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域
元封三年（前108年）成为太史令之后，司马迁不再承担扈从任务，和皇帝之间的距离拉开了，而“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阅读各种古籍和国家档案，却有了最大的方便。
当然，相对我们今天而言，这种方便仍然是难以想象的艰巨。邢义田先生计算过，五十二万多字的《史记》如果写在竹简上，将重达五十多公斤，也就是超过很多女生的体重；体积则是284310立方厘米，大约是现代纸本的二百二十五倍44。
以此类推，司马迁撰著《史记》的时候，面对的是字数以百万计的资料，这些沉重而巨大的文献检索查核起来极为不便。可以想象，他无法像我们今天写作时这样，每处摘引都去核对原文。很多内容他是凭记忆写作，比方说写到春秋、战国的历史，我们今天很容易指出他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联系到他的写作条件，仍然要赞佩他记忆力惊人。
司马迁改变了父亲设定的上下限，“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他希望《史记》写到太初年间结束，也就是自己已经从汉武帝身边离开，再发生什么事，他就不打算写了。
但朝廷里的各种消息仍然会传到司马迁的耳朵里来。他无疑会强烈感受到一个事实，现在皇帝的身边人才凋零。
尽管司马迁什么也没有说，但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为赞美汉武帝，却无意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阂，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禪。
长长的名单，除了最后接受遗命的两位，几乎都是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之前涌现的。
当然，司马迁对这个名单里的人物的看法也非常复杂，比如说，张骞无疑就是他讨厌的人物之一。
历史的张骞与时代的张骞
用贯通中国史的眼光看，张骞无疑是非常伟大的人物。
张骞通西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英雄气概的冒险，陆上丝绸之路从此开辟（尽管这个名词近代才出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世界也因此而改变。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和世界仍然受惠于这次壮举。
但和张骞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看法则完全不同。而这一次，司马迁的眼光并没有超越时代。
司马迁把张骞的发现记录下来，但也只是记录下来而已，要说这些内容有价值，那就是坚定了他对儒家经典的信心。所以在《大宛列传》的最后，司马迁议论说，社会上流传的《禹本纪》《山海经》之类的书，充斥着关于西方昆仑山的夸夸其谈，可是和张骞的发现一印证，哪里看得见一点影子呢？可见，读书还是要读《尚书》啊。
至于张骞这个人，司马迁承认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此外就看不到什么优点了。
张骞出使西域是在建元三年（前138年），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极少有人知道，何况那时候司马迁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
十三年后的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回来了，这也不会是一个轰动性的新闻。司马迁刚好在这一年踏上了去东方漫游的旅途，所以多半是几年后才知道张骞的事迹。张骞带回来许多关于西域奇异世界的消息，引起汉武帝的浓厚兴趣，但对司马迁和汉朝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张骞是去西方寻找对付匈奴的同盟的，而他“不能得月氏要领”，一无所获。
然后，在张骞的建议下，好不容易暂停的西南夷道路工程，又重新启动（参见第四章《开拓》），几万人因此苦不堪言，许多人在疲惫、饥饿和病痛中死去。
再后，张骞成为对匈奴战场上的一名将军，事实上司马迁主要也是把他当作一员武将来看待的。开始张骞表现还算不错，“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因为善于辨识道路而大大改善了汉军的后勤保障，他被封为“博望侯”，博望自然是视野开阔的意思。
讽刺的是，然后张骞就迷了路。
元狩二年（前121年），因为张骞失道，没有能够及时赶到约定地点，导致另一支汉军成为孤军，陷入匈奴的重围之中，要不是统兵的老将才气无双，几乎全军覆没。
这位老将正是司马迁最崇拜的飞将军李广。至少在李将军的粉丝看来，正是因为张骞的失误，老将军的封侯之梦再次破碎。
张骞也因此失去侯爵，汉朝的男人，有什么比封侯更重要呢？所以他发疯似的想再次封侯。张骞用尽办法游说汉武帝，极力夸张说，联合一个叫乌孙的国家（在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对击败匈奴有多么大的意义。终于在元狩五年（前118年），他赢得了二次出使西域的机会。
这一次的规模和第一次大不相同，张骞率领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价值几千万钱，此外还有牛羊万头。如前面已经反复强调的，元狩五年正是为征伐匈奴掏空国库，汉朝财政极度紧张的一年。
结果张骞在乌孙再次“不得其要领”，又一次白白浪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但张骞还在不懈努力，派出副使到周边国家去找机会，他还引导乌孙使者到汉朝来，让他们见识汉朝的疆域广大和物产丰饶，希望改变他们对汉朝的看法。
然而元鼎三年（前114年），这一切还没有见效，张骞就去世了，他终究没有再次得到梦寐以求的侯爵。这之后，汉朝人对张骞的评价无疑发生了分裂：少部分人把张骞当作榜样，更多人恐怕认为他死有余辜流毒无穷。
在汉朝的冒险家看来，张骞在对匈奴的战场上表现平庸，却也毕竟是封过侯的，所谓“开外国道以尊贵”，看来前往西域比起和匈奴作战，性价比是高得多了。所以张骞死后，他的随从人员不论官阶高低，都纷纷向汉武帝上书，渲染外国有多少奇怪的人群、物种和产品，以及征服西方可以获得多么大的收益。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汉武帝的反应非常有趣，或者说体现了对人性的洞察：遥远的西域，不是大汉的良民愿意去的，值得利用的就是这些冒险家和流氓无产者。所以常常并不仔细核查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谁要去，就赐予符节，给予汉朝使者的身份：牛吹得大，就是正使，吹牛胆子都小，那就只能给个副使当当。
西域一个个小国的大门，汉朝很大程度上是靠金钱打开的，所以使团都会携带大量财富。使者们（很多人还出身贫寒）当然会肆意侵吞，他们把国家的礼物当作商品销售，获利则塞入自己的腰包。以汉武帝的精明，当然也不至于发现不了这个问题，但他的处置手段是：从重判罚，但可以赎罪，赎罪的办法则是再次出使西域——既然你是熟悉西域的人才，这个特点就要充分利用。
于是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汉朝使者的队伍络绎不绝。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西域使团和商队在奔赴汉朝。
这时，汉武帝正频繁地到沿海地区视察，每次都让外国客人跟随其后，遇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就要经过，以便西域客人意识到，大汉的大城市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汉武帝不断赏赐客人财物，确保他们在汉朝生活优渥，以展示汉朝雄厚的经济实力。汉武帝还组织大规模的角抵活动，演出新奇节目，展出许多怪物，引来许多人围观，天子便进行赏赐，大汉的娱乐业在这些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总之，汉武帝要“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通过这种方式，让外国人在皇帝面前倾倒惊骇。
那么，身为汉朝的黎庶，会怎样看待这个景象？汉朝能够支付这笔巨额支出，是因为元鼎年间桑弘羊主持的财政已经卓有成效，在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等一系列运作之后，全社会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国库，而汉朝的“中民”生活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如果这笔钱是用于抗击匈奴甚至开疆拓土，都还有理可说，现在这样挥霍，岂不是让二十几年来民众持续不断的牺牲变得像个笑话？
作为时局中人，司马迁没有对这种现象做什么评论。不过他在记述汉武帝款待西域客人的盛况时，竟然使用了“酒池肉林”一词。当然，酉域人更喜欢喝酒吃肉，这个说法完全可能是写实的，但这个词会引起什么样的联想，那大家都懂的。
而溯本追源，这一切浪费的源头，就是因为张骞。
还有一处《史记》和《汉书》的差异值得一提。张骞死后，他那个结好乌孙的方案倒是不断取得进展。到元封六年（前105年），乌孙王昆莫送来千匹良马，请求迎娶汉朝的公主，汉武帝答应了，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汉武帝的侄孙女）嫁到了乌孙。昆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后来刘细君又改嫁给他的孙子。
这件事《汉书•西域传》的记叙比司马迁详细得多。班固称，公主嫁到乌孙后，和衰老的丈夫言语不通，感到悲愁，创作了著名的《黄鹄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汉武帝听说后非常同情，隔几年就派使者给公主送去很多财物，但这又有什么用呢？等到细君公主要嫁给昆莫的孙子的时候，公主想拒绝，皇帝就立刻表现出严厉的一面：“按照乌孙国的风俗去做，我要与它共灭匈奴。”小女子的感受，当然不能坏了国家大事。
不论这支歌真是公主所作传回中原的，还是同情她的文人创作，总之，这样的歌词反映着汉地社会的一种情绪：公主远嫁，极容易激起汉家男儿的怒火，文人的伤情更会泛滥得不可收拾。
这件事自然也要归罪于张骞。《史记》并没有说和亲乌孙是张骞的倡议，事实上直到张骞去世的元鼎三年（前114年），提出这个倡议也不合情理，所以《史记》的简单记录应该是可信的。但《汉书》却加入了张骞对汉武帝说“汉遣公主为夫人”的台词。显然，是一百多年来对张骞的愤怒情绪，促使班固时代的人们相信，他必然会说出这样一句罪恶的话。
后世很长时间里，张骞不算受关注的人物，民间很少会根据他的事迹编制故事，正史提及他的次数也不算多。偶尔有人注意到张骞对皇帝的忠诚，愿意把他和苏武并列赞美几句，但也总是把苏武放在张骞前面——可事实上即使不比功绩只谈年代，张骞也应该比苏武早些45。以至于清代的史学家赵翼要为张骞的被冷落而遗憾。还有人对张骞极其憎恶，宋代的黄震评价张骞说：“甚矣，小人逢君之恶何甚也！”清代大学者王鸣盛梳理这段历史，则说张骞“首倡邪谋”。
通西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付出代价，然后才能转化为成果，人类历史上的诸多伟业，实在都是如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才真正感受到张骞凿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对他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但也不能说司马迁他们的看法都是偏见，他们当然无法预知现代人的主权观念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既然注定身为代价，自然只能在代价的立场上发出呻吟或呵斥，或者这也不可以，那仅有的权利，就只能是对这种事业保持一点冷漠。
出征西域的理由
司马迁把新修订的历法进献给皇帝的那一年，即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对西域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张骞第二次通西域算起，汉朝经营西域已经十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汉朝实际上是在和匈奴展开对西域小国的影响力竞争。
汉朝通西域，主要靠的是财富。但财富输送越多，就显得越不稀罕，所谓“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币是礼物的意思），不贵其物”。何况从汉武帝委任使者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使团的素质不高，经常不能给西域人留下好印象。而且汉朝使者的工作性质实际上是承包制的，谁能让某个西域小国愿意朝见皇帝，谁就立了大功。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汉使的工作积极性都极高，经常能创造性完成任务；但坏处则是彼此为竞争关系，往往不能很好合作，不同使团宣布的汉朝政策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攻击，西域各国也无所适从。
匈奴和西域各国交往的历史，比汉朝要悠久得多。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在西域人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他们都畏惧匈奴。尽管他们也听说了匈奴连续惨败于汉朝的消息，但眼见为实：几百人的汉朝使团，跋涉而来都往往死者过半，汉朝兵锋所及，绝不可能覆盖到自己的国家。
所以这场竞争汉朝明显落在下风：
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
匈奴使者拿着单于的一件信物，所到之处，西域国家立刻供给食物，不敢阻留刁难。至于汉朝使者，不论饮食所需还是坐骑，都必须出资购买。
一个是收保护费的，一个是冤大头，西域各国的这种态度，实在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汉武帝决定向西域展示一下武力。不要把汉朝的仁慈，当作软弱。
火药堆积如山的时候，自然不缺导火索。在遥远的大宛国（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出产神奇的汗血宝马，汉武帝派使者，愿意用千金和一匹黄金制成的马换取汗血马。大宛国王仍不为所动，汉朝使者因此愤怒，毁掉金马离开。大宛国则既觉得受到羞辱，又起了贪心，于是杀死汉使，夺取了汉朝的财物。
消息传到长安城，天子一怒，流血万里，汉军开始大规模西征。当然，开始的一刻，这次远征的动员规模和惨烈程度，任何人都没有料到。
出征西域和汉武帝之前的开拓，有很大的分别。
第一，之前几十年的战争，基本是在与汉朝相对熟悉的对手作战。汉朝建立以来，匈奴就是心头大患，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大多数地方曾是秦朝的郡县，或是被战国时代的列国征服过的地方，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而已。相比而言，西域的陌生程度要高得多，在《史记》中一个很直观的体现是，司马迁竟然没有提到大宛国、乌孙国的国王，是哪位上古圣王的后代。
第二，之前的开拓不管多么艰辛，确实也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汉地社会也确乎可说元气丰沛淋漓。但如果从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算起，到现在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已经差不多三十年，汉朝真可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实在折腾不动了。
但是汉武帝决心已下。汉武帝为什么要征伐西域，相信皇帝做的是理性决策的人，大致给出这样一些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为征服匈奴，汉武帝需要得到西域的优良马种。
元狩四年大会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朝出动了优良的战马十万匹，加上后备马匹四万，使得匈奴完全丧失了机动优势。但这次辉煌胜利付出的代价是，“汉马死者十余万”，之后再想出击匈奴，也就不免陷入“汉亦马少，无以复往”的窘境。
靠汉地的马场，这个缺口短时间内是无法补上的，而西域的特点，正是“多善马”。乌孙国的一个富人，就可能拥有四五千匹马，而且乌孙马的神骏，已经足以让汉武帝惊叹为“天马”。所以后来见到大宛马之后，汉武帝发现自己真是没有见过世面，然后把乌孙马改称
“西极”，把天马的称号转让给大宛马。
大宛马传说是人间的母马和天马所生，奔跑起来汗出如血，也就是所谓“汗血马”。有了西域良马，汉朝远征匈奴的底气，一定可以大大增加。
第二种解释还是为征服匈奴，汉武帝控制西域是“断匈奴之右臂”。
西域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东起玉门关、阳关，西止于葱岭（帕米尔高原），这是狭义的西域，广义的西域还可以继续向西不断延伸。张骞带回来的情报，对西域列国做了一个简单但至关重要的分类：过游牧生活的，他称之为“行国”；过农耕生活的，则叫“土著”。
就是说和现代有些人想象的不同，西域很多地方生活的并不是游牧民族，实际上不少地区农业相当发达，如大宛国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山川秀美，气候宜人，那里的土地得到锡尔河、索赫河和伊斯法拉河的滋润，堪称肥沃丰饶，所以不但有鲜美的葡萄，还出产小麦和稻米。
游牧经济不可能自给自足。原来匈奴控制的农业区如河南地、河西走廊，现在都成为汉家郡县，匈奴只有靠西域获得农业补给。
如果汉朝再控制住西域，那就意味着匈奴彻底被锁死在漠北，无需汉军出击，也许一个肃杀酷寒的冬天，就足以令他们崩溃。
第三个解释是为消化汉朝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三十年的战争之后，总体上确实人心思安，但绝不是所有人。还有很多人希望在沙场上杀敌建功，进爵封侯。
所有的军人都期待铸剑为犁，说到底只是文人的一种美好想象。三十年的时间，已经培养起了完全在战争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告诉他们，回家乡种地去，重建荒芜的田园，接受自己本就看不起的文吏的管制和呵斥，他们愿意吗？
这些人的数量，当然远不如渴望和平的人多，但他们的行动力和组织能力，却同样远非后者可比。海量的复员军人怎样安置，在任何时空，对行政部门都是巨大的难题。所以不如让他们到西域去碰碰运气。
《史记》不断提及，汉武帝派到西域的人往往不是什么善类。开始派使团的时候，“募吏民毋问所从来”；后来组织军队，用的更是“郡国恶少年”和“囚徒材官”。司马迁讲述这些时语含讥讽，认为这支部队不能体现大汉军人的素质；雄才大略的皇帝和他的智囊团则可能在评估：这些人去了西域之后，中原的治安可以改善多少。
尤其是出兵西域的太初元年，“关东蝗大起，蜚（飞）西至敦煌”，关东泛指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敦煌则是当时帝国的西部边界，就是说蝗虫飞过的范围，波及了汉朝的大半个疆域。这是极其恐怖的蝗灾，本年的农业收成必然受到极大影响，本是极易爆发民变的一年。
这些分析也许对也许不对，但显然，司马迁不认为汉武帝的这次远征有这么复杂的政治考量。“马”字在《大宛列传》中出现了三十九次之多，说明这确实是理解汉武帝经营西域的一条关键线索，但看司马迁的意思，皇帝追求宝马，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奇特癖好，最多加上点向西域各国炫示国力，想要万邦来朝的虚荣心。而《史记•乐书》里收录的两首天马之歌，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46。
当然，司马迁也认为汉武帝征西域有他的算计。只不过算的不是军国大事，而是“欲侯宠姬李氏”，为了让宠爱的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封侯罢了。
李广利容易封？
一开始，汉武帝认为征伐大宛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第一，多年来派往西域的使者，都发挥着搜集情报的作用，而他们一提到西域国家，总是强调“兵弱易取”。何况多年来所向无敌的汉军早已高度自信，有人甚至认为配备了强弩的汉军，只需要三千人就可以横扫西域摧毁大宛。
第二，这个判断也经过了实战检验：汉朝使者前往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的第一站是楼兰（今新疆若羌），北道的第一站是姑师（在今吐鲁番），因为这两个小国杀害汉朝使者，给匈奴通风报信，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结果七百精骑就奇袭了楼兰国都，生擒楼兰王；攻克姑师一样也是轻而易举。
如此看来，把这次西征的指挥权交给谁，就是送给谁一个封侯的机会。
李夫人是汉武帝这些年来最宠爱的女人，她不久前刚刚去世，临终前嘱托汉武帝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儿子和兄长，所以现在汉武帝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成就她的兄长李广利。虽然中山李氏的身份是“故倡”，也就是李广利和他家族的其他人一样，本来是一个演员，但是既然奴隶卫青可以是当之无愧的大将军，演员李广利为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这是因为大宛的好马集中在贰师城，以军事目标来给将军命名，是汉武帝时代的习惯。
皇帝还为李广利配备了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赵始成为军正（军中的执法官），王恢作为军队的向导，直接负责军事的则是校尉李哆。这三个人里，王恢就是之前以七百骑轻取楼兰的将领，更长期担任汉使，熟悉西域事务，而从后来的表现看，赵始成和李哆更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汉武帝这时也不想引起汉地社会的太大震动。这支军队的主力是“属国六千骑”，属国是指内附的少数民族，属国六千骑即主要由匈奴人组成的六千骑兵；此外有“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这显然就是免得你留在家乡惹事，到西方后能建功立业最好，不然死掉也好的态度。
漫长的汉匈战争中，汉朝人最大的麻烦是出击匈奴时的后勤问题，匈奴人最大的难题则是无法攻克汉朝的城郭。现在，李广利麾下的这支由匈奴人构成骨干的汉军，则同时面对着汉朝人和匈奴人的困境：出玉门关到大宛有万里之遥，后勤极难保障；西域小国据城自守，匆促出击的汉军，没有足够的攻城设备。
当时人称罗布泊为盐泽，过盐泽之后，李广利的军队就陷入了困境。一路上遇到小国就尝试攻城，攻克则获得食物，几日不克就只能离开去寻找下一处城郭。终于，李广利的军队进发到大宛东部边境的郁成城，但只剩下筋疲力尽的几千人，无力攻城了。
李广利和李哆、赵始成商议之后，决定退兵，战士最终回到敦煌的，不过十存一二。这之后汉朝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汉军大胜，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无疑，这十多年来匈奴人也在思考、钻研汉军的战术，并且找到了对策，纵使卫青、霍去病复生，也未必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所以就在李广利西征的下一年，即太初二年（前103年），汉军惨败于匈奴之手。赵破奴是霍去病麾下最重要的两个将军之一，霍去病去世之后，他多次指挥大军，战功赫赫，现在已算得是汉朝第一流的名将。但这一年，赵破奴率领两万精锐汉军被匈奴八万骑包围，全军覆没。
在太初二年的西汉朝廷里，相比皇帝一个演员出身的大舅子带着几千匈奴人和几万不良少年的一次远征失败，这件事引起的震动，无疑要大得多。所以立刻有人提出，停止在西域的折腾，专心对付匈奴。
但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不可能接受这个意见。也许第一次出征大宛确实过于随意，但事情既然已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做不到使大宛臣服的话，李广利的这一次失败就会成为永远的笑柄，汉朝在西域列国中的威信也彻底破产，西域就会完全落入匈奴之手，匈奴就会更加强大。这就是所谓“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盐铁论•西域》）。
所以汉武帝把反对征伐西域最激烈的官员丢进监狱，同时派使者封锁玉门关，玉门关外有敢回来的人全部斩首。于是李广利恐惧，留在敦煌筹备第二次远征。
只读《史记》的简单叙事，自然会觉得李广利极其猥琐。但对照一下地图和后世中外旅行家的记录，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一支素质本来就不高的军队，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竟然向西挺进的直线距离达两千多公里，经历复杂多变的地形，尤其是翻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进入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般认为郁成在安集延以东）再撤回，这本身也堪称壮举。而且李广利团队对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总结，也算相当到位：
第一，“士卒不患战，患饥”，重点还是要解决好后勤问题，事实上，这不仅是粮食接济的问题，还要不怕繁难，运送巨大沉重的攻城器械。
第二，李广利团队也看出了大宛的致命弱点，“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要攻克大宛的城郭，关键是切断大宛的水源。所以再次出发之前，李广利特意配备了“水工”。
《史记》洋洋洒洒记录了汉朝为这次出击出动了多少军人，聚集了多少牲畜。总之，这一次的社会动员强度比之元狩四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社会的承受力却已经远非当年了。大汉的子民本来就像再有一根稻草就会被压垮的骡马，没想到压过来的，却是天山、昆仑山甚至帕米尔高原。
无论如何，汉军这次出击的声势，一下子让西域列国闻风丧胆，他们都老老实实欢迎汉军，给汉军提供军粮。个别例外如仑头（轮台）胆敢抗拒天兵，于是被汉军屠城，之后就再也没有谁敢和汉军对抗了。“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平”是太平无事的意思，对比第一次西征，这次真是顺利之极，所以到达大宛的王城贵山城时，汉军仍然保持绝佳的战斗状态。
有人希望把大宛和两个多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联系起来，认为大宛的王城贵山城可能就是亚历山大在锡尔河南岸建立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47。那自然会引起一些很有兴味的话题：这里的政权几度易手之后，大宛还保存着几分希腊化文化的气息？大宛军队的作战方式是否和当年横扫东地中海的马其顿方阵有相似之处？
遗憾的是司马迁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他本不是一个对战争细节特别关注的历史学家48，而当时的汉军获胜又过于轻易：“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在轰雷掣电般的汉军弓弩面前，大宛军队不管是不是马其顿方阵，都仿佛纸片般脆弱。
于是围城，有丰富治水经验的汉朝水利专家迅速改变了城外的河道，城中水源断绝，然后汉军四十天攻破了外城。恐惧之下，大宛的贵族杀死国王，以交出宝马、为汉军提供军粮为条件，提出和谈。
李广利同意了，这当然没有不同意的理由：杀害汉朝使者的大宛王已死，宝马也已经到手，汉军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大宛提供军粮，纾解了眼前的困窘。哪怕按照儒家经典的标准，这种情况下同意和约，也是完全合理的。
何况，听说大宛城里已经得到汉人叛徒的支持，学会了打井，而城里的粮食还多，如果不同意和谈，那就会变成长久的围城战。而康居国来救援大宛的军队已经到了，他们现在看见汉军军容壮盛不敢出击，拖到汉军疲惫的时候，那就不好说了。
当机立断接受和平，是最明智的选择。后世有人抓住李广利未能进入大宛内城之类的细节不放，未免吹毛求疵了。
最后，汉军从大宛的马群中挑选“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新立了一个亲近汉朝的大宛王，结盟罢兵。等李广利回到玉门关的时候，已经是太初四年（前101年）了，李广利出征时步骑六万人，现在只剩一万；战马三万匹，现在只剩千余匹。
这次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完全确立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长安城里的老皇帝，既是一位慷慨仁慈的父亲，又是一个威力无边的魔神，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匍匐在他脚下，接受他的恩典。李广利回师的
时候，西域各国的国王一改原来首鼠两端的观望态度，纷纷把子弟送到他的军中，让他们去长安城朝见皇帝，也作为人质。
但汉朝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两次远征西域，除了“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汉书•陈汤传》）这个直接损失外，更可怕的是它突破了社会承受力的极限，无数人流离失所，接下来的日子里，民变会不断爆发。
凝结为历史记忆，就是《汉书》中的八个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司马迁无疑非常反感这次远征，后世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出征前，司马迁极力渲染汉朝付出之多，胜利后，他又分明点出汉朝收获之少，显然是在说得不偿失。
并且他尤其讨厌李广利这个人。司马迁评论说，远伐大宛能够取得成功，靠的是军正赵始成的力战，搜粟都尉上官桀的敢于深入，和校尉李哆的出谋划策。言下之意，李广利只是坐享其成罢了。司马迁还说：
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
贰师将军的后一次出兵，军队并不缺乏食物，战死者也不能算多，但是将吏们贪污，大多不爱士卒，侵夺粮饷，因此才死了这么多人。
这些评价也未必公平。就算李广利的贡献只是不添乱，但不添乱的统帅也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而且司马迁可能大大低估了这种规模的远征的难度，现代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评价也许就完全不同：
李广利或许并非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军事天才，但这次万里远征不愧是军事史上的奇迹。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超过六万的汉军从全国各地集中到玉门关出发，横穿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往返行程达五千余公里，其中一部甚至追击敌人直到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康居，其艰苦卓绝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高效的动员、严明的纪律、强大的后勤保障以及旺盛的进取冒险精神，此次远征是不可能成功的。49
毕竟，司马迁没有在战争前线的生活经验，只对大后方生活的惨痛感受至深。看见那么多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往前线，他也很难想象，除非高层挥霍而无能（当然这种挥霍一定确实存在），有什么理由会送不到将士们手里？
后世有可能为李广利翻案的重要学者，自然首先是班固。无论对军事后勤还是西域问题，班固的理解无疑比司马迁深刻得多（他是班超的哥哥，而且有随军出征的经验），但班固没有这么做。这也是李广利的不幸：主流舆论高度评价他的时候，历史学家是喜欢发表个性言论的司马迁；等到把主流舆论说到最高水平的班固登场时，官方评价已经把他批倒批臭了。
当然也必须承认，司马迁憎恶李广利，牵涉到一些私人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