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岗位一
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你觉得主治医生是聪明绝顶且绝对正确的——有点儿像上帝本尊，或者像是谷歌，你尽可能不用自己的蠢笨无知去打扰他们。成了住院医生后，只要你陷入困境，或者急需解答，你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主治医生就像是你的安全网，和你只有一通电话的距离，随时准备着提供明智的建议。紧接着，在反应过来之前，你自己成了主治医生。
在妇产科，升任主治医生意味着你现在基本就是门诊医生中最资深的一位，每次查房时也得你带队。现在大家改口叫你凯先生——而不再是凯医生，让人感觉之前10年在医学院的学习好像一下作废了似的。你还得带学生，得负责最有难度的手术。重中之重是，现在产房归你管了。当然，发生一级戒备的情况时，你甚至还能调用副主任医生和主任医生，但大多数情况下，你得孤军奋战，同时确保十几个母亲和孩子能活着走出产房。这个妈妈得剖腹产，那两个要辅助分娩，另一个正在大出血！突然，你成了流程操控专家。你感觉自己好像时刻生活在一场逻辑游戏之中：有一条船、一只狐狸、一只鸡和一包稻谷，到底该怎么过河？唯一的区别在于我手头有好多只鸡，每只都下了三个蛋，而且船还是用糖做成的。
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没错，日子有时就是这么恐怖。但从升任主治医生的那天起，我就感到自己脚下像按了弹簧，干劲儿十足。除了拿到医生资格证书的时候，我的人生中还没有过这么充满希望的阶段，简直都要给自己买点儿庆祝烟花了。原因在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距离主任医生的高峰，目前已经攀登完了一半的路程，很快我就能开始享受无所事事的周三下午了。不仅仅高级职称看起来更有盼头了，我甚至能想象出自己成为主任医生的样子，或许还能干得不错呢。从这一刻起，工作和生活终于回到正轨，就好像我一直在读地图，这会儿才发现自己其实把地图拿反了。第一次，我的人生和那些不从事医生行业的朋友比起来，也显得不那么惨了。我有了一栋房子，有了辆（较）新的车，还有一段（马马虎虎）稳定的感情关系。我很知足了，倒不至于沾沾自喜或者特别满意，只是和曾经那些凡事都感到不顺的日子相比，现在的生活反差太大了。
我意识到大多数同事并没这么走运，尤其是在家庭生活层面。只是拥有了对方超人般的宽容和理解，我的情感关系才得以继续下去。大多数医生通常谈一年多恋爱就要分手——裂痕总是在他们和恋人之间早早出现，就像某种古怪的早衰综合征。
医生超长的工作时间同样无助于维护稳定的恋爱关系。经历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长达四五年的静脉注射式洗脑后，早来、晚走、替同事值班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不当医生的人总觉得，到底是晚上10点回家还是8点回家，你自己总是有一定选择权的。但说真的，医生面对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么整惨自己，要么整惨病人——前者很让人不爽，但后者可能是人命关天的，所以相当于无路可选。医疗体系的职工少得可怜，除非那些真的是万事太平的日子，否则医生都要自愿在合同时间外进行慈善性加班，才可能把活儿干完。医生可能置病人安危于不顾就甩手下班吗？显然不能。当然了，医生也不是唯一需要加班的职业，律师啊、银行职员啊加班也很辛苦，但至少每周他们都能变身成“周末战士”，解开长发，释放天性，连续48小时不间断地沉溺在享乐主义的盛宴之中。可医生呢，通常周末的时候我们得上班。
上班时间长还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回到家，你就会变成所有人都不想靠近的那种人。你筋疲力尽，经历过倍感压力的一天后极其脆弱，甚至不想加入恋人下班后八卦同事、老板的正常对话。他们谈起工作中的一些烦人事，可你脑子里只是想着：呵，恐怕你上班的时候不需要天天面对生死问题吧，除非你是高空走钢索的表演者、消防员或者汉堡王汽车餐厅的服务员。这时候你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怼回去，绘声绘色讲起自己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你的潜意识为自己做出了决定：要么在下班后不关掉工作中那些让人痛苦的东西，让自己在休息时也不得安宁；要么练就一身厚重的情感外皮，让自己对这些烂事都刀枪不入。但很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就无法扮演一名合格的伴侣了。
我有几个同事这时候已经有了孩子，总处于育儿的炼狱之中，当医生，就意味着你得给自己的情感教科书里加入“内疚”一项，而且永世不得翻身。我没有孩子，但能明白同事们每天只能打电话跟孩子说晚安，而不是一边读着《咕噜牛》一边哄孩子进被窝的那种痛苦。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打电话，因为产房总是一片混乱。我有个朋友在普通外科工作，有一次他甚至没法儿去给自己的儿子做急诊手术，只是因为他当时正在给别人家的儿子做非急诊手术并且没人能替他的班。
成为主任医生后我发现，一旦你在工作上能够更好地运筹帷幄，你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安排事物的能力会变得更差。有一小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成了那个打破魔咒的男人——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就像转盘子的杂技演员，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把其中哪只盘子打碎了……
2007年8月16日，星期四
一个可怕的故事。病人GL的脑袋里可能一半是各种养生食谱，另一半是母婴网站上的广告，在生产前她宣布要把自己的胎盘吃掉。助产士和我都假装没听到，一是因为我俩确实不知道医院在这方面是怎么规定的，二是这件事实在太反人类了。为了让整件事听起来更有据可循，GL管它叫作“胎盘可食主义”，可我们才不信那一套——把任何事称为“主义” (1) ，都能让它听起来更正经一些，医生可不吃这套。
她跟我们解释道，对于其他哺乳动物来说，吃胎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么说也没能让人觉得好受一些——毕竟我们不会让其他哺乳动物来操纵议会或者开公共汽车，同样我们也不会把它们做的一些事合法化，比如操家具或者吃掉幼子（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幼子可食主义”）。
为了转移话题，我开始全神贯注用产钳夹住婴儿的头，把他弄了出来。过程很顺利，孩子也很健康——好吧，至少在他回家接受家庭教育，然后全裸着在帐篷里度假之前，他还是挺健康的。几分钟之后，当我正准备取出胎盘并和GL展开尴尬的对话时，我发现她正捧着个肾形盘，往嘴里塞着血块。
“这不是胎盘吗？”她问道，嘴角还往下淌着血，像是在出演恶心的德古拉吸血鬼或者甜饼怪一样。我解释说，那只是我接生完还没来得及处理的一些血块。她面如土色，随后脸色发青。很显然，血块可不是她想象中的产后可口小零食。她捧着肾形盘，吐在了盘子里面、外面和四周。哦，说错了，她经历了“呕吐主义”。
2007年9月19日，星期三
我接到了行政部大学生学习中心主管的邮件：
亲爱的亚当：
对于你一直以来对大学生授课的支持，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但未来再给大学四年级学生发邮件讲述相关课程时，请记住，“大学生学习中心”的正确名称是“大学生学习中心”，而不是“早教中心”。
2007年10月2日，星期二
在产房里忙了一天，下班时我才有时间到储物柜里看一眼手机。上面显示有7个未接来电，还有一堆语音留言，都来自西蒙，还都是今天一早发的。按“回拨”键之前我犹豫了一下——内心深处我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直接和验尸官对话。结果发现原来西蒙把手机放在裤兜里，电话被误拨出去了。这个小杂种。
2007年10月24日，星期三
今晚产房一片平静，所以我躲回休息室，一边躺着一边刷脸书。有人发了个“人生目标清单测试”，上面大概有100个选项，你可以勾掉那些已经实现的事情。去过中国的万里长城吗？骑过鸵鸟吗？在拉斯维加斯巴瑞·曼尼洛的私人游泳池被他的保安袭击过吗？好像我哪样也没实现过。所以我关掉页面，查了查邮件，之后自慰了一下 (2) 。
正弄到一半，“夺命小哔哔” (3) 响了。套上手术服，我冲回产房——一位母亲正用尽全力把孩子往外生，产前胎心宫缩图看起来很不妙。进门不到一分钟时间里，我就用产钳把孩子接生出来了，母子平安，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我现在能在人生清单里勾掉“勃起时接生婴儿”这一项了。
2007年11月1日，星期四
我刚刚开始急诊剖腹产手术还没一会儿，住院医生突然冲进手术室，告诉我隔壁房间病人出现了胎心异常的情况，可能需要器械辅助接生。副主任医生这会儿正在大手术室进行一场复杂的妇科急诊手术，前来报信的这位住院医生只是个在我们这儿轮岗6个月的全科大夫，所以只能靠我自己了。我让她用手机去给产前胎心宫缩图拍张照片，这样就能知道情况有多紧急，好赶快制定个治疗方案出来。
她再回来时，我已经完成接生，准备缝合子宫。照片显示的情况比住院医生描述的还严重，可我这儿还得至少缝15分钟才能完事。我再缝一针，给子宫止住血，然后让擦手护士把一大块湿海绵放在病人敞开的肚皮上（她看起来就像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天线宝宝），道了个歉，就赶快跑去给另一个孩子做产钳接生了。
我都还没来得及把产钳从婴儿头上拿下来，隔壁手术室的急救信号灯就开始鸣叫起来。又是个坏消息，这回得用吸引器接生，还得妥善处理好产后大出血。
再回到第一间手术室给病人做最后缝合时，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之后了，等这台手术最终搞定，也到了和早班主治医生接班的时候。我给他讲了自己这一夜的超级英雄故事，期待着他会为我喝彩，也许还会奉承说这家医院应该以我的名字命名什么的，结果他只是令人失望地说了一句：“是啊，有时候是会这样。”就好像我刚跟他说有家咖啡馆的葡萄干面包被卖光了一样。
2007年11月5日，星期一
产前门诊的一位病人跟我说，因为压力大，她现在每天早上都要服用多萝西。谁是多萝西？是她每天都要护送到街角小店买东西的姨妈吗？她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振奋，就好像雇了条心理健康援助犬一样。她告诉我，多萝西是对氯胺酮 (4) 的昵称。
“真能有效抗压吗？”我问——而且我是真的对答案很感兴趣。
2007年11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所有外科工作人员都被召集到早教中心听关于患者安全的讲座。上周，一位病人完全健康的左肾被切除，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已经完全衰竭的右肾。
我们被告知，在过去3年中，这个国家的神经外科医生曾有15次在病人颅脑没问题的一边钻了洞。整整15次啊，他们拿百得家用钻头顶着你的脑袋，却分不清左和右。原来总说“脑部手术是最难的”，看来这个说法得变变了。
医院急切希望类似左右肾大错乱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虽然对那个可怜的病人来说，一切已经太晚了，估计这会儿他的骨灰已经撒在河流错误的一边了。
结果，医院新规中加入了这样的条款：任何准备进手术室的病人，都要相应在左腿或者右腿上用记号笔画上大箭头。我举手提问道：假如病人没问题的一边腿上已经有了大箭头文身，那该怎么办呢？大家发出礼貌性笑声，结果主任骂我是个操蛋的小丑。
2007年11月13日，星期二
收到了临床管理主任维恩先生的邮件，他建议说，假如病人在任何一条腿上有箭头文身，那就用医用胶带盖住，再用记号笔在有问题的腿上画上箭头。这点现在会被正式纳入医院新规，感谢我对医院建设做出的宝贵贡献。
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人们现在变胖的速度简直比关门前老头儿老太太骑电动代步车到格雷格饼店抢货的速度还要快。今天，我们产房不得不换了新手术台，因为不久前买的那个“超重手术台”，上个月差点儿被一位女士压塌了。
我意识到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怎么说呢，假如你的体型大到医院必须为你专门订购医疗器械的程度，可能你就会有所觉悟，开始考虑“卸卸货”吧。
这个新手术台四周有巨大的护栏，是为了防止病人“溢出”，这让我想起了圣诞节时奶奶准备的那种随意伸缩的桌子，能安顿下所有酥皮小点心。我意识到这张桌子可能容纳卡蒂萨克号帆船都绰绰有余——因为10个男人用上升降设备，花了整整2个小时才把它弄进手术室。医院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某天剖腹产进行到一半，这张桌子突然掉到楼下皮肤科去，而且还砸死了好几个医生。
2008年1月19日，星期六
今天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彻底爆发了——在本该休息的周六，我决定去上班。“如果你是有外遇了，直接告诉我就行。”H冷冷地对我说。
我昨天刚做完自己第一台全子宫切除手术与双侧输卵管及卵巢切除术 (5) 手术，急切地想知道病人情况如何了。今天早上，每次手机一振动，我就以为是周末值班的同事在联系我，告诉我病人的伤口爆开了、我刺穿了她的肠子、切断了输尿管或者导致她严重内出血去世了。得亲眼看一看，我才不至于发疯。
很显然，病人安然无恙，而且我同事弗雷德已经给她进行过全面检查了。当时我突然觉得很内疚——要是弗雷德觉得我不信任他就糟了（我根本没这么想），于是我自认为敏捷地迅速撤离了病房，结果却在出门时撞在了他身上。我只能假装自己“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病人的情况。
“我不怪你。”弗雷德耸耸肩，然后告诉我他进行手术的第一位妇科病人就是死在了医院里。当时他发狂般监视着她的情况，还为她准备了一丝不苟的预后计划。结果呢，就在准备出院当天，她在吃鸡蛋芹菜三明治时被噎死了。
我现在开始认真考虑病人出院前是否要让她彻底禁食了，以防万一嘛。在“只是路过”后，我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漫漫回家路，路上禁不住想起出门前H对我说过的话。说实话，就算想出轨，我现在真是累到连裤子拉链都懒得解开了。
2008年2月26日，星期二
准备给病人FR进行宫腔镜检查 (6) ，在给她讲解检查流程时，她问我：“最坏会出现什么结果？”病人总爱这么问，我特别不爱聊这个，因为很显然，最坏的情况就是她们会死掉呗。对她还有所有其他这样问的病人来说，死亡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可一旦她们这样问出口，我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手持镰刀的死神收割者一样。
过去几个月里，一旦有人问“最坏会出现什么结果”，我就会回答“世界会爆炸”。这么做通常会让病人意识到她们过于疑神疑鬼了，还能让手术室里的气氛缓和一些。而且这也不算是说谎——总有一天世界末日会到来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产房里做手术了。
没想到FR是个热忱的末日派信徒，她很确定这个世界将在5年内毁灭，还邀请我下周到布里克斯顿学院听大卫·艾克 (7) 的讲座。我可能真的会去呢——最坏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病人会选择把很特殊的东西塞进自己的阴道或者直肠里。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见识过了一只塞住的玩具小仙女（“这个你还要吗？”“当然了，洗一洗她就又漂漂亮亮的了。”）、一个因为对槲寄生过敏而肿大到令人作呕的阴户，以及一位把圣诞灯泡塞到自己阴道后点亮导致轻微烧伤的病人（她把“我在身上缠绕圣诞灯泡”这句话的含义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今年是我当医生后碰到的第一个闰年，果不其然，大英帝国送给了我一份非常、非常特殊的礼物。
事情是这样的。病人JB决定不顾传统，向她的男朋友求婚——于是她不嫌麻烦地买了订婚戒指，把戒指塞进了健达奇趣蛋里，还发挥想象力，把奇趣蛋塞进了阴道。她原本是这样计划的：先挑逗男友干点手指活儿，等他发现并把蛋取出来，就单膝跪地向他求婚（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也有可能是他单膝跪地）。每个步骤听起来都那么出乎意料、恶心和——我猜——浪漫。不幸的是，男友并没有按照计划把蛋取出来，蛋自己纵深滚了进去，任他俩怎么摇晃身体，也不能让这只母鹅下出金蛋。令人惊讶的是，她此时还想着要保守秘密，坚决不肯告诉男友她为什么要把东西塞到自己身体里，但最后，俩人发现这件事只有医院能解决，于是我们就在三号诊室里碰面了。手术很简单，只用平时拿来夹海绵的产钳就取出来了。
到这个时候，关于蛋里究竟藏着什么，她连我也没有告诉。所以当她让男友把蛋打开看看时，我们俩都非常困惑。我给了他一副乳胶手套，摧毁了这场事故中仅存的一丝浪漫。她脱口而出准备许久的问题，他回答说他愿意。我觉得他可能是吓坏了，或者心里很恐惧，拒绝的话，不知道一个用奇趣蛋做出这种事情的女人会对自己做些什么。我不禁浮想联翩：婚礼上，伴郎会把婚戒放在哪儿呢？
2008年3月17日，星期一
我不知道是谁觉得我们初级医生这么闲，居然有时间做全科室的年度总结，但这周就要开总结大会了，所以这会儿我在值完夜班后坐在休息室里，一篇篇查看去年的科室病例，那种绝望的心情，好比嫁给了没有小弟弟的克里夫特先生的查泰莱夫人。
收集阿普伽新生儿评分 (8) 的官方总结数据时我有了意外发现，于是顺手做了份报告。
引言
我们科室平均每年接生2500名婴儿，其中大约750人是通过剖腹产手术来到这个世界的。每次手术后医生都要手写病例，这相当于是病人生产过程的一份法律证明。
方法
我查看了382份剖腹产手术病例，大概是从2007年1月到6月之间进行的手术总量。
结果
在109份（占总数的28.5％）病例中，医生都把“剖腹产”错写成了“培腹产”。
结论
在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我的同事们表现得都和白痴一样，连唯一需要记住的手术名字都会弄错。
2008年4月17日，星期四
有时候在产房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事情会对你的人生造成改变。孩子的小手轻轻触碰你的胳膊；虽然母亲生产后太过劳累，但还是轻声说出一句谢谢；你看起来太累了，住院医生于是给你买了瓶零度可乐；主任冲你肯定地点点头，意思是“这个又搞定了”。但还有些时候，一些举足轻重的事也会对你的人生造成改变。比如这次，病人的丈夫在紧急剖腹产后把我拉到一边，表示感谢的同时还告诉我说，他是一家大型香槟公司在英国地区的销售主管，他把我的名字记下了，这样就能给我“寄点儿小东西”。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梦想自己在一个巨大的香槟游泳池里徜徉，还不时激起夸张的气泡，就像在演一场浮夸的喜剧似的。
今天上班时来了一个我的快递——不是我这个人不知好歹，但来真的吗？一顶品牌棒球帽和一个钥匙链就打发我了？
2008年4月21日，星期一
又赶上一台剖腹产手术，助手是个宿醉的医学院学生，过程中用到了透热疗法 (9) ，闻起来就像煎培根一样香，不过此情此景对于宿醉的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看看我们周边这一切：大概有半升血溢得到处都是；切开子宫时会溢出潮水般的羊水；婴儿脑袋上糊满了胶状物质，甚至比宠物店下水道里的状况还恶心；最后是胎盘，闻起来就像是不新鲜的精液。对一个还打着野格炸弹气味的嗝、出的汗闻起来还是乳酪咖喱牛肉味的人来说，这些实在太恶心了。孩子被顺利接生出来了，正当我准备缝合子宫时，我的助手晕倒了，一头栽向了病人敞开的腹部。“咱们可能得给病人用点儿抗生素。”麻醉师建议道。
2008年5月13日，星期二
和罗恩还有其他几个朋友在酒吧参加问答比赛，其中一个问题是“人一共有多少块骨头”。我冲口而说出大概有60块，结果队友们都愤怒大叫起来。我试着向他们解释：医学院里真没教过这个，在门诊里也绝对遇不到需要此类知识的场景，所以这属于没用的知识，就像我不指望罗恩能说出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税收一样……但为时已晚，我能从队友们惊恐的表情里看出来，他们都在回想自己向我这个连人有多少块骨头都不知道的医生咨询过什么医学问题。另外三个队都答对得分了。 (10)
2008年6月2日，星期一
出产前门诊。一位助产士临时让我去帮她查看一位病人——32周，初产 (11) ，低风险，只是来做常规检查，但助产士用思路高 (12) 找不到胎儿的心跳，所以让我来看看。这种事常发生，99％的情况下都是虚惊一场，我一般会像空姐推小餐车一样推着辆可移动超声仪进去，迅速在显示屏上把孩子的心跳指给父母，然后再把小车推出去，像个游戏节目主持人一样全程保持微笑。当父母经历了找不到孩子心脏嗖嗖跳动的痛苦后，此刻他们只想在屏幕上看点儿确实的证据。
可这次，我显然赶上了那1％的特殊情况。从进屋那一刻我就有了这样的预感——那位助产士经验丰富，此刻她的脸已经变成了土灰色。病人本身是位全科医生，嫁给了一位眼科主治医生，所以屋里的四个人其实全都明白出了大问题，这让情况变得更难以承受了。安装超声仪探头时，我都没法儿像平时那样嘻嘻哈哈地安慰他们说“肯定没事儿”了。
更糟的还在后面，我得叫主任来，在确认胎儿死亡的病例上签字，虽然我们三个都明白在显示屏四角的范围内再也不可能找到孩子的心跳了。母亲表现得很理性、镇定、实事求是，像是突然切换到了工作模式，像我一样高高悬起了自己的情感防线。父亲的情绪则很崩溃：“谁想到我们来这儿，却要埋葬自己的孩子呢。”
2008年6月5日，星期四
值班表似乎让我在医院各处随意被使唤来使唤去：从产前门诊到妇科病房，从不孕不育门诊到产房，从阴道镜检查到超声扫描，所以每天我都得和全然陌生的人打交道。我已经放弃了交朋友的想法，跟我最熟的可能就是楼下咖世家里那个每天帮我做拿铁的服务员了。
这种情况下，我在病人中更难看到熟脸，但今天下午在产房值班时，我遇到了那位几天前在门诊被我诊断为胎儿子宫内死亡的全科医生。她正在等着做人工引产 (13) 。见到我，她和她丈夫看起来特别高兴——虽然我恰恰是带来坏消息的那个人，但至少是个熟人，他们无需解释什么，不用说我就已经全懂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可怕的一天中唯一值得安慰的事情。
可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想想真是严重的缺憾：接受职业训练时，从没人告诉我们面对悲伤的父母时究竟该说些什么。假如我满脸鼓励地说“下一次加油”，到底是对是错？我想让他们觉得充满希望，可又觉得这么说实在欠妥。朋友分手的时候，你总会安慰对方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可这句话在这儿也不适用，因为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无可取代的。要不我说说自己有多难过？可这么说是不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让他们还得反过来顾及我的感受？肯定已经有好多家里人用悲伤轰炸过他们了，我不能再雪上加霜。拥抱一下呢？太过了，还是压根儿不够？
最后我只能选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应付，只是很实在地给他们讲了接下来几个小时会经历的事情。他们有好多问题，我一一进行了解答。很显然，这就是我们医生处理悲伤的方式：把它“医务化”。
我每个小时都会回来看一眼他们进展如何了。已经过了晚上8点，我决定在产房待到她顺利引产。H还在家等着我，但我发短信骗她说出了紧急情况，我得留下处理。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出真相好像特别困难，那位母亲问我为什么11点了还在医院待着时，我也撒谎说自己“要替同事值班”。虽然没法儿说什么、做什么，但只要我在场，对他们来说都是慰藉。
她在午夜过后顺利引产，我取了血样，给他们讲了所有能够判断死胎发生原因的检查。他们选择做全部检查，这当然可以理解，但意味着我要从婴儿身上取皮肤和肌肉样本，对我来说，这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最难以接受的工作。最开始当医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太困难了，取样的时候甚至无法看着死去的婴儿。不过现在我没那么脆弱了，可能因为知道了自己永远没法儿在情感上接受这件事，倒不如试着直面它。切开小婴儿尸体的时候我感到难以名状的悲伤。我们都希望婴儿是漂亮、完美、完好无损的，可很多时候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顺利。他可能已经死了几周，看看他——消瘦、皮肤剥落、头部软化，几乎像烧焦了一样。“对不起。”我对他说，然后取了样，“好啦，现在都完成啦。”
我把他重新包裹好，向上看了看那位我并不相信的上帝，说：“照顾好他。”
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
在荷兰公园，我被警察拦住了。“你知道自己刚刚闯红灯了吗，先生？”我真不知道。刚刚值过晚班，连续做了5台剖腹产手术后，我几乎是在用自动驾驶模式往家开。很幸运，我在手术室里要比在路上专注得多。
我跟前线兄弟解释说自己刚刚在产房里待了13个小时，但他们他妈一点儿都不在乎，照样罚了我60英镑，还扣了3分。
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
在病人面前用暗语讲话已经成为习惯了。假如在他们面前用词不当的话，要么他们会夸张到以你的名字建一座表示感激的神龛，要么就会歇斯底里地指责你毁掉了他们的生活。打个比方，你在自家狗狗面前会说“勒油哥偶”，在一个偷听的5岁小孩面前则会说“吃昂师一勒一喝温” (14) 。但很多时候，需要被蒙在鼓里的不只是病人。工作时，我还专门发明了一套对付巴格肖特小姐的暗语，这样才能熬过她每一次漫无止境的主任查房。比如需要咖啡因刺激的时候，我会对实习医生说：“帮我去看看巴克星夫人。”然后他就会跑去星巴克帮我买咖啡。三个月过去了，巴格肖特小姐还没能破解我这套看起来永远不会被攻破的暗语。又或者是每次闻到我嘴里的咖啡味，她都会性致高昂？
2008年6月20日，星期五
我正在教住院医生一种新的订书机缝合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在15分钟之内达到和传统线缝一样完美的外观效果 (15) 。他学得不错，但完事后我数了数，发现他刚刚订了10下。我跟他解释说，订数是偶数时很不吉利，让他在切口中间再来一下。不是我迷信——我这个人对于在梯子底下走路，或者在屋里撑开伞一点儿意见都没有——但这件事是前辈很早就告诉我的，我也一直照葫芦画瓢传给比我年轻的医生。当然了，科学总是会战胜迷信，但一旦有人跟你说手术中做某件事是不吉利的，你最好还是不要挑战传统，免得将来后悔。没人想在深夜被小哔哔吵醒，之后发现病人的肠子意外从伤口封口处漏出来了。深刻了解了如何避免眼前这场深植于精神世界的危机后，住院医生拿起订书机，按下了最后一个护身符——但他同时也不小心把钉子按到了我手指指肚里。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病人TH已经和我念叨了两天，说自己的吸奶器被人监听了。我只能告诉她说我们会尽快展开调查——因为最初我试图劝说她这不过是子虚乌有时，她尖叫着骂我和“那些俄国人”是一伙儿的。我做出了产后精神病 (16) 的诊断，但精神科大夫怎么也听不进我的话，认为她的情况还不至于专门到精神科问诊，因为她绝对不会做出伤害自己或者孩子的行为。那感觉就像是有位病人参加纽约马拉松时摔断了腿，整形外科却拒绝给他看病，理由是自己没有受邀参加马拉松一样。
今天接到了急诊电话——病人TH终于在警察出面的情况下被带去精神科看病了。是楼下的星巴克打999报的警：当时她冲进店里，撕碎了所有衣服，站在桌子上唱起了“等待英雄”。学到了有用的一课，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情况下精神病科医生才肯出面了。
2008年7月4日，星期五
病人NS到泌尿妇科来重新安装不小心丢掉的环形子宫托 (17) 。她问我，除了环形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这种形状现在对她来说有些“心理包袱”。她今年58岁，几周前在外甥女的婚礼上跳舞跳得正欢，当时裙子里边只穿了条“必要大小”的内裤。充满活力的马卡雷娜舞让她的子宫托移位了，随后径直掉在舞池地板上，欢快地滚过整个房间，最终在伴郎脚下来了个急刹车。
“这是什么？”他把圆环高举起来大吼道，“有人的婴儿车掉轱辘了吗？哦！还是哪个小婴儿咬的橡皮环？”病人匆匆逃离了舞场和婚礼，所以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被塞到某个不幸的小婴儿的嘴里了。我给她推荐了架形子宫托 (18) ，还附赠了一个充满同情的笑容。
2008年7月7日，星期一
我被夺命小哔哔叫到了产房。有位丈夫坐着分娩球瞎他妈晃，结果摔了下来，磕碎了头骨。
2008年7月8日，星期二
在妇产科，“过山车一般的情绪跌宕”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件陌生事，但我从没像今天一样看到过过山车在那么短时间内转了那么大一个圈儿。被一位住院医生叫到了孕前期门诊，他想让我帮着确认一下病人的8周流产病情——他对超声还不太熟，希望有人能盯着他点儿。这种感觉简直是历历在目，于是我一阵小跑到了他那里。他在掌控病人情绪方面做得很出色，很显然，病人已经知道事情不太妙，我进屋时，他们正悲伤又安静地等待着最终审判的降临。
但是我要说，他的超声做得可真不怎么样。我甚至怀疑他可能超的是自己的手，或者一包芝士片。不但这个胎儿安然无恙，他没能发现的另一个也十分健康。从来没想过我还能在这种情况下给病人带来好消息 (19) 。
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
下周我和H要去毛里求斯度两周假，为了庆祝我俩在一起5周年纪念日。对于即将到来的“没有小哔哔式”的生活，我期待极了，同时暗自希望，没有了早餐时匆忙的对话和永远在向H道歉的短信，我还能记得如何维持一段正常的关系。
问题在于，假如你生活在美好的气泡之中，只需要轻轻一戳，你所幻想的世界就破碎了。这次戳破我幻想的是来自医务人员轮班办公室的一封邮件，信中告知我，我下周必须要工作，因为没有同事能和我换班——很显然，通过网络电话也没法儿接生孩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轮班办公室，向他们倾诉了我的困境。但在此之前，我的心就沉到了肚子里，那种感觉就像是正准备去校长办公室，你的牙都是炭黑色的，却要抵赖自己没有偷小卖部的甘草糖。
我也不是第一个有这种遭遇的人：我见过为了工作必须缩短蜜月的同事，见过没法出席家庭葬礼的同事，所以觉得他们因为我要度假而同意换班的概率微乎其微。医院拒绝帮我找人临时代班，反而提议说我可以“中间稍微回英国一下”。我觉得这回光靠短信道歉是不够了。
(1) “胆上行主义”是往你屁眼儿里塞胆结石——不过这个词是我刚编的；“眼刺主义”是往你眼睛里扎针；“屁缝合主义”——傻蛋。
(2) 我不知道英国医学总会对于医生在休息室里自慰持怎样的态度。在最后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一封要求他们给出明确答复的邮件在草稿箱里静静躺了一个多月，最终我还是畏手畏脚地把它删了。可我们都这么干过。下次医生在夜里冲进你病房时，一定要检查他有没有用酒精洗手液消过毒。
(3) 出现事关生死的紧急状况时，可以通过“夺命小哔哔”呼叫医生，它会准确告诉你应该去哪里，这样就能节省下宝贵的几秒钟时间。
(4) 氯胺酮也叫K粉、奇巧或者裤子。不过，假如她说的是每天早上要服用裤子，我可能也听不懂。
(5) 全子宫切除术与双侧输卵管及卵巢切除术是指彻底切除子宫、子宫颈、输卵管以及卵巢的妇科手术。输卵管及卵巢切除术（Salpingo-oopherectomy）这个词有三个连在一起的字母o，难道是有所比喻？
(6) 意思是把微型照相机放进子宫里。这是我们进行妇科检查的主要手段——主要针对不正常出血的症状，或者在你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时用它来装个样子。这种检查是1869年发明的，很多妇科门诊自那之后就没再更新过设备。
(7) 艾克是个职业阴谋论者，还全盘否认纳粹大屠杀。他的讲座通常又臭又长，充满疯言疯语。不过毫无疑问，等这本书出版时，他应该已经当上外交部长了。
(8) 阿普伽新生儿评分（APGAR scores）是评测新生儿健康状况的标准指标——他/她们要在肤色（Appearence）、心率（Pulse）、对刺激的反应（Grimace）、肌肉张力（Activity）和呼吸（Respiration）五个方面获得评分。这五点是一位叫维珍尼亚·阿普伽的医生确定的，我怀疑她的选择标准只是这五点的首字母拼起来正好是她的姓氏。就像假如是我来选，小孩的健康状况就要用踢力（Kicking）、拍力（Applauding）和喊力（Yawning）来决定。
(9) 透热疗法，指的是用一个类似电热棒的东西加热身体某区域，这样可以通过封合小血管起到止血作用。采取这种疗法时，事前切勿用酒精类药物消毒，否则病人会着火的。
(10) 正确答案是206块。
(11) 初产是初产孕妇的简称，意思是第一次怀孕。经产指的是已有多次生产经历的孕妇。
(12) 思路高是用来寻找胎儿心跳的那种手持监护仪设备。
(13) 很可怕的是，假如胎儿死在了子宫里，做引产最安全的地方居然是产房——一个充满了怀孕妈妈和新生婴儿的地方。
(14) 暗语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用正式的拉丁和希腊词汇代替常用词，比如我们会说“呼吸困难”而不是“喘不上来气”，说“附睾-睾丸炎”而不是“蛋碎了”。第二级是用委婉的说法，比如暗示可能有梅毒时，我们会说“去做VDRL检查”，也就是检测梅毒螺旋体的性病研究实验室测试；涉及艾滋病时，我们会说“CD4细胞不足”，也就是艾滋病引发的免疫力问题。第三级最有意思，纯粹是医生胡编的，最近十几年才进入医疗语言系统。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很可信，能让你在病人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在他们面前做到开诚布公。我最喜欢的几个词包括：长期葡萄糖中毒——肥胖；幽闭症——一听说要被拘留马上会犯的病；Q症状——舌头吐出到嘴的一边，看起来就像是字母Q （从专业角度说是非常不好的迹象，虽然没有点状Q症状更厉害，后者意味着舌头不仅伸出来，上面还落了苍蝇）；戏剧化症状——医学上没问题，但过度情绪化；放血性治疗——一做血液测试马上就好的一种病；转到15楼去了——死亡（注意：具体数字要视所在医院一共有多少层决定，这里的数字要比最高层再高一层）。
(15) 根据手术不同，缝合时使用的材料和技术也不同。这里所说的订书机和订书钉，和你在普通文具店买到的那种相比，只是进行了简单改造。
(16) 产后精神病是产后抑郁症呈原子弹式爆发时的情况，病人会在生产后几日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发病率大概是千分之一。
(17) 环形子宫托是硬塑料材质的甜甜圈形状的医疗用品，把它塞进阴道里，这样你的内部器官就能够……呃……留在内部了。子宫托存在的历史几乎和盆腔器官脱垂一样长，大概是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女人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不久开始的吧。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子宫托曾经是土豆——把削好的土豆塞进去，所有东西就能各就其位了。可怕的是，人体内温暖又潮湿的环境最适合根菜类蔬菜发芽，所以一旦感到有东西要戳破内裤，她们就要赶快开始修剪土豆的绿芽。
(18) 架形子宫托看起来很像我们挂在门上用来挂睡衣的钩子。通过抓住钩子底部来把它放入或取出，托盘状部分用来帮你的子宫重新离开公众视线。
(19) 在自然受孕中，双胞胎出现的概率是1∶80——这在人工受孕中更常见，因为医生放到母亲子宫里的就是好几个胚胎。三胞胎出现的概率是1∶802 （1∶6400），四胞胎出现的概率是1∶803 （1∶512000），之后依此类推。怀的孩子数量越多，怀孕并发症发生的概率越高——简单来说，只要超过双胞胎，那就算是产科的灾难性事件了。不过我确实有过一位生了四胞胎的病人，隐约记得她最后好像是带着一堆别人赞助的免费尿布、衣服、婴儿食品以及三排座汽车离开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