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12-14

THE DREAMERS 12

第十个和第十一个受害者是在床上被发现的：两个男孩，室友，静悄悄地睡在同一张双层床垫上。他们穿着平角裤，四肢修长，肤色苍白。过去，他们对十层的女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今，他们却同床共枕。这让大伙儿深刻地认识到：疾病会暴露出一直潜藏的秘密，它会满不在乎地泄露一个人私密的自我。

第十二个人在淋浴时跌倒在地，温热的水流过她赤裸的皮肤。她的身子压住了排水口，积水流入走廊的地毯，汇成水洼，这才让其他人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她。他们说她很幸运，没在沉睡中溺死。但她被带走了，身上盖着层浴巾，看上去一点也不幸运。她黑发上的水滴在走廊上，指甲修剪齐整，苍白的大腿上印着浴室地砖的格子图案。

可醒着的女孩们发现了另一件事：她的眼皮在轻微颤动。和其他人一样，她在做梦。这一想法飞快传开。做梦这件事似乎很重要，仿佛那些沉睡的女孩正身处另一个时空，在那里，你在梦中的所见所闻恍若真实。

此刻，传染病专家已相继前来，住满了圣洛拉包住宿和早餐的所有房间。

这些科学家曾沿着刚果河漂流而下，抵达出血热[1]频发的村庄；他们曾在中国华南地区最为偏远的洞穴里擦拭蝙蝠的唾液；他们曾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森林中进行博士研究，得了疟疾并挺了过去；他们还知道穿上覆盖全身的防化服像个宇航员一样呼吸是什么感受。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踏遍世界各地的人如今将注意力转向了一方从未关注过的土地——加州小镇圣洛拉，人口有12 106人。

这些专家不相信病因是精神上的。

他们怀疑是脑膜炎，这病在大学宿舍里暴发并不罕见，经由亲吻和淋浴的热水就能传播。也可能是昏睡性脑炎——另一种奇怪的沉睡病，出没于二十一世纪早期，不过症状不太对得上。

这不是禽流感、猪流感或“非典”，也不是单核细胞增多症。他们已知的是这病传染性很高，如同麻疹：当你走过一间屋，若这间屋里十分钟前有位感染者咳嗽了一声，你就会被传染。

同时，患者持续处于稳定的深睡眠状态。他们经由鼻饲管进食。他们的皮肤被素不相识的人戴着手套的手护理得很干净。

没人愿意当即说出来，可有一个想法已渐渐出现在一些科学家的脑中，如同不祥的预感变成现实：这可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疾病。

[1] 出血热（hemorrhagic fever）：由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汉坦病毒）引起，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以发热、出血、充血、低血压休克及肾脏损害为主要临床表现。

THE DREAMERS 13

第十二天，万圣节，天气终于有所转变，下起了三个月来的第一场雨。豆大的雨点落在林间，漫林碧透，窸窣作响，渗入路面的雨水散发出不太熟悉的味道。加州的地面干得连雨水都吸收不了。下雨太稀罕了，这让在屋顶平台看雨的萨拉心生一种不祥的感觉。她看见雨水汇入对街护士家的浴缸；浴缸完好无损，露天立在爆炸的残骸中；黄色的警示带在风中十分醒目。

萨拉的愁绪又添一分：一栋房子会自燃。“那个护士可能得病了。”她的父亲说个不停。萨拉和莉比亲眼看到消防员将护士盖着被单的尸体从房屋的废墟中抬出来。“她可能在睡觉前忘了关火炉。”

可此外没人谈论那种病。

外头，街上的生气流动起来：一位穿着蓝色防风衣的女士正在遛她的贵宾犬；邻居家那个有孩子的男人正在把垃圾桶拖过车道；萨拉的校车早已从她的窗前驶过，车上坐满了身着奇装异服的孩子，如同每一个万圣节。

“把这罐子放进你房间。”父亲对萨拉说。他穿着三天没换的红色法兰绒衬衫，套着旧牛仔裤，光着脚。他们的房子到处在漏水。

在萨拉和莉比的卧室里，莉比正俯身看着地板，一点湿迹正在她头顶的天花板上漾开，萨拉将罐子放在漏水处的正下方。

“你的剧本被打湿了。”莉比对她说。

雨水打湿了《我们的城镇》，一张张纸粘在一起，首页上黄色荧光笔的痕迹糊成一片。过去一段时间，萨拉一直将中午的时间用于排练，而不是一个人坐在校园里。

莉比帮她将一页页纸分开晾干。这时电话响了。

一张脸跃入萨拉的脑海：阿其尔。这真是个愚蠢的想法，他现在不可能给她打电话。现在是星期二上午十点，她对阿其尔在哪儿心知肚明，即便不在场都想象得出：他正在基础代数课上不停地啃咬铅笔，一只脚在桌下的地毯上上下晃动，离她三排远，总是最早完成功课。

电话又响了。萨拉接起电话。

“你是萨拉吗？”来电话的是个女人。这样的嗓音会让萨拉恐惧——太清脆了。

“请问您是？”

莉比站在门口看着她，对她做口型：是谁？

“你父母在家吗？”电话是学校的考勤办公室打来的。

“爸爸！你忘了给学校打电话。”萨拉大喊。

这些天学校的铃声遥遥传来，让她觉得如同心跳。她感到自己的影子在按学校的作息度日：基础代数课的每日小测，咖啡馆排队时的嚷嚷，下课时在卫生间里躲猫猫，《我们的城镇》在她缺席的情况下排练了三次。

一想到候补的阿米莉娅念诵起她背好的台词，她就心烦意乱。“就她？”得知萨拉得到那个角色时，阿米莉娅这么反应。“真的假的？”她大声对朋友们说。这时，一个可怕的想法在萨拉脑中闪过：坎佩尔太太也许是因为同情她才让她参演。

楼下，她听到父亲正和那个女人通话。

父亲说：“还用我向你解释？”

因为去年的一次误会，他不能再次进入学校。他总是说带枪不犯法，可持枪进校园是明令禁止的。楚太太在一次家长会上发现了他大衣下头的枪。只因那把枪被她的老师瞄到了一眼，随之而来的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一连串的来访。

“你们都该小心点。”父亲对那女人说，声音越发响亮，“但愿你们都福大命大，大难不死。”

随后，萨拉听到电话“啪”的一声挂掉了。

“这镇子上他妈的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许在自言自语，也许在对两个女孩说话。他的大脑总是陷入悲惨未来的泥淖，进退两难。

父亲把三个挂在地下室的防毒面具像衣物一样摊开。萨拉、莉比和他一人一个。他们一周都没出过门。

父亲告诉她们，一种病菌正在空中肆意飘荡，无处不在。你一旦把它吸进去，就会死掉。

“如果这跟上次一样呢？”莉比对萨拉轻声耳语。

上次是六个月前的太阳耀斑。父亲说那些耀斑会引发磁暴，让全世界断电几周乃至数月，甚至永远。他说没人知道这件事，因为媒体被下了某种禁言令，这种事在这个国家成天发生，你要是不信，那就太天真无知了。那天他让两个女孩留在家里，以防暴力或抢劫。三人等着收音机突然安静，等着一道道极光划过加州的天空，而萨拉吓得连饭都不敢吃。可电灯依旧闪亮，如星光一般平稳，天空依旧晴朗安宁。那晚，眼见危机显然过去，上楼回房时，父亲说：“今天我们运气好，但谨慎点终归是好事。”

敲门声响起时，他们正在餐桌边吃花生酱三明治。

“别开门。”父亲说道。他试着拿到自己的防毒面具，椅子重重地刮擦过油地毡。防毒面具拿出来已经好些天了，但他们一直没什么戴上它的理由。萨拉和莉比的防毒面具比父亲的小，那是为儿童特别定制的，父亲让她俩自己装饰。这样一来，防毒面具的深绿橡胶上，两个女孩用发泡彩胶写出来的名字熠熠生辉。

“上楼去。”父亲说。敲门声又来了，比刚才更响。

两个女孩站在楼上，看着父亲戴上防毒面具，拉紧系带，接着走到门边。

他打开门，只开了一道缝，保险链绷得紧紧的。父亲戴着面具的样子让萨拉感到一阵尴尬，面具下方露出的一绺绺胡子就像一丛杂草。这是他们面对陌生人时的独特准备。

门口台阶处，来的是一位警察，萨拉确信她从来者的制服中看到了未来：他会带走她的父亲。

“这儿一切都好吗？”警察问。

从卧室的窗子里，两个女孩能看到他的帽顶，他沾着雨点的棕褐色衬衫，还有停在后头的车。

隔壁传来奇怪的声音，淹没了父亲与警察的对话。是锯子的声音。萨拉向窗外看去——是那位大学老师在门廊上切割一个南瓜的顶部。

父亲的嗓音拔高了。他对警察说：“我没威胁到任何人。”

“好吧。”警察语速缓慢，措辞谨慎，腰带上别着一副叮当作响的手铐。“学校的那位女士对你的言语很不放心。”

隔壁的切割声逐渐放缓，停了下来。大学老师望着警察，他的妻子也在，带着孩子。萨拉很想对他们说：你们别看了。

“一派胡言。”父亲脱口而出。萨拉想下楼劝他冷静一些，挫挫他话里的锐气。他总是在简单的方法可行时选困难的路子。不过也许她能翻译一下，就像移民者的孩子那样，理解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我是好心警告她。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警察点点头，脸色像雪一样平静。他说他知道，他了解学校的情况。

莉比一边听，一边盯着墙纸发呆。你能看到像年轮一样的不同层次，最底下是房屋新建时天鹅绒质感的绿色涡纹，上头贴了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比上一层简单朴素。家里的钱一年年减少，一层层墙纸将他们引向了这一局面。一个警察站在门口说：“你的孩子们在吗？我想和她们说几句。”

“你没这权利，想都别想。”父亲说。

可萨拉和莉比早已站在楼上偷看了。

“女孩们，你们还好吗？”警察看到了她们，大声问。

“我们没事。”莉比说。

“对，我们没事。”萨拉说。

雨越下越大，水不停地滴入罐子，滴答滴答的水声在整个屋子里回响。

警察对父亲说：“你跟人说话时得注意点，知道了吗？”一丝希望在萨拉心中骤然升起。看着警察慢慢转身，望着他在雨中穿着制服走过院子的背影，听着引擎启动的悦耳轰鸣，真是让人大舒一口气。

父亲给门上了锁，回到屋里。他的防毒面具平放在桌面上，他的双肺呼吸着屋里安全的空气。

傍晚，万圣节来讨糖的捣蛋鬼渐渐涌上街头。先是年纪小的，披着风雪大衣跟在父母后头，湿漉漉的叶子粘在鞋子和披肩上，然后是岁数大些的，矫捷得堪比入室窃贼，枕套松垮垮地搭在肩上。

“天哪！”父亲透过窗子上封条的缝隙往外看，“那玩意儿今晚就要传遍整个小镇了。”

萨拉近乎想象得出这番景象：随着一只只小手触摸盛放糖果的碗，疾病从一个人身上跃到下一个人身上。她曾看过一档追查凶手的节目。节目中的警察用一种特殊光线让看不见的血迹在黑暗中发出绿色荧光。一个乍看之下干净整洁的房间，霎时布满斑斑条纹。她想象中的病毒也如出一辙。它在小镇里蜿蜒前行，留下一串绿色的痕迹。

当门铃响起时，要不要回应还用说吗？“他们很快会离开的，把灯关了。”父亲说。

反正他们也没糖可给。

透过卧室的窗子，萨拉看到两个同班男孩正站在她家门口，打扮得像骷髅，一人的胸口还插着把刀。萨拉早就知道，男孩们总爱装扮成这副模样，仿佛他们不知道，无形无相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

如果今年她和莉比也能打扮成万圣节捣蛋鬼，她们会和往年一样，再次打扮成华冠丽服的美人，穿上阁楼上亲戚的裙装。裙子用别针按她们的体格调整过，下摆的卷边一年比一年脏。

男孩们再次按响门铃。萨拉希望他们不知道这里是她的家。最后，男孩们作罢，转向隔壁新搬来的邻居家。那儿有两个南瓜灯在夜色中闪闪发亮，前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母亲抱着女儿站在门口——小女孩打扮得像个小南瓜。

“我叫你们把门廊的灯关了。”父亲说。余下的夜晚，萨拉一直待在屋顶平台上练习《我们的城镇》的台词，一次又一次来到接近尾声的地方。她死了，在某个类似天堂的地方告诉艾米丽——那个刚因分娩而去世的漂亮姑娘，不要尝试回顾她的一生。“当你在这儿待久了，”她凭着记忆，用坎佩尔太太教她的缓慢而深沉的语气说，“你会看到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就是为了忘记那一切。”她一边说，一边望着街区的灯光。门廊上闪闪发亮的南瓜，大学教学楼黑色的剪影，远处医院暗沉的主楼，病了的孩子正躺在那里，做着离奇玄奥的梦。她喜欢坎佩尔太太对她最后一句台词的解读：活着的人身在生活之中，却不知生活的美好。这一次，她把台词念得缓慢悠远，仿佛参透了其中的智慧。“没错，亲爱的。”她温柔的话语中暗含朦胧的怀旧之情，“他们不懂。”

她没有看到是谁摘了他们家前院的西葫芦，在屋子侧边砸了个稀烂，也没看到是谁用剃须膏在他们家的车道上写上“装神弄鬼”。

当门铃不再响起，寂静笼罩着街区，萨拉发现父亲猫着腰坐在老旧的电脑前，和往常一样，在等待加载的页面。

电脑的速度太慢了，慢到两个女孩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使用自如。别的孩子总是在谈论网络上曝光的消息、风流韵事、烧杀抢掠，那是一个广阔的第二社会，在她所熟知的社会中神秘回响。“我在想，”她对父亲说，“我参加的表演怎么办。”

“什么表演？”父亲问。

从背影看，他显得更老了：短袖下的肩膀精瘦干巴，头顶上已有一块斑秃。

“学校的表演，我跟你说过的那个。”

他在打字，打得很慢。他一直以来都这样，打字只用一根手指，在键盘上找个字母都要花上好几秒，仿佛一移开视线，上头的字母就会全部打乱似的。

“我没听你说过这事。”

“就在这周五，你想起来了吗？”

父亲停止打字，没好气地说：“一个塞满人的剧院？你在开玩笑吗？你不知道那玩意儿在那样一个空间里传播得能有多快？”

夺眶而出的泪水惊到了萨拉。这只是个傻乎乎的表演，她出演的也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她迅速擦干眼泪，用力咬住下唇。父亲在慢吞吞地敲键盘。突然，猫咪黛西出现在她身边，用脸蹭她的下巴——看来猫咪能感受到她内心时而涌起的悲伤。

随后，莉比会好心地避免提及她的泪水。

“别做梦了。”父亲说，“这里是唯一一个安全的地方。”

THE DREAMERS 14

第四次到访圣洛拉，即将驶离医院停车场时，凯瑟琳接到一个护士的电话。

“有个生病的学生……”护士说了一遍又一遍，上气不接下气。“有个学生……”凯瑟琳能听到骚动的声音。“有个学生……他醒了。”

被发现时，男孩正穿着住院服在大厅里游荡，静脉注射的导管拖在身后。他赤脚走在油地毡上，在荧光灯下眯着眼睛。与此同时，在他身旁的房间里，其他生病的孩子仍在沉睡。

可父母们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蜂拥而入，来看这个男孩走路，仿佛他方才起死回生。凯瑟琳能感受到他们身体里放射出的希望。

但这个男孩，他看起来不太对。他才十八岁，可他走路的样子却像个迟暮老人：步态缓慢，四肢僵硬，还微微弓着背。

他不停地摇头，像是想弄明白什么东西。他开口说话，如耳语般轻不可闻。

“这不可能。”他轻声嘀咕。他四处张望，接着摸了摸下巴上的胡楂儿。

“你在医院里。”楼里唯一的精神病医生凯瑟琳说，“你已经失去意识四天了。”

男孩脸上闪过一丝狐疑。他说：“比这可要长太多太多了。”

对妄想者你得温柔以待，最好别跟他们杠上。

她告诉他，感到困惑很正常。不过要说困惑嘛——用这词真不太恰当，男孩的每句话都夹杂着奇怪的自信。

他说：“我在这儿已经待了很久了。”他的脸色显得十分疲惫。

“你什么意思？”凯瑟琳问。

他不再开口。凯瑟琳感觉他一直在自说自话。一种古怪的想法冒了出来：他把她当成了一个幻象，一场梦的一部分。

她带着男孩回房间。男孩想要喝水。一个护士拿来一个杯子。

此刻，男孩平静地坐在床上。

凯瑟琳走出房间，给家里打电话。她告诉保姆计划有变，今晚她不回家了。这样的事对方早已习惯，凯瑟琳值晚班本就是安排好的一部分。她的女儿接过电话，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啊？”她的声音是那么甜美清澈，让凯瑟琳心中腾起一阵向往，泪水夺眶而出，模糊了她的视线。这个男孩的父母，她想起来，得通知他的父母。

别的医生正聚在大厅里讨论。当她回来时，男孩的房间空了。

“我叫你们看好门的。”她对护士站的护工说。她习惯了精神病院的管理方法，可这只是一家常规的医院，没有看守病人的体系。

护工反驳道：“我看着啊。他没从屋里出来。”

男孩的房间忽然飘来一阵轻风，吹得百叶窗飒飒作响——窗户是开着的。她记得这间房在三楼。在其他医生跟随她涌入房间时，一种毛骨悚然而又确定无疑的预感蹿进她的脑海：男孩脑中发生的一切将永久封锁，无人知晓。

她在窗边停下，惧怕即将看到的画面，不用想也知道：他在那里，三层楼之下，趴在马路上，散开的住院服浸在一摊血泊之中。

他赤裸的脚底白如月光，血液被路灯照亮。他的脖子，从这一高度也能看清，显然折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