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若神明
六月二十一日，尽管伯爵直到凌晨四点才上床睡觉，他仍然在惯常的时间起了床。他做了五遍下蹲，五遍伸展，然后又深呼吸了五次。他的早餐是咖啡和饼干，以及每天必有的水果（今天是好几种不同的莓果）。饭毕，他便下楼读报，还同瓦西里聊了一会儿天。午饭他是在广场餐厅吃的。下午，他到裁缝室去看望了玛丽娜。因为今天不用上班，于是七点他便来到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他的开胃酒，一边坐在心细如发的奥德留斯对面，大发了一通“这么快就到夏天了”的感慨。然后，晚上八点，他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在十号桌吃过了晚餐。可以说，这一天他过得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晚上十点离开餐厅之前，他告诉娜蒂娅经理有事找她，让她去一趟；然后，他趁机溜进没人的衣柜间，将一位名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记者的雨衣和软毡帽借了出来。
回到六楼，伯爵打开他那只旧皮箱仔细搜了一番，他想把一九一八年从巴黎返回艾德豪尔山庄时用过的那只背包找出来。和那次旅行一样，这一回他也只打算带些随身的生活用品，也就是：三件衣服、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米什卡的那本遗著，最后，还有一瓶教皇新堡酒。这酒他打算留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来喝，因为那天是他那位老朋友去世十周年的日子。
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之后，伯爵到书房看了最后一眼。许多年前，他曾被迫告别家园。又过了数年，他不得不跟他的酒店套房说再见。如今，他又将辞别这间一百平方英尺的斗室。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住过的最小的一间屋子，可不知何故，在这狭小的四壁之内，时光依旧来去匆匆，世事也荏苒如故。想到这里，伯爵摘下帽子冲海伦娜的画像致意，然后便把屋里的灯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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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爵沿着楼梯下到酒店大堂的同时，索菲亚刚刚结束她在巴黎普莱耶勒音乐厅里的演奏。她从钢琴旁站起来，朝观众转过身去。她正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中。因为每一次演奏，索菲亚都会完全沉浸在表演之中，有时甚至会忘了观众在场。掌声把她的意识唤回现实，向观众最后一次鞠躬前，她也没忘记要优雅地向乐队和指挥致意并表示感谢。
从舞台上一下来，索菲亚立刻得到了大使馆文化随员和乐团团长瓦维洛夫热情的拥抱与祝贺。这是她最为出色的一次演奏，他说。说完，他们俩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了舞台上。因为那位小提琴神童已站在了面朝乐团指挥的位置上。音乐厅里静极了，所有观众都能清晰地听见指挥手里的指挥棒轻敲了一下。短暂的停顿之后，音乐家们开始了演奏，索菲亚则独自走进了更衣室。
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演奏一遍德沃夏克的协奏曲需要三十多分钟。索菲亚则必须在十五分钟内赶到音乐厅的出口。
她拿起自己的背包，径直去了音乐家的专用洗手间。进去之后，她立刻把门从里面反锁上。她甩掉脚上那双鞋，把玛丽娜给她做的那身美丽的蓝色晚礼裙也脱了下来，安娜给她的项链也被她摘掉扔在了裙子上。然后，她换上了她父亲从那位意大利男士那儿偷来的宽松长裤和牛津棉布衬衫。她对着洗脸槽上方那面狭小的镜子看了看，接着，拿出父亲为她准备好的剪刀剪起头发来。
这把白鹭形状的小剪刀曾是伯爵的妹妹最心爱的物品。它本只是用来做些剪裁，而不能拿来修剪的。剪刀把上的金属圈几乎深深地陷进索菲亚拇指和食指的指关节里，但无论她怎么使劲，都剪不断她那一头长发。索菲亚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可这时，她闭上双眼，长长地吸了口气。现在可没时间哭，她告诉自己。她用手背将脸颊上的泪水擦掉，又重新试了起来。这回，每次剪的头发比刚才要少一些，而且，她剪头发的动作更加平缓而均匀了。
剪毕，她把剪下的头发用手撮起来，按她父亲吩咐的把它们扔到马桶里用水冲掉。然后，她从背包的侧兜里掏出一只黑色的小瓶，瓶里装的是大都会酒店的理发师替长出白胡子的顾客染色用的染发剂。瓶盖的内侧带有一支小刷子。打十三岁起，索菲亚的头顶就有一缕白色的头发，它几乎是索菲亚最显著的相貌特征。此刻，索菲亚将那缕白发拈在手里，身体倚到水槽上方，小心地用刷子蘸上染发剂往白头发上刷，一直到它与其余的头发一样乌黑。
染完头发，她把瓶子和剪刀放回包里，然后拿出伯爵从意大利人那儿偷来的帽子，搁在水槽上。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地板上的那堆衣服上。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没有把她的鞋子考虑进去。现在，她只有脚上穿着的那双高跟鞋，这还是一年前为了参加音乐学院的比赛安娜帮她挑的。索菲亚别无选择，索性把两只鞋扔进了垃圾箱。
她拾起地上的晚礼裙和项链，也打算一并扔掉。是的，裙子是玛丽娜亲手做的，项链则是安娜送的，可她没法把它们带走。这一点父亲早就跟她说清楚了。万一她在路上被人拦住，对方要检查她的包，这几样高雅的女性物品会暴露她的身份。索菲亚迟疑了片刻，把衣服塞进了垃圾箱，但那条项链，她还是顺手放进了口袋。
索菲亚把背包带子绑结实后，把它搭到了肩上。她将帽子往头上一扣，打开卫生间的门，仔细听了听。音乐厅里，弦乐的声音开始变强，这表明第三乐章快结束了。从卫生间出来，她绕开更衣室，直奔大楼后面而去。途中，她从舞台背后路过时，音乐声已变得愈加高昂。紧接着，当最后一个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她已从音乐厅后面的出口走了出去，光着双脚踏进了夜色之中。
索菲亚走得很快，但没跑。她绕过普莱耶勒音乐厅，来到圣奥诺雷郊区大街 (11) 。灯火通明的音乐厅的入口就在这条街上。她穿过大街，来到一家店门口，把头上的意大利人的帽子取了下来。她从帽檐底下，将她父亲塞在里面的一张小地图摸了出来。地图是父亲从巴黎旅游指南上撕下来，然后又叠成火柴盒大小，藏在帽子里的。她把地图打开，找准了方向，然后照着图上的红线，先沿圣奥诺雷郊区大街走了半个街区，再经奥什大街来到凯旋门，接着向左拐上香榭丽舍大街，然后径直往协和广场走去。
在地图上标出从普莱耶勒音乐厅到美国大使馆的路线时，伯爵特意选了一条曲曲折折，而非直线的路径。如果走直线，就得沿着圣奥诺雷郊区大街一直走十个街区。而伯爵想让索菲亚尽快离开音乐厅，离得越远越好。多绕一段路，索菲亚的路程只会增加几分钟时间，却能让她完全消失在香榭丽舍大街熙攘的人群里。而且，就算那时她的失踪被人发现了，她仍有足够时间抵达美国大使馆。
然而，伯爵滴水不漏的计划中还是有一件事他未能想到：当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姑娘第一次在夜色中看见溢彩流光的凯旋门和卢浮宫时，她的内心会是何等震撼。没错，一天前，索菲亚已经见过这两个地方了，他们还看了许多其他地方。但正如伯爵事先猜测的，她是坐在大巴士上隔着车窗玻璃看的。这和站在初夏的街头定睛凝视它们有天壤之别。更何况她不久前还在舞台之上，接受着观众们的热烈欢呼，此时却以乔装打扮的样子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到了这里……
尽管古典传统中并没有专司建筑的缪斯，但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建筑物的外观能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它能打动人的情感，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尽管索菲亚的时间并不充裕，但当她走到协和广场时，她还是冒着风险停下了脚步。她在原地缓缓地转了一圈，仿佛在努力识别周围的一切。
离开莫斯科之前的那个夜晚，索菲亚告诉伯爵，他为她制订的这一计划令她非常痛苦。为了安慰她，伯爵给她讲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不确定的因素控制着，而这些因素中，很多都具有破坏性，甚至极其可怕；但只要我们坚持，保持宽容大度的心态，我们便有可能等来大彻大悟的那个时刻。而在那一刻，所有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会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即便我们即将踏入期盼已久的生活，也同样是如此。
当父亲说完他的看法，索菲亚觉得它听上去是那么荒唐，那么夸张，以至于丝毫没能缓解她的痛苦。然而，索菲亚在协和广场上转了一圈，看到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杜伊勒里宫 (12) ，还有围绕着协和广场的方尖塔与来回穿梭的汽车和小摩托车，这时，她才真正领会了父亲那番话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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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整晚都是这样的吗？”
理查德·范德维尔正站在大使馆的公寓里。面对着卧室的镜子，他才发现领结的角度打得不对。它斜成了二十五度角。
“你的领结一直都是这么戴的，亲爱的。”
理查德惊讶地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
“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你怎么从来没提醒过我？”
“因为我觉得，你这么戴看上去很潇洒。”
理查德点了点头，似乎这个“潇洒”的答复他勉强能接受。他又朝镜子看了一眼，然后一把将领结扯松，把身上的燕尾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他正想提议俩人喝杯酒再就寝，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理查德大使馆的随员。
“什么事，比利？”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先生。但外面有个小伙子找您。”
“小伙子？”
“对。他显然是来寻求庇护的。”
理查德的两道眉毛耸了起来。
“庇护什么？”
“我也不确定，先生。他脚上连鞋都没穿。”
范德维尔先生和太太对视了一眼。
“哦，这样的话，我想你还是先让他进来吧。”
一分钟后，随员领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小伙子头上戴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边软帽，而且，果然光着脚。小伙子礼貌而焦急地把帽子从头上摘了下来，抓在手里，放在腰际。
“比利，”范德维尔太太说，“这不是什么小伙子。”
随员不禁把眼睛瞪得老大。
“啊，不会吧？”理查德说，“索菲亚·罗斯托夫。”
索菲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范德维尔先生。”
理查德告诉随员他可以走了。然后，他咧嘴一笑，走到索菲亚跟前，一把扶住了她的胳膊。
“让我好好看看你。”他还没把手从索菲亚身上松开，便转头对他妻子说，“我跟你说了她是个美人吧？”
“可不是嘛。”范德维尔太太笑着说。
可在索菲亚的眼里，范德维尔太太才是个真正的美人。
“这可真是喜出望外啊。”理查德说。
“您不知道……我会来吗？”索菲亚有些犹豫地问道。
“我们当然知道！可你父亲办事越来越神秘了。他是向我保证过你会来，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来，他都没跟我说。至于来的时候你会光着脚，扮成男孩的模样，这个他也绝对没告诉过我。”理查德指了指索菲亚的背包，“这是你所有的东西了吗？”
“恐怕是的。”
“你饿不饿？”范德维尔夫人问道。
索菲亚没来得及开口，理查德已经插嘴道：“肯定饿了。连我这个刚吃过晚饭的，现在都饿了。亲爱的，这么着吧：我和索菲亚先聊聊，你看能不能先去给她找几件衣服，然后我们再去厨房碰头？”
范德维尔夫人找衣服去了。理查德把索菲亚领到书房。他往桌边一坐，说：
“索菲亚，你能来我们家，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可有些时候，我们得先把正事办完，再去享乐。我也很讨厌这样。但我敢肯定，我们一坐下来开始吃饭，听你讲你的惊险故事便会一发不可收。所以，在我们去厨房之前，告诉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捎给我……”
索菲亚看上去有些害羞，也有些犹豫。
“我父亲说，你也许有东西要先交给我……”
理查德笑着把双手一拍。
“你说得对！瞧我，把这个都忘了。”
理查德穿过房间，来到书柜旁。他踮起脚尖，从书柜顶层的架子上拿下来一件东西。这东西乍一看像本大书，可实际上是用棕色的纸裹着的包裹。理查德砰的一声将它放在了桌上。
索菲亚也把手伸进她的背包里掏着什么。
“在把你的东西给我之前，”理查德提醒她说，“你最好先确认一下，这就是你要的那个东西。”
“嗯，对。我知道。”
“另外，”他又补了一句，“我一直想知道这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
索菲亚走到桌旁，和理查德站在了一起。她解开包裹上的捆绳，打开折叠着的包装纸。里面是一本旧版的《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
“好吧，”理查德略带困惑地说，“看来不得不服这个法国老头了。他的这本书比亚当·斯密和柏拉图的书重多了。也不知怎么会那么重。”
可紧接着，索菲亚把书翻开，露出了书页里用刀剜出来的长方形小洞。小洞里面放着八摞金币。
“原来如此。”理查德说。
索菲亚把书合上，用绳子重新捆好，然后把身上的背包取了下来。她把包里的杂物一股脑倒在椅子上，然后把空包递给了理查德。
“我父亲说，你得把背带顶端的线缝剪开。”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接着，范德维尔太太把头伸了进来。
“我给你找了几件衣服，索菲亚。你准备好了吗？”
“此时正合适不过，”理查德冲索菲亚点了点头，说，“你们先去，我马上过来。”
屋里只剩下理查德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折叠刀，把刀刃翻出来，然后沿着背带顶端那条精心缝制的线缝剪了起来。在其中一条背带的狭小空间里，有一张卷得紧紧的字条。
理查德把字条从线缝里轻轻抠出来，然后坐在桌前，在桌上展开。字条的最上方画着一幅图，图的标题是“部长会议和主席团的联席晚宴，1954年6月11日”。图正中绘的是一个长长的U形桌，在U形桌的四周标着四十六个人名。每个人名的下方，写着此人的职务和头衔，而且还用三个词对此人的性格特征做了概括。纸背面的内容则对当晚宴会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描述。
当然，伯爵在描述中也提到了奥布宁斯克核电站的隆重推出，以及那段显示该电站与莫斯科电网之间关系的极具戏剧性的演示。但整份报告中，他着重强调了当晚的宴会细节。
首先，伯爵注意到，在宾客们抵达晚宴场地时，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很显然，来到大都会酒店，他们原本以为会被安排在博亚尔斯基的正规宴会厅里，没想到被领进了417号套房。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赫鲁晓夫。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显得志得意满，胸有成竹。很显然，他不仅事先知道晚宴在哪里举行，而且对一切都在有序进行感到非常满意。十一点差十分，总书记起身发表了一番祝酒词。在祝酒词中，他还特意提到了在两层楼之下的酒店房间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这么一来，大家不再有任何怀疑：一手操办今晚这场宴会的人就是他。
可对伯爵而言，当晚最精彩的表演是赫鲁晓夫在有意无意之间与马雷舍夫保持着一致。几个月来，马林科夫并未刻意掩饰他和赫鲁晓夫在核军备上的分歧。马林科夫预见，与西方进行核军备竞赛只会给俄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称之为“世界末日政策”。然而，凭借当晚上演的那一小台政治剧，赫鲁晓夫使出了绝妙的一招。他把核弹带来的世界末日的威胁转换成了一场振奋人心的用核能发电的城市灯光秀。如此一来，这位保守的主战派便把他自己打扮成了一位面向未来的人物，而他那位改革派的对手反倒成了反动派。
果然，整座城市变得灯火通明，餐桌上摆满了冰镇的伏特加，这时，马雷舍夫穿过房间，与总书记交谈起来。因为大多数人仍满脸笑容地在屋里走动，马雷舍夫便很自然地在赫鲁晓夫身边的空椅子里坐了下来。因此，当大家开始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马林科夫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赫鲁晓夫和马雷舍夫身后干站着。这位共产党的总理尴尬地等候着他们二人结束交谈，好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而在他等候的过程中，屋里所有的人都一眼不眨地盯着这一幕。
读罢伯爵的描述，理查德往椅背上一靠，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他想，像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样的人，一百个都不嫌多，他通通用得上。这时，他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张稍微有些卷曲的小纸片。理查德把它拈起来一看，马上认出了伯爵的字迹。这张字条应该是被卷在了那份报告中间。在简单交代了如何确认索菲亚已安全抵达大使馆之后，它还列出了七位数的一串数字。
理查德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比利！”
未几，门被推开了，随员的头探了进来。
“先生，有事吗？”
“如果巴黎时间快到十点了的话，那莫斯科现在大概是几点呢？”
“半夜十二点。”
“现在总机上有几位姑娘在值班？”
“我不确定，”助手有点慌张地坦承道，“现在这个时候，两个，也许三个？”
“不够！去打字室，密码室，还有厨房，只要长了手指的，全都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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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扛着他的旅行包来到酒店大堂，并在盆栽棕榈树之间找了张椅子坐下。他没有烦躁得坐立不安，没有来回走动，也没有看晚报。他甚至没往“主教”的手表上看一眼时间。
假如事先有人让他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坐在那里，他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伯爵一定预感自己会格外焦虑。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伯爵根本不觉得眼下这种等待有任何令人痛苦之处。相反，他惊讶地发现，等待的过程其实非常平静。他带着一种近乎超脱的耐心，看着酒店的宾客来来往往，看着电梯门开开关关。他还听到了从夏里亚宾酒吧传来的音乐声和欢笑声。
在那一刻，不知怎的，伯爵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和谐，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某个大计划的一部分。而在那个大计划里，他现在就该坐在盆栽棕榈树之间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待。几乎就在午夜来临的那一刻，伯爵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正如伯爵给理查德的字条所写的那样，大都会酒店一楼所有的电话几乎同时响了起来。
主服务台上的四部电话全都在铃铃作响。电梯旁边靠墙的桌子上摆着的两部内部电话也响起了铃声。瓦西里的服务台和服务员领班桌上的电话也在响。还有广场餐厅的四部，咖啡馆的三部，行政办公室的八部和“主教”办公室的两部。总共是三十部电话，全都同时响了起来。
三十部电话同时响。多简单的一个概念啊。但它也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堂里的人开始不住地来回张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在半夜十二点让三十部电话同时响起来？是大都会酒店被闪电击中了，是俄国遭到了别国的袭击，还是前人的鬼魂正在为今人敲响丧钟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那声音的确让人惊慌失措。
如果只有一部电话铃响了，我们会本能地拿起听筒来，对它说一声“喂”。可当三十部同时响时，我们则会本能地倒退两步，满脸惊讶地盯着电话机。酒店里有限的几位上夜班的员工在好几部电话之间来回穿梭，却没胆量去接听其中任何一部。一帮喝醉了的家伙从夏里亚宾酒吧来到了大堂，他们的喧哗声把住在二楼的宾客吵醒了。被吵醒的客人正要沿着楼梯冲下来找他们理论。趁着混乱的工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悄悄地把从记者那儿偷来的帽子和大衣穿戴好，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便从大都会酒店走了出去。
(1) 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演奏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
(2) 用来制作蜡烛，密封书信，制作雕塑，为木地板抛光，除去毛发，让胡子成形！——作者注
(3) 原文为拉丁语：Quod erat demonstrandum。
(4)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知道确切的时间吗？”
“是的，小姐，十点了。”
“谢谢。您能告诉我香榭丽舍大街怎么走吗？”
“是的，就朝这个方向走。”
“非常感谢。”
“不用谢。”
(5) 原文为意大利语：Arrivederci。
(6) 作家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笔下的虚构人物，职业为私家侦探。
(7) 原文中以上对话为意大利语。
(8)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认为宇宙是所有机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并提出了“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
(9)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他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
(10)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论述的人民主权及民主政治哲学思想影响深远。
(11) 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道，比香榭丽舍大街狭窄，被视为世界上最时尚的街道之一。
(12) 曾是法国王宫，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