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

这是我写过的最后一篇日记了，从现在开始，你从这本书里听不到任何笑声了。

医院里的每个人都很善良。他们跟我说这不是我的错，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让我提前下班回家了。可是我感觉自己像是只扭伤了脚踝，虽然人们面露关切，不停地问我：“你还好吗？”但他们都觉得我明天就能恢复正常，照常来上班，心里也会彻底忘掉这场悲剧。倒不是说他们都是些冷漠和硬心肠的人——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每次出事都哀悼一番，也不可能请一个月的丧事假，生死不过是医生工作中太过平常的一部分。

整个医疗体系都是这样的，不存在所谓淡季，不能请病假，更别说允许你因为心情不好而休息一天了。说实话，医生们也不能承认这种事情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心理冲击。想在这行混下去，就得学会说服自己：这些悲剧不过是你工作的正常组成部分。你不能老去想什么命运之神的问题，要不会疯掉的。

之前我也见过不幸去世的婴儿，也抢救过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母亲。但这次不同——悲剧发生时，我是整个科室里级别最高、经验最丰富的人，大家都依靠和信赖我，希望我能解决问题。我承担了如此大的责任，最后却失败了。

从医院管理层的角度看，我并不构成渎职，也没有人要追究我的责任。医学总会判断渎职的标准只有一个：“其他医生在同样情况下是否会采取不同措施？”不会，大家都会采取一模一样的措施，结果自然没有分别。但对我来说这远远不够。我心里知道，假如我能做得更好——更勤奋，观察更敏锐，更……我可能会提前一小时去查看病人的情况，可能发现胎心宫缩图上出现的细微变化，可能救了孩子，可能让母亲免受一辈子的折磨。这些“可能”盘旋在脑海，让我无处可逃。

是的，我第二天又照常回来上班了。外表看上去还是那个人，但从此以后我变成另外一名医生了——我不敢再冒任何风险，不能忍受再出任何差错。胎儿心跳略有下降我就会立即剖腹产；必须是我亲自主刀，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想也别想。我知道很多妈妈要因为我的缘故承受了不必要的手术，也知道同事们失去了宝贵的手术机会，但如果这么做能保证产妇和孩子都活着离开医院，那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以前我也嘲笑过那些过分谨慎的主任，还冲他们的背景翻过白眼，可现在我懂了。他们都经历过自己的“可能”时刻，那些时刻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

况且，我也没有真的在直面问题，只不过是在顺其自然。6个月了，我一次都没笑过，感觉笑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就像失去了至亲一样。我应该去接受心理治疗的——事实上，医院应该主动给我安排心理咨询。但大家都遵循着沉默原则，导致沉沦的人一直得不到帮助。

令人无奈的是，无论多么谨慎，悲剧总有一天会重演。事情总是这样，你不可能制止那些无法避免的事情。一位诙谐的主任医生曾经这样告诉学生：到了退休的时候，他们会拥有一辆车身上喷着自己名字的公共汽车，上面坐满了死婴和脑瘫的孩子。用医院里的话来说，这份工作就是充满了“负面事件”。如果无法承担，她说，最好赶快转行。如果能有人早点儿跟我说这番话，也许我真的会三思，也许我会去申请其他精英专业，而不会蹚进这滩浑水。

我咨询了兼职的可能性（“只有孕妇可以”）以及转为全科医生的方法。关于后者，首先我得降回住院医生级别，再花几年在急诊、儿科和精神病学科轮一圈岗。我的确想继续前行，可不想再走回头路了——万一到时发现我也不喜欢当全科医生该怎么办？

我终止了行政岗位，申请了几项半心半意的研究，还在私立科室值了几次代班医生的班。几个月后，我终于把听诊器挂了起来。一切都结束了。

我没对任何人解释我离开的真正原因，也许应该说出来的，也许他们能明白的。我父母的反应，就好像听说我即将因为纵火入狱似的。最开始我只是觉得很难解释，后来干脆不愿解释了。被逼急了的时候，我会穿上自己的小丑服，戴上红鼻子，插科打诨地讲些和肛门以及“最好笑的”病人相关的轶事。很多亲近的朋友只有读完这本书，才会第一次知道背后的真相。

如今，我只会给人们的词句做“诊断”——我给电视台写情景喜剧，有时也修改别人的剧本。如今“糟糕的一天”只意味着我的电脑崩溃了，或者某集喜剧评论特别糟糕——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怀念当医生的时候那些糟糕的日子，但真的很怀念那些好日子。我想念同事们，想念帮助病人的感觉，想念救了一位病人后开车回家时的感觉。同时我也很愧疚，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我，最后我却一走了之。

我对这份职业仍然有着强烈的亲密感——一个人不可能真的“不再当医生了”。看到路边受伤的自行车运动员你会小跑过去，也会一一回复那些发短信来咨询怀孕的朋友。所以在2016年，当政府决定对医生宣战，强迫他们工作更长时间、拿更少工资时，我仍旧感同身受。当政府不停宣称医生们太过贪婪，他们做医生只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病人的利益时，我暴跳如雷。这些才是谎言。

初级医生们在这场战役中完全溃败，因为来自政府一方轰炸性的恶毒控诉完全淹没了他们理性的、职业性的、安静的声音。我意识到每位医疗工作者——包括医生、护士、助产士、药剂师、理疗师和护理人员在内——必须大声说出他们的工作现状，这样当下一次卫生部长撒谎说大家都是为了钱才从事医疗行业时，公众才会知晓这样的言论有多荒谬。任何尚存理智的人会出于私利而选择这份职业吗？我才不相信。对于那些依旧奋战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人我充满敬意，所以不愿眼睁睁看着整个体系在无稽之谈的攻击下陷落。

辞职6年之后，我开始认真筹备手头这本书，过程中见了许多过去的老同事。他们大规模辞职的现实告诉我，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正岌岌可危。每个人都对我讲述了医生因为失去信心而大规模离开的现状。我辞职的时候，觉得自己只是流水线上出现的小故障，是个例。可现在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另作打算的医生——有人去了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有人选择去医药公司，还有人在城里开了自己的小诊所。大多数老同事正在急迫地寻找降落伞开关，想赶快从医生的泥潭中脱身而出——曾经他们都是聪明、充满爱心的医生，现在却只想躲开政客无情的子弹。要知道，曾几何时，这些人可是为了工作，一再调整他们婚礼的日期啊。

医生朋友们反复谈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和坏事。记忆如此清晰，以高清格式印刻在了他们头脑里。他们能准确说出事情发生时的产房号，即便那都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他们还能记得病人丈夫当时穿的那双鞋，收音机里播的音乐，主任通知坏消息时颤巍巍的声音——堂堂六尺男儿几乎马上要淌下泪来。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死前剖腹产的故事：母亲在他面前停止了呼吸，他把婴儿从母亲腹中接生出来，他/她活下来了。“你救错了人！你救错了人！”父亲却在一旁这样高声哭喊着。

我没资格在这里谈论该如何处理悲恸——这也不是这本书的主题。这本书里记录的只是我的个人经历，从这些个人故事里，也许读者能一瞥这份职业的真实面貌。

但我希望各位读者能记住：下次政府再向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开火时，请不要随便轻信政客们的谎言。想一想每位医疗工作者为这份工作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职业层面。请记住，他们从事的几乎是一份不可思议的工作，每个人都时刻用尽全力做到最好。你在医院里的经历可能是很痛苦的，但对于他们来说，痛苦只会是成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