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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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卡尔维诺。
解放后，卡尔维诺与圣雷莫期刊《民主之声》合作。此处的影印件为1945年5月1日的《民主之声》，卡尔维诺在头版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意大利解放之后，卡尔维诺与圣雷莫的诸多报纸期刊展开合作：《民主之声》（圣雷莫国家解放委员会的机关报）、《我们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圣雷莫支部的机关报）、《加里波第报》（费利切·卡肖内师部的机关报）。但是他的政治与文学生涯却与都灵息息相关。利用退伍军人的福利，他于9月份进入都灵文学院三年级就读。他频繁出入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并与切萨雷·帕韦塞结为挚友。幸得帕韦塞的推荐，卡罗·穆谢塔主办的杂志《阿瑞梭莎》12月份刊出了他的小说《军营中的苦闷》。12月，他还开始与埃利奥·维托里尼主办的杂志《综合科技》展开合作，发表了《瘦骨嶙峋的利古里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卡尔维诺。
《综合科技》的报头以及卡尔维诺的第一篇文章《瘦骨嶙峋的利古里亚》（1945年12月），发表在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维托里尼主办的周刊上。
“战争刚一结束，我们年轻人环顾四下，试图塑造世界的形象时，首先向我们打开窗户的就是维托里尼主办的周刊《综合科技》。它的页面为红黑两色，每一期都是世界某一地区的调查专刊。”(1974a)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埃利奥·维托里尼。
1945年，我开始围着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打转；当时我仍住在圣雷莫，不过我经常前往米兰去拜访埃利奥·维托里尼，频繁出入《综合科技》编辑部，我也经常去都灵，脾气古怪的帕韦塞立刻待我如挚友，这段友谊对我日益珍贵，那几年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与朱利奥·埃伊纳乌迪的友谊持续了近四十年，这于我至关重要，因为大约在1945年底我在米兰遇到他，他立即给我提了若干建议。当时朱利奥的想法是，我具备从事实践、组织、经济活动的天分，也就是说，我属于他试图唤醒的新型知识分子；毕竟，朱利奥素来拥有一种唤醒人们发现自我才能的天赋。
于我而言，解放后那段时期是一次重生，我开始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做些小事，主要是在分发到各省的报纸上写些广告，宣传即将出版的书籍，为外国作品或意大利手稿做些阅读卡。[……]
在米兰和都灵奔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在都灵停下了脚步，成为朱利奥·埃伊纳乌迪以及与他共事的其他人的朋友与合作者，他们都比我年长：切萨雷·帕韦塞、费利切·巴尔博、娜塔莉亚·金兹伯格、马西莫·米拉、弗朗哥·文图里、保罗·塞里尼以及在全意大利直接或间接地与出版社合作的所有其他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像我一样在那时开始从事出版工作的新生代。
于是，此后大约十五年我一直是出版社的编辑。在这段时间里，我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要比花在自己书上的时间多。简而言之，尽管表面上我处于最有利的境地，但我仍设法在我自己和我的作家职业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1984b)
1946年，卡尔维诺在报纸期刊上发表了诸多短篇小说，后来这些短篇小说结集成册，题为《最后来的是乌鸦》。从5月至12月，他负责都灵《团结报》的《时代人物》专栏，以新闻、电影和书籍为出发点展开关于时代文化与政治的批判性话题，例如：抵抗运动的传承与马里奥·谢尔巴的警察体系，苏维埃社会和美帝国主义，诗人艾吕雅的政治倾向与科米索的无政治倾向。除了《团结报》《综合科技》《重生》，他还在周刊《当代》以及工会和党政报刊期刊上发表辩论性专栏文章、风俗笔记和政治讽喻童话。他最关心的主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世界的非人道性和以比基尼岛的山羊为代表的动物世界的自然纯真形成对比：“人类不能脱离自然界，人类是动物中进化得最高级的动物，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并不会贬低人类，而是赋予他更多的责任，使他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不专横跋扈，从而阻止很多错误的发生。”(1946)
卡尔维诺与朋友们初识的那个年代。图中人物是：切萨雷·帕韦塞。
图中人物是：费利切·巴尔博。
图中人物是：娜塔莉亚·金兹伯格。
“（卡尔维诺）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刚写完一篇，他就会拿去给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和切萨雷·帕韦塞看，他们二人当时正在重新创办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一些部门。[……]费利切·巴尔博当时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他的友谊、崇高的精神和强大的感染力对卡尔维诺至关重要。”(1970a)
第一版《最后来的是乌鸦》（1949年）的封面。封面插图是耶罗尼米斯·博的画作《人间乐园》的局部图。
“1949年，我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跟所有短篇小说集一样，印刷量有限，只有一千五百册，不过足以满足评论家与少数了解意大利文坛动向的读者的需求。”(1984b)
我不会忘记解放后头几年的《团结报》，因为我在该报的专栏上进行了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的初期尝试。那时的报纸平日里只有一页，只有周日才有四页。当他们周四也发行四页时，似乎是闻所未闻的奢华。《团结报》有四个版本（米兰版，都灵版，热那亚版，罗马版）；每个版本的第三页有所不同，我便在这一页上发表短篇小说和书评。1946年，由游击队司令官领导的热那亚版的《团结报》举办了一次短篇小说大赛，两名年轻人获奖，可以说他们二人开始写作时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马尔切洛·文图里来自福尔诺沃迪塔罗，而我来自圣雷莫。我约莫记得我们每人分得了两万五千里拉。颁奖典礼在港口一个巨大的棚屋中举行，当时恰逢年末的一个民间节日，阿方索·加托朗诵诗词，声音洪亮，成千上万人都可以听得到。在都灵的第二年，我与阿方索·加托成为朋友，这期间他是皮埃蒙特大区的《团结报》的编辑。那是一段极端贫困的时期，每天晚上的消遣便是我们在大马路上边走边讨论问题。
1950年前后，意大利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都灵万齐利亚工人街区发放《团结报》的纪念照。
都灵《团结报》的编辑阿方索·加托。
我开始与都灵的《团结报》合作时，尤利西斯（达维德·拉尤洛的笔名）担任主编，雷夫·瓦朗担任第三页的编辑，而米兰的《团结报》第三页由詹西罗·费拉塔担任编辑。在1948年的竞选活动中，我担任皮埃蒙特大区的《团结报》的特派记者，之后我又接任瓦朗成为第三页的编辑，而他则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当时保罗·斯普里亚诺辅助我的工作，后来他接任我的职务。都灵的社长是马里奥·蒙塔尼亚纳，他待我如慈父一般，具有老一辈军人的风采与严谨的品质。关于这段时期，我记忆犹新的是在陶里亚蒂遇袭之后，1948年7月发生的大罢工，当时我住在都灵被占领的工厂中。(1974b)
无巧不成书，1948年7月14日，即陶里亚蒂遇袭那天，都灵的《团结报》上发表了卡尔维诺从电影《艰辛的米》剧组发来的新闻报道，报道中显示出卡尔维诺对年轻的电影女主演西尔瓦娜·曼加诺的极大热情。全国总罢工期间，《团结报》休刊，但卡尔维诺作为通讯员，依然在都灵被占领的工厂里不断工作，为我们留下了那段时期的见证。那是一篇简短的文章——《钢铁堡垒》，于1948年7月16日在都灵工会的专刊《阶级意识》上匿名发表，文章讲述了正在进行中的罢工和示威活动。
都灵伟大的心脏在工厂的门后跳动着。夜已经深了，但工人们还未入睡，他们在等待着。在这个布满雷雨云的夏夜，街道已经被细雨打湿，闪闪发亮，而在钢架塔的顶部，失眠的双眼注视着那空无一人的街道。
走近围墙，似乎一切都像每个周日的晚上一样睡着了，但是如果你打开一条门缝，你就会看见裹着深色短斗篷的老工人的白胡子。似乎自从数不尽的烟囱在郊区草丛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他就已经在那儿站岗，年复一年，他在等待他的时刻。你还会看见游击队员长发蓬乱，他张大鼻孔，嗅着四月的气息。
1948年7月15日的《阶级意识》（1948年7月14日至15日大罢工期间在都灵发行的唯一一家报纸）的头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刊登了卡尔维诺撰写的文章《都灵工人驻守工厂》。
装满巨型废料的车厢堵住了费列勒大街，后面就是牢不可破的堡垒。那是一片金属森林，那些几何形城堡高高耸立，直插阴云密布的天空。而在堡垒内部，工人们遍布车间迷宫的各个角落，他们三五成群，一边小声交谈一边走来走去。他们如此交流如此走动已经有两天两夜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的决策愈发冷静，他们的进攻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内心与交叉的双臂的力量愈发强大，现在全意大利成千上万的同伴跟他们一样，无人入眠，他们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力量排山倒海，势如燎原。
费列勒的夜景令人印象深刻。从高悬的铁桥上看去，在似雾气蒸腾的朦胧中，巨大的钢锭黑压压地堆成一座座小山；还有成堆的铁棒、庞大的运输车、硕大的压力机，这一切都像是被人类-工人驯服的庞然大物。整个厂区神秘而坚不可摧，连党卫队都害怕来这里：钢铁工人就住在这里，他们能够像拧弯炽热的钢铁一样扭转历史。
街道在低矮的棚屋和高大的金属厂房之间蜿蜒，路灯有气无力地散发着昏黄的光芒。你会看到老老少少的工人从各个通道走出来，直奔高炉车间，如同一个个发着磷光的幻影。食堂里正在召开支部会议。食堂的入口是一段巨大的管道，犹如通往世界深处的通道。
1949年，电影《艰辛的米》中的西尔瓦娜·曼加诺。
卡尔维诺与演员西尔瓦娜·曼加诺。
“西尔瓦娜·曼加诺将是电影《艰辛的米》的一大财富。她是罗马人，十八岁，拥有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的脸庞与秀发，但她的表情更为高傲，既甜美又高傲，黑眼金发，肤如凝脂，晶莹剔透，香肩美背，犹如浮雕美玉般优美，端庄又不失灵动，纤腰盈盈一握，四肢修长，凹凸有致。总之，西尔瓦娜·曼加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必须坦言，她的任何一张照片都只不过是观凤一羽。”(1948)
食堂内部已是济济一堂，所有人都表情坚定而严肃。无产阶级正迎来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外面，蒙蒙细雨中的街道在寒屋陋舍中蜿蜒。
随后，1948年9月18日，卡尔维诺以化名哈姆雷特在《团结报》上发表了一篇语调完全不同的文章，这篇文章展示了记者卡尔维诺诙谐的即兴创作技巧。
都灵菲亚特一家工厂的内部。
1959年，都灵菲亚特一家工厂的组装线。
我冥思苦想已有两个星期，但在很多方面我仍犹豫不决。第一，该如何去桑戈内呢？有轨电车是最常规的交通工具，7号线将有幸运送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去参加庆祝活动。
但随后我认为，在庆典之类的特殊场合，有轨电车太普通，你们能够想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乘电车到达圣萨尔瓦多吗？我想，应该骑马去参加《团结报》的庆祝活动！或者乘坐皮卡德深潜器去，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会看到桑戈内河面涌起一阵阵气泡，然后就出现了藻类包裹的球形钢制外壳！深潜器打开了，我神清气爽地跳出来，然后把它存放在停车场。
1952年，都灵的《团结报》的庆祝活动。
但是说到停车场，我既没有深潜器也没有马，所以我可以骑自行车去。在一个美丽的秋天清晨，沿着波河和华伦天奴公园骑行，将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但是据说某巴贝拉会像洪水一般涌入庆祝活动。恐怕周日晚上返程时，我的自行车会开始进行马术障碍赛，如果我最后栽到沟里怎么办？
乘卡车去将是比较实用的解决之道，每个工厂、每个部门都要组织一些。但是，上次我乘卡车时，一只胳膊卡着喉咙，一只膝盖顶着右胸，而且还有一个一吨重的女人坐在我的一处胼胝上，于是我对这种交通工具有了刻骨铭心的厌恶。
如果我有辆车，事情当然就会完全不同。但是我现在连一辆蓝贝塔踏板车都没有，尽管我已经将全部本钱投到《团结报》的饰带徽章上，但我还是希望很快能拥有一辆车。或者我可以走水路去，当然需要一艘上好的帆船。简而言之，我还没有做好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庆祝活动上，我会骑着圣方济各的马，拿着棍子背着行囊。
说到行囊，第二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来了：需要带吃的吗？但是此刻，我被明确告知不需要带食物。只要你想吃，就会有食物，实际上他们说的是一些小鱼……但是我有我担心的理由。
在每个人都必须自备食物的远足或野营活动中，我素来是那个双手插在口袋里，连背包都不带的人。然后，只要在大家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开始掏背包的时候，在他们中间走一圈，一面欣然接受，一面欲拒还迎，就能绅士一般饱餐一顿。尤其是在有女孩子的地方，众所周知，女孩子出游时所带的东西总是所需的三倍。但是现在，事情变糟了：我的做法被众人奉为典范，有一次野餐时，碰巧所有人都效仿了我的做法。我们不得不以草地上的草和松脂为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卡伊罗利大道和马基雅维利沿波河大道。卡尔维诺的公寓就在波河左岸圣朱利亚街将要建起的楼宇中。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可放心：吃的不会缺，喝的也不会缺。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难题：该穿什么衣服？我不知道。这个《团结报》真的应该把庆祝活动组织得更好一点，规定大家该穿早礼服、午礼服还是晚礼服，如此像我这样关心自己仪表的人就会立刻知道该怎么做了。
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前面的翁贝托国王大街上。
鉴于乡村活动最终总是会在草地上活动，最明智的做法是选择家里最破旧的衣服，或者工作服。但是我去桑戈内的目的是要结识一位金发女郎，那我最好穿一身漂亮又不特别惹眼的衣服露面。
但是，像《团结报》这样的庆典，需要身着一套特殊的礼服，例如，完全为《团结报》而制作的套装：用报纸第四页做成的外套，用体育新闻做成的上宽下窄的朱阿夫式裤子，用第三页剪裁的图案奇特的领带，用范范尼计划的最新消息做成的腰带。
总之，我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出抉择，但是你可以放心，我肯定会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出现在《团结报》的庆祝活动上。
哈姆雷特
卡尔维诺的政治斗争是反教条的、辩论的，是建立在“需要认识对手”和对负面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所以像卡洛·莱维这样的反法西斯民主知识分子，对非理性和神秘野蛮的文化充满好奇，能够吸引卡尔维诺并非出于偶然。卡尔维诺以同样的方式拒绝精神与机器之间的传统人文对立。他认为，工业文明是不可逆转的人类进程，蕴含着潜能与渐进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是在人类领导下进行合理组织和管理的。同样，新作家必须具备科学家的“冷酷无情”，必须获得最有意识且最理性的技术手段。伦理学和技巧实践的理论化可以追溯到1947年。卡尔维诺心中的勇士包括：船长约瑟夫·康拉德，他是帆船与小船主文明的象征性代表，代表了一个“理性严谨、纪律严明、勇气和责任感的世界”；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在一个难以捉摸的世界里单打独斗，虽然最终被击败，但仍然能够以道德-竞技的准则与之抗衡；史蒂文森，他的作品具有“精准而干净利落的美德呈现”并且“极为关注风格”。1947年，卡尔维诺的毕业论文写的正是康拉德。
第一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封面。卡尔维诺于1946年12月完成该作品，并于1947年发表。
“对于一个寂寂无名的年轻人的处女作来说，在当时可算是成功的：在很短时间内就售出了三千册，很快又加印了两千册。”(1984b)
帕韦塞与詹西罗·费拉塔推动了这位年轻作家向长篇小说迈进。《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创作于1946年12月，二十天内一气呵成。卡尔维诺在给斯卡尔法里的信中写道：“但是，如今写作是最贫寒、最像苦行僧的职业：我住在都灵寒冷的阁楼上，仅靠我每周通过合作赚取的几千里拉，实在苦不堪言，我只能束紧腰带，等待我父亲寄来的汇票。”该小说未能在蒙达多利出版社举办的新作家竞赛中获胜，但是第二年，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了该小说，并成功获得里乔内文学奖。帕韦塞在《团结报》上发表的著名评论中开创了卡尔维诺“钢笔松鼠”的形象，说他善于“在丛林中攀爬，更多是出于娱乐而非恐惧，并且将游击队生活视为一种喧闹非凡、丰富多彩、‘与众不同’的森林童话”。帕韦塞言及小说具有“阿里奥斯托的风格”，并在评论中提及史蒂文森、吉卜林、狄更斯、涅沃。1964年，卡尔维诺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介绍这部小说，他说道，小男孩皮恩与游击战争之间的关系“象征性地对应了那时我发现自己与游击战争之间的关系。皮恩小时候在面对难以理解的成年人世界时的自卑，与我在同样情况下作为资产阶级所感受的自卑如出一辙”。
1947年夏天卡尔维诺在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卡尔维诺为第二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制作的图书卡草图。卡尔维诺使用了1947年布拉格之行中他在火药塔下拍摄的照片。
卡尔维诺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写给其父母的献词。
2
致我亲爱的父母：
下次会更好。
伊塔洛
1947年3月于都灵
1939年的埃乌杰尼奥·蒙塔莱，他是卡尔维诺终身喜欢的作家。
“从我青少年时期起，蒙塔莱就是我喜欢的诗人，现在依然如此。我依然是一个狂热的蒙塔莱迷。然后，我是利古里亚人，所以我学会通过蒙塔莱的书来阅读我的风景。他在道德上的训诫对我而言极其重要。”(1979)
至于他喜欢的作家，卡尔维诺本人给我们列出了一份清单，他用寥寥几个形容词就凝练出了恰到好处的评论（并且用一句俏皮的自我指涉的句子作为结语）：
我之所以最喜欢司汤达，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个人的道德张力、历史张力和生活动力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线性的小说张力。我喜欢普希金，因为他文笔清晰明澈，具有讽刺性与严肃性。我喜欢海明威，因为他实事求是，淡写轻描，渴望幸福，又充满悲伤。我喜欢史蒂文森，因为他似乎在展翅翱翔。我喜欢契诃夫，因为他到达了极致。我喜欢康拉德，因为他在深渊中航行却不会沉溺其中。我喜欢托尔斯泰，因为有时我似乎身临其境去了解他的写作方式，却一无所获。我喜欢曼佐尼，因为直到前不久我还恨他。我喜欢切斯特顿，因为他想成为天主教徒伏尔泰，而我想成为共产党员切斯特顿。我喜欢福楼拜，因为继他之后，再也无人会像他那样做。我喜欢《金甲虫》的作者爱伦·坡。我喜欢写《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马克·吐温。我喜欢写《丛林故事》的吉卜林。我喜欢涅沃，因为我每次重读他的作品，都如第一次阅读一样开心。我喜欢简·奥斯汀，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但我很高兴她出现过。我喜欢果戈里，因为他以纯真、邪恶与适度的方式进行变形。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始终如一、满腔愤怒且毫无节制地进行变形。我喜欢卡夫卡，因为他很现实。我喜欢莫泊桑，因为他的作品浅显通俗。我喜欢曼斯菲尔德，因为她很聪明。我喜欢菲茨杰拉德，因为他一直不满足。我喜欢拉迪盖，因为青春一去不复返。我喜欢斯维沃，因为我们必须变老。我喜欢……
伊塔洛·卡尔维诺(1959)
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期间，卡尔维诺负责新闻与广告办公室的工作。他在1948年1月10日为书商油印的《文化信息简报》中描述了出版社的活动。该文章标题为“出版社的秘密生活”，署名为化名埃内亚·特拉韦尔索。
许多年轻作家可能将这些窗户视作自己所爱女子的窗户：当代文化的相当一部分以手稿、第一稿、第二稿、成书的形式进入了这扇门，又走出了这扇门。然而，从外面看到的是位于都灵翁贝托大街的一栋二十世纪黄绿两色的建筑，没有人会怀疑这就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
书是最熟悉的物品（即使不及有的那样熟悉），也是最神秘的物品。
从作者的构思到书商的橱窗，长路漫漫。有多少读者了解其各个阶段？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我准备走进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在都灵的总部进行实地参观。刚一进门，我可以进入的第一间办公室简直比花园还绚烂多彩。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彩色封面，挂着各种广告牌，这些牌子的字体跟眼科医生的广告一样，变化无穷。这是技术办公室，负责书籍的印刷。一张桌子旁，画家艾蒙内正在画纸上勾勒着，他告诉我：“做一个封面比画一幅画还难。”他解释说，最难的不是插图封面，而是文字封面。封面必须既要引人注目又不能浮华，在封面上排列五六个字有点像画“抽象画”。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著名的系列丛书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印刷风格，在不断发展和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了素来无可挑剔的优雅风格。杂文系列的书籍的红色边框颜色越来越深，边框越来越纤细，这不像女士的裙子变化无常，而是在品位上经过了严格的改进，始终保持精致。例如，丛书“珊瑚”是个新面孔，就封面而言，这套丛书别具一格，同时又具有典型的埃伊纳乌迪风格，因每部作品变化不一，其视觉冲击甚至先于思维冲击，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毫无疑问是在“制作一条项链”。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出版社著名的丛书系列不同，它完全出于原创，不受外国版本的影响。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从堆积如山的校样后面冒出来，那是负责印刷的莫利纳先生。除非经过修改校对，否则所有手稿，即使是世界文化中最知名人士的手稿，都无法走出他的办公室。因为排版艺术的需求，莫利纳先生可以强行命令蒙塔莱、雅斯贝尔斯、陶里亚蒂、海明威等使用引号代替连字符，使用斜体代替粗体。
从技术办公室出来，我们将参观行政和销售办公室。完全依靠这些优秀的女打字员从早到晚在计算机上码字，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才建立起文学、哲学、历史等庞大的建筑。这两间办公室掌控着意大利所有的书店，哪怕您进入“边陲之地”梅拉诺或卡坦扎罗的最不起眼的书店购买一本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书时，这里都会知道——您怎么可能觉得它不重要？商业总监舍雷尔先生在抽烟斗，他十分严谨又少言寡语。不过，通过询问他与佩德雷蒂小姐，我们设法得到一些内部消息。哪本书最畅销？《基督不到的地方》已经连续两年位居畅销书榜首。幸运的是，这是一本意大利作家写的书。市场上哪种书需求量最大？现代小说，通常是外国小说，近来经典小说需求量明显放缓。一本书问世后销量很大（除了少数例外），其销量随后急剧下降。如今在意大利，普通的购书者数量非常有限，并且马上就饱和了，这很糟糕。奇怪的是，大部头的书比小册子销量好。
位于翁贝托国王大街的建筑，大门位于比安卡马诺大街，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于1945年将总部搬迁至此。出版社的办公室位于一楼和二楼。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比文学家和作家多，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支持者之间不断进行辩论，这些营造了都灵出版社的氛围，也对年轻的卡尔维诺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0a)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卡尔维诺（背对镜头的那位）与莫尼卡·维蒂。
“[……]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演员，当时尚未走红，（1954年）她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图书宣传周朗读布莱希特的作品，她就是莫尼卡·维蒂。”(1977)
卡洛·莱维的自画像。
爬上一段旋转楼梯，我们走出了我们总是“相爱相杀”的字符丛林。我们来到社长朱利奥·埃伊纳乌迪的办公室。他工作繁忙，站着接待了我们。他比我们想象中年轻，神态慵懒却不失活力。在他的公司中，从购买纸张到编制目录，从选择要翻译的文本到发行量，事无巨细他都要负责。在他的办公室中间，一套金字塔形的家具上摆放着出版社所有的新书，一套丛书连着一套丛书，排成几排，其中一些包裹着“玻璃纸”，就像一盒盒巧克力。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如同花卉学家带领大家参观兰花温室一般，自豪地为我们进行了介绍。从他那里我们了解到，最近几个月，他的出版社平均每两天出版一本新书，1947年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图书获得了三项文学奖，1946年也同样获得了三项文学奖，1947年已经出版了三个新系列丛书：“珊瑚”、“千年”和“葛兰西系列作品”，不久后还将出另外一个新系列：“宗教、民族学与心理学研究作品集”。但是电话响了，埃伊纳乌迪只好匆匆结束谈话，让我们去编辑部。
在摆满烟头和英文书籍的桌子另一头，我们见到了切萨雷·帕韦塞，自出版社成立以来，他（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莱昂内·金兹伯格一起）编辑了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所有的文学丛书。“外国叙事作品”与“珊瑚”丛书的译本是否精准无误，不仅取决于译者，还取决于帕韦塞认真审慎的修改，对文本的检查，不漏掉任何一个单词。切萨雷·帕韦塞在成为叙事作家、诗人和学者之前，他热衷于宣称自己是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抱怨近年来缺乏优秀译者：“年轻人对翻译没有热情，他们都想成为小说家或者部长。他们认为，翻译是一项无须努力的工作，就不屑一顾。殊不知，翻译是阅读外国文本的唯一方法，也是学习意大利语的唯一方法。”
贾伊迈·平托尔(1919—1943)，战时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最活跃的合作者之一，后来在抵抗运动中牺牲。
《埃伊纳乌迪新闻简报》的扉页，这是1952年至1959年由卡尔维诺负责的文化信息月刊（后改为季刊）。该刊除了发表过卡尔维诺的文章（通常未署名），还发表过博比奥、卡塞斯、卢波里尼、米拉、索米、文图里等很多人的文章。
1966年，卡尔维诺在罗马的蒙特布里安佐街的公寓中。
在他的桌子旁边，娜塔莉亚·金兹伯格时而校对法文的意大利语译本，时而在修改几页新小说的草稿，小说用巨大的字体写在印刷品背面的空白处。在这间办公室，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成百上千人的手稿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在这个幸运的国家，文学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在相邻的办公室，保罗·塞里尼负责编辑历史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尽管他既不白发苍苍，也不须髯飘飘，却是出版社的博物君子。他对近三百年来的欧洲文化了如指掌，在不计其数的日期中，没有一个错误日期或是不完整的参考书目能够逃过他的火眼金睛。
我们告别历史，迎来哲学：费利切·巴尔博的办公桌是所有人中最干净整洁的，但是存在主义者的作品紧挨着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作品，而理想主义者的作品与天主教的作品并列摆放。在他的办公室里，专业和业余哲学家络绎不绝，有时新托马斯主义教士还会偶遇来此求教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在巴尔博桌子旁边的墙上，悬挂着一幅贾伊迈·平托尔的肖像，他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另一位出版社的重要合作者。
最后一间办公室是新闻服务部的办公室，在这里，伊塔洛·卡尔维诺从堆积如山的《新闻回声》的剪报中冒出来，他声称他非常忙碌，因为他当天必须为即将发布的一本书的封面找到一篇吹捧性短文。他向我们坦言，“吹捧性短文”是他的爱好，每当他脑海里闪现出长篇小说创作的火花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写好“吹捧性短文”，而火花就熄灭了。
这就是我在都灵所见到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触角延伸到意大利及国外的各个城市。商业仓库或地道的文化机构与都灵管理层联系密切，它们在出版项目的发布和起草方面进行合作。在这里，我们感觉置身于一种充满活力、切实有效的文化环境之中。也许这就是这家出版社成功的秘密。
欧内斯特·海明威。1948年，受朱利奥·埃伊纳乌迪的委托，卡尔维诺与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在斯特雷萨与他会面。
卡尔维诺与卡塞斯。
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辞行；他们每个人都对我非常友好。他们坦言，起初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年轻作家，后来意识到我不是，所以他们如释重负。
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从1952年5月开始，等待卡尔维诺完成的最繁重的任务之一就是筹备“文化信息月刊”。该刊物主要发布活动预告、访谈、书评、各种周年纪念文章、讣告、文学奖新闻、各种活动新闻，例如每年夏初举行的“埃伊纳乌迪图书周”，出版社里最具代表性的人士，包括卡尔维诺本人，都会巡回参加会议、演讲和辩论会。《埃伊纳乌迪新闻简报》从1957年创刊，直至1959年更改为季刊。基于出版社文化政策的总体背景，该刊主要介绍各项新举措、丛书、作者、图书活动。此外，该刊也发表诸如博比奥、安东尼切利、卡塞斯、卢波里尼、加布里埃莱·巴尔迪尼等学者的原创性学术论文。文章的主题偏好也体现出卡尔维诺的个性，这些主题主要包括：战争与抵抗运动、科学传播、童话世界（俄罗斯阿凡纳斯耶夫的童话、非洲童话以及《意大利童话》）、帕韦塞、卡洛·莱维。或者也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引发了简洁而精准的批判性评价：在美国作家的生机论中，卡尔维诺看到了“矛盾丛生、痛苦的背景、悲伤的面纱”。尽管各种新闻铺天盖地，轰动一时，但海明威对他而言，依旧是“一位情感细腻的作家，执拗而缓慢地向世人授以训诫”，“一位精准而细致的设计师，身后守护着完整的文学文明”。1955年，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新闻简报》上提前发表了纲领性文章，该文章即后来的《狮子的骨髓》，是对政治和文学倾向的不同任务的定义，被称为“教授坚忍、讽刺、幽默和许多其他此类必要且艰难之事”。
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的表情三连拍。
1951年卡尔维诺完成了《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年发表在“筹码”丛书中，后来又在“珊瑚”丛书中出版（此处的封面插图是毕加索的一幅画的局部图）。
坐在图书和书信之间的海明威（1954年于古巴）。
1963年，卡尔维诺在接受阿尔贝托·阿尔巴西诺采访时，谈及自己在出版社的职务由主编变为文学顾问时，他说：“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在埃伊纳乌迪工作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是‘第二职业’。我很高兴我参与的不仅是一份‘工业工作’，而且是在意大利文化的整体版图上都留下烙印的团队工作，此外，这无疑是改变意大利出版社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我喜欢这份工作，没有出版社，我将无所适从。我不想放弃严谨的编辑工作，我所有的剩余时间都必须专注于我自己的一项工作，但这是一项不一定有回报的工作，不知道它是否能够完成，不知道是否有作品可以发表……”多年后，在接受马尔科·德拉莫的采访时，卡尔维诺回忆起他刚开始写作时是“一个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人”“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回忆说：“在我发现我成了作家时，那已经是相当晚的事情了。我为出版业工作了很长时间，在空闲时我写了大量后来由此印刷成册的东西，但是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别人的书，而不是我自己的书。对此我很开心，因为出版业在我们所生活的意大利是很重要的，并且，在一个曾是意大利出版界的楷模的出版环境中工作过，这不是一件小事。”(1979)
娜塔莉亚·金兹伯格，作为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结交的一位新朋友，她在1985年10月的文学杂志《索引》中的一篇题为《太阳与月亮》的文章中回忆了多年前她与这位利古里亚作家的相遇：
1946年冬，我在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总部遇到了卡尔维诺，他当时站在走廊的火炉前。那是一个飘雪的早晨，天色昏暗，走廊亮着灯。火炉是卡斯泰拉蒙泰的陶质炉子，用手触摸时，手就会被染成红色。那时，卡尔维诺还在《团结报》工作，那天他碰巧在那里，也许是想来参考一些书写书评。那时，出版社人很少，大家都在等帕韦塞，他在罗马住了好几个月还没有回来。我和卡尔维诺站在炉子前聊了很久，也不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没有搬两把椅子来坐。
我清楚地记得那火炉，还有外面的雪。但我不记得我们都聊了些什么。我想，可能是短篇小说。那时，卡尔维诺写了一部题为《去指挥部》的短篇小说，并寄给维托里尼，要在《综合科技》上发表，维托里尼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
那时我的偶像是海明威，而且我知道海明威也是卡尔维诺的偶像。我们二人喜欢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已整整十年。
此后不久，帕韦塞从罗马回来了，他和卡尔维诺就成了朋友。《去指挥部》也在《综合科技》上发表了。我认为，卡尔维诺是在帕韦塞的催促下离开了《团结报》，并且来到出版社长期工作。
两年后，我与卡尔维诺去斯特雷萨拜访海明威。我们当时是代表出版社去的。我们非常兴奋，但也担心他不肯见我们。后来，他把我们迎进他的房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我也不记得为什么那桌子上点着蜡烛，我们终于可以告诉他我们有多么喜欢《白象似的群山》。
卡尔维诺会把他写的短篇小说带给我和帕韦塞看。他的字体圆润，笔画纤细，文中满是删改的痕迹。我们觉得小说非常优美。在文中，阳光灿烂，风景怡人，哪怕有时会发生战争、死亡和流血事件，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遮挡住白昼的高光，即使在枝繁叶茂的树林之中，也不会有任何阴影遮挡孩童与飞禽走兽。从一开始，他的风格就是线性而明晰的；时光流转，后来就变成了纯净的水晶。在那种清新而透明的风格中，现实显得斑驳陆离，色彩缤纷；在那个文风严肃、沉重且素朴的时代，在那个我们试图告诉人们只有雨、雾与灰烬笼罩四野的世界中，那种怡情与阳光似乎是一个奇迹。
帕韦塞自杀身亡，卡尔维诺、巴尔博、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和我本人共同面对这一噩耗。多年来，这一不幸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稳固根基。即使这些年来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走过不同的路，失去的一些东西也将我们团结在一起。
1956年，卡尔维诺发表了《意大利童话》。我认为这是继《木偶奇遇记》之后在意大利出版的最优秀的儿童读物。他们应该让它成为校园读物；也许他们会这么做，但我认为他们应该做得更多才对。《意大利童话》的风格轻快而清晰。你将在其中学到具体、简洁以及羽毛般的轻盈；并且我们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以及他最初的短篇小说中所见到的那种令人愉悦的阳光，在《意大利童话》中也随处可见。
相反，卡尔维诺是这样描述娜塔莉亚的：
娜塔莉亚简洁明了的秘诀就在这里：“我”总是要面对“我”认为优于“我”的角色，面对于“我”的力量而言似乎过于复杂的状况，以及“我”用来刻画这些角色与情况的语言和概念性手段总是略低于需求。正是由于这种不均衡才产生了诗意的张力。诗歌向来是这样的：让大海从一个漏斗中通过；专注于极少量的表达方式，并尝试用这极少量的表达方式表达极其复杂的内容。现在，文学趋于忘记这个漏斗：人们相信一切皆可书写，相信大海可以作为大海被表达与交流，而除了文字，大海和任何事物都不能交流。
卡尔维诺与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在罗马威尼托大街的埃伊纳乌迪书店。后排中间是加布里埃莱·巴尔迪尼，右边是米凯兰杰罗·安东尼奥尼。
娜塔莉亚不说废话，她总是直呼其名。她说“帆”那就是“帆”，说“鞋”就是“鞋”。她是如今仍然相信事物的极少数人之一，因此，在她的笔下，我们不断遇到孤立且独特的对象，它们几乎成为人类故事线索的底色。娜塔莉亚与海关关员亨利·卢梭一样，对具体性十分痴迷。当娜塔莉亚向我们描述一个人物的服装和外貌特征时，她并不像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那样信心十足地触及现实深处，而是带着海关关员亨利·卢梭那样的不懈努力完成了西服背心和条纹裤子，同时还想着可以从那不存在的风中去除一些固体，使得整个世界空无一物。这些外在物并不是为了定义角色，而只是为了保持亲密感和同情心。有时，一个动作，一个语调就足以让娜塔莉亚定义人物角色，有时也需要人物的所有后续行为来对其角色进行定义。例如在这部小说（《夜晚的声音》）中，有一个次要人物，文中所有人都认为他非常愚蠢而且令人讨厌，此外，他还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总是发表一些索然无趣且不合时宜的讲话；然而读者却意识到他是一个非常优秀、诚实大方并且并不幸福的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在做演讲。
作者丝毫没有对我们看待角色的态度进行干涉，她只是引领我们像在生活中那样一点一点地去评判他。
对娜塔莉亚而言，在纸上重现我们认识同胞的过程的这一爱好，与喜欢家庭故事如出一辙。她的爱好是创作家庭故事，其中包含真实家庭故事所具有的感情纽带、关系、特点、爱恨情仇，包含那些可预见性事件和偶然性事件，许多家庭的相同氛围，以及每代人抚养孩子的很多不可预见性。(1961)
在战后都灵的岁月中，费利切·巴尔博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他具有很强的沟通才能，他洞彻明理、关心他人、虚怀若谷，面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他都有奇思妙想，所有这些才能使他成为独特的参照点，也解释了他对所有接触过的人产生的巨大影响。我想有一天我会写一篇文章介绍他以及他当年对各色人等（甚至对脾气古怪的帕韦塞）的影响，但是我不确定我能否成功写出来，因为很难在一篇文章中定义一个人的真相。对我而言，重建当时讨论的，尤其是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讨论的意识形态核心，相对容易一些，而且要解释为什么我出身于反教权的世俗家庭，在认识巴尔博之前，我从未与天主教徒有过交往，但认识他之后，我多次与他以及他的“基督教左派”团体的朋友们不谋而合。当然，这一话题会让我对那种看待政治和文化的方式的（相对）原因和（绝对）错误进行总结，现在我觉得那已经十分遥远，不是相隔三十年，而是三十光年。
1954年在圣佩莱格里诺举行的作家会议，众人围坐在桌子旁。卡尔维诺坐在乔治·巴萨尼和彼得罗·西塔提之间。坐在桌子最尽头的是多梅尼科·雷亚。
通过费利切·巴尔博，我认识了来都灵讨论《文化与现实》项目的“罗马人”：马里奥·莫塔（其实他是都灵人，是该杂志的主编）、费代莱·达米科、弗朗科·罗达诺。尽管其核心是“天主教共产主义者”的杂志，但该杂志也面向非天主教徒和非共产主义者。尽管我认为这不是由巴尔博发起的倡议，也不是由他操作完成的［因为他总是在抽象（即思想方案）与具体（即人性实质）的不同层面上行动］，但可以肯定的是，巴尔博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网络为该项目提供了活力。因此，那些每天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与巴尔博一起工作的人和最亲近他的人，例如帕韦塞、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和我，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该组织。我没有再看过我在《文化与现实》上发表过的文章。我只记得我就前共产主义作家们的名著《失败的上帝》发表的演讲，是以我与莫塔对话的形式完成的。(1981a)
但是，与切萨雷·帕韦塞依旧是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从1946年起，我一直在与帕韦塞打交道，直至1950年他去世。他是读过我所有作品的第一人。当时我写完一篇短篇小说，就跑去送给他看。当他去世，我觉得没有了那位理想读者的标杆指引，我将不再擅长写作。在他去世之前，我不了解但他的老朋友们却一直知道：他是一位绝望的慢性病患者，为反复自杀的危机困扰。我那时认为他是一个硬汉，一个在他所有的问题上装上了铁甲的人，一系列怪癖则是众多的防御系统，因此他处在一个比任何人都更有利的位置。事实上，在我认识他的那些年里他确实如此，也许那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几年，是他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最具成效且最为成熟的几年，是重要作品创作、编辑工作最勤奋的几年。
有一天，我记不得我是从何处得知，他一直在写日记。这让我很吃惊，因为在我看来，他的文学理想和人类理想非常具体与审慎，与因为内心世界的不安而需要写日记的状态是完全对立的。我立刻跑去跟他说：“你写日记？你疯了？”他回答：“如果要做文人就需要深入，接受所有后果。”接着他就像在安慰我，补充说：“但不是那种里面写着‘今晚我很伤心’的日记，而是思考的、思想的日记；我一有想法，我就把它写下来。”我觉得他还补充了一句：“就像莱奥帕尔迪的《杂记》。”然而它也是按照我们理解的那种我们不喜欢的方式写的日记：对悲伤的夜晚的发泄。但这种发泄是用充满生命和诗意构造的热铁铸就而成的。对我而言，在世的帕韦塞比去世后世人眼中的帕韦塞更为重要，更有代表力。但是这二者之间毫不矛盾：此者是彼者的严谨的悲剧性的深入。(1959a)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帕韦塞的《1945—1950年书信集》问世，卡尔维诺为其封面内折页撰写了未署名文章，为他的朋友帕韦塞刻画了一幅最人性化也最为严谨的肖像：
切萨雷·帕韦塞(1908—1950)，诗人、叙事作家、散文家、翻译家，从1935年直至他去世一直是出版社永不倦怠的引擎式人物。
都灵的罗马旅馆，1950年8月27日帕韦塞在这里结束了生命。
1940年蒙塔莱绘制的“维托里尼在读《圣经》”，这幅画被用作卡尔维诺编写的《维托里尼：设计与文学》一书的封面，1968年由谢威勒出版社出版。
1945年至1950年间，帕韦塞创作了《与琉喀忒亚对话》、《同伴》、《鸡鸣以前》、《美丽的夏天》、《月亮与篝火》以及一些神话文章；同时，他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出版社转，这家出版社由不同的人管理，但所有人都渴望看到文化在战争的废墟上复兴（在办公室里，他是事业发展的推动者，他沉默寡言，什么活儿都干，但他要求其他人必须守时）；与此同时，他通过海量的人类学和古代宗教史的材料，坚持不懈地收集资料，并且与埃内斯托·德·马尔蒂诺对其进行讨论、翻译和修订，从而创建了“民族学”丛书；另外，他还参加了为意大利新文学而战的斗争，尽管有些不安，他仍企盼着尚不存在的新作家，对他们苦口婆心百般鼓励，也会痛心疾首大声训斥，他与维托里尼在一起时，他会感到志同道合，有时也会斗嘴抬杠，而与其他作家在一起时，他则像豪猪一样难以接近；此外，他逐字逐句地为《伊利亚特》的译文进行排版；尽管他从不迈出工作室一步，但他参与政治，有时，面对周遭紧张的冷战局势，他忍不住火暴的脾气，慷慨陈词，他很快意识到最激烈最持久的战斗是在己方阵营内进行的，但这并不能减缓他对敌对阵营的怒火。
在办公室里，他每天用旧校样的背面飞快地写几封信。他不断转换角色，时而是做着具体工作的管理者，时而又是用辛辣讥讽的笔调奋笔疾书的讽刺诗人。可以说，帕韦塞隐蔽在翁贝托国王大街的办公桌后面，终于达到了存在与智力的平衡，他为自己锻造了一身铠甲，燃烧工作的动力，在1945年末的最后危机中，抛开年轻人的绝望与自己的不确定性，此时，他可以带着明智、训诫以及些许嘲讽的眼光来评判世界。
然而，某天画风突变，好奇心与社交活动向帕韦塞敞开了大门，他第一次感到被认可。他接受了他的“公众”形象：不仅卸去了孤傲不群（不旅行、不拍照、不接受任何奖项等）的铠甲，而且不再回避激进的文化发言。他在党报上写辩论文章，参加创办“非正统”意识形态言论的杂志。既然他已经探索了史前时代的超脱时间性，那么他似乎准备将自己的时间活出所有的意义。1950年，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是另一个世纪了，在那个时代转折点，下一个时代已经隐约可见，那是六十年代处在满意和神经质之间的意大利，是充满“文学成就”和“大众文化”的意大利，在意识形态上试图从头重述，希望能够弥补青年时期的苦难，同时又拒绝背叛已然在否定和虚无主义中极端化的自己，在这之间，良知受到冲击。而此时，亚洲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帕韦塞遇到了在罗马拍电影的美国两姐妹。他爱上了妹妹，但却与姐姐时常互通书信，倾吐心声，尽管她时常是在要求他专门为她们创作电影。信件几乎每天都记录着急速而来的危机。这些信件成为一系列死亡预兆。切萨雷·帕韦塞在1950年如流星一闪而逝，他的短暂经历如同这个艰难时代的居民闯入未来，闯入我们今天生活的“轻松”世界，来了解要准备的东西。他拜访过我们，迅速环顾四下。他不喜欢，于是他离开了。(1966)
埃利奥·维托里尼是卡尔维诺在那个十年以及之后的十年中的另一位真正的对话者，他在1966年为维托里尼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而这篇文章至今几乎不为人知：
很难将死亡，甚至直到昨天也很难将疾病与维托里尼的形象联系起来。存在的消极性形象是当代文学的基础，但不是他的：维托里尼一直在寻找生活的新形象，而且他还知道如何激发他人的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中肯定有很多人承认，初读《西西里谈话》就唤起了我们的生命活力，呼唤我们进行表达，肩负起道德责任。维托里尼的写作与工作都是为了扩大他人写作（和生活）的可能性。他喜欢通过他人的声音来证明革新文学的建议。他不但善于发现作家，还善于“创造”作家：早在翻译美国小说时，他就知道该如何将萨洛扬等尚未成名的作家塑造为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相信年轻作家的手稿中藏有灵性。但是他对年轻人有多感兴趣，对已经成名的文学就有多批判，对他自己的文学亦是如此。维托里尼的公正无私也许仍将是文学史的特例。这样一位文人，作为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他向来看淡个人名利，全身心为了文学和文化理念而战。因此，他生前有诸多未竟之作，也有许多未曾出版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不相信作品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证明的真理是另一回事。就在几年前，他中断了一部以西西里为背景的鸿篇巨制的写作。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农业与农民世界的图景，已经与他如今想要创作的话题格格不入。随后他将十五年前出版的小说《墨西拿的妇女》改写了一半。他在战后提出的自发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现在对他而言是一种反历史的乌托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维托里尼。
“我觉得那是1946年初我与维托里尼进行的头几次交谈中的某一次，他对我说：‘现在，抵抗运动文学之后，我们需要创作关于重建的文学。《鲁滨孙漂流记》，我们必须写成《鲁滨孙漂流记》。’”(1949)
拉拉·罗马诺，照片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亲爱的拉拉，请注意，维托里尼要为你的书（指的是《玛丽亚》一书，将在“筹码”丛书中出版）的封面内折页题写文章，另外两本一起出版的书也是如此。但他在这点上有些偷懒，总是找各种借口拖延，比如他会说他没有作者的书目信息。你要给他打电话，把你的信息给他，然后接着打电话催他；他会说他把信息弄丢了，你再一次把信息发给他；到了一定时候，他会告诉你他已经把文章写完了并且发给我了；要注意，这不是真的，他经常说谎；你要告诉他你想看看文章，他会说他没有副本，你必须一直坚持，直到他真的写完文章。这是每次都必须遵循的程序，你从米兰给他打电话也可以为我们省去一些麻烦，同时也是为了你的利益考虑。祝好。”(1953b)
维托里尼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忍无可忍而爆发的时刻，但他总是朝着一个恒定的方向前进：保持与高科技工业化的大都市文明的黏合度，将未来世界视为人类的总体城市和新自然界；对传统文人的批判日益强烈，因为他们总是抱残守缺，对过去的农业历史念念不忘。这也完全符合他做出重要选择时的本能：同众多西西里人一样带着极大的热情成为米兰人。维托里尼知道，一味地沉浸在过去，将会蒙蔽我们的双眼，无法从我们为之生活和改变的唯一环境中发现新的美好事物。我们不知道他随后打算开始写哪本书，我们亦无法从他最近的手不释卷中得出一星半点的想法，究竟是技术史、语音、史前史，还是集合数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所有人类活动都受到文学最大程度的影响，这是维托里尼终生坚守的文学信念。他的出现足以让这一信念成为可能，成为现实，即使几个月前，我们得知他再也无法痊愈，也不会影响这一事实。维托里尼的离世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白。(1966a)
异乡人在都灵
都灵具备吸引我的某些优点，这些优点与我的乡亲的优点以及我的偏好相差无几：不做虚无缥缈的罗曼蒂克，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天性害羞，积极参与广阔世界，不会闭关自守，略带嘲讽的生活情趣，通透且理性的智慧。因此，吸引我的是都灵的道德形象和公民形象，而非文学形象。这就是三十年前那个城市的魅力。另一位原籍撒丁岛的“后天”都灵人葛兰西认出并激发出这一魅力，而土生土长的都灵人戈贝蒂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一魅力做出了定义，至今依然激奋人心。战后初期就形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那个都灵，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宁死不屈的那个都灵。那个都灵还在吗？在当今意大利的现实中还能听到它的呼喊吗？我相信它的魅力犹如灰烬下的残火，虽不明显，但依然可以持续燃烧。我的文学都灵与一个人是分不开的，曾经几年我有幸如此接近他，但我又不幸地过早失去了他：如今关于他的文章数不胜数，却描画得不伦不类，几乎无法从中认出他来。的确，只凭他的作品难以勾勒出他的完整形象，因为重要的是他的工作风范，我们要看的是，一位作家的修养加上诗人的敏锐如何转化为富有成效的作品，转化为供他人利用的价值，转化为思想理念的组织与传播，转化为所有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文明相结合的教育与实践。
在都灵的科托伦戈福利院里，修女们正在等待投票。卡尔维诺的小说《观察者》便是以此为背景。
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切萨雷·帕韦塞。可以说，对我以及对其他认识他、与他往来密切的人而言，都灵教给我们的与帕韦塞教给我们的相差无几。我的都灵生活满是他的烙印；他是我每一部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是他引领我进入出版行业，而都灵得益于出版业，至今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化地位；也是他带我漫步于街道、山峦，欣赏他的城市，领略那细致之美。
按理说到此要换个话题，谈谈像我这样的异乡人如何融入这片景致，我这水中鱼丛林鸟迁徙到这座拱廊之城之后，呼吸着阿尔卑斯山麓的雾气与凛冽寒风，我过得究竟如何。那可说来话长。还有必要找出一个神秘的图案变幻规则，将这些笔直道路组成的几何体与我家乡那些干砌石墙组成的几何体联系起来。还要寻出都灵的文明与大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比如沿街枝头上那一抹新绿，波河上的水光潋滟，丘陵间的亲切相依，这些足以让人重新敞开心扉面对那难以忘却的风景，重新投入广阔自然世界的怀抱，简而言之，重新感悟生活的滋味。(1953a)
在科托伦戈举行的一次宗教仪式。
我有很多东西都是都灵赋予的。都灵是人们工作最努力的意大利城市，在这里人们很少浪费能源，也很少浪费精力。但是当然如今，人们不再期望都灵会有新事物出现。因为一个环境的创造激情是由它其中涌动的各种力量冲突驱动的，而都灵，一个独一无二的巨大工业王国，如今似乎已经吸收了稳固有序的状态下的所有焦虑和创造性冲动。直到几年前这里还有强大的工人运动存在，还在赋予都灵来自战场的戏剧张力。现在似乎可以肯定，即使是在那个领域，那些决定性事件将只能在别处发生。但事实是，现在看重来自市政角落里的文化和政治事件是荒谬的。
按照充分且公正的方式来看，卡洛·莱维算是都灵人，他从都灵特有的历史道德能力、协调能力和善于接受的能力出发，把最遥远的现实合并起来并变为其特性。
按照充分且公正的方式来看，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算是都灵的代表，它牢牢扎根于以都灵为中心的理想传统，它的活力向来受到意大利和国际的多重现实的影响。(1959a)
我的那一代人是美好的一代，虽然没有做完可以做到的一切。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很多年来政治至关重要，甚至有着夸张的重要性，然而生活是由很多方面组成的。但是这种公民的激情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背景的骨架；如果我们对很多事物感兴趣，那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我环顾四周，看那些我们的同龄人和更年轻的人，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更棒。在意大利，近些年，在我们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那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知道的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全都更理论化，他们的思想热情全部来自书本；而我们更热爱行动，这并不意味着更肤浅，而是恰恰相反。(1959a)
《进入战争》手稿的首页，该作品于1954年在“筹码”丛书中发表。
1957年，卡尔维诺与卡洛·莱维、卡洛·博（背影）在阿尔巴举行的帕韦塞文学奖现场。
1958年9月，阿道司·赫胥黎在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卡尔维诺、卢恰诺·福阿以及布鲁诺·丰齐的陪同下参观埃伊纳乌迪出版社。
“在证件照中，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拍照人会瞪大眼睛，面部肿胀变形，扯出一个生硬的微笑。至少他自己就是这样，现在，查验身份证件时，他发现照片中的人面部紧绷并且摆出一副极不自然的表情，他意识到，自己在面对能将人变成物的镜头面前极其不自在，与自己缺乏距离感，表现出神经症，以及在面对生者的照片中显示死亡征兆时，他表现出不耐烦。”(1963a)
1991年，朱利奥·博拉蒂在杂志《米格》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为卡尔维诺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有力证明：
我对卡尔维诺的初印象可以追溯到1949年7月。在都灵的卡洛·费利切广场的拱廊和绿植之间，塔尔莫内咖啡馆的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埃伊纳乌迪、帕韦塞、巴尔博、娜塔莉亚·金兹伯格、保罗·博林吉耶里、乌巴尔多·斯卡塞拉提、阿道夫·奥凯托（阿基莱·奥凯托的父亲，商业部门的负责人）、莫利纳（技术员）和卡尔维诺。卡尔维诺蜷缩在藤椅里，他坐得稍远，右手食指呈钩状放在鼻子上，遮住了半张脸。我很快得知，在咖啡馆或乡村酒馆举行的所有编辑会议卡尔维诺都会参加，他总是坐得较远，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很少吃东西，专注地倾听。自1945年开始，他一直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保持联系，并与维托里尼的《综合科技》合作，1947年发表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他最初是《团结报》的记者，后来很快离职，成为出版社编辑。跟我刚刚换的工作一样，他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1950年帕韦塞去世，随后巴尔博（与斯卡塞拉提一起）辞职。对于出版社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转折点，因而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团队大洗牌。除了卡尔维诺之外，博林吉耶里、博拉蒂，随后很快庞奇洛里、索米、福阿这些新成员加入埃伊纳乌迪团队。留任的有娜塔莉亚·金兹伯格，一些技术人员，罗马办公室留任的有焦利蒂、穆谢塔和一些顾问，米兰办公室有维托里尼（还有福尔蒂尼），比萨办公室有坎蒂莫里，另外还有都灵人博比奥、米拉、文图里。切萨雷·卡斯也是此时作为新成员被埃伊纳乌迪纳入麾下。
至此，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迎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恰好与文化出版业的艰难博弈时期重合。在意大利，之前有4月18日选举事件，而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气氛愈演愈烈，两大阵营陷入僵持状态。在这两大形势之间只留下一块极小极不舒适的中间地带，在此可以对双方观点进行讨论并使之具有现实意义（这也可能与实际相差甚远，甚至可能朝相反方向发展，产生诸如独裁独行或固步不前的可怕形象）。
自1963年起的二十多年里，每年7月，埃伊纳乌迪出版社都会在瓦莱达奥斯塔大区的雷梅斯山谷举行长达几天的团体会议。会议期间，出版社的编辑与主要撰稿人会对已经开展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做好新的工作计划。照片上从左至右分别是：尼科·奥伦戈、卡罗·卡雷纳、伊塔洛·卡尔维诺、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圭多·达维科·博尼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朱利奥·博拉蒂在雷梅斯-圣母小镇。
1955年，卡尔维诺与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在巴勒莫新闻俱乐部。
他是一位十分优秀的领导。他领导新闻办公室时，发挥了极大的创造力，同时又不失审慎的官方威严；当然，他也负责文学编辑以及其他所有出版活动。这份职业，这些日常的技艺，诸如创作标题，编辑折页、封底和腰封的文字，撰写广告文案，对他而言没有任何秘密。此外，卡尔维诺对图像也独具慧眼，并且必要时他也是出色的封面设计师。其中一个例子便是：他选用斯坦伯格的画作做他的文集《文学机器》的封面，该文集收集了他自1955年至1980年间的文章。图中，巨大的球形石头从异常陡峭的斜坡飞速滚下，追赶着一个毫无戒备的狂热骑士，而骑士又追赶着一只目空一切的鳄鱼。这幅画似乎专门为该书而作，当我们在该书第194页读到那篇关于斯坦伯格的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笔》时，我们就会明白这两者如此亲和的原因了。这个题目可能暗示着这位画家的另一幅著名画作：其中一只手握着画笔，画出了一只正在画自己握画笔的这只手的手，而这只手又在画……这种想法反映了卡尔维诺新近作品中的技巧与执念。
“对我们而言，贝佩·费诺利奥也许是作家历史形象的最后化身，他将自己的作品打上了本世纪上半叶的后半期的文学故事的烙印，而如今他与世长辞，却不曾留下任何接班人：这位作家既表现了内心紧张的孤独认知，又表达了积极务实生活的外向神话。如同散兵队形中的佼佼者，他选择了风格作为其意志和风度的校验。风格，即个性与沟通，道德内容与形式的融合点。”(1968)
作为出版人，卡尔维诺极力模仿他在康拉德的海洋世界中所欣赏的一切：“理性清晰，工作纪律，勇气与责任感。”他热衷于探寻边缘部分和奇异内容，从1947年秋天开始，他受命领导新闻办公室工作（实际聘用期仅到1950年1月1日，薪水才5万里拉），他写了将近五千封信，在1983年底，当时出版社的严重经济危机迫使他更换了出版商。
将他的通讯录按字母顺序排列，就会得到一部战后意大利文学简史，从安东涅利、巴尔迪尼、巴萨尼、贝内德蒂、贝尔托到拉拉·罗马诺、桑图齐、夏侠、托比诺、威尔科克。这之中不仅有叙事作家，还有著名翻译家，比如翻译了诸多莎士比亚作品的切萨雷·维科·卢多维奇，还有像保罗·格拉西和杰拉尔多·圭列里这样的戏剧家，像卡雷蒂和潘帕洛尼这样的批评家，像科奇亚拉和德·马尔蒂诺这样的民族学家，像罗伯特·巴塔利亚这样的历史学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卡尔维诺参加在罗马举行的青年作家大会。右起第二是贝佩·费诺利奥。
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发行的文学杂志《梅那坡》的第一期封面。该杂志是由卡尔维诺与维托里尼于1959年至1967年共同创立并领导的。
“筹码”丛书行将完成，（维托里尼）感到有必要创办一份刊物，在这之中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同时还要有新作品的推介。他向埃伊纳乌迪建议，这将是一份介于杂志和丛书之间的刊物……”(1973b)
卡尔维诺的书信风格与帕韦塞那生硬而辛辣的书信风格截然不同。帕韦塞脾气粗暴，处理编辑事务时，习惯于快刀斩乱麻，书信往往只有几行不容辩驳的话。卡尔维诺则如同官员一般审慎和谦卑，他会运用团队方式，总说“我们”，如果回信人偏离方向了，他也不急于拒绝，而是会采用委婉迂回的方式，先泛泛而谈，最终达到要谈的那个细节问题。
他与亲近之人交流时通常言简意赅，而对不熟悉以及不相识的人他甚至能够敞开心扉，侃侃而谈，耐心程度与亲疏程度成反比。卡尔维诺对有抱负的作家同样极具耐心，对他们倾囊相授：文学必须避免任何通俗化和说教式的态度；它的政治影响力不大，也可能根本没有，至多起到提高一般认识水平的作用；好心情创作不出任何作品；科学态度与诗意相结合……
对尚不知名的同龄人以及年轻一代，他的友谊则带着保护欲。他将维托里尼的不理解置于一旁，出版了费诺利奥的《毁灭》，在书的折页中也没有掩饰他的困惑。（我们知道，他在给里马内利的信中写道：“维托里尼的评论一向难以预料且令人狼狈不堪。”）在卢乔·马斯特罗纳迪麻烦缠身时，卡尔维诺给他提供建议与帮助。
卡尔维诺与人展开激烈争辩的次数寥寥无几，其中包括与《福斯托与安娜》的作者卡罗·卡索拉就抵抗运动的表现方式展开激烈论争。有时，有些信件开头会迅速做出评判，例如1951年给潘帕洛尼的信：“帕韦塞想用他的日记向我们证明人类生命无法逃脱的古老悲剧。”信中也不乏人生格言：“一个人必须尽可能少地进行大的改变。”（1953年写给穆奇的信）“重新开始，改变？我这辈子就没做过其他事！”（1959年写给阿尔皮诺的信）
1950年或1951年，卡尔维诺与巴勃罗·聂鲁达在都灵。左起第一是塞尔吉奥·加拉维尼。
政治倾向的问题和困境依旧占据了卡尔维诺的大部分时间：从1948年到1951年，主要从事政治新闻和文化新闻的活动，包括对政治和工会事件的报道，以及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官方”报道，而罕有对作家及文艺思想的报道。由于冷战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破裂，卡尔维诺不愿在党报上发表文章，因为这些文章会引起矛盾和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像他这样的理性且多面的作家，依旧被二十世纪危机的迷人阴影所吸引。早在1948年他就曾写道：“对我们社会的腐朽之处的认识已经深入骨髓，但此认识就此停滞不前，对这些腐朽之处的不断研究让我们以一种或隐秘或公开的情感与腐朽联系在一起。”“对于现代作家来说，那个笨重无比的角色就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如何才能“直接从自然和历史中诞生出诗歌，就好似作者不存在一般”？卡尔维诺从不咄咄逼人，对任何说明性、教育性、启发性的实在论调都表示出明确的保留态度。他一直怀有一个梦想，但他又不过分相信这个梦想，他梦想有一个合理的规划能够为世人提供理想之地。因为他感觉故事有些虚假，就放弃了出版《波河两岸的青年》，这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社会性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利古里亚青年来到都灵后，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故事。卡尔维诺参加了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举行的青年节，还在1951年10月至11月间前往苏联（“从高加索到列宁格勒”）旅行，并且将旅行报告发表在《团结报》上，文章中他尽力回避困扰他的种种矛盾，而集中描写了日常生活细节。
卡尔维诺在苏联旅行时参观一家糖果厂。
苏联之旅中，卡尔维诺在列宁格勒。
卡尔维诺在东欧国家旅行时写下的一段评论。
（游过千山万水
见过种种问题
我再次回到这里
从空中鸟瞰
它就像一幅劳尔·杜飞的画。）
卡尔维诺苏联之行的另一张照片。
1956年，卡尔维诺与玛丽亚·路易莎·斯帕齐亚尼。
1957年，卡尔维诺与玛丽亚·路易莎·斯帕齐亚尼在维亚雷焦文学奖颁奖礼上。
1958年，卡尔维诺与母亲在一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朱利奥·埃伊纳乌迪的建议下，卡尔维诺全心投入到出版事业中。正如他在1954年初写给人类学家朱塞佩·科基亚拉的信中所言，在整个世界寓言的有机规划设计中，这意味着要在意大利创作一部《格林童话》：“存在收集素材的问题，有些地区已有出版发行的素材，而有些地区则几乎不存在素材。还有方言的问题。将不同收集者的资料组合到一起，使之成为一本写作风格与技巧统一的书，也是一个问题。[……]埃伊纳乌迪的意见是，出版社将利用专家提供的材料并听取专家的建议，自行承担对本书的编辑责任，将其统一为一体。总之，在语文学工作的基础上，按照诗意的标准来编撰。他甚至建议我承担这项‘将资料统一成册’的工作，我真可怜！也就是说，我要在不同版本的故事间进行筛选，对需要翻译的地方进行翻译，对已经用意大利语编写的内容进行重新编写。”这是对卡尔维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开展的繁重工作的投射性描述，但已经非常精准了：这项工作并不是因忠实民族传统或怀念童年阅读而促成的，而是由“对风格和结构的兴趣驱动的，也就是讲故事时采用的情节设计、节奏和基本逻辑驱动的”。正如马里奥·拉瓦杰托所写，很快，在卡尔维诺的眼中，童话的世界体现为“一部伟大的叙事性百科全书，并且带有在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罗宾逊、法布里佐·德尔·东戈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的原始功能，只是这一功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卡尔维诺本人后来曾回忆，所有版本的故事都让他着迷，因为每个童话故事都可以变成另一个故事，从而变成千百个故事，在这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衣着装扮下的相同人物形象。因此，在卡尔维诺看来，童话故事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隐喻，是他可以尽情支配的一副最令人着迷的纸牌。
《树上的男爵》初版（1957年）封面。该封面采用了彼得·勃鲁盖尔的《农民与窃巢者》的局部图。
卡尔维诺绘制的“树上的男爵”，刊登在1957年6月的《埃伊纳乌迪简报》上。
“我们的父亲在窗台上探出身来对他喊道：‘你在那儿待够了就会改变主意的！’
“‘我不会改主意的。’我哥哥站在树杈上说。
“‘等你下来有你好看的！’
“‘我永远都不会下来的！’他说到做到。”(1957)
1957年，我发表了《树上的男爵》，紧接着（或者就在这之前，我记不清了）出版了《意大利童话》，这是出版社交给我的一项重要工作。1958年，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到那时为止我创作的所有短篇小说；总之，现在我可以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并将它们简单地命名为《短篇集》。
从那时起，我就可以自认为是“专业”作家了吗？从我写的第一本书到那时已有十年，我想说这十年时间是必不可少的，我要继续定期出版作品，以便看看自己是否能以作家的身份存在。总之，现在不会再问“我会不会成为作家”这样的问题，因为其他人认为我是作家。还有作者版权，即使仍然不足以维持生计，但在我那微薄的预算中，它已然成为一项重要的收入。因此，大致在我年届不惑时，我辞掉了出版社的全职工作，而作为顾问与其继续保持合作。(1984)
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卡尔维诺尝试着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总结：
战后意大利文学大爆炸，它在成为一种艺术行为之前，是一种生理的、存在的、集体的行为。我们经历了战争，我们年轻人——刚刚来得及赶上成为游击队员——未曾感到自己被制服、被打败、“被毁掉”，反而感到自己是胜利者，是某些东西的专有保管者。但乐观主义或欣喜之举难觅其踪，恰恰相反，我们感到我们是生活悲剧的保管者，这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苦恼，甚至是我们的绝望能力，但是我们强调高傲的快乐。很多东西由此而生，我的前期短篇小说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笔调也源于此。
《树上的男爵》首页手稿。
历史现实传递给我们的张力变得疲软，很快消失殆尽。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在死水中泛舟。在前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尝试着维护对历史现实的忠诚，瘫软在其中，或者维护对那种笔调、那种职责、那种能量的忠诚。而在幻想小说中，我力图使其保持鲜活的恰恰是笔调、能量、精神——也就是我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东西。(1959a)
我也是从抵抗运动的文学中起步的作家之一。我不愿意放弃的是抵抗运动文学作品中史诗般的冒险，不愿意放弃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能量。因为当代生活的图景无法满足我的这种需求，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将写作转向了超越我们的时代，也超越社会现实的奇幻冒险风格中。一生都待在树上的一个十八世纪的男爵，一个被炮弹炸成两半依旧存活的战士，一个实际不存在，只有一副空盔甲的中世纪骑士。从我的整篇讲话中，想必你们已经明白，我喜欢行动甚于静止，意愿甚于顺从，例外甚于惯例。
我也写过而且也还在写现实主义小说。我的前期短篇小说和第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关于游击战争的：那是一个充满冒险的色彩斑斓的世界，是悲喜交加的世界。之后，我周围的现实再也没有为我提供我喜欢表达且充满能量的图景。我从来没有停止创作现实主义的故事，但是我尽力赋予它们更多的运动，并且通过讽刺与悖论使它们变形，然而我总觉得这些故事有点儿过于悲伤。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在我的叙事作品中交替使用现实故事和奇幻故事。
我也研究过民间童话，并且出版了一本涵盖意大利所有地区童话的作品集。我对童话故事的线性叙事和节奏感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还有它高度凝练的手法，通过这一手法，对事实、要克服的考验和决定性时刻进行叙述，呈现出生命的意义。因此，我对童话故事与最古老的小说形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诸如中世纪的骑士小说，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篇。
1959年，卡尔维诺因《短篇小说集》获得巴古塔奖。
1959年，福门托尔文学奖颁奖之际，卡尔维诺在马略卡岛。卡尔维诺在照片背面写着：“1959年，福门托尔（马略卡岛），关于小说的对话。长篇小说已死：他们在它的墓前祈祷。从右至左为：（我觉得是）J.洛佩斯·帕切科、路易斯·戈伊蒂索洛、（？）、卡尔维诺、阿兰·罗伯-格里耶、胡安·戈伊蒂索洛、（？）。
1963年，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圭多·达维科·博尼诺、埃利奥·维托里尼、卡尔维诺和卡洛·莱维在科孚岛。此时福门托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已迁至科孚岛举行。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59年6月8日，卡尔维诺在给西塔提的信中写道：“帕索里尼的书（《暴力人生》）是本好书。非常棒。它绝对是意大利战后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近年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纵观意大利的传统诗歌，让我最有亲近感，同时又具有一种难以言明的魅力的是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他的作品让我百读不厌。这位诗人的风格如此清晰又令人愉悦，作品中没有难解的问题，却又如此神秘，如此善于隐藏自己。这位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怀疑论者，他从文艺复兴的文化中汲取了一种没有幻想的现实感，当马基雅维利在同样基于对人类不抱幻想的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严苛的政治科学构想，他却固执地构思了一个童话。[……]
从一开始，我将那些满怀激情与理智、积极投身历史的小说家（诸如司汤达、海明威、马尔罗）当作我的老师时，不知不觉中我就发现自己对他们的态度与阿里奥斯托对创作骑士诗歌的诗人的态度一致（当然，我说的不是艺术价值，而是历史态度与心理态度）：阿里奥斯托仅仅通过讽刺与想象力的变形来看待一切，他既不轻视骑士精神的基本美德，也不贬低那些赋予事件活力的人生观，即使在他看来，这些美德与事件只能转化为色彩斑斓的如同舞蹈般的游戏。虽然，阿里奥斯托与一个世纪后的塞万提斯的那种悲剧深度相距甚远，但是，在他不懈追求的轻盈与优雅的文字中依旧流露出浓浓的悲伤。阿里奥斯托非常擅长创作八行体诗，并且最后两行诗总会形成讽刺的对照，因此他有时对这项疯狂的工作表现出着魔似的执念。阿里奥斯托对生活充满热爱，如此现实主义，如此人性化。[……]
我对阿里奥斯托的热爱是一种逃避吗？不是，他让我们懂得，智慧如何存在于幻想、讽刺与雅致的形式之中；他还让我们懂得，这些天赋如何不以自身为目的，如何能够成为世界概念的一部分，如何能够更好地有助于评价人类的美德与缺点。在电脑与太空飞行的时代，他的这些教诲非常现实，也非常必要。我可以肯定，这是一种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的能量，它曾经推动奥兰多、安杰莉卡、鲁杰罗、布拉达曼特、阿斯托尔福等无数人不断前进。(1959b)
卡尔维诺在纽约。
1959年也是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杂志《梅那坡》创办之年。卡尔维诺后来回忆道：“当时维托里尼在米兰的蒙达多利出版社工作，而我在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由于在‘筹码’丛书的整个发行期间，都是我代表都灵的编辑部与他保持联系，因此维托里尼希望我的名字能够和他的一起，作为《梅那坡》的共同主编出现在杂志上。实际上，这本杂志是由他构思并创办的，由他决定每期的版面，并与受邀合作的朋友一起进行讨论，大部分文章也是由他筛选的。”(1973b)
1959年11月，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作家在开往纽约的远洋客轮上共进晚餐。与卡尔维诺（右起第一）一起的是克劳德·奥利耶、费尔南多·阿拉巴尔、雨果·克劳斯。
卡尔维诺在纽约布朗克斯维尔的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意大利文学。
1959年11月初，卡尔维诺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美国。除他之外，受到资助的还有其他年轻的欧洲作家，其中包括法国的克劳德·奥利耶、英国的阿尔弗雷德·汤姆林森、西班牙的费尔南多·阿拉巴尔，以及比利时的雨果·克劳斯。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未能成行，因为“美国的野蛮法律要求入境者必须拥有健康的肺，而他没能通过体检”。卡尔维诺在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朋友们的一系列信件中（所有信件都寄给总编辑达尼埃莱·庞奇洛里，再由他转交）有条不紊地讲述了他的美国印象。旅行见闻、访问美国出版社的及时报道、与作家们的会面描述相互交织。正是由于他作为“侦察员”的这份工作，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开始翻译塞林格、贝娄、马拉默德、斯泰伦、普迪和戈因等作家的作品。
卡尔维诺坐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办公桌前。
1959年9月23日，在第二十二届国际当代音乐节之际，卡尔维诺和剧团在威尼斯的凤凰剧院上演了卢恰诺·贝里奥（前排左起第一）配乐的滑稽剧《来吧，跳》。在贝里奥右边的是女中音歌唱家凯西·贝伯里安，她演唱了卡尔维诺作词的两首歌曲《我望着窗外的城》和《高速路漫长而单调》。第二排左起第一是画家博纳·德皮西斯。
《我们的祖先》的护封，插图为毕加索的绘画作品。三部曲收录了《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和《树上的男爵》，于1960年在“超级珊瑚”丛书中出版。
“我认为这三部曲可能是对当代人的谱系的定义。这就是我将这三本书合而为一重新出版的原因：引导读者们在参观肖像画廊的过程中，能够认出其中某人具有他们的轮廓、他们的习惯或他们的执念。”(1980c)
“抵达纽约的兴奋，地球上所能见到的最壮观的景象”将跨大西洋航行的枯燥乏味一扫而光。卡尔维诺在纽约停留了大约四个月，之后他继续前往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等城市。在南部，他恰巧碰上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一次非暴力与反种族隔离示威游行，他这样描述马丁·路德·金：“他极为可靠，并且十分机智。”即便他后来说美国最美丽的城市是他偶然间发现的萨凡纳，但他对纽约的热情丝毫不减。“这是我唯一能够假装定居的地方。”他惊叹于计算机用三分钟时间读完了《飘》，他去中央公园骑马，他还发现，具有反抗气质的披头族都是拥有正常生活的优秀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不定期乔装以便外出；但是他也发现了大都市的衰退，随处可见流浪汉、酗酒者、“自我毁灭的黑暗宗教”。也许，美国的真正景观是平坦而荒凉的洛杉矶，是“由上千个郊区组成的城市”，而它本身也是世界的郊区。
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组织的一次研讨会期间，卡尔维诺与历史学家德利奥·坎蒂莫里（左）和法语语言文学专家圭多·内利（中间）一起散步。背景中的雷梅斯-圣母酒店位于奥斯塔山谷。
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纽约是最能让我有家的感觉的城市。甚至有一次，我还模仿司汤达，我写下了我想在我的墓碑上刻上“纽约客”。这是1960年的事。这种想法一直没有改变，尽管从那之后我大部分时间一直住在巴黎，即使离开也是短暂的，如果可以选择，我会老死于此。但是我每次去纽约，我都会觉得它更加漂亮了，更加接近理想城市的样子了。可能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几何的、水晶般的、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深度、表面看起来没有秘密的城市，所以它不会让人心生畏惧，我可以幻想我能用思想主宰它，瞬间就能将它整个思考透彻。(1985a)
旅行归来，他对卡洛·博说：
出发去美国时，也包括在旅行当中，我都发誓说我不会写关于美国的书（已经有太多这样的书了）。但是现在我改变想法了。游记是一种有用、朴素而又完整的文学创作方式。这类书非常实用。虽然——或者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在年复一年地变化，记录下当时的所见所闻会反映出变化的本质；并且除了对所到之处的描写，还可以记录下自己与现实的关系、认识的过程。
我不久前才明白：直到昨天，我还认为，旅行对我的工作性质只有间接的影响。这与我的老师帕韦塞的观点有关，他是旅行的死敌。他说，一首诗的诞生需要若干年的酝酿，甚至是一生，在这儿或在那儿待上数天或数周对这个缓慢而秘密的成熟过程有什么意义？当然，旅行是一种生活的体验，跟任何其他经验一样，它可以使我们的内在变得成熟和发生改变。我想，因为对生活有更多的感悟，所以旅行可以让写作更上一层楼。比如说，一个人参观印度之后回到家，我觉得，也许因为这次旅行经历，他入学第一天的回忆会写得更好。不管怎样，我一直都喜欢旅行，这与文学无关。因此我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最近的美国之旅：我知道，这并不是一次“文学朝圣”，也不是因为我想“汲取灵感”，而是因为我对美国真正的样子感兴趣。
但是在美国，我渴望去认识，去尽力拥有一个多方面的、复杂的、不同于我们的现实，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跟一个坠入爱河的人很相似。众所周知，恋人之间有很多时间在争吵；即使现在我回来了，我还时常感到惊奇，在我内心之中，我与美国在争吵；但不管怎样，我继续沉浸其中，我贪婪而谨慎地投入到我听到的或者我读到的关于那个国家的一切，并且假装只有我一个人明白。既然在这里我已经捕获了——就像卡洛你前面所说的——“事物的声音”，所以我最好赶紧把它写出来。(1960b)
但是在1961年春天，卡尔维诺决定放弃出版一本已经进入校样阶段的作品（《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那是“我在那之前一年在美国逗留半年的旅行日记。我那时决定不出版这本书了。因为当时重读校样，我觉得此书作为文学作品过于平淡，而作为新闻报道则不够新颖。我写得很好了？好吧！那现在就出版吧，这本书就将作为记录那个时代的一份文献，也是我旅程的一个阶段”。(1985b)
对卡尔维诺而言，这次旅行也是一个契机，来验证自己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形成的对美国作家的读者经验：
我的文学训练发端于四十年代，我首先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接触了美国叙事文学，这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实在是眼界大开。因此，当我年轻时，美国文学非常重要，我自然而然地阅读了那时引进到意大利的所有美国小说。但是，起初，我是乡野之人，我住在圣雷莫，缺乏文学知识，因为我那时是农学专业的学生。后来我与帕韦塞和维托里尼成为朋友；可惜我没能认识平托尔，因为他在战争中丧生了。而我是一个新人，我在战后才开始周游各国。(198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