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或许因为我做了什么在道德层面触怒营销部门的事情，就在英国精装版《绝对笑喷之弃业医生日志》出版之际，我被流放到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全英巡回签售活动之中。

这场签售迅速加深了我对自己国家的了解——从克里克豪厄尔到圣博斯韦尔斯，再到利瑟姆圣安斯——此行中唯一的不和谐因素就是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地方。唉，而且这些地方全都没有手机信号。

在下榻的第一家酒店，我问前台无线网络密码是多少，他的手摇摇摆摆指向门厅里那台公用座机。只见Windows95系统的标识缓慢浮现在它那阴极射线管显示器上，它的帧同步可能在戴安娜王妃去世那年也跟着一起去了。房间里令人抑郁得闷热，楼上还有人似乎在一刻不停地往一台巨大的工业用碎纸机里扔钢铁滚珠。凌晨两点火警响起时，我在想：需要多么严重的烧伤，才能让我从这场巡回签售中摆脱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这两个月是我一生中最有趣、最满足的日子。

这本书显然牵动了人们的神经。一夜接着一夜，村政府行政大厅里聚满了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充满热情关切的乡民——大家向来没意识到医务人员面临着多大压力，也不知道这份工作对医生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能传达这样的信息真是让我受宠若惊，看到大家都在仔细倾听，更是让我倍感鼓舞。

我学到了很多——大家对医疗服务的热爱简直超过了任何宗教，超越了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党派；还有，如果某位听众年逾七旬，他可能就接受不了“脱套”的故事。

每场活动最后都是提问环节，人们总会提出相同的问题：“我能做些什么？”我谈论了地方支持运动的重要性，以及给报纸写信、联系议员、恰当使用社交媒体、联合起来推动革新，以及依靠集体力量对抗法律挑战的价值。

签售几天后，我发现很多人在提问时都以这样的方式开场：“我儿子/女儿/伴侣/邻居/母亲/最好的朋友/叔叔……也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我开始让现场观众举手，看看多少人和医疗服务体系工作人员有着直接联系——通常全屋最多有一两个人不举手，大部分情况下所有人都会举起手来。当然，这也说得通——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雇佣了大约150万名工作人员。我自此才意识到，对于“我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有个更简单、有效的答案。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几乎不费吹吹之力。

那就是：问问身边的人，他们这一天过得好不好。

他们会说：“就那样吧。”然后立刻改变话题，或者把聊天重心转到某件趣事或者其他事情上。但你一定得让他们明白，永远有人在等着倾听他们：你明白每天不可能“就那样吧”，疾病的本质就意味着，上班时发生的坏事一定比好事多。因此请不停地问下去，好让他们有机会在每次值班后卸下重担，无论是发一小阵脾气，还是咆哮一顿，又或者彻底崩溃、痛苦。

别受那种根深蒂固想法的影响——说什么医生和护士不需要，或者不应该谈论这些事——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恰好造成了医务人员大量离职，造成坚守职责的人因为压力过大而生病、请假，甚至造成那些感到难以承受的人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我们都需要有人倾诉，别让他们有苦倒不出。让他们知道你就在那儿，对那些给予关怀的人也以关怀回馈。

虽然他们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总爱把生生死死的玩笑挂在嘴边，但他们依旧是那个小孩子，高中毕业时武断地在大学申请表的“医学”一词旁打了个勾。他们是像你一样脆弱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