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凤凰劫》
于196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
导演：罗伯特·奥尔德里奇
编剧：卢卡斯·赫勒
主演：詹姆斯·斯图尔特、
理查德·阿滕伯勒、
哈迪·克吕格尔等。
别人没问，就不要随意回答！
——失败得再漂亮也没有意义
一架货运兼载客机飞经沙漠时，因遭遇沙尘暴而紧急迫降。机上十二名乘客侥幸地大难不死，并于原地等待救援队前来。但由于飞机大幅偏离寻常航道，故未被救援队发现，此时就连机上搭载的饮用水也所剩无几。其中有人耐性磨尽而欲徒步前往绿洲，几天后再次被发现时，已成为一具死尸。
年轻的飞机设计师海因里希建议从双发动机中取下未损坏的引擎，利用现存机体改造为单发动机飞机，借此从沙漠逃出生天。虽说资深飞行员弗兰克对海因里希的计划不甚信任，但是觉得再怎么样也比坐以待毙要好，因此带领所有人开始机体改造工作。最后将完成的改造飞机命名为“凤凰号”，幸存者将乘上它挑战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飞行。
电影中完全没有女性角色登场，而是由诸位个性派男演员挑大梁。按照押井导演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极致的“男性电影”。登场角色在人性上各有弱点，诸位男子汉将在电影中上演一段段充满汗臭味的纠葛与争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罗伯特·奥尔德里奇执导的《凤凰劫》吧。这部电影在近年被翻拍重现大银幕（2004年上映的《凤凰号》，导演为约翰·摩尔［John Moore］）。感觉近年来好莱坞常常会翻拍“猎红”时期之后推出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作品的剧本非常扎实，而《凤凰劫》更有不少奇观与动作场景，算是一部最适合被翻拍的作品了。
如果光看好莱坞各时期的话题电影，可能除了当时的潮流以外什么都看不到。但好莱坞毕竟具有绵密完整的历史，其中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便是“猎红”。
时值“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西方诸国政府皆对共产主义者加以清洗。在美国好莱坞不少知名人士也因此受到排挤，许多导演、编剧、演员相继成了“猎红”的对象。曾执导《码头风云》① 的伊利亚·卡赞② 就因为在听证会上泄漏出其他抱持共产主义的电影界人士姓名，而被指责是转向者与叛徒。
“猎红”的惨烈之处，在于大家都迫于无奈而相互背叛。如果自己不先背叛他人，可能就会被其他人先给出卖了，无论是好友、老师、下属，还是枕边人都无法信任。电影界人士同样也是互相猜忌。即便身处此般局势，电影编剧达尔顿·特朗勃③ 仍然不肯转向，因此受到电影界的长期孤立。之后他虽通过导演《无语问苍天》④ ，重返影坛，但当时他已经有十多年都未能堂堂正正地工作了。在“猎红”时期，既有像他这样子的非转向派，也有像卡赞一样的转向者。
奥尔德里奇是“猎红”之后的一代电影人。“猎红”时期他尚未晋升为独当一面的导演，因此侥幸未陷漩涡当中。但是他像一部电影的助理导演一样，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前辈们如何面对“猎红”，又如何度过了那段时期。
既有出卖者，亦有被出卖者；有人因此身陷囹圄，也有人被搞到无法正常工作。彼时的奥尔德里奇持续观察与思考“人如何对抗外压，并贯彻自身信念”这样的问题，而这也成了其日后拍摄电影时的主题。人如何在逆境当中守护自身信念，也就成了他的导演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一种“说明书”吧。
奥尔德里奇曾经拍摄过以监狱、军队为背景的电影，试图通过表现此类特殊组织，向观众传达如何贯彻自身信念的方法论。若是正面迎战逆境，只会头破血流，崩溃消亡；因此其电影中的角色常常面对强权，为了贯彻自身信念，不惜用尽暴力、骗术、欺诈，甚至找关系等一切手段。奥尔德里奇的电影就是关于这些为了贯彻自身信念而不择手段的人的，像讲述女子摔角手的作品《加州玩偶》⑤ 便是其中典型。
奥尔德里奇拍摄过各种题材的电影，战争、运动、历史等等。通过这些电影，他想传达给观众的，就是其一直坚持的胜败观。
或是在监狱的橄榄球比赛（请参考第九章《最长的一码》）中如何取胜，或是在严峻的战争中如何生存，又或是如何在上级乱七八糟的命令之下守护自己与下属的性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胜败观。
宁愿为了胜利而赌上自己的性命，也不想作为失败者而活下去。因为无法实现自身信念的话，苟延残喘的人生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或许与强权妥协也是一种人生策略，但他并没有选择。无论对方是强势的举办方，还是国家机器、军队上级，他都是如此。
预留不小心穿帮时可供强辩的证据
在《凤凰劫》当中，剧情一开始飞机就在飞经撒哈拉沙漠某处时遭逢沙尘暴，导致飞机故障而被迫降落。机上的美国飞行员弗兰克（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同时也颇具有领导气质。
众人必须设法自沙漠脱身，移动至距离最近的绿洲才行。双发动机（两侧机翼各有一具引擎）飞机的单侧引擎以及主机翼尚未损坏，因此其中就有人提出“改造成单引擎发动机，飞回去”的想法。
接下来自然会出现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角色。他认为不该为了改造飞机，浪费珍贵的饮用水与食物，而要徒步去寻找绿洲。最后众人分歧成“徒步寻找绿洲”“原地等待救援”“改造飞机”三派观点。虽说主张各异，但也各有其道理。
此时德国男性海因里希（哈迪·克吕格尔饰）提议，“我是一名飞机设计师，所以就由我来发号施令，由各位提供劳力，一起来改造飞机吧！”虽说是要改造飞机，也只是先飞至绿洲就行了，因此无须飞得太高，同时也不大需要转向性能，只要能保持平衡飞过沙漠上空就绰绰有余了。这个方法比徒步走过灼热的沙漠要好上许多。
众人与绿洲之间尚存在一段距离。究竟是徒步前往绿洲合理，还是该原地不动，最低限度地消耗饮用水与食物，静待救难队前来？又或是该赌一把，改造单引擎飞机飞往绿洲呢？不过这些的目的皆是在于“活着回去”。飞行员自尊心极强、脑袋又死板，一开始认为改造飞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最后也屈服；其他人也就跟着勉强同意了。
于是众人终于开始改造飞机了，但是某天飞行员却不小心发现德国人的行李中放着飞机模型公司的广告单。“你说你在做的飞机，该不会是飞机模型吧？”他问。而当德国人理直气壮地回说：“对啊，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他所设计的其实都是飞机模型。他那“我是做飞机模型啊，那又怎样”的态度也是这部电影中最为有趣的部分。
他的态度顿时令飞行员陷入一阵错愕，毕竟一开始是因为对方说自己是飞机设计师才会相信他的啊！这开始令身为现实主义者的美国人产生了“这样子做出来的飞机能载人飞起来才怪”的想法；德国人却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理屈，认为一个人既然可以制造出飞机模型，自然也就能做出能载人的飞机。
“我是飞机方面的专家，飞机模型与真正飞机在原理上并无不同。我既知道飞机怎么飞，也明白如何增加扬力，以及如何与重力对抗等。我做出来的飞机不可能会飞不起来。”他觉得自己制造的飞机能飞是理所当然的，并非是处于什么信念还是韧性，完全只是理论方面的就事论事而已。
的确，模型与真正飞机的飞行原理并无二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过去在开发全新飞机的时候，研发团队也一定会先做出缩小版的模型机来试飞。虽说现在已经可以改用计算机仿真，无须再先以模型机来试飞，但是在过去，则必须要通过模型机的试飞来确认机翼位置以及操作性能等方面，如果不试飞就不能确定是否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忽视模型机。
德国人强调自己是位一流的模型机制造者，但飞行员仍是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并回说：“你不就是卖玩具的吗？”怀疑归怀疑，此时也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因为众人之前已经以搭乘飞机到绿洲的选项作为分配食物与饮用水的依据了。
我们可以说飞行员是一位受到蒙骗的领导者。不过，德国人的确没有说谎，他毋庸置疑地是一位飞机设计师，错的是飞行员自己没有去确认“设计的是不是模型飞机”啊！
这也是我经常使用的手段。
我不会对制片人或工作人员说谎，也未曾对客户扯过任何一次谎。我只是不会去回答没有被问到的问题罢了。这就是所谓“导演的诚意”。
这也是奥尔德里奇所要传达的思想。若是通过瞒骗或是欺诈，在西洋镜被揭穿时那可就无力回天了，因此不可以这么做，而是要“预留不小心穿帮时可供强辩的证据”。
这是要身经百战，才能够得到的教训。我想奥尔德里奇应该在“猎红”时期的审判过程中亲眼看见过这些手法。
在听证会上要求有问必答。首先人们会被强迫宣誓，若是撒谎就要进监狱。无论是上议院议员，还是总统，在听证会时说谎同样得进监狱。在当时只要被听证会传唤，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了。
无论是家庭生活、性事，当事人都得对被询问的内容知无不言。无论是在宗教信念、政治理念上，还是是否有情妇或私生子等问题上，都不能撒谎。而且这并非寻常的打官司，因此也不能有律师随侍在旁，只要被传至听证会几乎就已经凶多吉少，可说是比军事审判还要恐怖。这也是当时人们对听证会戒慎恐惧的原因。
在此过程当中，奥尔德里奇总结出一个教训，他发现逃出生天的方法就是“别人没问，自己就不要回答”。人们对被问到的问题绝对不能说谎，但是没有被问到的问题也就没有回答的义务了。
导演亦然。导演常常会收到来自发行公司、赞助商、制片人等方面的各种询问。譬如“你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呢？你要怎么去制作呢？”之类的问题。金主会问这些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自然也会有许多问题了。譬如“要怎样去演”“上什么颜色”等等。回答诸如以上的问题便是导演的工作所在了。无论是做动画，还是拍真人电影都是如此。弗朗索瓦·特吕弗⑥ 也曾经在《日以作夜》⑦ 一片中说过“导演的工作就是回答。导演就是要持续地去回答问题”。即便已经回答到很厌烦了，但这就是导演的工作。
只要前往电影拍摄现场，我每天至少都要回答五六十个问题。而在电影完成后我也同样需继续回答。到电影公映前，会有堆积如山的采访邀约，一两百次的访问，只要被问到问题我都要去回答。但是，只要对方没有问到的，我也就不需要回答了。
我从不会说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一决胜负
让我们将话题拉回电影。且说之前众人已经决定要“改造飞机”了，这可让美国飞行员陷入纠结，毕竟现在可不能跟众人说“其实这家伙只是个做玩具的，我们还是别继续了吧”之类的话。改造飞机到现在这个阶段，众人已是精疲力竭，加上决定好了速战速决，因此水也喝了，食物也吃了，早已没有退路可走。
于是飞行员决定对众人保守这个秘密。虽说德国人保证“飞机绝对能飞”，但是美国人心中对能否起飞仍是没谱，深感不安。如果飞机无法起飞，那么此时弹尽粮绝，乃至体力都消耗一空的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众人已经无力徒步前往绿洲，也没有足以支撑到救援来临所需的物资。电影就这样渐渐走向尾声。
众人完成飞机的改造工作，并勉强起飞。飞机摇摇晃晃地在离地二三十米的高度飞行，终于有惊无险地抵达绿洲。最后众人欢欣鼓舞地冲向绿洲并高喊着“太棒了！太棒了！”而美国人与德国人则是看着彼此，微笑不语。大致上这部影片是以喜剧收场，但是看着电影的我，想的却是其他事。
美国人明明就知道德国人未曾制作过真正的飞机，但是却仍对众人隐瞒这件事情，不停鼓励众人说“没有问题”。这其实就很像是站在基层之上的中层管理人员，在管理下属时所使用的方法。
以我们导演来说，那就是在拍一部电影；以上班族来说，那就是中层管理人员接下了一个项目，两者都需要想办法让下属努力干活，所面临的状况并无不同。说到底，下属尽是些无可救药的家伙，既有只会抱怨、发牢骚的家伙，也有人只顾自己轻松。但是没有他们同样无法工作。不管是怎样的战争，手边没有军队就没办法打仗。
美国人在这里其实有着一个“骗人的构造”，那就是“德国人他其实是做玩具的，只是你们没问所以我就没说罢了”。而众人全都对德国人是飞机设计师一事深信不疑，就结果而论，美国人还是欺骗了伙伴。不过欺骗的结果却是成功生还，他就像是一位项目的领导者，或是一位电影导演，面临若不起飞就不知道前景如何，因此必须做出选择的局面。虽说有轻重乃至于规模上的差异，但是只要从事一份需要让下属做事的工作，则不管立场为何，都扮演着与美国人相同的角色，居酒屋店长、便利店经理皆然。
在想办法让他人做事时，就需要给予其希望。因为如果不通过某种保证给予他人希望，对方就不可能照自己的命令做事。但是当所给予的希望其实全无根据时，各位又会如何做呢？
我想奥尔德里奇应该也有构想过其他种结局，那就是飞机最后无法顺利升空。
时隔数月之后，救援队终于找到飞机迫降地点，但是现场只剩下一架外形诡异的飞机，以及散落于四周的人类白骨。仔细一看，美国人的手正掐住德国人遗骸的脖子不放……
就我个人而言，结局要是这样的话，可就有趣多了，但这绝对不可能会是奥尔德里奇的策略。毕竟若是真的拍出这种结局，他或许直接就被开除了吧。即使公司表示“好吧，拍都拍了，那就还是照常上映吧。”他也不会再有执导下一部电影的机会了。那么各位认为一位导演会如何选择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最近的美国电影常常都会有两三个结局。制片人会要求导演拍好几个结局，并从中选出最有可能大受欢迎的结局。至于最后到底要选择哪个结局，导演可就没有发言的权限了。
奥尔德里奇除了是一名导演，也是一名制片人，因此自然也有选择坏结局的权限。但是他最后仍是选择让这部电影以众人成功飞抵绿洲的美好结局收束全片。他之所以会这样做，乃是为了要有下一部电影可拍。毕竟即便通过坏结局让《凤凰劫》在艺术方面大获成功，之后也不会再有下一部电影可拍了。
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玩味的电影，因此反复看了好几遍。“因为你又没问”可真是个厉害的情节。之后，我也尝试将这样的桥段设置在自己的作品里。
《福星小子2：绮丽梦中人》⑧ 、《机动警察剧场版2》⑨ 都是以“因为你又没问”的桥段来结尾。结果虽然让上述作品都变成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宛如论文一般的电影，但大致上仍是成功了。也就是说它们都成功抵达了“绿洲”。
这恐怕不是制片人所期待的方法，而到达的也不是他们想去的那片“绿洲”。虽说如此，我仍是成功让这两部作品抵达“绿洲”，所以谎言也不再是谎言了。因此没有必要诚实地向众人揭穿德国人其实只是个飞机模型设计师，只要谎言变得不再是谎言，美国人的行为也就不构成欺瞒了。
应该连对方没有问的问题也去如实回答，而导致失败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讲出没必要讲出的话而走向覆灭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啊！虽说保持沉默时，此行为就已经形同欺诈了，但是只要让电影得以完成，或是努力让众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以结果论其实没有被欺骗不就行了。我们应该朝着这方面努力。
这正是所谓的“一决胜负”。与强敌正面冲突而被击倒，这可不能叫作一决胜负啊！日本人很喜欢那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调调儿，但是就我来说，就是因为有这种“男子汉即便知道会输掉，仍是要昂首阔步去一决胜负”的观念，最后才会输掉。
说什么输得漂亮，根本就烂透了。“即便知道自己会输仍是要做”，这在一开始就不构成所谓的一决胜负了。既然都要一决胜负了，当然就要以胜利作为目标。因此我才会说“为了胜利而战吧！”只要是能够获胜，即便是像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决斗时那样，故意以严重迟到的方式来打心理战也没关系，就算骗了全天下人也没关系。身为一位导演，我们不仅要与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战斗，更是要与自己的雇主战斗。
在我也当上导演之后，对这部电影的情节可说是感同身受。也是在当上导演之后，我才终于理解奥尔德里奇是一位何其伟大的导演。通过阅读文字叙述来理解，以及当场亲身体验，两者可说是截然不同。或许在各位看来，我做起导演工作是既快乐又轻松自在，殊不知我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呢！当然在心中也务必要做好受挫时转变心态的准备。
电影导演不是独裁者，而是“中层管理人员”
若是没有获得胜利，一决胜负就不具任何意义。因此只要是为了获胜，即便是诡辩也能使用。例如当自己执导的电影评价不好时，可绝对不能说“这部电影失败了”。我是在宫崎骏先生身上学到这件事的。他跟我说：“你不可以自己说出‘失败了’，这话就算嘴巴裂了也不能说！”
即便别人说“这部作品很难懂”，身为导演也要持续说“那些搞不懂我的作品的家伙才是蠢货”才行。的确，当一位导演拍出晦涩难懂的作品时，有可能会被贴上标签，以致今后发展较为不利。但这同时也会是一种优势，外界或许会认为“这位导演拍的东西很难懂，可是技术却是超一流的，做出来的电影相当有内容”。反之，若是连导演本人都说“这部电影失败了”，一瞬间整部电影就真的变成失败的作品了。
所以此时只要强辩就行了，毕竟强辩也不会让我们少一块肉。而为了让自己得以强辩，我们可以事先准备几种“成功的定义”。究竟是票房大好，还是佳评如潮呢？又或是“在十年之后会被誉为一部杰作”呢？怎样都好，至少就是不能说自己的作品是部失败的作品。
我的师父也曾经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在影片首次试映之后，大家一定都会聚集至会议室，召开一场名为“检定会”的会议。在看过首次试映之后，我们要确认作品是否可以最终交付给发行公司发行。因此在会议当中，制片人乃至是来自发行公司的高层都会齐聚一堂。能够与会的只有执行制片⑩ 以及导演，其他的员工都要止步。
在首次试映之后，所有人都感到很不安。我们的担心包括：不知道这样子是否足够？结局这样子好吗？那位演员真的好吗？那部分插入音乐的方式好吗？还是应该重新剪辑会比较好呢？诸如此类。
当然了，若是重头来过就得再烧掉以千万日元为单位计算的资金，但或许冒着如此大的风险重头做过，就能够防止以数亿日元为单位的金钱损失。另一方面，这也有可能是平白放掉到手的成功……在此阶段，任谁心里也都没有底。
而我的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在这种时候，谁先出声谁就能掌握局面。在我的处女作《福星小子：只有你》⑪ （以下简称为《只有你》）首次试映时，因为我还是一名菜鸟导演，所以师父他老人家也以监修的身份出席，在众人都还没出声时，他就首先“开炮”说：“哎呀！太棒了！”由于每个人心中都还没有底，所以大家都在等着谁先起头。事后师父跟我说：“作为你的师父，我也只能为你做到这样了。”对此至今我仍相当感谢。然后，我也仍会感慨原来就是要这样做啊。
最近我也会在检定会上使用诸种技巧，譬如看着与会人的脸，反过来问对方说“你有什么问题吗？”因为都已经说是一个“问题”了，回答者在反驳我时就得要给出解决方法，否则就不构成反驳。如果对方仍是做出反驳，我就会以“这笔以千万日元为单位计的花费，你打算负责吗？”这类问题来回答，此时大部分的人都会默不作声。在某种意义上，这具有恫吓的效果。
我还没有遇过那种能够说什么“就算要我再申请一次预算，也绝对要修改”的伟大人物。基本上大家都是上班族，而上班族说话可是要负责的。身为导演，此时的工作就是让这群上班族照着我的想法做事，因此我也只能把他们逼往绝境了。最后大家都会屈服，并对我说：“好吧，那就照你的方法了，可是你要负责哦！”
而在个人对个人的场合，这种说法可就行不通了。如果对方不是在有许多人的场合听到就没有意义了。反之，若有许多人在，甚至连对方的上司都在场就最棒了。
在执导的过程中，我可说是一党独大，因此对各个工作内容都得说上话。换作是上班族或是公务人员，同样也需要面对上司以及下属说话，情况各式各样，有时必须对上司辩解、改变自身态度，乃至于追问上司等。
面对下属时亦然。譬如要如何说动下属、如何攻破下属的反驳，等等。而光是攻破下属的反驳，反而会搞得没有任何人肯再跟着自己做事，因此有时候也要打圆场、换话题、听下属的意见等。不论是身为中层管理人员，还是电影导演，对下属必须糖果与大棒兼施的道理都没太大不同。
常常会有人以“独裁者”“暴君”等词汇来形容电影导演，而这可是天大的谎话。在日本的话，顶多就是晚年的黑泽明可以称得上是独裁者吧。他之所以在电影拍摄方面能完全专制，是因为他“黑泽明”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传说。他也对此传说鞠躬尽瘁了……
宫崎骏以及高畑勋⑫ 在动画世界可说是绝对的君主、暴君、独裁者。但我觉得，无论是黑泽明，或者宫崎骏的人生都过得不太快乐。他们没有朋友，往往处于孤独之中。在我看来，当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他就没有满足所谓的胜利条件，因为他的人生完全不快乐啊！像是宫崎骏只要跑去搭电车，就一定会造成骚动，所以他连电车都不能搭，更别说是劈腿搞外遇了。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导演庵野秀明⑬ 亦然。他自己创办公司，并自行投资拍摄电影，过程当中花费大量资金，更别说他拍的还是一部绝对不可能会大卖的独立电影……
这样子他会快乐吗？对此我不由得感到疑惑。
我的个人主义乃是绝对不花自己的钱去拍电影。我都是花别人的钱来制作电影，同时基本上也会让手下的工作人员自由发挥。即便如此，我想到的还是只有一点，那就是如何做，才能让这部电影“带有我的味道”。我完全不会想要自负风险去搞新花样。
若就本章介绍的电影《凤凰劫》而言，我既不会想当那位飞行员，也不想仅仅成为机上的乘客之一。我的立场就是那位德国人，会为了让坠毁于沙漠中的飞机重生而认真绘制设计图。
“从某种事物当中重获自由”，只是在逃避责任罢了
《凤凰劫》的主题也包括每位组织成员要如何发挥各自作用，并让组织整体成功生存。每位上班族皆是如此，另外也可以将组织代换成家庭。老公、老婆，还有那茧居于二层足不出户的棘手儿子，究竟谁该负起维持家庭的责任呢？其实任谁来做都没关系。无论是儿子、女儿，甚至是家里毫无收入的吃闲饭角色都行。日本也有一部电影是在讲述身为外来者的家庭老师毁灭了整个家庭的故事（《家族游戏》⑭ ）。
只要是一个由人类形成的集团，那么无论是血缘集团、地域社会、国家社稷，还是成员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公司、志同道合的游击组织等，要让整个集团活动的力量一致，组织成员必须要能一致地朝向相同方向，否则面对任何战役都不会有胜算的。
在组织当中都一定要有一个人，能以最后“帮助组织战胜敌人并成功生还”作为主题，并为了此目标加以权衡取舍才行。组织成员必须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心要成为那位进行取舍的人，如果没有，那就只能像电影所演的那样，成为一名垂吊在机翼上的肉体劳动者⑮ 了。也就是说，此时自己的生杀大权全都抓在别人手上。
如果不喜欢这样，那就要做好背上大坏蛋的骂名，并被众人弹劾的觉悟，任凭被讲成独裁者也得站在人前骗人。而《凤凰劫》就是一部在论述“你是否有这份觉悟呢”的电影。若是想要贯彻自身信念，并让自己获得幸福，同时也要连带对他人负责才行。如果想活得自由自在，自然就得要下定决心，将责任一肩扛起。
许多年轻人都不明白这份道理，总想要从这种组织构成的人际关系中逃脱，以获得自由。那可是个天大的误会，那不过就是在逃避责任罢了。
以“从某种事物当中重获自由”作为目的本来就是错的。所谓自由，如果不是为了完成某件事所使用的手段，则这份自由并没有任何意义。
重点在于“自由”本身就不可能是个主题。像那种“从某种事物当中重获自由”的想法，其实就与前言部分《江湖浪子》那种“成为输家（丧家犬）的自由”没两样。
我们不可以把“自由”当成逃走时的借口啊！
自由是美国电影永远都拍不腻的主题之一。但是在美国电影当中，绝对不会说这份自由是为何而生。根据社会阶级、人种、性别等条件差异，自由的内涵应当也各有不同，而美国电影所描绘的仅是最大公约数的自由。这也可说是应某种高压政策而生的自由。
另一方面，美国内部的自由又是如何呢？其实美国内部并不自由。有的只是一种“让人变穷的自由”。美国在具有让人可以尽情赚钱的高度自由之余，也具有让人可以尽情变穷的自由。换言之，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不过就是可以去践踏他人的自由罢了。因此什么自由根本不足以作为电影的主题。
那又该将什么东西当成电影的主题呢？
就我来说，“胜败”就是个很好的主题。这就已经足够作为电影的主题了。明明事实就已经大半证明⑯ 什么自由、正义、幸福等根本就不足以作为电影主题，但是描述这类主题的电影却仍然四处横行。另一方面，却完全没有人提到“胜败”这个永远都能拿来拍的主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让我们将内容拉回《凤凰劫》上，假设电影中的飞行员是一名日本上班族，我想他应该会诚实地向众人指出：“我们的飞机坠毁在沙漠正中央，虽说之前将修复工作交由自称能修复飞机的德国人全权负责，但是我发现他其实只是个做玩具的人。”语毕再继续表示：“我知道这个人只会做模型飞机，但是他本人已经说他能成功修复飞机了，因此我倾向于采用他的意见。”这样才是日本上班族式的领袖风范，同时也是一种最做不得的类型。
或许有人会觉得众人一起讨论后再决定才是理想做法，但这其实糟糕透顶了。也因为这样，日本的上班族都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结果也导致没有一个人肯扛责任。
现在整个公司由上到下，大家都只想着如何去规避风险，这就像是时下蔓延至日本全国的安全神话，或许所有日本人现在的心中都只抱持着一个主题，那便是“安全”。
考虑事务时也以安全与否作为唯一的价值基准，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市井小民，大家全都只将安全挂在嘴边。无论是鱼鹰（Osprey）战机进驻冲绳基地一案，抑或是核电站，每次只要一有人提到“这真的安全吗？如果出事了你会负责吗？”在场众人顿时陷入一片沉默。但是飞机至今为止都坠毁过好多架了，也没任何人会说：“不要再让飞机起飞了！”汽车亦然，每年都有好几千人死于交通意外，却也没看到任何人跳出来说：“来禁开汽车吧。”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不管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风险啊！就原理面而言，不管使用哪种技术都不可能做到什么绝对安全、零危险性。那危险性该低到0.1%呢，还是该低到0.001%才行呢？我说这又是谁在决定的啊？每个人都不喜欢自己决定，总是奢望让其他人帮忙做决定。像是日本现在的辐射值亦然，常有人会说啥“即便每年的铯量只有这个值不会危害人体，但是谁又能负起责任说两三年后当地人不会罹患癌症呢”，全日本就是充斥着此般狗屁倒灶的事情。
如果众人真的听到“其实德国人只做过模型飞机”这件事，那么说到众人是否能够接受，我的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要改造飞机了”，就这样原地等待救援，或是徒步前往绿洲等。如果众人因此被灼热的阳光给晒到脱水而死，那么又该由谁负起责任呢？如果是让飞机起飞，或许那会是一场赌注，但也或许能让众人因此得救。
每种方法都有其风险存在，而所谓决断，就是一一排除其中较无可能性的方法。这也是经营者与领导者之所以要存在的理由。
电影导演可不能说出“演员太烂”“那个动画师（animator）根本是蠢货”之类的话。此外像是“预算太少”“没有安排好时间表”也是一样。
经营者亦然。
若是一名经营者因为接纳公司员工全体一致的意见，害怕风险而终止某个计划，但另一家公司却愿意负起风险展开同一计划，最后大获成功，结果导致自己公司的股价下跌，竞争对手的股价则大涨，此时该怎么跟股东们解释才好呢？
基本上，一家公司不可能只做一种业务，因此当别家公司成功，对自家公司来说就只能是一种损失。因此公司组织必须不断地去一决胜负。对于汲汲营营于经营获利的组织而言，旁人占便宜，自己可就得吃亏了。因为这就是一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
核电站也是如此。拥核好，还是废核好，政府不管怎么做，总是会有另一派的声音在旁边喧扰不休，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个人肯负责。此时也只能跳出一位像是飞行员一样的角色来做决断了。
或许飞行员是真的相信德国人，才因此打舵的。无论结果如何，飞行员也只能负起责任了。如果飞机起飞后只滑翔个五米远就坠落，即便此时将德国人给掐死，结果也不会改变了。而在此之前，即便诚实地将德国人其实是模型飞机设计师的事实告诉给在场众人，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不管是人生，还是工作，都会有成功或是失败，难免都要经历顺境与逆境。
有时无论多么努力仍是诸事受挫，但是重要的其实是谁肯负起责任。我们可以说，唯有那些肯负起责任的人，才是在这件事上真正有一决胜负过的人。
风险与胜败是一整套的，因此当事人也会获得与责任轻重程度相符合的成就感，同时也能掌握到某种自由的感受。若是不喜欢扛责任，也就只能选择当一名垂吊于机翼上的肉体劳动者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行选择其中之一的自由，也就是说，不做决断也是一个选项。只是相对地，之后也只能将自身命运交由他人摆布了。各位认为这是否能称作曾经活得自由自在？又是否能称作有好好活过一段人生呢？
无论是任何人，在生命当中都必须不停做微小的决断。譬如“这男的跟我求婚了，该怎么办呢？”“我怀孕了，该生下来吗？”之类的。不可能有人的人生完全无须做任何决断。姑且不说过去的公主陛下，我们如今生在一个民主国家，每个人都需要“自行做决定”。
各位可以自行判断，若是觉得安全的话，也可以去吃日本福岛生产的食品，像我本人也是照吃不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这些食品吃起来也完全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