会错过登门造访的机会。
自胡适的婚礼后，五六年过去了，两人的处境和从前大不相同，胡适已是三名子女的父亲，而曹珮声虽然只有二十一岁，却已是经历婚变的妇人了。两人的恋情是如何开始的呢？谁也说不准。曹珮声天性豁达，没有什么男女之防的想法，而胡适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连他自己也承认“容易沉溺”。两人在西湖畔日夕相处了五天，临别时，胡适写了一首诗歌颂西湖，最后几句语带双关：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这几句诗，可以说是两人恋爱的预告。两三个月后，胡适在北大申请休假，到西湖养病，住在南山烟霞洞清修寺的斋舍里，这时正好是暑假，曹珮声不用上学。我们可以肯定，这几个月里和他在一起的，除了他的表侄胡思聪外，就是他的表妹珮声：她和胡适共享一个套间。看胡适的日记，这段时间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从中国传统家族的角度看，胡适到西湖养病，曹珮声前去照顾表哥和表侄的起居，似乎理所当然，连远在北京的胡太太江冬秀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有珮声照料他们，自己就放心了。
大概在江冬秀心目中，珮声还是当年做女傧相那个小女孩，况且又是自家人，怎会和男女之情扯上关系呢？但两个易于感动的人，在烟霞美景之中朝夕相对，很快就深陷情网，无法自拔了。看胡适现存的日记，当时两人日间联袂游山赏湖，诗歌酬唱，黑夜里观天数星星，月下对弈，浪漫之情，可以说是闻者尽皆向往。1924年胡适写过一首诗回想这段日子，简单直接地说明他的感受：
多谢你能来，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过神仙生活。
曹珮声和胡适在一起，显然并不避嫌，在人前也流露出热恋的神态，以致到访的众多朋友轻易就看出二人关系非比寻常。徐志摩就曾以此直接取笑胡适，而且还鼓励他和江冬秀离婚。这样的关系怎么能保密呢？徐志摩是个大嘴巴，会在友朋中当作美谈，广为流传，而一直同住的表侄胡思聪，是否也曾向家人提及此事呢？
反正曹、胡在杭州之恋终于传到身在北京的江冬秀耳中，让她惊怒不已。江冬秀是个急性子，藏不住话，马上扬言要南下杭州，讨个公道。为了避免冲突，胡适只好决定离开杭州，曹珮声则重返校园。当时两人应该有了默契，胡适回家后会设法办理离婚。
他们大概没考虑过江冬秀和胡适两人的性情：前者听到离婚两个字，竟然拿出菜刀说要杀掉儿子，后者只有投降。结果胡适离婚不成，但曹珮声和他并没有马上断绝关系。接下来两三年，每逢胡适南下，不论是到杭州或上海，两人都必定相聚，分隔两地时也书信不绝，为了掩人耳目，有好些信都不署名。据说苦恋期间，她曾怀过孩子，结果只好堕胎。
这段时间里，曹珮声从杭州女子师范毕业了，得到胡适一点助力，以特别生资格进入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选修了农科。其实曹珮声自小受私塾教育，古文根底极好，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很高（虽然她留下来的作品极少，但可以看出，水平比胡适高多了）。尽管如此，她进大学却选了相当冷门的农科，这个决定也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胡适当年曾经立志学农，结果中途易辙，曹珮声选修农科事实上是要为胡适完成当年的心愿。
苦恋三年，两人无望的恋情终于被搁置，而提出分手的似乎是胡适。1926年秋天，他曾经填词一首，回答曹珮声寄来的诗，词中有以下几句：
殷勤说与寄诗人，及早相忘好，莫教迷离残梦，误了君年少。
胡适劝慰曹珮声，却安慰不了自己，回首前尘往事，难以释怀，不管是新文化的诗还是旧文化的词，都有他黯然写下的凄凉句子：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秘魔崖月夜》
山下绿丛中，瞥见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隔山遥唱旧时歌，声苦没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
——《旧梦》
惟剩痴情在
虽然没有结合的希望，但曹珮声对这段感情比胡适更放不开，倾诉无门，只好把一腔幽怨化为诗词，写成一本小册子，自己常常翻阅，聊以解怀。但她毕竟走上了新女性的道路，人生有了学问和事业这些新元素。1934年，她得到哥哥资助，到美国留学，念的是棉花育种遗传。可是曹珮声对刻骨铭心的恋情依旧藕断丝连，即使身在异乡，仍然甘心活在胡适的身影下：她选的大学就是胡适的母校康奈尔，胡适写信给好友韦莲司，拜托她照顾。珮声留学期间，胡适曾经访美，但理性地避而不见，曹珮声事后知道了，大病一场。
曹珮声拿到硕士学位回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濒临战火边缘。她首先在安徽大学农学院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她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退往大后方，辗转到了四川，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当教授。这时胡适因为国难当头，不得已受国民政府委托出任驻美大使，为抗战奔驰，曹珮声和他要互通消息就相当困难了。
曹珮声在四川大学任教的时候还是盛年，而她生活和工作的圈子也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认同新文化的男子，经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姓曾的大学教师，据说已到谈婚论嫁的阶段，没想到却因为胡家而有变。
当时胡适在美为国效命，胡太太江冬秀避居上海，不巧那位曾先生有亲戚在上海遇到她，听说胡家是曹珮声的表亲，就向江冬秀问起珮声的背景。虽然胡适和曹珮声的恋情有花无果，但江冬秀却始终无法解开心中死结，忍不住把陈年旧事一一道来。
据说曾先生的亲戚听了之后，马上写信到四川详加转述，曾先生闻之色变，决定悔婚。到底是“新人物”曾先生心中还存了“女子婚前必须纯洁”的思想，还是胡太太江冬秀把珮声说得太过不堪呢？
五四时代的男性和女性一样，新思维底下免不了还存在旧心态，恐怕曾先生虽然也是留学生，却还是过不了“面子”这一关。反正这件事显示曾先生对曹珮声的感情受不了大冲击，婚事就此告吹。
曹珮声怎么也预料不到，当年的苦恋会再一次为她带来这样大的挫折，一时想不开，竟然自杀。虽然自杀不成功，她却始终抱着厌世的心情，终于跑到峨嵋山万年寺出家为尼。即使如此，她始终情心未了，放不开一生中最轰轰烈烈的恋爱，就在这个时候也还填词一首，寄给远在美国的胡适：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身在空门，痴情不减，可见曹珮声的性格并不适合出家，因此当她的哥哥亲访峨嵋山，劝她还俗时，她终于同意了。1943年，她大学时的女同学要到美国去，曹珮声托她带了一首《虞美人》给胡适。这时两人已三年不通音讯了，但杭州那几个月的神仙日子却时刻缠绕心头：
鱼沈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
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念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数星时。
抗战后期，曹珮声和胡适完全断了消息。她离开峨嵋山，重返红尘之后，除了兄长的亲情，可以依赖的就只有几个大学时期知心女同学的友情了。日本战败投降后，曹珮声离开四川，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她这时已经心如止水，除了缅怀和胡适一段苦恋之外，再也不涉及男女之情。
曹珮声和胡适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在1948年，当时胡适因事到上海，托人约曹珮声一见。接下来的政治剧变，成了把他们两人分隔的激流。父子、夫妻离散尚算寻常事，何况是旧恋人呢？
鱼沉雁断不相忘
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胡适选择流寓美国，而曹珮声则留在上海。1950年，政府开始大规模重整国内所有大学的编制，曹珮声被调派到遥远的沈阳农学院任教。她在那儿无亲无故，除了寄情工作，实在没有别的出路。20世纪50年代起，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曹珮声既有留学美国的背景，又与胡适渊源深厚，即使身在边远的沈阳，还是不能避免受到种种冲击。1958年，这位中国历史上首名女性农科教授只有五十六岁，就从沈阳农学院退休了。当时“反右运动”余波未了，她退休倒是可以躲开一些风浪。
但即使避得过直接的冲击，却避不开横扫全国的旋风：“三年困难时期”带来饥荒，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所有知识分子的一大关口。曹珮声在沈阳住不下去了，首先是迁居到朋友在杭州的家中，但接下来连杭州这个让她终身缅怀的地方，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场所，她终于决定回到安徽的家乡旺川。
旺川和胡适的故乡上庄相邻，曹珮声不能在她最恋恋不舍的杭州终老，回到自己的家乡，如果说还有一丝安慰，就是这里和胡适的祖家非常靠近。但因为这样，胡适老家在“文化大革命”时亦遭受劫难，她自然知道得很清楚。但活在那样的年代，自己也还背着“留美专家”的包袱，哥哥又久病缠身，她除了暗中感叹，别的实在无能为力。
曹珮声晚年非常节约，省下的钱除了帮助当年的女同学供子女读书外，就是捐给旺川和上庄两地，可见在她心目中，胡适的家乡就是她的家乡。
胡适1958年应邀，只身到台湾出掌新成立的“中研院”；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死前一个多月还重新手书三十多年前怀念珮声的诗句。曹珮声1973年病逝，死后就葬在她自己家乡旺川通向胡适家乡上庄的必经之路上。
热恋三个多月，苦恋三年，天南地北、风雨飘摇半辈子，他们各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却始终未忘情于对方。这样的恋情，应该配得上“刻骨铭心”四个字吧。
曹珮声曾经把她与胡适的恋情和她后来思念胡适的诗词写下来，老病时连同她当年的日记和有关书信，托付给青梅竹马的朋友，嘱咐说她死后要把这些记录全部毁掉。这很有一点黛玉焚诗的味道，也可见曹珮声性格孤绝的一面。她的友人汪静之在她去世之后，按照她的意愿把遗物付诸一炬。
登极峰而众山小
用今日的眼光来看曹珮声对当年痴恋的执着，我们可能会觉得她很傻，甚至会说她自寻苦恼。
假如我们从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角度来看曹珮声，也许又会认为她只是继承了古代痴情女子的一贯作风，并没有充分体现五四新女性竭力追求的独立个性和人生抱负。
事实是否这样呢？要理解像曹珮声那种执着的表现，我们得明白“自由恋爱”对于经历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有什么象征意义。
我们在今时今日谈恋爱，讲的只是个人的两情相悦；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恋爱是中华文化革命的指标，是每个年轻人文化身份的重要部分，因此他们投入的不光是感情，更是整个人的文化认同和人格取向。自由恋爱对一个五四女青年来说，是人格表现的一部分，曹珮声天生执着，当然也加强了她在感情方面的那份痴。但更不能忽视的是，她恋爱的对象不是一般新青年，而是发动新文学运动的巨匠。当恋爱对象蕴含着那么大的文化意义时，当事人对恋情的反应不免要比一般情况更深更广，慧剑也更难挥下，因为要斩断的不光是情丝，也是一个通往新世界的美梦。
曹珮声和传统的痴情女子不同：新文化运动让她摆脱封建婚姻，接受现代教育，更成为少数可以出洋留学的女子。她的确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生活，但这种种成功都不能让她摆脱感情上的困境。这正是新、旧文化争持的一种象征：事业有成，是五四新女性足以自豪的地方，但她们在感情方面却常常彷徨失落，因为在这个规范剧变的年代，她们和她们爱恋的对象往往把持不住生命的方向盘，眼光虽然投向新世界，但脚下却被旧传统营造的现实绊住了。
曹珮声和胡适的恋爱，就像漆黑的夜空中忽然爆发出耀目的烟火，转瞬即逝，但它发放时那么强烈，光彩那么耀人，和黑夜的对比又那么尖锐，任谁也不可能忘记它。我们可以静坐七八小时，面对漆黑的夜，而烟火闪耀的时间就只有两三秒——我们会记得那漫长漆黑的几小时，还是那光辉灿烂的几秒钟呢？
对曹珮声来说，她一生最光彩的时刻，正是“霞栖楼外数星时”。
附录 曹珮声怀念当年热恋的作品四首
满庭芳(1930)
湖畔闲行，湖堤携手，湖中划艇先争。歌声相应，惊起鹭鸥鸣。饮罢枕岩卧，分餐后，慵倚危亭。联诗句，称雄抢韵，个个要先赢。
韶华飞似电，良辰美景，过眼流萤。念当年欢笑，踪迹难凭。落得销魂回忆，无人处，独自思寻。朱颜改，衣宽带剩，谁解此凄凉情？
少年游(1930)
钱塘门外草蓠蓠，兢走过湖堤，孤山顶上，初阳台下，同坐听莺啼。
当年春去无踪迹，空问取黄鹂。屈指同游，飘零星散，回首不胜悲。
女冠子(1943)
三天两夜，梦里曾经相见。似当年，风趣毫无损，心情亦旧然。
不知离别久，甘苦不相连。犹向天边月，唤娟娟。
（“娟”是曹珮声的小名，屡见于胡适日记，她在诗词中提到明月，每用上“娟娟”二字，语带双关。）
临江仙(1943)
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梦魂无赖苦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
身体近来康健否？起居谁解相怜？归期何事久迟延。也知人已老，无复昔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