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09-11

THE DREAMERS 9

在更早的年代，人们会焚烧掉自己的全部所有物，而现在，化学物质代替火焰起到了净化的作用。消毒液的气味下，一定残留着宿舍一贯的气味：古龙水、爆米花、泼洒的啤酒，还有香烟。可梅只从自己的房间里闻出了消毒液的气味，如同荧光灯一般鲜明锐利，刺激神经。

梅住的这一层除了消毒液，还立了新规矩：不许离开。这是当务之急。他们说这是暂时的，为了安全。当然别人也不能进来。

没课可上，也没事可干。梅本来要为院长照顾孩子。电话那头的人听起来很恼火。那谁来照看她的女儿？梅解释不清，她还迷迷糊糊的。院长家的房子很大，屋里的书架上全是书。她的话让梅有些紧张，再说，她不太好意思提那个病。她再次解释了一遍。院长的声音软了下来：等等，你住在那一层？

梅看得出来学院对该怎么做没有把握。一种不安的感觉：发现成人还不如孩子有所准备。

没有人说其他楼层的学生要去哪里。透过窗户，梅能看到外头的实况。十楼下的地面上，没接触过病人的学生像蚂蚁一样陆续离开，背着硕大沉重的行李。一整天，手提箱在路面上滑动。一整天，遥远的声音飘入纱窗。一列巴士停在路边等待。这看起来就像一场疏散。

有些人离开时抬头看了看十层，但大多数人一直低着头，别开视线，仿佛他们与十层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没人使用“检疫隔离”这个词，但梅查了下。四十天。有段时期，船只在进入威尼斯港口前要等待四十天——他们希望这段时间足够一种传染病自取灭亡。

在禁闭期的第一天，两个男人从食堂推来一车三明治作晚饭。他们戴着白色的纸口罩，声音像外科医生一样含糊不清。梅看得出他们的想法。他们一人守着电梯，一人把餐盒放在地毯上，仿佛早就商议好了这番行动：要尽快离开这片受污染的空气，越快越好。

这层楼仿佛变小了，太小了。在梅看来，楼里住的学生像是翻了几倍。他们手握门把，手指拂过电灯开关，光脚站在地毯上，往水池里吐痰。碎发在空中到处乱飘。

要有胃口真是太难了。当其他女孩一边闲谈一边抱怨时，梅专心咀嚼，感受三明治的生菜叶触碰牙齿的凉意。

不能做的事，不能见的人。这话题一下子让女孩们变得神神道道。“如果我们习惯了分离，就不会那么难熬了。”一个女孩说。据她所言，她的男朋友住在另一栋宿舍楼。

而日子似乎也比以前长了，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仿佛时间需要在空间中移动才能前行，而现在，时间停滞在了一个小地方。

梅的母亲再次来电。

“你电话打得也太多了。”梅说。她在咀嚼时捂住嘴，仿佛边上有人在看似的。

“我只是担心你，”她母亲说，“我担心得不得了。”

母亲的嗓音，那样着急，那样尖细，却起了安慰的反效果，如同在牙龈肿痛时不断触碰那颗牙。

“我挺好的。”梅说。

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毛坯墙间回荡，像是放大了。她只获准从原来的房间带过来一个包。原来的房间，卡拉病了的那间，如今已被黄色胶带密封。她现在住的是一个空房间，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声音变得柔和，唯有孤寂的回响。

“他们知道那是什么了吗？”母亲再次问。

外头的走廊上，梅听到有个男孩在跑步，从楼层的一端慢跑向另一端，一次又一次往返在这条临时跑道上。“古怪马修”，这是别人给他的称呼，用来区别其他的马修。不过，跑步看起来倒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

“我和你说过了，我不知道。”梅说。

她听到了母亲的呼吸声。

“我爱你。”母亲说，但语气有些僵硬。他们家不是那种会大声把爱说出来的家庭。“爱”这个词让他们感觉有点过，它所流露出的，比起温情，更多的是危险。

“我也是。”

在那之后，她听了一会儿那个男生在走廊里跑步的声音。梅无意间听见他说过一次他在练习马拉松。他说他喜欢光着脚跑，就像肯尼亚人、古希腊人，人就该这么跑步。他的脚步落在地毯上。他每次跑过梅的房门，都会有一瞬的阴影，靠近，远去，回来，就像间歇的嘀嗒钟声。

在隔离期的第二天，透过自习室的窗子往下望，会看到停车场上有人用粉笔或面粉写了几个硕大的白色字母：AYANNA。艾安娜，一个女孩的名字。此外还有别的字符，也许是一串密码，或是什么东西的缩写，在柏油路面上万分醒目。附近有个男孩在阳光下眯着眼，等着自己写的东西被大家看到。

梅能感受到那些字母背后花费的工夫、计划和辛劳，以及那个男孩弯下的腰。没有谁的腰也像那个男孩一样为她弯下过。

“真是闲着没事干。”跑步的古怪马修说。他也站在窗边，光着脚，汗流浃背，正拿着保温杯大口喝水。“是吧？”

附近有扇窗“吱呀”一声打开了。来自巴巴多斯的女孩艾安娜，正穿着睡衣向那个男孩用力挥手。她穿着V领上衣、牛仔裤和人字拖，脚指甲涂成粉色，牙齿洁白，皮肤光滑，透着简单而自如的美。她的口音活泼悦耳。所有男孩都喜欢她，也许女孩们也喜欢她，因她漂亮可爱而原谅她——因为她的光芒四射不仅来自她的长相，还来自她的温暖，那种近乎从脸颊上闪耀出来的善良可亲。她是走廊里唯一对梅表露善意的女孩。

一看到艾安娜，停车场里的男孩站起身，举起双臂挥舞，像是个示意直升机下来救援的人。艾安娜向他大声呼喊，可他听不见。他在耳边张开手。很快他们拨通了电话，但依旧在挥手，仿佛两人间用绳子连了两个锡罐。

梅站在窗口看着他们，直到一阵悲伤涌上心头，快得像肾上腺素。她拉上窗帘。

她给老朋友卡特丽娜打电话。现在她明白了，她该和卡特丽娜去伯克利的，或者去加州艺术学院——她本想去的学校。她可以在那儿修习真正想学的东西：绘画、油画，或两者兼修。真邪门！卡特丽娜听了卡拉和其他人的遭遇后感叹。梅当即感受到她的老朋友正在与她渐行渐远。这听上去不像她，她怎么会用“邪门”这种词。其实，每个人都在渐行渐远。

同一天，两个新医生来到宿舍十楼。其中一位是来自美国东海岸的专家。她穿着绿色医护服，套着绿色分指手套，戴着厚厚的奶油色口罩。口罩清爽又干净，像是刚刚拆封。

她检查了他们的眼睛，看了他们的喉咙，还听了他们的心跳。尽管这一层的每个孩子都正常地醒了过来，她看起来依然惴惴不安。

她说：“潜伏期可能会很长。”仿佛他们的身体是个计时器，这点其实不无道理。“它潜伏得越久，就可能传播得越广。”

轮到梅接受检查时，医生递给她一个和自己脸上一样的口罩，松紧带松松地垂着。

“从现在起，你得每时每刻戴着它。”医生的态度像在做实验，仿佛她面对着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危险的化学制品。

梅看着她的脸，如同看着飞机颠簸时的乘务员：如果他们继续倒咖啡，并不会出什么事——有些骚动只会干扰到没经验或未经训练的人。可这个医生的脸绷得那么紧，像是专业素养，反倒起了反作用。“而且你不能和他人有任何肢体接触。不能接吻。”医生接着说，“也不能做爱。”

梅的脸一下子变得火辣辣的。有时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

第二个医生跟在第一个医生后面，她是个精神科或类似的专业医生。

这位医生向梅询问卡拉死前的精神状态：“你的室友最近有听到什么令她沮丧的消息吗？”

“我不太了解她。”

“她有表现出什么消极想法吗？”

“在我面前没有。”

“那在其他人面前呢？”医生追问。

梅摇了摇头。

“我也不了解他们。”

在那之后，因为紧紧贴在脸上的口罩，他们看起来都更像病人了。贴着脸颊的纸面让梅感觉很热。你能感受到自己在呼吸，你无法不去想它，不去想那飘忽不定的节奏，仿佛口罩反而提升而不是降低了得病的可能性。同时，另一种折磨在宿舍中蔓延开来——一种梅从未体会过的疲倦。

她花了很长时间从自习室的窗子向外看，望着远处闪闪发亮的湖泊在烈日下萎缩。水退下后，撒满上千件失物的沙滩显露出来：沉没数年的几十年前生产的帆船，锈得只余模糊轮廓的古老卡车……这片曾在她看来如此浪漫的风景，忽然让她心神不宁：位列湖畔斜坡边的树木生病干枯，树体在死后依然矗立，树枝被火烧得焦黑，树干被甲虫从中吃空，正如生物学教授曾讲解的那样。可它们依然屹立不倒，像墓碑一样。

她忽然想到卡拉，想到她的身体，她的骨头。真是荒谬，这种时候卡拉去世的糟心事竟也能跳出来打断她的思绪。

“你在看什么呢？”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问，仿佛梅发现了什么秘密的转移注意力的消遣，得分享给大伙而不是藏着掖着。

“没什么。”

一阵风刮起，梅看着风一点一点吹散了写着艾安娜名字的粉笔字。

这时，身后飘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想象一列失控的火车。”

“啥？”梅问。

是马修，古怪马修，穿着运动短裤，光着脚。他的口罩斜挂在脸上，一头高一头低。

“想象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

“天哪。”自习室的另一个女孩说，“别再是那列该死的火车了。”

以前远远看着马修时，梅觉得他的言行举止中透着一种奇异的敏捷，他的身子一定得每天坚持跑步才能那么稳健。

“火车径直冲向那些人。”

马修刚在走廊里痛快地跑了一场，依然满头大汗。梅看到他一绺绺乌黑的鬈发上挂着汗珠，衬衫也渗出了汗水。她还闻到了汗味。

“他们为什么被绑在铁轨上？”梅问。

“那不是重点。”马修盯着梅说。梅不太敢直视他的眼睛。她注意到他衬衫的腋窝下有几个洞。

“现在想象铁轨边有根操纵杆。你一拉操纵杆，就能让火车变道，救下那些人。

“不过搞怪的点来了：那条道上也绑着一个人。

“如果你拉动操纵杆，就会救下五个人，但也会杀了一个人。”

马修全身都在颤动，就像在释放一种他容纳不了的能量，能量还以这种方式释放：对一个从未交流过的女孩说出一大串话。

“你会拉动操纵杆吗？”

如此深入一个问题让梅感觉很好，这也许是她在这层楼上所经历的最长的一次对话。

“我认识那些人吗？”梅问。

这个问题应该挺重要，可马修摇摇头，像是在否认，像是在表示这一点都不重要。

“我猜我会拉动开关。”梅说。

“真的吗？”马修看上去从她的答案或共识中获得了某种释然之感。

走廊里忽然一阵骚动。护士们又来给他们量体温了。

马修接着往下讲。

“可要是没有变道操纵杆呢？如果让火车停下的唯一办法是把某个沉重的东西推到铁轨上呢？如果附近唯一的重物是个大胖子呢？”

梅预想到了问题的走向。

“你会把这个男人推下去吗？”

这个问题比上一个简单。

“不。不可能。”

“可这不是和拉动操纵杆一样吗？无论哪一种，你都要杀死一个人，救下五个人。”

“我觉得这不能相提并论。”

一个护士冲进自习室。“嘿！”她的声音透过口罩传出来，“你们俩靠得太近了，你们必须时刻保持一米五以上的距离。”她边说边晃动戴着绿色手套的手指。她的绿色护理服随着她的走动飒飒生风。

梅退后了一步，但马修站在原地，也许是没听到护士的话，也许是不在意。

别的孩子成天躺在走廊上，等着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改变，至少等着下一顿饭送来。没过几天，他们就变得昏昏欲睡，行动迟缓，可谁敢断言这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无所事事呢？

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天气。天空那么广阔，太阳那么雄伟，午后阳光下的叶子那么晶莹剔透。他们“啪”的一声推开纱窗，不顾蚊虫叮咬。他们将手臂伸出窗台，只为感受外界的气息拂过皮肤。

梅能想象这一幕在外头的人看来是什么样的：从窗里探出脑袋就像火灾的被困人员。不过，梅很快就没必要想象了。停车场上已安置好两辆新闻车，向全国转播实况。孩子们挤在屏幕前，指着自己说：那是我们！那是我们！我们上电视了！

可兴奋劲儿很快就消失了。无聊回来得一次比一次快。这种软禁没有尽头——这种感受迅速缠上了他们。

第三天，一个男孩终于打破了单调乏味的气氛。他是个吉他手，大家叫他“醉汉托德”。他向来爱睡懒觉，因此直到中午，才有人注意到他没有醒来。

他们能听到他躺在担架上时的呼吸，看到他粉嫩得像孩童的眼皮。急救人员像桨手一样，将担架如漂流般运出走廊。他是三天来，第一个离开这层楼的人。

这一次，其他孩子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仿佛他们生来就时常要面对这种水深火热。他们有的十七岁，有的十八岁。可一些技能会快速习得，就像语法，早已存在，只是在等待被用上的那一天。

那天下午的自习室，梅在读书，艾安娜趴在桌上睡觉。屋里只有她们两人，伴以同一空间的两位读者无声无息的同志情谊。前后发生的事很微妙：艾安娜把书放在手边，划清自己的界限，随后慢慢地把头搁在手臂上。没有昏厥。没有晕倒。口罩好好地戴在她的脸上，洁白干净。

“你还好吗？”梅隔了大半个屋子问。她的心脏开始怦怦直跳。

叫醒一个你不太熟的人像是一种冒犯。梅碰了碰艾安娜的肩膀，轻声叫了她的名字。一片阳光照在艾安娜的背上。

“你还好吗？”梅再次问。艾安娜咕哝了一声，令人宽慰。她轻轻点了点头。她点头了。梅会记得她的点头和那时舒了口气的心情。

梅走回窗边自己的椅子。

自习室的门忽然开了——是马修。一看到那个奇怪的男孩，梅忽然感到心花怒放。也许他又有问题要问她，也许他想知道她的想法。

他的确带了个问题来。问题是这样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口罩让他的话含糊不清，“艾安娜？”

“她没事。我想她只是累了。”梅回答。她的书正放在大腿上。

“艾安娜！艾安娜！”

这回，艾安娜没有出声。马修开始摇晃她，她的一条手臂耷拉下来，脸颊“啪嗒”一下碰到了桌面，头微微转动，手臂在下头晃荡。

马修转向梅。

“你就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做？”

屋里渐渐被闻声而来的孩子填满，他们的声音就像磁铁，吸引来了别的孩子。“艾安娜！”口罩下不断传出呼唤声。有些孩子害怕靠近她，便远远地呼喊：“艾安娜！艾安娜！”

另一栋宿舍里，喜欢艾安娜的男孩正在做爆米花或洗衣服。也许此时此刻他正在想着她。

“她说她没事。”梅告诉他们，可他们不听。梅口罩下的脸颊火辣辣的，双眼开始灼痛。“她几分钟前还说自己没事的。”

艾安娜的头沉重地搁在桌上。你得靠很近，才能看到她呼吸时背部微弱的一起一伏。这是个令人不安的转折点——一天两起病例。

“还有她。”马修指向梅，“她就坐在那儿看书，像个没事人。”

在急救人员来接艾安娜前，梅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在亮绿色的床单上蜷缩了很久。床单是八月份精心挑选的。她曾希望，床单的主人在大学里不要再像之前那么不苟言笑，要幽默开朗一些，勇敢大胆一些。

她感到喉咙一紧，眼泪落了下来。隔壁传来电视机轻微的震颤声，还有比这更寂寞的声响吗？

在那之后，她独自一人在屋里待了很久，以至于没听到次日的新消息：又有两个女孩病了。

THE DREAMERS 10

颤动的眼皮，紊乱的呼吸，明显松弛的肌肉。每来一个新病人，凯瑟琳都会再次注意到这些特征，它们意味着那些沉睡的人可能在做梦。

真是不可思议的病例。好奇心是驱使她不断往返圣洛拉的一部分动力。

在她第三次去圣洛拉时，一位睡眠专家证实了她的观点：大脑活动成像显示，这些沉睡的人的确在做梦。

梦从未如此勾起凯瑟琳的兴趣。精神病学界跨入一片新的领域。她的大多数同事会论证梦毫无意义，不过是由大脑的电脉冲随机生成的心智垃圾。顶多有些人会说，梦就像宗教，是科学领域外的一种力量。

但在那一晚漫长的回家路上，她满脑子都在想孩子们正在做什么梦。

也许他们梦到了失去的人和离去的人、一面之缘的人和亡故的人。他们一定梦到了爱人，真实的，幻想的，那个酒吧里的女孩，那个曾认识的男孩。或许他们会像凯瑟琳一样，时常梦到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凌乱的桌子和电脑桌面，往洗衣机里塞衣服，盘子撞得叮当响，修剪杂草丛生的草坪。也许他们梦到自己飞了起来，或梦到自己能杀人。也许他们梦到自己怀孕了并为之欣喜，或梦到自己怀孕了而彻底崩溃。或许，其中一两个人会在梦中解开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就像十九世纪的德国化学家凯库勒，他坚称自己发现苯的新结构是来自梦的灵感——他梦到蛇咬住自己的尾巴，因此联想到苯的环状结构。

如果哪个孩子梦到自己从高处坠落，那他将会平生第一次在身子落地前没有醒来。反之，他们会梦见撞击，以及撞击之后发生的事。

当然，这些梦的真实内容无法记录。一些病人做梦时的脑波被电极捕获，投射到屏幕上，如同阴世的剪影。凯瑟琳和几位睡眠专家在看到影像后大吃一惊。这些不是正常人睡眠时的大脑，也不是昏迷者的大脑，这些大脑活跃得超乎想象。

当凯瑟琳上路回家时，消息已泄露到了媒体那儿，并从车载广播播音员的口中传出来：他们的大脑活动超过了迄今所有人类大脑的记录——无论是清醒者的大脑，还是沉睡者的大脑。

THE DREAMERS 11

同一天晚上，离学校十个街区的某栋灰色大房子的厨房里，一位母亲正在给新生的宝宝唱歌，父亲正在烧晚饭。

他们当然听到了新闻。但此时此刻，还不到十天，他还能享受平底锅里炒成褐色的洋葱的香气，感受掌心中婴儿的小脑袋散发的温暖。他边打开红酒边对安妮说：“看到了吗？越来越顺了，是吧？”

宝宝出生十七天了。

本和安妮都是访问学者，刚刚搬到圣洛拉定居。他们装行李的盒子还散布在松木地板上，书像柴火一样堆在餐厅里，解体的书架等着用螺丝钉修理，安妮的牛皮纸印刷物东一摞西一摞地靠在墙边。还有一个足球，干净洁白，与烤架一同因一时冲动而买下。还有一个后院。你能想象吗？一间单独的婴儿房。一栋大房子。这片空间让他们欣喜若狂。他们还年轻，不过没那么年轻，余生之中也就现在还容他们这么想。

安妮坐在餐桌边，穿着素来一直穿的短袖和短裤睡衣，棉布下的乳房胀鼓鼓的——比以前大了很多，乳头和乳晕变大变深，变化大到让安妮觉得这像别人的胸。

格蕾丝睡在她的臂弯里，一只粉嫩的小脚丫搭在另一只上。

“你能再温一瓶吗？”安妮问。

安妮的奶水来得很慢。她和本就像等待幼崽茁壮生长的两只动物，可有一段时间，孩子每次上秤都比原来轻，给他们一种快要飘走的感觉。第一周有位护士说，她是个瘦弱的小家伙。这话让安妮在医院当场放声大哭，也许是因为荷尔蒙，也许是因为筋疲力尽，也可能是因为一种更简单的东西——爱。

但他们终于拨云见日。孩子的体重总算上去了，多亏了其他母亲的奶水，由母乳多的母亲捐给医院。此前这让本心里很不是滋味——让女儿喝别的女人乳房里挤出来的奶。可如今，为了解燃眉之急，他得给予女儿她所需要的一切。

当安妮的手术切口逐渐愈合时，本无师自通，学会了给孩子洗澡、换尿布，还包揽了一系列洗洗刷刷的活儿——刷碗、刷碟子、洗床单、洗衣服，水池中总有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响声。活太多，性生活又没有，他还没洗澡，一天就结束了。十七天来，他们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睡眠：倒头就睡，说醒就醒，就像啜饮盐水来解渴。在合眼前，他们总是放不下心，频频起身。每小时都被需要，每一刻都不得懈怠。这正是本所恐惧的在有孩子后会发生的事，但他未曾料想到被如此索取竟那么欢愉。

这样昼夜不分的分分秒秒在今晚戛然而止。在始料未及的寂静中，他们在几周来第一次满心欢喜地意识到：他们总算有空做个沙拉、烧条鱼了。

本在水池边一边洗生菜一边想：现在我和我的妻子在一起，现在我们和女儿格蕾丝在一起——仅仅说出女儿的名字都让他很开心。有些事说出来竟那么令人欢欣，如此简单，如此平实。

要说他们完全不在意学校发生的事也不尽然。几个生病的素不相识的学生，可怜的孩子们，不过没一个在他们的班上——这不过是每天都注定会被忽视的上百件惨事中的一件罢了。闭上眼睛，即能生存。

安妮将头转向后门，说了些什么，可本不太听得清。

“你刚说了什么？”本关上水龙头侧耳听。“你听到了吗？”安妮抱着宝宝站了起来。宝宝感受到动静，开始扑腾——她像鱼一样弓起背，小脸因牵拉背部涨得红扑扑的。“外头的鸟儿要疯了的样子。”后院里，住在空调边的几只燕子惊慌地大叫，它们的巢依附着窗台。那个巢是他们最早的发现之一，比黄昏时在湖面上游来游去的幼鹅还要来得惹人喜爱。他们竟来到了一个如此生机勃勃的世界，连空调都助了一臂之力。

安妮在学校处于临时职位，她要在一个物理实验室待两年，而本只是兼职，教文学。但这有种不卑不亢的魅力，就像脚下扭曲变形的地板，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缺憾。

“也许这附近有只鹰？”安妮说。她抱着蜷在一边臂弯里的格蕾丝，“咔嗒”一声打开纱门。她走得很慢，剖腹产的伤口仍有些酸疼。“也许那只鹰惊扰到了它们？”

她赤脚站在院子里，眯起眼透过镜片往外看，同本一样没有洗过的黑发扎得很松，蜷在她的后颈处。

她扫视淡蓝的天空。日光刚刚开始暗淡。篱笆后是片树林，梨树紧凑地排列在斜坡上。斜坡顶峰，离这儿一英里左右，是一大块焦黑的土地，这是上一场野火留下的零星证据。

院子里，两只燕子正在巢和橄榄树间惊慌地来回跳动。隔壁的黄色房子看上去没有人住。

“嗨，小鸟！”本想逗乐安妮，“你们这群小家伙怎么了？”

他喜欢安妮微笑时的嘴型，喜欢她不太整齐的小小贝齿，还喜欢她涂了润唇膏的光亮嘴唇。

“对啊，你们这群小家伙怎么了？”安妮说。

他们的鸟儿继续啼啭。没错，他们将燕子视作自己的鸟儿。

格蕾丝突然睁开眼，细细的胳膊向两侧弹开，像是受了惊吓。

“你听到了吗，格蕾丝？”本说，“那些是鸟，鸟是唯一能飞的动物。”

育儿建议里有一条，要尽可能对孩子多说话，但就算没人告诉他们，这种冲动已油然而生——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她。

搬家后不过三个月，他们已经感觉到离开布鲁克林的房子就像跳出了一个樊笼。那栋三百平方英尺的房子见证了太多不快，能来到这里放松身心实在太过幸运。这儿三面环山，被国家森林覆盖，时有松脂的香气飘过篱笆。夜里，他们常常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听着树林里蛐蛐儿的鸣叫和孩子们嬉戏的声音。椅子是在一个庭院旧货摊上花十美元买下的。还有星星——你真的能看到星星。还有小屋——这儿真有人住在小木屋里。还有草莓、土豆、鳄梨和玉米，在进入小镇的公路边的蔬果摊上有卖，那儿每天都摆满了从峡谷里采来的水果。他们在这儿待了好几个月，等待孩子降生。

另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同燕子的叫声一样急切，或更甚。有人在不停地按门铃。安妮和本眼神一对，心领神会，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就是婚姻造就的效率。

本去应门，看到了门外的人——隔壁的那个小一点的女孩，穿着拖鞋站在门廊上，看上去和燕子一样心烦意乱。

“抱歉。”她话不成句，黑色的眼睛盈满泪水，脸颊粉嫩。

她大概十岁，或十一岁，嘴里抿着自己的一缕头发。本不太习惯和孩子们交流。

“你还好吗？”他问。

妻子突然出现在他身边，接过话头。

“哦，天哪，你怎么来了？”安妮惊讶地捂住嘴。

“出了点意外。”女孩说。她的耳朵上缀着小巧的瓢虫样子的耳钉。

安妮伸出手，想要触碰她的肩膀，但她退了一步。

“我不能碰任何人。”女孩说。安妮瞟了本一眼，眼神一闪。

“你为什么这么说？”安妮问，可女孩没有回答。

他们注意这对姐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常看到两姐妹在早晨走向公交车站，在晚上给地里的蔬菜浇水。他们知道她俩会在那栋又大又旧的房子的窗沿或屋顶平台上坐着看书。两人安静的性子和她们成天扯着嗓门因一棵树的事而发飙的父亲反差极大。无论他和安妮怎么解释，她们的父亲都不相信他们只是租了这间屋，而房屋的主人才是砍倒冷杉的人。

“我们能帮到你什么吗？”安妮问女孩。

就在这时，隔壁房子的窗户“吱呀”一声打开，女孩的姐姐冲她大喊：“莉比！”听到向来安静的女孩大声叫喊，真叫人吃惊。“快回来！快回来！我认真的。”

两个女孩在恐惧——本能从她们脸上看出来。

街对面，一位穿着蓝色护理服的护士刚刚到家。本只知道她的名字——芭芭拉，仅此而已。她看向他们的方向，或许在好奇，或许在思索，但她没有停下脚步，直接进了屋。

“抱歉，”门廊上的女孩说，“我需要进你们家后院，一会儿就好。”

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无论这个女孩提什么要求，他都会满足。十年后，他的女儿也会是这样。他一边抱着格蕾丝，一边自言自语，想象自己在对长大后的她说：当你还是个宝宝时，我们住在加州。

“那你就进来吧。”他对女孩说。

女孩不肯进来，所以他们绕了远路，转过屋角。三个人一起——他，抱着宝宝的安妮，还有女孩。他拉开侧院的门闩，用力推开门。女孩跑了进去。

他们不再向她发问。

女孩很快在橡树后的草丛里蹲下身子。他们终于看见：院子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只白色的猫咪，咬着一只小燕子，齿间垂着一对幼嫩的翅膀。

“松口，克洛。”女孩说，“快点松口。”

随后，本会将这一刻视作arche kakon[1]——劫难的开端，他常常在讲解古希腊悲剧时提到这个词，写到白板上给学生们看。那只猫咪宛如后续一切崩坏的预兆。可安妮会嘲笑他的这种想法。她是个科学家。他的妻子——一位物理学学者——她会说，你太迷信了。可她的物理学不也神乎其神、玄之又玄吗？

女孩捏住猫咪的下巴，直到它松开嘴。鸟儿落到地上。是一只雏鸟。死了。

“我们家的纱门有个洞。”女孩双手将猫咪捧起来，“这只猫老是往外钻。”

她跑出院子，随后传来她家前门关上的声音。

本在鸟儿边上蹲下身。小小的翅膀，纤细的足。他能看到猫的牙齿咬穿的羽毛和血肉的伤口。

他们的鸟儿一直在上方哀鸣。它们知道多少呢？它们感受到了多少呢？

“那两个女孩，你觉得她们还好吗？”安妮问。她的眼中含着泪水。孩子出生后，有什么东西变了，荷尔蒙或者人生观——谁说得清呢？安妮望着隔壁的房子，咬住手指。这是她的小习惯，因此她甲床边缘的皮肤才那么粗糙红肿。本碰了碰她的手腕，她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他说。忧郁悄悄潜入脑海，沉重而熟悉。“但愿她们没事。”

但你永远无法知晓别人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在布鲁克林的邻居永远不会猜到，安妮去年搬来后有多么想搬走。

他们打算继续用餐，可洋葱已经烧焦了。很快宝宝醒了，哭声响彻厨房。

本先前忘了解冻母乳，便立马跑去取来一瓶，将瓶子放在水池的温水里不断翻转；而安妮正试着给格蕾丝喂奶，但流出来的奶只有寥寥几滴。格蕾丝越来越无助，小脑袋不停地从安妮胸前扭开。“我真是不敢相信，你居然忘了温奶瓶。”安妮从本的手中夺过奶瓶，放到水龙头下方，仿佛在她的注视下，奶瓶里雪泥般的母乳会化得更快。本明白安妮的言下之意，也心知自己总是心不在焉。“我们现在有孩子了。”安妮说，“你不能再成天没头没脑的了。”

本早已领会，一个孩子既能将他们联结，又能使他们分离。

随后，安妮带着孩子走上楼，身影消失在楼上。本将一杯葡萄酒一饮而尽，虽然他本不想喝得那么快。有些东西变了。心情被糟蹋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渐渐脱离掌控，这在布鲁克林又发生过多少次呢？他又喝了一杯。

这一夜，他又做了过去两年反复做过的一个梦：安妮离开了他，和她的论文导师在一起。一些连接紧密的纽带在夜里松开。这场梦里，安妮还带了她的孩子。梦里还出现了新的事件：在梦的尾声，他的牙开始松动。

对那些相信梦有特定含义的人来说，掉牙可非同一般，它象征着焦虑或恐惧。那些人会说，梦预示了次日清晨乃至之后将会发生的一切事。但本一直极力劝服自己的学生远离那类读物，要求他们开拓思路，不要浅尝辄止，不要只图省力，而要求真切实。那些孩子啊，他们只想要现成的答案，一以贯之，仿佛每个故事都不过是一段能解开的密码。

事发后本会告诉警察：出事时他醒着，躺在床上但没睡着；安妮躺在他边上，一条腿从被子下面伸出来；孩子在安妮怀里，呼吸缓慢而平稳。

清晨六点，万籁俱寂，晨光熹微。

一声巨响打破静寂，轰响如雷鸣，但比雷声要近，震得窗框吧嗒作响。有些声音会唤起某些画面，使之跃入脑海。

“怎么了？”昏暗中，安妮猛地坐起。本看得出，她分不清自己是在做梦还是真的听到了响声。汽车报警器在外头响个不停。

他够到灯开关往下按，但灯没亮。断电了。

他的手在颤抖。格蕾丝哭了起来。

他穿着平角裤走到窗边。街对面，护士住的地方出事了，但隔着烟雾看不清楚。

“发生什么事了？”安妮又问。

透过茫茫的烟雾，本看到房子倒了。墙体塌陷，留下一堆黑乎乎的木头，燃着几簇小火。草地上遍地是碎片。

“街对面的房子，看起来好像爆炸了。”

邻居们陆陆续续来到街上，手捂着嘴，小跑到有花园浇水带的地方。水流喷了出来，空中纸屑纷飞。

“爆炸？”

街角的电线杆折断了，电线像花环一样搭在树上。警笛声从远处传来。

随后，当消防员奋力扑火时，警察让人群远离现场。本和安妮穿着睡衣站在其他邻居身边。本抱着格蕾丝，她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收敛了玩心，仿佛也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太阳升起，普照大地，街上的每条狗都在吠叫。人们议论纷纷，揣测事故的起因：出故障的电热水器，或是烧了太久的煤气灶。“有这可能，”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煤气灶没关，烧了好几个小时。”

所有人都希望护士不在家。也许她在上班，上晚班。但他们都看到，护士的车就停在车道上，挡风玻璃四分五裂，沾满黑色污痕。

“先是那些学生病了，”一个中年女人说，“现在又出了这种事。”

有人试着看向乐观的一面：“至少火势没有蔓延到别的屋子。”人们经常会这么说。有时候，想些更糟糕的事、更倒霉的人，会让人好受一些。

隔壁的两个女孩一直待在屋里。本看到她们在屋顶平台上俯瞰街道。救火车驶来，车光照得她们的脸微微泛红。

同时，她们的父亲在屋外不停忙活。他站在一架梯子上，厚重的络腮胡，没穿衬衣。空中传来锤子和钉子的敲击声。

安妮第一个注意到他。“天哪。”她说，“我想他是想把窗户封起来。”

他看上去像个海员，正在关闭船甲板底部的舱口，似乎在为一场无人预见的风暴做准备。

[1] 希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