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老赵终于再次向孙老善张口了。上次给的一百块钱维持了两天，毕竟新到一个地方，又是四个人生活，需要买的东西多。但是事情明摆着，如果你一直憋着，孙老善就会一直不给。老赵说：老孙，能不能先借点儿我去买菜。这个“借”字，在老赵看来是妥当的。等事情结束了，账该怎么算就怎么算。他再不济，每个月还能拿到千儿八百块（工资卡在儿子家），他还存了几万元养老钱。

孙老善看了老赵一眼，没吭声，他的脸上隐藏着难以捉摸的神情，不像不乐意，也不像吝啬，片刻后，他不声不响地挪到楼梯口。他上楼的时候显得很沉重，每迈一步，楼梯都要颤动一下。之后，有十分钟了，孙老善迟迟没有露面。老赵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许多年没有经受这种等人拿钱的尴尬了，这个时候，说他心里没火简直是瞎子。最后，孙老善总算下来了，手上拿着一张票子。就一张，而且还皱巴巴的，递过来的时候，也不像他过去那般善解人意、不露痕迹，而是郑重其事地双手各捏一角，递过了，手还停在胸前一小会儿才垂落下去。

这一回，老赵上街没有买茶叶，只带回了几斤米、几个土豆和一点儿腌菜。他说，镇上的茶叶不行，岛上的水也不行，虽然是从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但是周边的小企业悄悄地把污水隐秘地往江水里排，岛上并没有为水消毒和净化，水管里的水有股臭味，喝得越多，人越臭；喝得越多，对身体危害越大。过去他是每天清晨一杯茶的啊，现在只能一杯温开水润嗓。生活的惯例被一再地打破——事实证明，所谓的习惯，都是可以改的。

钱老师仍然断断续续地发烧。大多数时候，他一直躺在床上轻轻地哼，声音细弱，让人觉得他死期将至。有时候烧退了，他能精神地下楼来坐片刻，他的面色也越来越差，身上那件褂子也越来越大，他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他虚弱得根本顾不得形象，但是精神却格外好。他瞪着的经过高烧之后的眼睛像被净化了一样，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纯真、活泼，让人想起他年轻的时候。他年轻时喜欢发出各种声音，吹笛子，学小鸟叫，身上放个本本，时不时记下些什么，那笛子也好，本本也好，都旧不拉叽的，但无论如何，使他显得相当与众不同。但这样的情形最多持续一两个钟头，他又得抖抖簌簌往楼上去。有一次，他回过头来看着其余三人，用即将登上舞台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真是奇怪啊，我前几天还有正常的生活，一转眼的工夫就掉进了一个大洞。我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样从洞口爬上来。

两三天了，他还没有爬上来。

再这样烧下去，他会死的。剩下三个人的时候，老赵说。

是的，我也担心这样下去就毁了。老李也有同感。

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比他还老，要死，也是我先死。孙老善的头也垂到胸口了，似乎接受了不能施善于人以及垂垂老矣的现实。不过，大家不感到意外。从见到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是跟“孙老善”三个字不一致的人。现在，他的悲观和懦弱就像孙老善的反面，整个要跟真正的“孙老善”唱反调了。

我们得把他送医院。

是的，老李说，这样拖下去，不等真相大白，他就要死了。

是的，孙老善说，他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垂下头，我得坦白一件事，就是我身上的钱也不多了。

还有多少？老赵迫不及待地问。

还有一点儿，不，几乎没有了。

你不是从家里出来的吗？老赵白了他一眼。

我是有准备的。我带了换洗衣服、牙刷牙膏、身份证和常用药，但不等于我带了钱。我腿脚不好，出行不方便，偶尔出去，都是儿子开车，钱根本不过我的手。我吃药也吃不出来钱啊。

平时多少攒下了一些吧。老赵还不死心地追问。

我哪里有什么钱啊？我儿子以我名义搞什么基金会，我只是挂个名分，钱怎么进怎么出都没我什么事。我对家庭没什么贡献，只要不缺了我的吃穿，我也就乐得清闲，反正是快入土的人了，哪里想到，临了，摊上这么个事。咳咳咳，他咳嗽着，呻吟着，声音软弱无力。

像有一道大幕，把他们和他们原本的生活，应该有的生活，有血有肉的生活切开了。但这个大幕又是柔软的，没有棱角的，甚至无声无息的，让人叫不出。

紧要关头，他们想用科学来化解自己内心的酸楚，或者借助传说。老赵在手机上搜到一个帖子说，国外一个地方大面积爆发蝗灾，中国浙江的鸭子过去救灾。他还发现有一个国家发生火灾，根本灭不了，几个月都灭不了。啊，一场火能烧几个月，金山银山也要烧光的呀。

还是操心眼下的事吧，不能看着钱老师就这么一直病下去啊？老李说，我明天回家一趟，看卡里能不能取出一点儿钱，我还可以带一些日用品过来。但是医疗费恐怕不是小数目，尤其是他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一定不是简单的发烧。

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有所妥协。老赵出其不意地插了一句。

什么意思？老李问。

原来他昨天去镇上的时候又找了周立全。对方的意思没有更改，如果你们三个人愿意每个人扇钱老师一个耳光，他就一定会出来去当面向钱三顺和其他人做证，证明他们四个是大望洲人，是老熟人，是赵光军的老子，是钱三顺的老子，是孙小林的老子，是陶大香的妈妈。

我也去了派出所，警察现在也不愿意跟我多讲，明显不拿我当正常人，还说要不是看我年纪大，肯定觉得我是去找麻烦的。他停了一会，为难地说，不过他们也说了，只要钱三顺相信了周立全的话，他们会督促钱三顺来认人，或者付生活费、医药费。

你跟他们说嘛，周立全就是个混混流氓，他是存心为难我们。

我跟他们说周立全是混混流氓坐过牢的话，那以后我们还要不要周立全去做证了？

老李一听也愣住了。

现在咱们说这人人品不好，可是万一全世界就真的只有他一个人记得住我们四个，他又不愿意做证的话，岂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老赵说得振振有词，这个人虽然是小人，但却是眼下最关键的小人。我们是惹不起也躲不起的呀！

老李警惕起来了，她像不认识一样地看着老赵，你真的准备把钱老师带到周立全跟前，我们一人上前扇他一个耳光？

这样僵持下去，他也不能回儿子身边，如果这是帮他的唯一渠道的话……

老李立即打断他，不能侮辱一个人，然后说是为了帮他。

是的，这是侮辱，可是周立全也说了，钱老师扇过他的耳光，踢过他的下体，诅咒过他的祖宗，而且根本不为什么大事。因为钱老师扇他耳光，嘲笑他，他气得回家告状，他老子根本不听他解释，又给了他一个耳光，所以他就没有再去学校。从这个方面来讲，周立全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小混混，钱老师是有责任的。

他如果觉得打人不犯法，他自己动手就是了。

他可不傻，他动手的话，可以参照前面那个打班主任的判刑一年半。

所以，他把这件事让我们几个做，我们不知好歹吗？我们不明是非吗？我们不怕坐牢吗？真是的。

我们这么老了，没人找我们的麻烦的。老赵说。

老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盯着老赵。老赵转过脸去看孙老善。

孙老善说，既然这是我们眼下唯一的出路，我们还是要民主解决。这样吧，我们举手表决吧。说完他率先举起了自己的手。

老赵紧跟着举起那只瘦胳膊。

你们真的准备这么做吗？老李的眼睛瞪圆了。她轮番看着这两个很滑稽的人，他们其实连手也举不直，他们可能以为那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可是他们举起来的一只胳膊又瘦又瘪，另外一只根本不能说它举了起来，它只是蜷曲起来支在体侧。他们坚持着，大有再坚持一会儿就能胜利的架势。

二比一。

钱老师也应该投票。老李没好气地说。

他的事他应该回避，老赵说，就我们三个。

我不去。

你必须得去。如果今天的表决不算数，那么以后的每一次表决都不会算数。这个表决不光涉及钱老师，涉及我们的儿女们认不认我们的问题，既然我们四个杂姓人住在一起，就一定要有些规矩。

孙老善的话显然把老李唬住了。她的脸上又露出狐疑的表情，与几天前第一次见到孙老善时的表情是一样的。但是，很快，她恢复了镇定，不，我坚决不会和你们一起送钱老师给别人扇，我不会碰钱老师一下，我也不需要周立全替我做证明，我相信我女儿会回我电话的。

她说的话自己也不一定信——恐怕她在无人的夜里也是一次次拨打女儿的电话，拨打跟女儿有关的人的电话，拨打和她打过交道的人的电话。她的手每天紧紧地握着手机，就算是洗碗擦桌子的时候，另一只手也拿着，吃饭的时候她也会拿着手机，只有在拧抹布的时候才稍稍放下一会儿，但是她的眼睛也会持续盯住手机，仿佛她长了眼睛就只有这一个目标。

因为你觉得没有被女儿遗忘，所以你才不投票吗？老赵问，劝你不要心存幻想了，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不，相反，我觉得可能发生了跟你们一样的事，但是我绝对不会相信这光天化日的，你们要把一个生病的人逮去扇耳光。

如果他曾经也在光天化日下扇了别人的耳光，损害了别人呢？孙老善问。他手上提着一串钥匙，这是他在家里找出来的，拿到手的时候有的已经锈迹斑斑，经过数次擦洗，才显出原有的质地，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钥匙无法打开任何一把锁，但是，他不舍得放到一旁。它们在手心里显得很有分量，给人以打开宝藏的期盼。

老李沉默起来，她想了一想，总之我不会这么做。我没有读过几天书，我讲不出那么多的道理，但我懂基本的理：你不能无缘无故地扇别人一巴掌。

如果扇这一巴掌事情有转机呢？

老李没有回答，她反问道：如果周立全让我们都扇你一巴掌呢？你的意思我们也得扇，你也抬起脸来受着吗？

可是，老赵结结巴巴地说，我又没做什么恶事，也没跟周立全打过交道，要说打过交道，最多是以前帮他看过病。我走家串户，救死扶伤，给许多人量过体温，打过退烧针，我问心无愧，也不会有人想扇我的耳光。

你不就在做坏事吗？你要打一个七十岁的，正发着烧的老头儿，跟你无冤无仇的人。

这也叫罪？老赵不乐意地喊了出来，有意拖长字与字之间的间隙，这个方法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可真可假，我还说你有罪呢！

那么，我有什么罪？老李不动声色地问，关于我的罪，你能说出多少？

你现在就有罪，你愿意眼睁睁看着我们被人忘记，远离儿女，病死在岛上，也不愿意假惺惺地在钱老师脸上碰那么一下。

这是个晴朗的中午，天空又蓝又白，坐在屋里头，感觉不到燥热。门前的树苍翠欲滴，老李盯着这如画的风景，似乎想弄明白这美景的含义。

老李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上学，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男女同学是不讲话的，有一天我刚走进教室，旁边一个男生，以不常见的热情向我招手。我过去后，他小声地对我说：有人讲你坏话。我问哪个，他说是胡闯，胡闯刚刚骂你家祖宗八代。

关键不在于他向我告密，关键是他下一步的动作。他从板凳上站起来，把位子让了出来，胡闯就在他边上，他这个意思很明确，让我从他的位置上经过，去找胡闯报仇。我们那个年纪还不太会讲道理，一言不合就动手。但我这个人胆小怕事，我并无此意。可他就那么靠边站着，我承受不了他的好意，只好从他位置上进去，伸手打了胡闯一巴掌。

结果可想而知，我被又高又壮的胡闯一顿反击，鼻青脸肿地回家。为了面子，我妈晚上牵着我的手到胡闯家讲道理。我妈是个小脚，天又快黑了，她走一里多路很受罪，但是为了我，也为了她自己的脸面，她牵着我去讨说法。可是，胡闯的父母也不是乐意讲道理道歉的人，何况我妈本身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她老半天也没把话说清楚，很让人瞧不起。果然，人家不耐烦听她讲话，把她推出门，还揪掉了她一撮头发。胡闯家的门槛太宽，比我们家的高许多，我妈绊了一下，爬起来坐在地上哭。被别人羞辱又打不过，她只好揪住我劈头盖脸又打了我一顿，打得我嗷嗷直叫。可是她的脚那么小，天黑了她又看不见路，只好又拽着我的手跌跌撞撞把我牵回家。我妈打我的巴掌印子和胡闯打过的印子叠在一起，在我脸上挂了许多天，所有的人看到我都会抓紧时间多盯一小会儿，生怕我忘掉脸上这些印痕，忘记那天发生的事。

从这件事中我得到了一个经验和一个教训——除了不随便打人的耳光，我还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妈妈，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妈妈。

老李说完，大家陷入了沉默。像是和老李小时候经历的相同黑暗穿越了半个世纪，穿过山沟和庄稼地，到达了他们中间。

过了半天，老赵清了清嗓子问，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是个脑子简单的傻瓜，所以我牵着我妈妈的手在心里暗暗发誓说，李惠英，打人脸之前要三思，否则，打到别人脸上的巴掌又会打回到你自己身上。我年轻的时候不能完全做到，可到了这把年纪，我还是能做到的。

怕自己的话还不够清晰，她又明明白白地说：无论如何不能去扇一个人的脸，除非法律上判他要被扇脸，那也要由法庭来指定人扇他。要是人人都可以扇别人的脸，这种荒唐事还继续发生的话，那就不是文明社会。她吐字干脆、果断，她的声音传达出一种坚定的不动摇的气势，空气有那么一点儿凝固。

现在，她的形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使用最多的词是“胆小怕事”，但她现在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形象恰恰相反。这个故事里含着某种隐秘的力量，表达了她绝对不会妥协的坚定决心。良久，老赵打破沉默。他说，老李，我也有个故事想告诉你。老李没来得及允诺，老赵就迫不及待地讲了出来。

干过我们这一行的，见过许多平常人见不到的事，也见过许多似是而非的事。那年行医时带过一个徒弟，有时候我有事，他就自己走家串户去帮人看病。有一次他走到一个河堤上，那是一个比现在更热的夏天，正是午后睡午觉的时间，他见到河堤上躺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在那里不停地哼哼。看到他过来，那男孩仰起沾着血迹的脸看着他。那个男孩的双手绑在背后，双脚也被绑住，瞪着两只可怜巴巴的眼睛，朝我徒弟投去求救的眼光。我徒弟觉得自己是一个医生，肩膀上还背着药箱，理所当然要救。他解开小孩的绳索，用自己的杯子到河里接了一杯水，还帮他脑门上涂了红药水。他边涂药水边叮嘱说，你一个人出门的时候长点心眼，看到有人要打你，你要先下手为强，不能让人绑你，一绑你就被动了；还有，掂量掂量，如果打不过，就跑，越远越好。他讲的时候很真诚，虽然他的孩子还小，但他已经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他做好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自然一分钱好处也没拿。见那男孩活动手脚，咧开嘴笑，我徒弟放心地走了。过了两天，我和徒弟又经过那个河堤，看到上次救人的河堤上聚焦着许多人，但是，那个人群非常沉默，像一捆湿漉漉的柴火。我们走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心想万一是中暑需要人丹和抢救什么的，我兴许能帮上忙。

但是我发现一家院子里放着两口刚刚刷好油漆的棺材，原来这家的男女主人前天被砍死了。门前看热闹的正在议论，说发现的时候，男主人头皮上还嵌着一把刀，已经断气了，他老婆的手和脚都被砍断了，流了很多的血，过了很久才死。

惨哪，那个人说，是被男主人自己的儿子砍的，他儿子脑子不正常，前天他们把他绑起来准备送到精神病院，一转眼工夫，不知哪个坏了心的故意把他放了，疯子在外面游荡了一天一夜，天亮的时候回来把父母都给砍了。

我徒弟一听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顿时面如死灰，一个劲地哆嗦。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吓着的。旁边有人安慰他说，都过去了，去了也好，他们活在世上没有一天安生过，因为那小孩到处闯祸，明偷暗抢，放火烧山，因为没杀人，上面不管。现在总算安生了，他杀了人，被公安锁走了，虽然有精神病，而且不够年纪枪毙，但好歹一生一世也不会再放出来祸害乡邻了。

我把头探到门里看，在门前的地上，放着两具僵硬的尸体。越过蒙着纸的头部，看到其中一个，薄薄的裤子里头两条不规则的腿，像是一生都在拼命奔跑，跑到扭曲，还没有跑得过死神。

老李啊，你不知道我徒弟的心情。他们以为脑子有问题的人摁那里村里人谁都知道，可我们都是过路的，又是那么高温的大中午，前后没人，我徒弟怎么会知道？还以为他是被大点的小青年欺负成那样的。

所以说，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坚持原则，其实可能是在帮倒忙。你不插一脚，事情不会糟到哪里去；你插了一脚，主持个公道，事情反而更糟了。

说完，老赵静静地等着，整个屋子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等到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老李满脸是泪，但她抿着嘴，没有发出声音来，过了一会儿，她走回自己的屋子里。

但是被这个计划激发出希望的孙老善已经大声地朝楼上呼喊。他的声音盖过了老赵的话，钱老师乱糟糟的头出现在楼梯口。他虚弱地问：天塌下来了吗？天塌下来我也走不动了。他说。

老赵赶过去，硬是把他拽下了楼，开始帮他换上出门的球鞋，哄骗他说带他去看医生。

你们搞到钱了吗？钱老师说，我觉得你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哇。

你怎么知道的？孙老善问。

我会看呀。我这人没别的本事。看人还是会看的。话虽如此，他却像真的要去看医生一样，温顺地跟着大家出了门。

三个老头儿出了门，走了几步，站住了。钱老师一直回头看老李有没有跟上。在确定老李不会跟来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慢慢地走了。

傍晚的时候，三个人回来了。老李站在门口迎上前想扶一扶面如死灰的钱老师，被他拒绝了。老赵和孙老善的脸色也铁青。老李知道，缺了她，可能事情没有办成。

果然，在上楼之前，钱老师最先向她发难。他大声地说：老李你也真是的，打我一下又怎么样呢，这是为大家好，为我好。你瞧瞧，你不去，现在我们白跑一趟。说完他却向老李挤了挤眼睛。老李顿时明白，他是在说给老赵和孙老善听。

老李静静地看着他们，如果老赵和孙老善向她发难，她倒能硬起心肠说几句狠话，替自己辩解，但钱老师这样说他自己，却让她感到一阵心酸，尤其是他眨巴眼睛的样子，实在有点可怜。有一瞬间，她的脸上仿佛出现了愧疚之色，再仔细一看，她涨红的脸上只有惊诧和不安，最终，她像配合似的回怼了一句：我当你发烧说胡话。说完走开了。

晚饭还是老李做的。做好后四个人坐下来吃了。气氛压抑，各怀心思。三个老头儿决定不给老李好脸色看，但不妨碍觉得她的食物很可口。菜最简单不过了。一把炒青菜，一只土豆切成丝炒青椒，两只鸡蛋炖的鸡蛋羹，几样菜加起来不超过十块钱，吃起来有一百块的味道。钱老师的胃口也好了一些，但他们的面色表示，没那么容易原谅老李。晚饭后，老李告诉他们，她明天回出租房里拿一些东西，包括药、米和剩下的钱。没有人搭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