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跳出框框的江冬秀

对研究新文学的人来说，江冬秀的名字可能不算陌生，但也算不上熟悉。不管谁提起她，总是作为胡适人生的一个附注。为了强调这对夫妇背景如何不同，有些作者把江冬秀形容为村姑、文盲、小脚夫人，似乎她是“封建版灰姑娘”，摇身一变，成了“时髦的洋博士太太”——从一个框框跳进另一个框框。事实是否这样呢？

江冬秀生于清末的中国乡村，死于20世纪后期已向国际都市迈进的台北市，她一生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和纽约，这样的人生自然是多变的，更何况她生逢战乱，又值社会文化经历剧变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她的蜕变可不是童话“灰姑娘”式的，她的性格与周遭环境如何磨合，是个值得琢磨的故事。

“高攀”的婚姻

生于1890年的江冬秀进入中国文化史的视野，只因为一件寻常事：清末，1904年，她十四岁时，母亲为她定了亲。江母吕贤英看中的是胡家幼子——江母和胡母冯顺弟的娘家有点亲戚关系，探亲时遇上胡母带着儿子归宁，有几天大家同屋而居。那男孩胡嗣穈比江冬秀小一岁，眉清目秀，聪明得体，江母看着甚为中意，就托女儿的私塾老师做媒。

远房亲戚经由父母之命定亲，在当时比比皆是，如果硬要找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只能说是媒人的身份——他是女方的老师，也就是说，江冬秀不是什么“文盲”。

按当时的社会规范而论，江家是安徽省旌德县江村的望族，祖上出过探花和翰林，胡家只出过地方官吏，自然远远不如。虽然两个孩子都在幼年丧父，但江家底子厚，依然殷实，胡家却已经破落，因此江母的选择说明她轻名利、重才华，时人看这段亲事，谁都会认为“高攀”的是胡家。另一方面，胡母冯顺弟只有一个儿子，对“高攀”很有点戒心，又怕媳妇比儿子年龄大，会相冲，于是算命、排八字、求神，无所不至，江冬秀过了三关才被胡母认许。

江家位于乡下，又是传统的书香门第，家中女孩自然从小缠足，冬秀也不例外。事实上，在她的家乡，比她年轻十多岁的女孩依然被逼缠足。乡村望族的闺女在家不必做粗活，但烹饪和针线功夫得认真学，不然婚后娘家要丢脸；至于学问，固然有不少才女出自江南世家，但江家不在此列——闺女读几年书，会认字就够了。

两人定亲后，江冬秀和未婚夫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分歧了。胡嗣穈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以“适之”为表字。他虽然有一段日子生活放荡，但天生聪敏，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定名为胡适，同年8月赴美，行程紧迫，甚至未能回家拜别母亲。

胡适赴美之时，江冬秀已经二十岁，按当时的习俗，是个老姑娘了。但未婚夫成了留学生，她只有在家守候，到底要等多少年，是个未知数。要知道胡适的消息，只有通过他寄给母亲的家书。

打破传统

在胡适留美期间，胡母在家孤身一人，江冬秀常往探望，每在胡家小住，大小家务都得动手——打扫台阶这类杂务，江家有用人操持，胡家可不一样。她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因此迈出打破传统的第一步。

胡适接触西方风气的初年，慎守男女之大防，鲜与年轻女子往来。他知道江冬秀“时来吾家，为吾母分担家事”，心生感激，1911年5月直接写信向冬秀道谢，并鼓励她抽空读书，也可请教胡家侄辈，接着又通过母亲要求冬秀直接和他通信。这是反传统的要求，但对江冬秀来说，未婚夫的信无疑是颗定心丸。经过他再三向胡母强调“新礼俗”不必避嫌，她终于在1913年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虽然是托人代拟，但向未婚夫细说家常，是她人生的创举。接下来两人互相寄了照片，她在信中说：“有影片以当晤对，心心相印，乐也何如。”在民国初年的保守乡村，这样的情书可不多见。

除了通信，胡适也通过母亲鼓励冬秀放脚。相对于比她大十二岁、生于县城绍兴的朱安，江冬秀的运气好多了。她在私塾读过书，又能放脚，除了因为家庭比较开明，最重要的还是时代的影响：踏入20世纪，清政府连番立例，下令禁缠足，兴女学，为她未婚夫的要求提供了来自朝廷的理据。再者，江家对胡适的要求也不敢掉以轻心，怕的是冬秀年龄日大，双方重洋相隔，男的受了西洋社会熏陶，会因女方追不上时代而悔婚。当然，二十岁过后才放脚，折断的骨头不可能复原，脚型难以改变，只能长得肥大一点。但放脚的意义大于一切，是脱旧迎新的象征。

胡适居美的后期，不再受男女之严束缚，和年龄相近的女性往来，终于与韦莲司(Edith Cliford Williams)坠入爱河，在给母亲的信中也提起她。当时关于胡适要悔婚另娶的谣言不少，传到乡间，自然让胡母和江家忧心。1915年下半年，胡母终于托人转向韦莲司表明，说胡适的婚约绝不能解除，同时也向儿子追问为何久不思归。胡适回信强调“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还请母亲把信给江家看，才算平息了风波。可是胡适依然在美，江家不能全无忧虑。1916年初，江冬秀的母亲因病去世，临终还以女儿未嫁为遗憾；女婿是母亲选的，冬秀听了此话，怎能不伤心？

1917年7月胡适终于回国了，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时也要实践他对母亲和江家的承诺，在8月到江家商议婚事。江村是独姓村，邻里都是亲戚，自然纷纷跑来看热闹。胡适表示希望见冬秀，她的哥哥倒很通达，江冬秀虽然也想见未婚夫，可是明知有那么多人要看她的羞态，感到“不好意思”。尽管她和胡适曾经通信，但那是私底下的事，眼前却是众人等着起哄，因此她躲在房里，不肯出来。谁知亲戚把胡适招进她的房间，她情急之际，逃到床上，把帐子放下，哭了起来。在这尴尬的一刻，胡适及时退出，为她解了围，事后还写信安慰她，说冬季回来必定成婚。

他们的婚礼在胡适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的阴历生日那天举行，江冬秀按传统穿着大红裙袄坐进花轿，结束了多年的等候。到了胡家，婚礼破旧立新，没有叩头，没有对拜，只行鞠躬礼。从定亲以来，江冬秀大概做梦也没想过不必向婆婆和祖先跪拜，她也同样不会想象自己的新郎头戴礼帽，足蹬皮鞋，从头到脚都是西服。在她等候成婚的岁月里，朝廷和皇帝没有了，老规矩一一倒下了，丈夫是推动新规范的带头人之一，当家做主的大哥都愿意听他的主张，冬秀自然不反对。再说，他写的白话诗易看好懂，成婚后所作的《新婚杂诗》处处表现对妻子的体贴，更让江冬秀心里踏实了。

有为之妇

新婚后胡适回北京工作，江冬秀留在老家，她婆婆抱孙心切，希望儿子儿媳早日团聚。胡适为了迎接冬秀到北京，租下了一处约有十七个房间的四合院（九个是正房），她1918年3月到北京，就住进了这所在钟鼓寺的房子。这儿和乡下的胡家不一样，雇了三个用人，这固然与胡适的收入和地位相称，也因为房子面积不小，访客众多，也有亲戚留宿，很难独力应付。江家本来就有用人，冬秀善用雇用之道，看准了用人中的杨妈有干才，让她当管家，家事很快上了轨道，往后胡家住的房子愈来愈大，用人也愈来愈多，一切都有赖江冬秀调度得宜。

江冬秀和丈夫团聚不久就怀孕了。她的婆婆一直盼胡家有后，媳妇有孕自然让她兴奋，可是她未能看见孙子出生，就染上流行性感冒，在乡间病逝了。夫妇二人接报，马上赶回去奔丧。胡母下葬后不久，胡适就得回北京工作，当时江冬秀即将临盆，受不了舟车劳顿，留在老家待产。她的长子在1919年3月出生，取名祖望，就是胡适为了纪念母亲所取。

江冬秀出嫁以前，和婆婆相处了六七年，深知如非婆婆做主，她的婚姻可能不会成就，因此对婆婆自然有感情。尽管她感到哀伤，可是婆婆去世、长子出生，让她在胡家的身份不一样了：她成了家中主母。接下来两三年间，女儿素斐（1920年）和幼子思杜（1921年）相继出生，在众人眼中，她是个有福气、有地位的太太。可是这没有改变她的本性，她节俭持家，让丈夫不但后顾无忧，而且对她由衷佩服。这是胡适的话：“我结婚时，家里欠了债，但不到两年，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有节余。这全是太太的功劳，是她省俭的结果。”

除了节流，江冬秀也关注收入来源。胡适勤于著述，稿费所得相当高，但出版社往往拖延付款，胡适不好意思追讨，江冬秀却认为欠款无理，得讨回公道，甚至为此和丈夫争执，大家都说她厉害。事实上，胡适欠缺理财的能力，掌管家中财务的是江冬秀。婚后十年，她理财的成绩让她可以为胡家完成头等大事——修祖坟，迁葬胡适的父母和祖父母。

重修祖坟所需的地是胡适托人找的，但1928年在乡下主理工程的则是江冬秀。从采石到布局和植树，雇用十多个工人，花了几个月时间，三千多大洋，胡适感激之余，在铭文附记：“谁成此功，吾妇冬秀。”

江冬秀一生节俭，可是对亲朋绝不吝啬，这和胡适的性格正好配合。她热心公益，支持丈夫义助友人，办学修路。她家的雇员不但待遇好，也感受到主家的人情味，协助胡适文书工作多年的章希吕深有体会，他记述“适兄嫂”如何为他父亲办寿礼，实际主其事的自然是江冬秀。

江冬秀到了北京后，接触到另一个世界，新派学者和文化人尊重女性，胡适对妻子又一直体谅眷顾，让她觉得的确是“男主外、女主内”，二人地位平等，因而自信大增。对于丈夫推动的白话文，她也乐见其成，因为她体验到这是易于掌握的沟通工具。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见适之他们朋友往来的信，做文章，都是用白话，此比从前那种客套信容易多了。我从来不敢动笔，近来适之教我写白话，觉得很容易。”

上面的引文是江冬秀写给舅舅的信。出嫁前那羞涩的姑娘在北京新文化圈中耳濡目染，如此坦然地向长辈发表意见，已非吴下阿蒙了。在她往后的婚姻生活中，用白话文写信成了重要部分，是她始料不及的。

婚变危机与打抱不平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北京胡家的主母江冬秀与丈夫平起平坐，各有所好。晚饭后胡适钻进书房，江冬秀则去攻打四方城，两人都曾劝说对方不要那么沉迷，但都不成功，只有顺其自然。

胡适回国后三五年间，声名暴涨，工作压力同样暴涨，健康一直欠佳，到了1923年，终于得到批准休假一年，让他养病。要是他留在北京，依旧是访客盈门，所以他干脆到杭州养病去，做伴的是江冬秀婚前就已认识的胡家聪侄。谁也没料到，南下半年，胡适会坠入爱河，对象是姻亲表妹曹珮声，江冬秀婚礼中的女傧相（见本书第五章）。

江冬秀起初听说珮声也在杭州，曾表示丈夫和聪侄有珮声照顾，她可以放心了，怎料到几个月后会传出曹胡之恋？江冬秀闻讯，马上就要南下。胡适为避其锋，只好回到北京，但他依旧盼望和曹珮声长相厮守，而他尊敬的母亲已经逝世，不必顾虑伤她的心，于是找个机会想向太太提出离婚。江冬秀当然不同意，但她激烈的反应远远出乎胡适意料：她听到“离婚”二字，二话不说，冲进厨房，拿起菜刀，高声说既然胡适不要她，自然也不要儿子了，她干脆先把两个儿子杀了再算！（有意思的是她没有说要杀女儿，可见“无后为大”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的女儿在1925年因病夭折，只有五岁。）

江冬秀拿出菜刀，把胡适吓倒了。他本来就自认是PTT（怕太太）主席，经此一役，以后不敢再提离婚了。可是他和曹珮声的恋情没有马上中断，有机会南下时总愿和她相见，江冬秀也容忍了好几年。这次差点婚变的打击，加上她不平则鸣的天性，让她对别人的离离合合也公开打抱不平了。

江冬秀过问别人的婚姻不止一次，但以梁宗岱事件最为有名。1931年秋梁宗岱受聘于北大，他在广州的妻子姓何，被他抛下多年（又是一个逃婚的例子），听到消息赶抵北京，希望夫妻团聚。梁宗岱当时另有所恋，不肯承认她，他太太是旧式女子，在北京无亲无故，投靠无门。这件事在北大传开了，江冬秀知道后，不但把梁宗岱的妻子接到家中居住，还发动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为何女士争取公道，双方终于闹上法庭，江冬秀和胡适为何女士出庭当证人，梁宗岱被判败诉，后来终于作出经济赔偿，办理离婚。何女士免于像其他被抛弃的妻子那样无法求生，江冬秀功劳最大。

另一宗相似的事，是蒋梦麟爱上故友高仁山的妻子陶曾谷，为了和她结合，与原配离婚，冬秀心中有气。胡适应邀做蒋、陶二人的证婚人，她很不满意，在婚礼当天把大门锁上，阻挡丈夫赴宴，结果胡适跳窗外出，完成证婚的任务。这件事戏剧性地展示了江冬秀和丈夫各有所执，前者态度强硬，后者手法迂回，可以说是他们婚姻关系的写照。

江冬秀并非总是反对离婚的。1931年徐志摩到北京大学教书，寄居在胡家，行李中从上海带去的两件棉衣都是破的。尽管江冬秀当年对他高调的离离合合很不满，看着这情况也觉得他可怜，替他补好了衣服，还大为不平，劝他干脆也跟陆小曼离婚算了。

二十年的北京生活是江冬秀蜕变的重要时期，她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圈子（包括麻将圈子），还有踏足法庭的自信，连口音也改变了——胡家后辈亲戚说中年的她说话带着京腔。凡此种种，固然由她本人的个性主导，但胡适的个性和他所提供的环境也同样重要；要是她遇上像鲁迅那样的丈夫，不管天性如何能干自信，也难有发挥的空间。

上海岁月

日本侵华为胡家带来剧变。胡适在1937年9月接受国民政府托付，单独出国开展国民外交，1938年起是中国驻美的战时大使。长子祖望进入西南联大（后来赴美），江冬秀与幼子思杜迁居上海，逃避战火，生活并不稳定，经济也很艰难，起初寄居在侄女婿家中，后来租住三德坊的小房子。胡思杜不思长进，终于父母都认为只有把他送到美国读书。他出国后，江冬秀为了节省，和他一个同学合租小公寓，两代人相处不易，她又再搬回侄女婿家里。她曾希望丈夫也接她到美国，可是胡适把在美的生活从实相告，说要是她在，应酬免不了，做客要坐首席，在家要当女主人，她不通语言和礼节，怎么能应付呢？

他们数十年婚姻生活里，这大概是江冬秀唯一真正自卑的时刻，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说：“你要是讨了个有学问的太太，不就天天同你在一块，照应帮助你吗？”她是个行动型的人，遥遥无期地独自困在上海，自然不是滋味。1939年冬天，她在上海过五十岁生日，收到胡适寄来的礼物，悲从中来，在后辈亲戚面前哭了起来。胡适在美国生病进医院，她是从报上看到消息的，写信给他说：“心想打个电报都不敢，可怜我们到这个地步，做人太难过了。”抗战后期，她迁回胡家在上庄的祖居，起码减少了漂泊的感受。

江冬秀在上海期间，曹珮声和一位曾姓的同事有了婚约，不巧曾先生的亲戚遇上江冬秀，提起此事，她忍不住大数珮声的不是，婚约因此告吹。我们理性衡量，会想到假如曹珮声的婚姻成就了，细水长流的感情会减轻她对胡适的牵挂，也会让胡适减轻对她的歉疚，这该是江冬秀喜见乐闻的。我们不免要问：江冬秀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事实上，曾让胡适投入多年感情的女子，并不限于曹珮声。胡适在美国念书时结识的韦莲司与他的感情关系更长远，但江冬秀对韦莲司并不妒恨。对比之下，江冬秀对曹珮声的恨意可以说明一点：她认为韦莲司没有威胁她的婚姻，是个守礼之人，所以她能接受胡适有个学问识见高于自己的远方红颜知己；但曹珮声这个“小女孩”“自家人”却真正动摇了她的婚姻，因此江冬秀的恨既因为曹珮声是情敌，更因为她觉得受了自家人欺骗——她的安全感受到多重打击，又是个直性子，遇到机会就先吐为快。正因为不善于盘算，她才错下了这一子。

1942年胡适卸任大使，但没有马上离开美国，而是留在纽约做学术研究，1946年回国时，夫妻已分别了八年零八个月。

视政坛为泥沼

20世纪40年代最能代表江冬秀择善固执的一面。胡适学成回国后，曾许下二十年不入官场、不谈政治的诺言，但随着他的名望高升，官场和政治都找上门来，他也试图走书生论政的路，和友人一起出版《独立评论》，江冬秀虽不赞成，也奈何不得，后来刊物被封，她才宽了心。大家爱说江冬秀文化程度低，又是在乡村长大的女孩，那么她到底如何形成慎防从政的识见的呢？

江冬秀的丈夫既是文化圈数一数二的人物，与朋友交，固然会针砭时弊，在家闲谈，也不免涉及时事，他们二人关系平等，江冬秀不会被排挤在外，经年耳濡目染，自然形成一些看法。她不光是吸收别人的观点，在北京生活，不管是学生运动还是社会运动，走到街头就有所见闻；丈夫的朋友接受政府任命，后果如何，她可以目睹；政府政策是优是劣，反映在市民的生活上；官场腐败引致通胀飞升，是她面对的现实。她既是主妇，又是雇主，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体验，即使是麻将桌子也是交流讯息和意见的地方。另一方面，她不是知识分子，没有经国济世的包袱，可以单纯地看是与非，有旁观者清的效果。还有一点，是胡适和她通信时提到的，他只有当学者，夫妻才能过稳当的日子，江冬秀在抗战期间夫妇分离，自然有深刻的体会。

1940年传出蒋介石要委任当时还在美国的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江冬秀听到消息，马上写信劝他必须坚守原则，“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这是很严厉的措辞，充分表明江冬秀在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彻底了解丈夫的抱负、文化地位和个性弱点，还有他对自己的尊重。

战后的国民党政治败坏，蒋介石为了做门面功夫，三番两次想拉胡适下水，甚至说提名他当总统候选人。每当有这样的消息传来，江冬秀就心急如焚，再三强调“千万不要做官”。内战后期，国民党败势已成，蒋介石安排撤往台湾，北京解放前夕，派飞机接当时是北大校长的胡适和江冬秀到南京，又再拜托胡适赴美实行国民外交。

求学期间一直让父母担忧的胡家幼子胡思杜，在这关键时刻又让他们震惊了：他拒绝离开，坚持留在大陆。他往后的表现和遭遇，成了父母心头最大的一根刺。

寓居纽约

胡适1949年6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安排江冬秀暂居台北傅斯年家中（当时傅斯年是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长子祖望和曾淑昭在曼谷结婚，她到曼谷和儿、媳团聚，却发现做新派媳妇的婆婆不是容易事，过了两个多星期就深明不能长久同住的道理。胡适终于多方安排，为她取得签证，接她到纽约（江冬秀不会英语，在美国境内换飞机还得托朋友到机场帮忙），两人住在纽约东81街胡适卸任大使后曾住过的公寓，开始海外的生活。胡适除了1950年至195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有两年固定工作的合约之外，往后的收入并不稳定，多半靠积蓄过活，加上他感觉与美国学界气味不投，美国政界就中国的表现又让他生气，愈来愈觉得生活在国外不是长计，这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知识分子希望有所作为的心态。

江冬秀可不一样，她本来就节俭，到了纽约，和丈夫过着俭朴的生活，她不以为苦，而且长子一家也在美（胡祖望主修机械工程，一直在美国工作），她在华侨圈中又找到麻将友人，对她来说，纽约的生活并不缺少她最看重的东西。也许有人会想，她在此地言语不通，总会影响她的自信吧？以下的小故事可以说明事实并不如此。把这个故事传诸后世的，是当时和胡氏夫妇过从甚密的后辈学者唐德刚。

纽约的公寓大楼都有消防楼梯，一天有个体形高大的盗贼从消防梯进入胡家，江冬秀独自在家，走出来看见贼人，不惊不怕，步向大门，把门打开，对那个贼说：“Go！”贼人真的乖乖地从大门走了。这位老太太的威严自信由此可见。要是问这份威严自信从何而来，应该是理直则气壮。这大概就是江冬秀性格的核心：尽管她的表现方式有时让人吃惊，诸如拿出菜刀对付离婚的威胁，又或是为了稿费的事和丈夫经常争吵，但归根究底，她认为道理在自己这边，自然应该力争。

旅美的岁月为江冬秀带来一份奇特的友谊。1953年8月，韦莲司邀他们夫妇二人到自己在绮色佳的家避暑，她在信中对江冬秀非常客气。当然，两人言语不通，总要靠胡适传译，但夫妇俩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可见大家相处融洽，自此双方偶尔会互赠礼物，大多由韦莲司主导，而江冬秀则一直表现得很识大体。胡适死后，她接受了韦莲司捐赠的和胡适数十年的通信，并不忌讳把二人的感情传诸后世，还请韦莲司提供一份自传，以作配合。

说到自传，不得不提江冬秀本人也写过自传。据唯一看过未完稿的唐德刚说，那是铅笔所写，有她当年待嫁和婚礼的感受，虽然有不少错别字（和她写的信一样），但个性跃然纸上，真切可爱。与她背景类似的中国女性，有多少会执笔写自传呢？这固然受了胡适的影响，也显示出她本人的尝试精神。可惜的是，她去世后这份手稿下落不明。

终老台北

1958年，胡适终于决定接受“中研院”的任命，江冬秀习惯了在纽约的生活，不愿陪他迁居台北，很多人将此归咎于麻将。难道台北就没有人会打麻将吗？按胡适说，她不爱台湾的天气，特别是怕潮湿（她1950年赴美前亲身体验过）。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她长子一家在纽约，这儿有她唯一的孙儿胡复，老年人对孙子的感情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她青年丧女。再说，胡适回台北出掌“中研院”，不就是去当1940年他不愿意当的官吗？江冬秀不肯同行，岂是麻将那么简单？大家总是同情胡适在台北挨了三年多孤家寡人的日子，可是他有助理、有用人、有厨子；江冬秀抗战期间和战后独自过了八年多，有谁为她申诉呢？

当然，太太留在纽约，等于要胡适支持两个家的开支，经济上难以持久，所以江冬秀在1960年10月还是要迁居台北。“中研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在院内打麻将，她就每星期在市中心住一两天，过麻将瘾。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已不止一次，他提倡自由的政治立场令当权者不满，此时又因为不肯支持蒋介石连任总统，遭受口诛笔伐，终于在1962年“中研院”接待院士的酒会中病发去世。江冬秀从台北赶回，哀痛号哭，终至昏厥。她有没有想，要是胡适不“当官”，就不会受这许多闲气呢？

胡适下葬于“中研院”所在地南港，他原来的住所改为胡适纪念馆，江冬秀迁往市中心温州街居住，由胡适的朋友和学生协助，整理和出版丈夫的遗著，其间也有波折。事起于1963年，台风毁坏了胡适的坟地，当时“中研院”的王世杰表现得很不在意，江冬秀大动肝火，说要把他写给胡适的信公开（信中有他对当权者不满的话）。王世杰为此想从胡适纪念馆把数十年的胡适日记拿走，江冬秀果断地把所有日记搬回自己的住处，再次体现她理直气壮的性格。她1975年去世之后，台湾经历政治革新，“中研院”人事更替，这大批手稿终于在1990年出版。

江冬秀和胡适合葬于南港胡适墓地，这也是她的意愿。

个人选择

很多人爱指出江冬秀与胡适文化程度差距太大，认为江冬秀本有机会多看书，多向丈夫讨教，可是却沉迷于麻将，言下之意，自然是她的不是。其实两人的差异岂止在学问？论脾气，江冬秀耿直阳刚，胡适委婉阴柔；论天赋，江冬秀有干才，胡适有文才，因此二人兴趣不同，与天赋和环境有关。江冬秀结婚时已经二十七岁了，在她从小接触的圈子，麻将既是社交，又是娱乐，而她更是个中高手，赢的不光是钱，还有兴头，就等于胡适在文字堆中找到新意一样。胡适固然希望太太少打麻将，江冬秀也希望丈夫多休息少买书。两人因性格不同，时有摩擦，胡适以此为题，写了幽默的诗；江冬秀不会写诗，可是也会幽默，她跟人说胡适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他那些书的作者都是已故的人。他们在北京时，胡适每逢星期天大开中门会客，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欢迎到访，江冬秀称之为“做礼拜”。要是大家撇开看重学问看低麻将的传统，他们是各有所好，各有坚持，结果自然是要互相容忍。再说，我们环顾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有不少人受过大学教育，而与江冬秀兴趣相同——偏爱麻将和武侠小说，可见这是个性使然，不一定跟文化程度有关。

唐德刚总结江冬秀的一生，说她是“千万个苦难少女中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正因如此，她不囿于任何框框，既不是“从夫”“从子”式的传统女性，也不是夫唱妇随式的新派芸娘，更不是爱时髦打扮的洋化太太。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她作出最切合自己个性的选择，就像面对自助餐，只选合口味的菜式，哪管他人如何看自己的拼凑。朴素、节俭、果断、行善是她的天性；驭夫、写白话、打抱不平是客观环境提供的机会。

胡适晚年曾说，他从来没影响过他的太太，听来有点苦涩。其实江冬秀婚后学会用白话与亲友通信，完全是胡适的功劳，她对官场和政治的看法，很大程度建基于在胡家多年接触的圈子。让他耿耿于怀的大概有两件事：第一是江冬秀不信西医，他认为这影响了子女的健康。民国初年很多人都认为西医会拿病人做实验，不信西医的可不止江冬秀；何况她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出过西医误诊、病人丧命的例子——梁启超1926年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出错，延至1929年初逝世，其间传闻极多，这样的情况不免加强了江冬秀对西医的顾忌。第二则是麻将，胡适认为太太因而疏于管教儿子。他们两人对亲子关系看法大不相同，胡适提倡视子女为朋友，江冬秀奉行传统的“骂是爱，打是疼”（对丈夫也如此）。但儿子管不好，为什么责任都要归女方呢？为什么不是文化程度高的那一位多负责任呢？胡适研究中国文化，怎么忘了儒家说一切从“齐家”做起，古语说“养不教，父之过”呢？真要打倒封建传统，也该打倒把一切归罪女性的传统。

江冬秀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所以她没有乖乖地跟着丈夫回台湾；她也不是新派的贤妻良母，所以丈夫怪她不肯花时间教导儿子。她没有上过新派学堂，没有自己的职业，按五四时期新文化年代的风尚，说不上是“新女性”。可是她绝对有独立个性，也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观点，这不也是“新女性”的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