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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在卢布扬卡附近的村庄里度过的夜晚？……
审讯之后，克雷莫夫躺在小铁床上，不时地呻吟，思考，同卡采涅林博根谈话。
现在，克雷莫夫已不再觉得布哈林和李可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那莫名其妙的供词不可思议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左右倾核心人物的诉讼案，以及布勃诺夫、穆拉洛夫、什利亚普尼科夫的命运，不再是难以置信的了。革命这活生生的肌体被剥下一张皮，新时代需要用它来装扮，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血淋淋的肉体和冒着热气的内脏变成了垃圾，新时代不需要它们。需要的是革命的外衣。这种外衣是从活人身上扒下来的。那些身披革命外衣的人，说着革命的语言，重复着革命的姿态，却长着另一副大脑，另一①在卢布扬卡附近并没有村庄。作者在这借用果戈理的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里的句式，暗喻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副心肝，另一种眼睛。
斯大林！伟大的斯大林！也许，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却是所有人当中最缺乏意志的人。时代和环境的奴隶，今天的谦恭顺从的奴仆，一个为新时代打开大门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那些不向新时代卑躬屈膝的人都进了垃圾堆。
现在他知道一个人是怎样被瓦解的。搜身，揪下纽扣，摘掉眼镜，给人造成一种肉体上的渺小之感。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此人会意识到，他参加革命，参加国内战争都毫无意义，他的知识，他的工作，全都不值一提！这是第二点：人不仅肉体上是渺小的。
对那些继续坚持要求做人权利的人，这里开始用各种办法加以折磨和摧残，损伤和破坏他们的健康，严刑拷打，不择手段，直至把他们折磨得浑身松软，虚弱不堪。这时他们既不想要什么正义，也不想要自由，甚至不想要安宁，只想尽快摆脱这变得可憎的人世。
侦査员的全部工作就是要达到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他的工作几乎从不落空。精神和肉体是紧密相连的，在摧毁和粉碎人的肉体防线的同时，进攻的一方总是顺利地把机动武器进人突破口，占领他的精神，迫使他无条件投降。
既没有力气去思考这一切，也没有力气克服自己，不去思考这一切。
到底是谁出卖了他？谁告的密？谁诬陷了他？他感觉到，现在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他善于使自己的生活符合逻辑，这一点他一向引为自豪。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逻辑告诉他，关于他同托洛茨基谈话的情况是叶尼婭提供的。可是，他现在的全部生活、他同侦査员的斗争，他坚持活下去，坚持认为自己是克雷莫夫同志，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相信叶尼娅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有时他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暂时对此事产生疑虑，这一点使他大为惊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不相信叶尼娅。尽管他知道，除了叶尼规谁也不知道他与托洛茨基谈过话，尽管他知道女人容易变心，女人软弱，知道叶尼娅拋弃了他，在他生活的艰难时刻离开了他，但他还是相信她。
他对卡采涅林博根谈到审讯的情况，但关于这件事他只字未提。
卡采涅林博根现在不再扭捏作态，也不再说笑话。
的确，克雷莫夫没有看错人。卡釆涅林博根很有头脑。但他说起话来总让人感到害怕和奇怪。克雷莫夫有时觉得，让这个老契卡蹲内部监狱的牢房也没什么不公正的。他活该如此。有时克雷莫夫又觉得他精神不大正常。
他是一位诗人，国家安全机关的讴歌者。
他赞叹不已地告诉克雷莫夫，在最近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会间休息时，斯大林问叶若夫，他为什么在惩罚措施上出现过火行为，不知所措的叶若夫回答说，他是直接执行斯大林的指示，这时斯大林转向周围的代表们，神情忧郁地说：“一个党员居然说这种话。”
他谈到，亚戈达时常提心吊胆……
他回忆起一些曾在这幢灯火彻夜不熄的大楼里担任领导工作的伟大的肃反工作者，精通伏尔泰、拉伯雷的人，魏尔兰的崇拜者。
他谈到一个在莫斯科效劳多年的刽子手，这是一个和善、文静的拉脱维亚老头儿。每次行刑时他都请求允许他把死者的衣服送给孤儿院。这时他还讲到另外一个刽子手，那人白天黑夜地喝酒，没活儿干他心里就不痛快，后来他被辞退了，就到莫斯科附近的国营农场去干宰猪的行当，并把成瓶的猪血带回家。他说，是医生让他喝猪血来医治贫血。
他说，1937年，每天夜里都要执行几百个死刑，处死那些被判处无权通信的犯人。夜间，莫斯科火葬场的烟囱烟气腾腾，那些被动员来帮助行刑和运尸的共青团员们都发了疯。
他谈到对布哈林的审讯，谈到加米涅夫的倔强。有一次，他们两人谈了一夜，直到天亮。
这一夜，这位老肃反人员发展和概括了自己的理论。
卡采涅林博根给克雷莫夫讲述了工程师弗伦克尔的奇特命运。弗伦克尔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新资本主义分子。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他在敖德萨开办了一个发动机厂，20年代中期被捕，流放到索洛韦茨基群岛。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服刑时，弗伦克尔向斯大林呈交了一个极其英明的方案。这位老肃反人员用的正是“极其英明”这个词。
方案以经济和技术为依据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庞大的犯人队伍来修路筑坝、建设水电站和人工水库。
这个在押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成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中将，因为他这个主意得到了主人的赏识。
苦役连和旧式苦役都以简陋的劳动方式为最高准则，20世纪闯入了以铁锨、丁字镐、斧头和锯为工具的这样一个简陋的劳动王国。
劳改营世界开始吸取文明进步，他们开始使用电力机车、自动升降梯、推土机、电锯、涡轮机、掘进机，拥有大规模的汽车和拖拉机修理厂。劳改营世界开始使用航空运输和航空通信联络、无线电通讯和选择电话通讯，开始使用自动机床、最现代化的选矿设备。劳改营世界设计、规划和建造了矿井、工厂，开掘了人工湖，建设了巨型水电站。
劳改营世界在迅猛发展，旧式苦役在这里就像孩子们玩的拼字方块，显得幼稚可笑，令人着迷。
但是，卡采涅林博根说，劳改营仍不能满足它赖以生存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因为人们源源不断地被关进劳改营。在这里，许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仍然得不到利用，因为他们与技术和医学没有关系。
那些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文艺学家、地理学家、世界绘画艺术鉴赏家、精通梵文和古克尔特人古代方言的学者，在劳改营系统中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劳改营尚未发展到运用这些人的技术专长的程度。他们只好干粗活，或者在基层办公室和文化教育部门干点杂活，或者在残废人劳改营里游荡，找不到可以运用自己知识的工作。他们丰富的知识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很有价值。
克雷莫夫听着卡采涅林博根的讲述，仿佛听一位学者讲述自己平生的主要事业。他不仅仅歌颂和赞美，他对自己的事业很有研究，他揭示了一些缺点和矛盾，从而加以比较、联系和对照。
在劳改营的铁丝网外面也存在缺点，相比之下缺点当然轻得多。在生活中，在大学、编辑部和科学院的研究所里，不少人做的工作并非自己所长，也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
卡采涅林博根说，在劳改营里，刑事犯统治政治犯。刑事犯往往无所顾忌，愚昧，懒惰，容易被收买，喜欢打架斗殴和抢劫。这些人阻碍了劳改营的劳动和文化生活的发展。
他接着又说，在铁丝网的外面，那些文化不高、智力低下、眼界狭隘的人有时却领导科学家和著名文化活动家的工作。
劳改营仿佛是对铁丝网外面的生活的一个夸张放大的反映。然而，铁丝网两边的现实不是彼此对立，而是符合对称法则的。
这时他谈起话来不再像一个讴歌者，不再像一个思想家，而像一个预言家。
如果坚持不断地大胆发展劳改营制度，克服阻力和缺点，那么这种发展将导致消除界线。劳改营将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以及劳改营和铁丝网外生活的对立的消除，反映了那些伟大原则的成熟性及其取得的胜利。尽管劳改营的制度有种种缺点，但却有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只有在劳改营里，理性这一最高原则绝对髙于人身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将导致劳改营走向自我消亡，最终与乡村和城市的生活融为一体。
卡采涅林博根曾经领导过劳改营设计局，因而他断定，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有能力在劳改营的环境里完成最复杂的任务，能够解决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方面的任何问题。关键在于合理地领导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古代有个寓言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那是根本不对的。
“等到水平相当，”他说，“我们就可以在铁丝网内外的生活之间划等号了。那时镇压就不需要了，我们就用不着再签发逮捕证。那时我们铲平监狱和政治隔离所，靠文化教育部门就能对付一切不良行为。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可以携手并进了。”
劳改营的消亡将是人道主义的胜利，与此同时，人身自由作为一种混乱不清、陈旧落后、史前穴居时代的原则不会从中得到好处，最终取得胜利。恰恰相反，它将彻底被消灭。
他沉默良久，然后说，也许再过几百年这种制度会自行消亡，并在消亡过程中产生民主和人身自由。
“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他说不过，我并不愿生活在那种时代。”
克雷莫夫对他说：
“您的想法是狂妄的，革命的核心和本质不在于此。据说，长期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精神病医生，自己也渐渐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恕我直言，不过您坐牢不是平白无故的。卡采涅林博根同志，您把安全机关说成是上帝的象征。的确该把您撤换了。”
卡采涅林博根温和地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信奉上帝。我是个愚昧的信神老头。每个时代都按照自己的面貌造就一个上帝。安全机关聪明，理智，威力无穷，统治着20世纪的人。以前，地震、雷电、森林火灾曾被人视作神的力量。要知道，坐牢的不只是我，还有您。把您撤职也是应该的。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究竟谁是对的，是您还是我。”
“德雷林老头儿已经回去了，回劳改营去了。”克雷莫夫知道他的话不会白说。
果然，卡采涅林博根说：
“就是这个讨厌的小老头儿，老是妨碍我的信仰。”
五十八
克雷莫夫听见有人在低声说话：
“不久前刚广播的，我们的部队粉碎了集结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好像活捉了保卢斯，我真的没听清楚。”
克雷莫夫喊叫起来，浑身发抖，两脚蹭着地板，想要混进那群身穿棉军衣、足登毡靴的人们中去……他们亲切的喧闹声盖过了身旁的低声谈话声。格列科夫踏着斯大林格勒街头一堆堆碎砖烂瓦，晃晃悠悠地朝克雷莫夫这边走来。
医生抓住克雷莫夫的一只手，说：
“该休息一会儿了……再打一针樟脑，脉搏每跳四下就停跳一次。”
克雷莫夫把一团咸乎乎的东西咽下去，说：
“不要紧，接着来吧，既然医生允许，我反正是不签字。”
“你会签字的，会签字的，”侦查员像工厂里的师傅似的亲切而自信地说。“比你更固执的人都签字了。”
持续了三天三夜的第二次审讯结束了，克雷莫夫回到牢房。
值班员把一个用旧白布裹着的小包放在他旁边，说：“囚犯公民，在转交物品收条上签个字吧。”
克雷莫夫看了看物品清单上那熟悉的笔迹：葱、蒜、糖、白面包干。清单下面写着：“你的叶尼娅”。
天哪，天哪，他哭了……
五十九
1943年4月1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收到苏联电力人民委员部部务会决议的墒要，决议要求他交清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工作，去乌拉尔接任一个规模不大的泥煤发电站的站长职务。处罚不那么严厉，本来可以把他送交法庭审判的。斯皮里多诺夫没有把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命令告诉家里，他想等一等州委会的决议。4月4日，州委会鉴于他在电厂处境困难时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个决定也很温和，本来可以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委会的决定不大公正，因为州委会的同志们明明知道，他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都在领导电厂的工作，直到苏军开始反攻那天才去左岸看望在驳船底舱分娩的女儿。在州委会会议上他曾试图反驳，但普里亚欣态度严厉地说：“您对州委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想，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够严厉、过于温和。”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撤消这个决定。”然而，由于他对什基里亚托夫其人早有所闻，所以不敢提出上诉。”“他心中顾虑重重，怀疑普里亚欣的严厉不单单因为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事件。普里亚欣当然记得他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讨厌斯皮里多诺夫，是因为斯皮里多诺夫知道普里亚欣和在押犯人克雷莫夫是老相识。
在这种情况下，普里亚欣即使愿意，也无法支持斯皮里多诺夫。假如他这么做了，权威人士身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说普里亚欣出于对人民的敌人克雷莫夫的同情，支持他的亲戚，贪生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然而看得出来，普里亚欣没有支持斯皮里多诺夫不仅是因为不能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不愿这么做。普里亚欣显然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来了，与斯皮里多诺夫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普里亚欣也许知道叶尼婭与母亲通信，前不久给她寄来了写给斯大林的一份申诉书的副本。
州委会议散会后，州国家安全处处长沃罗宁在小卖部里碰上了斯皮里多诺夫，后者正在那里买奶酪和香肠。沃罗宁用嘲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并且用嘲笑的口吻说：“天生的好管家斯皮里多诺夫，刚刚受了严重警告处分，现在又采购来了。”
“有个家，毫无办法，我现在当外公了。”斯皮里多诺夫说着，脸上露出不幸的负疚的笑容。
沃罗宁也冲他笑了笑，说：
“我还以为你是在准备给犯人送的东西呢。”
听了这番话，斯皮里多诺夫心想：“调到乌拉尔去也不错，不然的话在这儿我会彻底完蛋的。那时薇拉带着小孩到哪里去呢？”他坐在一辆吨半卡车的驾驶室里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驶去，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望着即将告别的这座被战火毁坏的城市。斯皮里多诺夫在想，战前他妻子就是沿着这条现在被碎砖堵塞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到供电网；他在想，等新电缆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他已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了；他在想，小外孙由于营养不良胳膊和前胸长了疹子；他在想，“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吧，就这么回事”；他在想，人们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坏了。奖章的事比离开这个城市更加使他难过，尽管他的生活、工作、他为玛鲁夏流的眼泪都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因为得不到奖章，他甚至苦恼得高声骂了一句，这时司机问他：“您这是骂谁，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我是不是在州委会忘了什么东西了？”
“忘了，忘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们倒是没把我忘了。”
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又潮又冷。打碎的玻璃窗上安装了胶合板，钉上了木板，房间里的墙皮许多地方都脱落了。要用水桶到一楼去提水。房间里用铁皮小火炉取暖。有一个房间封上了，他们没有使用厨房，这间房子就作了存放柴禾和土豆的贮藏室。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孩子，以及跟随他们从喀山迁来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过去做饭厅的大房间里。薇拉住过的那个紧挨厨房的小屋里往着安德烈耶夫老头。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可以把天花板和墙壁修理一下，安上砖砌的炉灶，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里有所需要的材料，也有技术娴熟的工匠。
可是不知为什么，平时精打细算、办事果断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想做这些事。
也许，住在被战争毁坏的房子里，无论是薇拉还是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情都好受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毁灭，何必要把房屋恢复原样，令人回想那些一去不返的东西呢？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后不几天，安德烈耶夫的儿媳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她在列宁斯克与已故的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妹妹吵了一架，把儿子暂时留给她，自己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找公公来了。
安德烈耶夫很生气，一看见儿媳，就对她说：“以前你跟瓦尔瓦拉合不来，现在又因为遗产跟她妹妹合不来。你干吗要把沃洛季卡留在那儿？”
也许，娜塔莉娅在列宁斯克日子过得很艰难。走进安德烈耶夫的房间，她望了望天花板和墙壁，说：“多好啊！”尽管顶棚上吊着板条，角落里堆着墙灰，烟囱不成样子，整个房间里找不到一处好地方。
光线透过一小块装在护窗板上的玻璃照进房间。
透过这个自造的小窗口可以看到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象：到处是废墟，按楼层涂着蓝色和玫瑰色颜料的残墙断壁，破烂的房盖铁。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到斯大林格勒就生病了。因此她只好推迟进城。她想去看看自己那座被战火毁坏的房子。
开头几天，她忍着病痛帮助薇拉干活儿：生炉子、洗包布，并且把它晾到生铁炉子的烟囱上，把一块块墙皮搬到楼梯台上，甚至试着到楼下去打水。
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在炉火融融的房间里她浑身发冷，在冰冷的厨房里她的额头上却突然冒出汗来。
她想勉强支持着，想把病挺过去，没有说感觉不舒服。可是一天早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去厨房抱柴禾，突然昏倒在地上，把头癒流血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把她放在床上。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苏醒过来，把薇拉叫到跟前，说：“你知道，我在喀山柳德米拉那里日子过得比你们这儿还艰难。我到这儿来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担心，我的病不好，你跟我在一起要受累。”
“外婆，我跟您在一起很愉快。”薇拉说。
薇拉的确很艰难。打水、取木柴、买牛奶，这些活儿她干起来非常吃力。外面太阳晒得挺暖和，可是屋里又潮又冷，只好多烧火。
小米佳胃不舒服，整夜哭闹，母亲的奶不够他吃的。薇拉一整天都在房间里和厨房里转，要不就是去买牛奶和面包，洗衣物，刷碗碟，下楼去提水。她的双手冻得红红的，脸被风吹粗糙了，生了许多斑点。由于劳累，由于经常干活儿，她总是心事重重的，显得平静而忧郁。她从不梳头，很少洗脸，也不照镜子，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垮了。她总是迷迷糊糊的，困得要命。一到晚上，两条胳膊、腿、肩膀酸疼不止，极待休息。她刚躺下，米佳又开始哭叫。她起来看他，喂他吃的，给他换包布，抱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过了一小时，他又哭起来，她又起来。天不亮他就醒了，再不睡了，于是她就在昏暗之中开始了新的一天。她睡眠不足，脑袋昏昏沉沉地去厨房拿柴禾，生炉子，烧开水，准备给父亲和外婆沏茶，然后动手洗衣服。可奇怪的是，她现在从不发脾气，变得温和而耐心了。
自从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薇拉的生活就轻松些了。
娜塔莉娅一来，安德烈耶夫就立刻到斯大林格勒北郊的拖拉机厂的工人住宅区去了，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也许是想看看自己的房子和工厂，也许是生儿媳的气，怪她不该把孙子留在列宁斯克，也许是不愿让儿媳吃斯皮里多诺夫家的面包，他临走时把自己的食品供应卡留给了她。
娜塔莉娅到来那天，没顾上好好休息，就动手帮薇拉干活儿。
嘿，她干得多轻松自如，她那双年轻有力的手一干起活儿来，沉甸甸的水桶、装满水的煮衣锅、整袋的煤都变轻了。
现在，薇拉开始带米佳到外面转转，呆上半个小时，坐在一小块石头上，望着闪闪发光的春水以及草地上冉冉升起的水蒸气。
四周静悄悄的。战场已经远离斯大林格勒几百公里。当德国飞机在空中吼叫，炮弹爆炸声此起彼伏，生活里充满炮火、恐惧和希望的时候，似乎感觉轻松些。
薇拉仔细察看着儿子布满脓疮的小脸蛋，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心头，同时她非常可怜维克托罗夫。天哪，天哪，可怜的万尼亚，你有这么个虚弱、瘦小、爱哭的儿子。
然后，她顺着堆满垃圾和碎砖头的阶梯上到三楼，千起活儿来，忧愁淹没在忙乱中，淹没在混浊的肥皂水里，淹没在炉子的青烟和墙壁散发出的湿气里。
外婆有时把她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外婆那双一向安详明亮的眼睛现出极度的悲哀和柔情。
薇拉从没对任何人谈起过维克托罗夫，无论是对父亲、外婆，还是只有五个月的米佳。
娜塔莎来了以后，住所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娜塔莉娅刮掉了墙上的霉斑，刷白黑乎乎的墙角，清洗了牢牢粘在镶木地板上的泥污。她一层一层地把楼梯上的垃圾清扫干净，完成了薇拉准备等到天暖和再做的大扫除。
像黑蟒蛇似的长长的烟筒让她忙乎了半天，烟筒安得很不像样，接口的地方往下滴着黑乎乎的烟油，滴得地板上一片一片的。她把石灰浆涂到烟囱上，把烟囱弄直，用铁丝兜住，在接口的地方挂上空罐头盒接滴下的烟油。
娜塔莉娅从头一天起就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交上了朋友，表面看来，她喜欢吵闹，不懂礼貌，爱说些男女之间的粗鲁话，似乎不应该讨得沙波什尼科娃的欢心。有许多人一下子就跟娜塔莉娅处熟了，其中有线路装修工，有涡轮机车间的司机和卡车司机。
有一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排队买东西回来的娜塔莉娅说：“娜塔莎，有位同志找你，是个军人。”
“是格鲁吉亚人，对吧？”娜塔莉娅问道。“他要是再来，您就把他赶出去。想要向我求婚呢，大鼻子。”
“这么快？”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吃惊地说。
“他们能等多久？叫我战争结束后去格鲁吉亚，难道我是为他刷的楼梯不成！”
晚上，她对薇拉说：
“咱们进城去一趟吧，去看场电影。司机米什卡用卡车拉咱们去。你带孩子坐在驾驶舱里，我坐车斗里。”
薇拉摇摇头。
“你去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我要是好点儿，就和你们一起去。”
^“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
娜塔莉娅说：
“生活也是应该的。不然我们全聚在这里，不是鳏夫就是寡妇。”
接着她用责备的口吻补充道：
“你老在家里呆着，哪儿也不想去，也没照料好父亲。我昨天洗衣服，发现他的内衣和袜子全破了。”
薇拉抱起孩子到厨房去了。
“米季卡，你妈妈可不是寡妇，你说呀？”她问道。
斯皮里多诺夫这些天特别关心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为她从城里请了两次大夫，帮助薇拉给她拔火罐，有时往她手里塞一块糖，说：“您别给薇拉，我已经给过她了，这是专门给您的，在小卖部里买的。”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明白，斯皮里多诺夫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可是当她问他州委会有什么新闻时，他总是摇头，借故谈起了别的事。
直到通知他将审查他的案件的那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紧挨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在床上坐下来，说：“我干的蠢事，玛鲁夏要是知道了这些事，准会气疯的。”
“他们控告你什么？”
“全是我的过错。”他说。
娜塔莉娅和薇拉走进来，谈话被打断了。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着娜塔莉娅，心想，一个多么坚定顽强的美人啊，任何艰难困苦都奈何她不得。娜塔莉娅身上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脖颈、年轻单满的胸脯、大腿，还有几乎袒露到肩头的勻称的胳膊。“没有哲学的哲学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这样想。她常常发现，那些不习惯于贫穷的女人一遇到艰苦的环境，就变得憔悴不堪，不再修饰自己的外表，薇拉就是这m她佩服那些季节女工、在重型车间里干活的女工、住在板棚里的军车女调度，她们整天与尘土和烂泥打交道，可总是忘不了卷头发，照镜子，往脱皮的鼻子上扑粉。她们像一群顽强的鸟儿，在恶劣天气照样唱自己心爱的歌儿。
斯皮里多诺夫也望着娜塔莉娅，然后他忽然抓住薇拉一只手，把她拉到自己跟前，抱住她，好像请求宽恕似的吻了吻她。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似乎不着边际地说：“你这是怎么了，斯捷潘，我们离死还早着呢！我这么个老太婆了，还想恢复健康、活在世上呢。”
他迅速地瞧了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笑了笑。这时，娜塔莉娅倒了一盆热水，放在床前的地板上，跪在地上，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我给您洗洗脚，趁着现在屋里暖和。”
“你发疯了！傻瓜！快起来！”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高声说。
/、
白天，安德烈耶夫从拖拉机厂的工人住宅区回来了。
一走进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房间，他那张阴沉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这天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头一次起床，虽然她显得苍白瘦弱，却戴着眼镜坐在桌旁看书呢。
他说，他好久没有找到他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堑壕遍布，到处是弹坑、破砖烂瓦和坑洼。
工厂里人已很多，并且时刻都有新人到来，还有一些民警。有关那批民兵战士的消息他一点也没有打听到。人们在安葬牺牲的战士，并且不断发现新的尸体，安葬一批，又在地下室里，堑壕里找到另一批。那里有许多废金属、铁钎……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提了几个问题，问他路上好走不好走，在什么地方宿夜，吃得怎么样，马丁炉损坏得厉害不厉害，工人的供应如何，问他见到厂长没有。
这天早上，安德烈耶夫回来之前，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薇拉说：“我一向嘲笑预感和迷信，可今天我平生头一次强烈地预感到，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会带来谢廖扎的消息。”
然而，她错了。
不管听者是否遭到了不幸，不管她愿听不愿听，安德烈耶夫讲述的事毕竟是重要的。工人们告诉他，既没有供应食品，也没发工资，地下室和土窑里又潮又冷。厂长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德国人逼近斯大林格勒，他在车间里是大家的知心朋友，可现在连话也不愿说。厂里已经给他盖好房子，从萨拉托夫给他弄来一辆小汽车。
“瞧，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也困难，但很少有人抱怨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显然，他在替大家着想。”
“真让人发愁，”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是来告别的，我打算回家去，尽管现在无家可归。我在集体宿舍里找了个床位，在地下室里。”
“对，做得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不管多苦，您总得在那里生活。”
“这是我挖出来的。”他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生了锈的顶针。
“我很快也要进城去，去果戈理大街，回自己家去，去清理那些碎砖烂瓦。”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想家了。”
“您是否还应该躺几天，您的脸色很不好。”
“您讲的那些情况让我难过，真想让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的一切都变了样。”
他咳了一阵。
“还记得吗，斯大林前年说过：兄弟姐妹们……可眼下打败了德国人，厂长却当起老爷来了，有了独门独院，不报告不让进，而兄弟姐妹们却住在土窑里。”
“是啊，是啊，这方面好消息不多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谢廖扎毫无消息，好像石沉大海。”
晚上，斯皮里多诺夫从城里回来了。早晨他去斯大林格勒时，没有对任何人说今天州委会审理他的案子。
“安德烈耶夫回来了？”他说话断断续续，打着官腔问没有打听到谢廖扎的消息？”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摇摇头。
薇拉立刻发现父亲喝了很多酒。从他开门的动作，悲伤的眼睛里闪烁的愉快的闪光，从他把由城里带来的小礼物放到桌上，脱大衣和提问题时的举止神态，都可以看出他带着浓重的醉意。
他走到那只盛衣服的篮子跟前，向睡在篮子里的米佳俯下身来。
“你别冲着他呼气。”薇拉说。
“不要紧，让他适应适应。”愉快的斯皮里多诺夫说。
“快坐下吃饭吧，你大概只喝了酒，没吃东西。外婆今天头一次从床上起来了。”
“是啊，这真是太好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不慎把汤匙掉在盘子里，把汤溅在了衣服上。
“啊呀，斯捷潘，你今天醉成什么样子，”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这是为了什么喜事？”
他推开汤盘。
“你快吃呀。”薇拉说。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斯皮里多诺夫低声说，“我有个新闻。我的案子了结了，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部里已下达了指示，派我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小电站工作，那里用泥煤发电，农村式电站，总而言之，是降级留用。不过住房是有保证的。搬家费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明天我就开始交待工作。我们会得到专线乘车证。”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与薇拉对视了一眼，然后，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你今天喝酒是完全应该的，没什么说的。”
“妈妈，到了乌拉尔，会给您一个单独的房间，一个好一些的房间。”斯皮里多诺夫说。
“大概那里总共只给您一间房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反正会给您一个房间，妈妈。”
斯皮里多诺夫有生以来头一次称呼她妈妈。也许是因为喝醉的缘故，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
娜塔莉娅走进来，斯皮里多诺夫为了转换话题，问道：“我们的老头儿讲了工厂的什么情况？”
娜塔莎说：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等您来着，可现在睡着了。”
她在桌旁坐下，用拳头顶住面颊说道：
“巴维尔。安德烈耶维奇说，工人们在工厂炒瓜子，这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问道：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您真的要离开这儿？”
“是这样！这事我也听说了。”他愉快地说。
她说：“工人们都很惋惜。”
“有什么可惋惜的，新厂长基什卡。巴特罗夫为人很好。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到了那边，谁能给你把袜子补得这么漂亮？薇拉可不会。”
“这个嘛，的确是个问题。”斯皮里多诺夫说。
“只好让娜塔莎跟您一起去。”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那好吧，”娜塔莎说，“我一定去！”
他们笑了起来，不过，玩笑之后的寂静却显得有些难为情、不大自然。
六十一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决定跟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同行到古比雪夫，她打算到叶尼娅家里住一段时间。
临行前一天，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向新厂长要了辆车，想进城去看看自己家房子的废墟。
一路上她不时问司机：
“这儿是什么？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
“以前什么时候？”司机气呼呼地问。
从城市的废墟上可以看出生活的三个层次：战前的生活，战争中的战地生活和重新走上和平轨道的目前的生活。一座以前设有洗衣房和衣服修补店的褛房的窗户全用砖头堵着，在战斗中，德军近卫师的机枪手们通过砖砌的枪眼进行扫射。这时，正在通过枪眼向站队的妇女们发面包。
房屋的废墟上筑起一座座掩蔽部和土窑，这里一度驻扎着士兵，设有司令部和无线电发报机。他们在这里写报告，装填机枪子弹袋，给冲锋枪装子弹。
现在，烟囱里升起一缕宁静的炊烟，掩蔽部旁边晾着衣服，孩子们在玩耍。
经过战争得来的和平，一贫如洗，几乎跟战争一样艰难。
战俘们在清扫堵塞了主要街道的砖石瓦片。设在地下室里的副食品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提着小铁桶。罗马尼亚战俘懒洋洋地在石堆里搜寻和挖掘尸体。这里看不见军人，偶尔可以看见几个水兵，司机解释说，伏尔加河区舰队留在斯大林格勒排雷。许多地方堆放着没有烧焦的新木板、原木、一袋袋水泥。这是刚刚运来的建筑材料。废墟里有些地段的路面又重新铺了一层沥青。
空旷的广场上走着一个妇女，拉一辆装满包袱的两轮小车，两个孩子拉着拴在车辕上的绳子帮她拉车。
人们都渴望重返家园，返回斯大林格勒，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回来了，又要离开。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问司机：
“斯皮里多诺夫调离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你觉得惋惜吗？”“碍着我什么事？”司机说。“斯皮里多诺夫支使我东跑西颠，新厂长同样如此，一个样儿。签个行车报告单，我就得跑。”
“这里是什么？”她指着被火熏黑的一堵大墙，上面的窗户好像张大的眼眶，问道。
“各种机关，不如让出来给人们住。”
“以前这里是什么地方？”
“以前这是保卢斯的住所，就是在这儿把他捉住的。”
“再早呢？”
“没认出来？是百货商店。”
看来，战争吞噬了从前的斯大林格勒。可以清楚地想像出，德军军官从地下室走出来，德国元帅从这堵熏黑的墙边走过，哨兵们在他面前挺直身子，立正站好。可难道就是在这儿，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买了一块大衣料子和那只送给玛鲁夏作生日礼物的手表，她和谢廖扎就是到这里的二楼体育用品部买的冰刀？
同样的道理，那些前来参观马拉霍夫陵墓、凡尔登、波罗底诺战场的人们，看到眼前的孩子们、洗衣服的妇女、拉草的大车和带着草耙的老头也一定会感到奇怪。现在这里是一片片葡萄园，昔日这里曾走过一队队法国士兵，带帆布斗篷的货车曾经从这里驶过；在那座小木房附近，放牧着集体农庄瘦弱的畜群，生长着苹果树，缪拉特？的骑兵队曾在那里奔跑，正是在这里，库图佐夫坐在圈椅里，挥动那只苍老的手，指挥俄国步兵发起了反冲锋；墓地里，满身是土的鸡和羊在乱石之间觅食、啃草，纳希莫夫？曾站在这里，这里曾飞出托尔斯泰描写过的照明炸弹，伤员们曾在这里叫喊，英军的枪弹曾在这里呼啸。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也觉得奇怪：这些排长队的妇女，简陋的房舍，搬运板子的大叔，这些绳子上晒的衬衣，打补丁的被单，弯弯曲曲的长筒袜，还有呆板的墙壁上贴着的布告……
她感觉到，当斯皮里多诺夫讲起在区委会为分配劳力、木板、水泥而发生争吵时，眼前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多么乏味，对他来说，载文谈论清理废金属、清扫街道、建造公共澡堂和工人食堂的《斯大林格勒真理报》也毫无意思。但是他讲起轰炸和火灾，讲起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来斯大林格勒发电厂视察，讲起苏军炮兵小伙子们用炮火迎击从土岗上开来的德国坦克时，却兴高釆烈，眉飞色舞。
在这些街道上决定了战争的命运。这次会战的结局确定了战后的世界地图，标志着斯大林有何等伟大或阿道夫。希特勒何等专横。在整整九十天里，克里姆林宫和贝希特斯加登全神贯注于斯大林格勒，念念不忘斯大林格勒。
应当由斯大林格勒来确定历史哲学和未来的社会模式。世界命运的阴影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这个城市也曾有过普通的生活。斯大林格勒成了未来的象征。
老妇人马上就要回到自己家了，她不知不觉地受着那些已在斯大林格勒占据一席之地的力量的支配，她曾经在这座城市工作，养育孙子，给女儿们写信，伤风感冒，为自己买鞋。
缪拉特（1767—1815），拿破仑的近臣和妹夫，法兰西元帅。
纳希莫夫（1802—1855），俄国海军统帅，海军上将。
她叫司机停下车。她下了车，费力地顺着尚未清扫战争残骸的僻静街道向前走去。她仔细打量着那些废墟，隐隐约约地认出存留在她家房屋旁边的断壁残墙。
她家的房屋临街的一面墙壁存留下来。透过空洞的窗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用那双苍老的远视眼看见了自己住所的墙壁，认出了墙上已褪色的蓝色和绿色油漆。但是，房间里没有地板，没有顶棚，没有她可以攀登的楼梯。墙壁上存留着火灾的痕迹，许多地方的砖头被弹片炸碎了。
她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几个女儿、不幸的儿子、孙子谢廖扎，想到自己永远失去的东西，想到自己满头白发仍无处投身的处境，心灵剧烈地颤抖起来。她，一个虚弱多病的妇女，穿一件旧大衣和一双已磨破的鞋，呆呆地望着房屋的废墟。
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年已七十的她不知道这一点。“生活还在前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想。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所爱的那些人？她不知道。春天的天空从她家房子的破窗洞里望着她。
亲人们的生活并不顺利，混乱，忧郁，充满着疑虑、痛苦和错误。柳德米拉过得怎样？她家庭不和结局会怎样？谢廖扎出什么事了？他是否还活着？维克托。斯特拉姆生活何等痛苦。薇拉和她父亲将来命运如何？斯捷潘会不会重新安排生活？他能否得到安宁？聪明、善良而又凶狠的娜佳面临着什么样的道路？薇拉呢？她会不会被孤独、穷困和日常生活的苦恼所压倒？叶尼娅的前途又是什么，她会不会跟克雷莫夫去西伯利亚，自己也进劳改营，像德米特里那样死去呢？谢廖扎的父母无辜死在劳改营，国家会不会宽恕他呢？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复杂，这么让人不可捉摸？
那些已不在人世、被打死被处决的人依然与活人保持着联系。她还记得他们的微笑、言谈笑语，记得他们忧郁而慌乱的眼睛，记得他们的绝望和希望。
米佳搂着她说：“没什么，妈妈，重要的是你别为我担心，在这里，在劳改营里也有很多好人。”索菲亚。奥西波夫娜，黑头发，上唇上方长着细细的茸毛，年轻，爱发脾气，活泼，喜欢朗诵诗。阿尼娅。斯特拉姆，脸色苍白，总是愁眉苦脸的，她很聪明，好嘲笑人。托利亚爱吃通心粉炒奶酪，狼吞虎咽的，嘴巴吧嗒吧嗒的，令人恼火。这孩子一点儿不肯帮助柳德米拉。“跟你要杯水都要不到……”“好，好，我给端来，可干吗不让娜季卡干？”玛鲁夏！叶尼娅总是嘲笑你那套老师的说教，你教育人，你向斯捷潘灌输正统思想……你淹死在伏尔加河里，和你一同淹死的有幼儿斯拉瓦。别列兹金和老太婆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告诉我，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上帝啊，他又能告诉什么……
这些生活不顺利的人，总是伴随着不幸、隐痛和疑虑，希望得到幸福。他们有的常来看她，有的给她写信，她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可在心灵深处却感到自身的孤独。
现在，她年迈体弱，却还活着，一直在等待着美好的东西，她相信善良，害怕邪恶，她老是担惊受怕，为活人的生活担忧，她不善于把他们同死去的人加以区别。她站立着，望着自己房屋的废墟，观赏着春天的天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观赏天空。她站在那里，问自己，为什么她所爱的这些人前途渺茫，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错误。她没有觉察到，这种渺茫，这种迷雾，这种痛苦和混乱之中就有答案，就有光明和希望。其实她心里明白她和她的亲人们所经历的生活的含义，虽然她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说不出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虽然他们知道，在可怕的时代，人不是自己幸福的铸造者，世界的命运有权赦免和处决人，它可以使人身价百倍，可以使人陷人贫穷，或变为劳改营的尘土。然而，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却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仍然像人一样的生，像人一样去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的和将来的，已经来临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在这最后的一天，不仅一大早就喝了酒的斯皮里多诺夫一个人感到兴奋。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和薇拉也处在临行前的陶醉状态。工人们多次来找斯皮里多诺夫。他移交了最后的工作，去区委办理注销手续，给朋友们打电话，到兵役局注销免服兵役证，到各车间走了走，同工人们聊聊天，开几句玩笑。当他一个人留在涡轮机车间里时，他把面颊贴在冰凉的静止不动的飞轮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薇拉在收拾行李，她把包布放在炉子上烤干，为米佳煮了几瓶牛奶，准备路上吃，把面包塞在食物袋里。这天，她要永远同维克托罗夫和母亲分别了。他们单独留下来，在这里，谁也不会想起他们，不会关心他们。
想到自己是家里的长女，能够沉得住气，能够忍受艰苦生活，她心里就逐渐平静下来。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着外孙女那双因经常睡眠不足而熬红的眼睛，说：“好啦，薇拉，都收拾好了。最痛苦的是与经历了许多苦难的家告别。”
娜塔莎动手给即将上路的斯皮里多诺夫一家烤馅饼。她一大早就带上柴禾和食品，到工人住宅区一个熟悉的女人家去了。那女人家有俄式壁炉。娜塔莉娅准备好馅，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皮儿。她不停地在厨房里忙乎着，面颊变得红扑扑的，显得既年轻又漂亮。她照照镜子，笑着往鼻子和双颊上扑了点儿面粉，等那个熟悉的女人走出房间，娜塔莎哭了，眼泪滴在和好的面上。
后来，那女人发觉她在流泪，问道：
“娜塔莉娅，你哭什么？”
娜塔莎答道：
“我跟他们处熟了。老太太是个好人，薇拉怪可怜的，还有她那个小孤儿。”
那女人认真听完她的解释，说：
“你撒谎，娜塔莎，你哭的不是老太太。”
“不，是老太太。”娜塔莉娅说。
新厂长答应放走安德烈耶夫，但让他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再留五天。娜塔莉娅说，这五天她和公公一起过活，然后就到列宁斯克去看儿子。
“到了那儿，”她说，“就清楚我们该投奔何处了。”
“到了那儿你清楚什么？”公公问，可她没有回答。
其实她心里什么也不清楚，也许，这才是她流泪的真正原因。安德烈耶夫不愿意让儿媳表现出对他的关心，她以为公公想起了她跟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吵架的#，还在责备她，没有原谅她。
午饭前，斯皮里多诺夫回到家里，讲述了机械车间的工人们与他告别的情景。
“整整一个上午，不断有人来拜访您，”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有五六个人来找过你。”
“这么说，都准备好了？卡车五点整来。”他苦笑了一下。“感谢巴特罗夫，总算派车了。”
事情都办完了，行李也收拾好了，但斯皮里多诺夫还处在醉酒后的兴奋状态，一时安静不下来。他开始挪动箱子，重新打扣，好像他急于上路似的。安德烈耶夫很快就从办公室回来了，斯皮里多诺夫问道：“那里怎么样，关于电缆的事莫斯科没来电报吗？”
“没有，一封电报也没有。”
“唉，这帮狗杂种，把整个工程都中断了，本来五月份第一期工程就可以开工了。”
安德烈耶夫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您身体这么弱，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
“不要紧，我吃得了苦。再说有什么办法，回得了自己的家吗？回果戈理大街？瞧，给新厂长修房的漆工已经来看房子了。”
“他可以等一天嘛，蛮横不讲理。”薇拉说。
“他怎么蛮横不讲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生活在前进嘛。”
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午饭怎么样了，做好了吗，还等什么？”
“等娜塔莉娅拿馅饼来。”
“噢，等到拿来馅饼，我们就误了火车了。”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并不想吃什么。不过，送行的午餐备有伏特加酒，他很想喝点酒。
他一直想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一趟，哪怕在那里待几分钟也好，可又觉得不方便：巴特罗夫正在那里召开车间主任会议。由于心里难过，他越发想喝点酒，他不断地摇着脑袋说：“要迟到了，要误了火车了。”
他觉得，这种惟恐误了火车的心理和对娜塔莎的焦急等待有些令人愉快。但他又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快感。他没能记起，战前他准备和妻子一起去看戏时，也是这样不停地看表，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连声说：“要迟到了，这天他很想听到人们说他的好话，这种愿望使他心里更加难过。他又语无伦次地说：“我是个逃兵、胆小鬼，有什么好惋惜的？还有什么好说的，恐怕我还要厚着脸皮去要求发给我一枚参加保卫战的奖章呢。”“真的，我们吃饭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她发觉斯皮里多诺夫情绪不对头。
薇拉端来一锅汤。斯皮里多诺夫拿出一瓶伏特加酒。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和薇拉表示不愿喝酒。
“好吧，那就给男人们倒上。”斯皮里多诺夫说，接着补充道：“要不，再等等娜塔莉娅？”
正在这时，娜塔莉娅提着小篮子走进来，把馅饼摆在桌上。
斯皮里多诺夫给安德烈耶夫和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给娜塔莉娅倒了半杯。
安德烈耶夫说：
“去年夏天我们在果戈理大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家里吃的也是馅饼。”
“这些馅饼一定丝毫不比去年的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那时桌旁坐着多少人啊，可现在只有外婆、您，还有我和爸爸。”薇拉说。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消灭了德国鬼子。”安德烈耶夫说。
“这是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得来不易，多少人为它付出了生命。”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接着她又补充道：“多喝些汤，路上得吃好几天干粮，见不到热汤。”
“是啊，途中很艰苦，”安德烈耶夫说，“上车时很挤，没有车站，从高加索开来的火车在我们这儿只停几分钟，直达巴拉绍夫，车上挤得够呛，全是军人。不过，从高加索也运来了白面包。”
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们进攻我们的时候来势凶猛，现在他们哪儿去了？苏维埃俄国胜利了。”
他在想，不久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还能听见德国坦克的喧哗声，现在它们被赶到几百公里以外去了。战场转移到了别尔哥罗德、丘古耶夫和库班河一带。
这时他马上又提起那个使他伤心透顶的问题：“好吧，就算我是逃兵，可处分我的是什么人？让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来审判我吧，在他们面前我完全服罪。”
薇拉说道：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那时候您旁边坐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今天的确是伤心透了。他转过身来对女儿说：“我给州委第一书记打过电话，想向他辞行。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保卫战期间，我是所有厂长中惟一一个留在右岸的，可他的助手巴鲁林不给我转电话，他说：‘普里亚欣同志不能跟您通话，他正忙着呢。’既然如此，就让他忙着吧。”
薇拉似乎没有听见父亲的话，继续说：
“挨着谢廖扎坐的是中尉托林同志，不知这个中尉现在在哪儿？”
她多么希望有人说：“大概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平安无事，正在战斗。”
这样的话语可以使她今天的忧伤得到些许安慰。
但斯皮里多诺夫又打断她的话，说：-
“我对巴鲁林说，我今天要动身了，你是知道的。可他对我说，那好，您就写信好了，采用书面形式表达吧。得了，去他的吧。我们喝点儿吧。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吃饭了。”
他朝安德烈耶夫举起杯子说：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平时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请多多原谅吧
安德烈耶夫说：
“瞧您说到哪儿去了，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本地的工人阶级是和您站在一起的。”
斯皮里多诺夫把酒喝下去，好像刚刚泅出水面似的有片刻没有说话，然后喝起汤来。
桌子周围静下来，只听见斯皮里多诺夫的咀嚼声和汤匙的碰击声。
这时，小米佳突然叫了一声。薇拉从桌旁站起身，走到他跟前，把他抱了起来。
“您吃馅饼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娜塔莉娅好像求饶似的轻声说道。
“一定吃。”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斯皮里多诺夫带着醉意，满怀着幸福，郑重其事，坚决果断地说：“娜塔莎，我当着大家的面对您说，您在这里也无事可做，回列宁斯克去，把儿子带上，来乌拉尔找我们吧。我们一起过活，在一起日子会好过些。”
他想看看娜塔莎的眼睛，但她低低地垂下头，他只看见她的额头和乌黑秀丽的眉毛。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您也来吧，在一起日子好过些。”“我还能去哪儿，”安德烈耶夫说，“我不能返老还童。”
斯皮里多诺夫飞快地瞅了瞅薇拉，只见她抱着米佳站在桌旁哭了。
＿这天他头一次看见即将离别的房屋的四壁，这天他感到，难过，痛苦，他想到自己被解职，丢掉了荣誉和心爱的工作；他想到，那些令人发疯的委屈和羞辱使他不能为人民取得的胜利而欢乐。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变得毫无意义了。
坐在他身旁的老太婆是他爱妻的母亲，他爰妻子，却永远失去了她。老太婆吻了吻他的头，说：“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人，生活毕竟是生活。”
农舍里从傍晚开始就生着了火，这一夜屋里都让人感到闷热。
女房客和她的丈夫几乎一宿没睡。她丈夫是军人，负了伤，刚刚出院，头天晚上请了假到这儿来看她。因为丨怕吵醒房东老太太和睡在大木箱上的小女孩，他们悄声交谈着。
老太太极想入睡可就是睡不着。女房客和丈夫低声谈话妨碍她入睡，这使她大为气恼。她不由自主地仔细听了听，把听到的只言片语联成句子。
看来，如果他们说话声音大点儿，老太太也许听一会儿就睡着了。她真想敲敲墙说：“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谁爰听你们说话还是怎么的？”
有几次，老太太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后来就又听不清了。
那军人说：
“我从部队医院来，连块糖也没法给你们带来。要是在前线情况就不同了。”
“我呢，”女房客答道，“只能让你吃素油炒土豆。”
接着，他们低语起来，什么也听不明白。后来，好像女房客哭了。
老太太听见她说：
“是我的爱保佑了你。”
“好个坏蛋。”老太太暗暗骂那军人。
老太太昏睡了几分钟，大概她打呼噜了，那边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
老太太醒了，留心听了一会儿，她听见那军人说：“皮沃瓦罗夫给我往医院写了封信，说前不久刚授予我中校军衔，又立刻晋升为上校。是集团军司令员亲自提议的。要知道，是他派我到师里任职的。还授予我一枚列宁勋章。这全是那次战斗中得来的。我那时被埋在土里，与各营失掉了联系，坐在车间里，像只鹦鹉似的，还唱歌儿呢。心里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是个骗子，我有多难为情，你是体会不出这滋味的。”
这以后，他们大概发现老太太不打呼噜了，说话声就小了起来。
老太太是孤身一人，老头儿战前就死了，独生女儿不跟她住在一起，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D老太太没有一个亲人上前线，她无法理解，昨晚这个军人的到来为什么使她心里很不愉快。
老太太不喜欢这个女房客，觉得她是一个缺乏自理能力的无聊的女人。每天女房客起得很晚，她的小女孩穿得破破烂烂，碰着什么就吃什么。女房客多半是沉默不语，坐在桌旁向窗外望着。可有时躲不过去，她也干起活来。其实，她什么事都会做：缝衣服、擦地板，她做的汤味道蛮不错。虽说是个城里人，但她还会挤牛奶。看来，她是心情不好。她的小女孩也显得缺少爱抚。特别喜欢玩甲虫、螽斯和蟑螂，她的玩法也很粗俗，与别的孩子不同。她亲吻甲虫，对它们讲着什么，然后把它们放走，自己却哭起来，呼唤着它们的名字。她给每个甲虫都起了名字。秋天，老太太从树林里给她带来一只小刺猬，女孩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它，它到哪儿，她也到那儿。刺猬一哼哼，她就高兴得浑身发软。刺猬钻到五斗柜下面，她就坐在五斗柜旁的地板上等它出来，还对母亲说：“轻点儿，它在休息。”后来刺猬跑回树林去了，她整整两天不想吃东西。
老太太总觉得这个女房客有一天会上吊自杀，因而她感到不安：那时把这个小女孩往哪儿放呢？她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添新的麻烦。
“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她说。她心里真的揣惴不安：假如早晨一起床，发现女房客吊在那里，那时把小女孩往哪儿送呢？
她认为，这个女房客准是被丈夫拋弃了，丈夫在前线另有新欢，找了个年轻的，所以她才一天到晚沉思默想的。丈夫很少有信来，即便来了信，她也没高兴过。谁也甭想让她说出点什么，她老是一声不吭。女邻居们也发现，老太太家里住着这么个古怪的女房客。
老太太吃了丈夫不少苦头。丈夫是个酒鬼，爱惹事生非。他打起人来非同寻常，要么挥起火钩子，要么随手抄起一根木棍。女儿他也打。就是他没醉的时候也很少让人高兴：他吝啬，爱挑眼儿，像个婆娘，鸡毛蒜皮，样样都管，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教她做饭，东西买的不对啦，牛奶不该这么挤啦，床不该这么铺啦。他开口闭口骂娘。她从丈夫那里沾染了骂人的习惯，现在她稍不如愿，就开口骂人，连心爱的母牛也骂。丈夫死时，她没掉一滴泪。丈夫到老还纠缠她。对他有什么办法呢，一个醉汉。女儿都那么大了，他也不害臊，想起来都不好意思。他鼾声如雷，尤其是喝醉的时候。她家的母牛又跑得特别快，稍有点动静就跑出牛群，上了岁数的人哪能追得上它呢。
老太太一会儿留神听着隔壁的低声谈话，一会儿回忆她和丈夫那令人不愉快的生活，对他又怨恨又可怜。毕竟他干活儿挺苦，挣钱又少。要不是有奶牛，他们的日子就更糟了。他是因在矿上吸尘过多而死的。老太太没有死，还活着。丈夫过去从叶卡捷琳堡给她买来一条项链，现在他们的女儿戴着……
清晨，小女孩还没有睡醒，女房客和她丈夫到邻近的村镇去领面包，在那里凭军人旅行供应证可以领到白面包：^
夫妻俩挽着胳膊默默地走着，需要穿过一公里半的树林，然后下坡走到湖边，从那里沿着湖岸走。
雪还没有融化，显得有些发青。积雪表面凹凸不平，晶莹闪亮，映照着湛蓝的湖水。向阳的山坡上，积雪已经融化，道边的小河沟里水流哗哗。积雪、流水，还有结着薄冰的水洼亮光闪闪，令人目眩。四周阳光极为充足，以至于穿过阳光普照的空地像穿过密匝匝的灌木丛。阳光打扰和妨碍着他们，当他们踏上结冰的水洼时，踏碎的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阳光在脚下喀喀作响，断裂成许多带尖刺的碎片。道边的小河沟里也有阳光流动。在那些鹅卵石挡住流水的地方，阳光就高高隆起，泛着泡沫，发出哗哗声响。春天的太阳离地面很近。空气既清爽又温煦。
也觉得，这阳光和湛蓝的天空，把他那被严寒和伏特加酒刺伤，被烟叶、硝烟、灰尘、秽语弄脏的喉咙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走进树林，来到林边像哨兵一样挺立着的松树树阴下。这里被厚厚的没有融化的积雪覆盖着。松树上，松鼠在绿色的枝叉间窜来窜去，树底下冰糖似的积雪表面上落了一大片被啃光的松球和门齿磨下的树屑。
树林里静悄悄的，因为阳光被层层叠叠的针叶树枝拥抱着，不曾发出喧哗和响动，阳光仿佛小心翼翼地笼罩着大地。
他们仍旧默默地走着。他们终于团聚了，仅仅这一点便足以j吏得周围的一切变美了。春天来了。
4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两只肥大的灰雀停在云杉树枝上。灰雀那厚厚的红色胸脯好似神奇的雪地里盛开的花朵。这一刻的寂静显得奇异而优美。
这寂静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记忆：使人想起去年的落叶，想起喧嚣的雨季，想起新筑的鸟巢和废弃的旧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毫无乐趣的劳动，狐狸的奸诈，老鹰的抢劫，人类相互残杀的世界大战，想起同一颗心产生的、并和这颗心一起消失的善与恶，想起暴雨，以及使兔子胆战心惊，使松树颤抖的雷电。在凉爽的昏暗中，积雪下沉睡着往昔的生活：情人幽会的欢乐，四月里鸟儿们怯生生的鸣叫，与那些古怪的、后来逐渐处熟的邻居们的初次相识。积雪下沉睡着强者和弱者，勇士和懦夫，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在这座无人居住的空屋里，正在向永远离开这所房子的死者告别。
但在寒冷的树林里，比在阳光普照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到了春意。这林中的静寂，显得比秋天的寂静更悲凉。在它无言的沉默之中，听得见对死者的哀号和生活的极大欢乐……
昏暗和寒冷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门窗就会敞开，空空的房子会重获生机，充满孩子的欢笑和啼哭，会响起女人急促而亲切的脚步声，满怀信心的男主人就要回来了。
他们手提装面包的小篮子站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