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2）
五十六
“红十月”工厂的炼钢车间里，许多身穿棉军服的人在昏暗中来回穿梭，外面不时传来啪啪的枪声，火光乱闪，空气中硝烟弥漫，像灰尘，又像雾。
师长古里耶夫命令各团把指挥所设在几座炼钢炉里，这些炉子不久前还在炼钢。克雷莫夫觉得，这些坐在炼钢炉里的都是些特殊人物，他们的心确实是用钢铁打成的。
在这里已经能听到德国人皮靴的走动声。不仅听得到清晰的口令声，而且能听到轻微的咔嗒声和叮当声，那是德国人在给自动步枪上子弹。
当克雷莫夫缩着头爬进步兵团指挥所所在的炼钢炉炉口，他的手感触到几个月来尚未冷却、隐藏在耐火砖里的余热时，他突然感到有些胆怯—他觉得，伟大的抗战的秘密就要向他打开了。
他在昏暗中看到一个蹲着的人，看到他那宽宽的脸，听到那和悦的声音：
“瞧，客人上我们的皇宫里来啦，欢迎欢迎。快把酒拿来，再煎几个鸡蛋当下酒菜。”
在这又黑又闷、到处是灰尘的地方，克雷莫夫忽然产生一个想法：他永远不会对叶尼娅说，他钻进斯大林格勒的炼钢炉之后，是怎样想起她的。以前他一直想摆脱她，忘掉她。可是现在如果她寸步不离地照料他，他也由她了。即使这妖魔也爬进炼钢炉里来，他也不能躲着她了。
当然，一切都非常简单。谁需要时代的弃儿？他几乎成了残废，成了废物，成了吃退休金的人！她的离开，说明和证实了他这一生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就是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他也没有驰骋沙场，做点真正的事情……
这天晚上，克雷莫夫在炼钢车间里做过报告之后，和古里耶夫将军聊了起来。古里耶夫没有穿制服上衣，不时用手帕揩着红红的脸，用嗄哑的大嗓门儿向克雷莫夫敬酒，用同样的嗓门儿在电话里向各团团长发指示，用同样的嗓门儿训斥炊事员烤羊肉烤得不地道，并且给友邻部队师长巴秋克打电话，问他，在马马耶夫冈上是不是打到了山羊。
“咱们的人，总的说，都是快活人，都是好人，”古里耶夫说，“巴秋克是一个聪明男子汉，拖拉机场的若卢杰夫将军是我的老朋友。在‘街垒’工厂的古尔季耶夫上校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太像一个和尚，滴酒不沾。当然，我这样说不对。”
后来他就对克雷莫夫说起来，谁也不像他这样，战斗减员这样厉害，每个连队只有六至八人；敌人从他这里过河，比任何地方都难，有时从汽艇上撤下去的人有三分之一是负伤的。打得这样漂亮的，只有在雷恩卡的戈罗霍夫。
“昨天崔可夫把我的参谋长舒巴叫了去，因为他报告前沿阵地变动情况不大准确，所以我们这位舒巴上校无精打采地回来了。”
他看了看克雷莫夫，又说：
“您也许在想，我会骂娘了吧？”然后笑起来。“骂娘算什么？我天天骂他的娘。整个前沿阵地我都骂遍了。”
“是啊。”克雷莫夫拉长声音说。这个“是啊”的意思，显然，是人的尊严在斯大林格勒这块土坡上并不经常被看重。然后古里耶夫议论起报纸的作家们为什么写不好战争。
“这些狗崽子躲得远远的，什么也看不到，坐在伏尔加那边的大后方，在那里写。谁招待得好些，他们就写谁。瞧，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人们读了一百年，今后还要读一百年。为什么？因为他亲自参加，亲自战斗过，所以他知道应该写什么人。”
“对不起，将军同志，”克雷莫夫说，“托尔斯泰没参加过那一次卫国战争 [56] 呀。”
“‘没参加过’是什么意思？”将军问。
“意思很简单，就是没参加过，”克雷莫夫说，“和拿破仑打仗的时候，托尔斯泰还没有出生呢。”
“还没有出生吗？”古里耶夫反问了一遍。“怎么会没有出生呢？嗯？您是怎么算的？”
于是他们忽然很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是克雷莫夫到这里作报告以来发生的第一次争论。他感到吃惊的是，他怎么也不能把对方说服。
五十七
第二天，克雷莫夫来到“街垒”工厂，古尔季耶夫上校的西伯利亚步兵师驻守在这里。
他越来越怀疑他的报告是不是有用。有时他觉得，大家听他的报告完全出于礼貌，就好像不信教的人在听老神甫布道。不错，大家都欢迎他来，但他明白，大家欢迎他，是出于人情，而不是欢迎他作报告。他也成了那些舞文弄墨、游手好闲妨碍别人战斗的军队政工人员之一。只有那些不询问、不解释、不做冗长的汇报、不进行宣传，而是参加战斗的政工人员，才是真正称职的。
他想起战前在大学里教马列主义的情形，像钻研宗教语录那样钻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和学生们都觉得枯燥得要命。
但是在和平时期这种枯燥乏味的事属于常规，是免不掉的。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干这种事就很荒唐、没有必要了。这有什么意思呢？
克雷莫夫在师部的掩蔽所门口碰到古尔季耶夫，却没有认出这个瘦瘦的人就是师长，他穿着毡靴，披着不合身的士兵短大衣。
克雷莫夫在宽敞而低矮的掩蔽所里作报告。自从他到斯大林格勒以后，从来没有像这回这样猛烈的炮声。他只好一直不停地大声叫喊。
师政委斯维林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声音洪亮，富于风趣。在报告开始之前，他说：
“为什么要限定听报告必须是高级指挥人员？来，地形测绘员同志们，警卫连没有事的战士们，不值班的电话员和通讯员同志们，都来听听国际形势报告！报告以后放电影。跳舞跳个通宵。”
他朝克雷莫夫挤了挤眼睛，好像在说：瞧，还是有办法的，这样对您对我们都很好。
克雷莫夫看到古尔季耶夫望着开玩笑的斯维林笑了笑，又看到斯维林帮着古尔季耶夫提了提披在肩上的大衣，发现这个掩蔽所里洋溢着一种很好的友谊气氛。
不过，斯维林眯起已经够小的眼睛，打量了一下参谋长萨夫拉索夫，萨夫拉索夫却带着很不悦很不满的表情气嘟嘟地朝斯维林看了一眼，于是克雷莫夫又了解到，在这个掩蔽所里，不光是友谊和同志气氛。
师长和政委听过报告以后，因为集团军司令员有急事找他们，很快就走了。克雷莫夫和萨夫拉索夫聊起来。看样子，这个人性格又乖僻，又暴躁，虚荣心又重，心胸又狭窄。他有许多地方很不好，如爱虚荣，暴躁，议论人时那种尖酸刻薄的嘲笑态度。
萨夫拉索夫望着克雷莫夫，滔滔不绝地说：
“在斯大林格勒，不论你到哪个团里去，都会看到在团里团长是老大，团长说了算数！这是对头的。在这儿不看大叔有几头牛，只看一点—看头脑……有头脑吗？有就好啦。用不着那些不管用的东西。可是在战前怎么样？”他笑嘻嘻地拿黄眼珠直盯着克雷莫夫的脸。“您要知道，我最讨厌政治。什么左倾啦，右倾啦，机会主义啦，理论家啦。我看不惯那些唱赞歌的人。可是，虽然我不问政治，还有十来次想把我干掉。好在我不是党员，不过有时说我酗酒，有时说我乱搞女人。怎么，要我装得一本正经？我不会。”
克雷莫夫想对萨夫拉索夫说，他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命运也没有好转，依然荡来荡去，没有真正的事情可干。为什么罗季姆采夫师的政委是瓦维洛夫，而不是他呢？为什么党对斯维林比对他更信任呢？要知道，实际上他又聪明，目光又远，党的经验更丰富，也有足够的胆量，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有足够的狠心，手决不会发抖……而且，说真的，他们和他相比，只是刚开始识字的学生！……你们的时代过去啦，克雷莫夫同志，滚开吧。
这位黄眼睛的上校挑动了他的思绪，挑动了他的怒火，使他的心乱了。
天啊，还有什么疑问，他的一生垮了，日暮途穷了……当然，主要的不是叶尼娅看到他在物质方面毫无办法。她不在乎这个。她是一个纯洁的人。她不爱他啦！不走运的人、垮台的人是不会有人爱的。一个不荣耀的人。是的，是的，他已经被打入另册……再说，她纯洁是纯洁，物质条件对她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她就不会嫁给一个穷艺术家，哪怕她把他乱涂的画也看做天才的作品……
克雷莫夫有许多这一类的想法可以对这位黄眼睛上校说说，但他只能在心里赞同这一点，嘴上不能苟同。
“您怎么啦，上校同志，您把事情简单化了。战前也不光是要看大叔有几头牛。挑选干部也不是单凭业务能力。”
战争不让他们谈论战前的事情。轰隆一声爆炸的巨响，从硝烟与灰尘中冒出一名神情焦急的大尉。师部接到团里打来的电话，德国坦克朝该团团部开了火，德国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冲进了重炮营指挥人员所在的石砌楼房；指挥人员据守二楼，和德国人展开搏斗。坦克烧着了旁边一座木头楼房，伏尔加河上吹来的大风吹得火苗朝团长恰莫夫的指挥所直扑，恰莫夫和团部的人都呛得喘不上气，决定转移指挥所。但是，在炮火下，在对准了恰莫夫团的一挺挺重机枪的火力控制下，在大白天转移指挥所是很难的。
这一切同时发生在该师的防御地段上。有的请示对策，有的请求炮火支援，有的请求准许转移，有的在报告战况，有的要了解情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所有的人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操心生与死的问题。
等到多少安静下来，萨夫拉索夫向克雷莫夫问道：
“政委同志，趁师长和政委上司令部还没有回来，咱们是不是先吃饭？”
他不遵守师长和政委定的规矩，照样喝酒。所以他要单独吃饭。
“古尔季耶夫是很好的战将，”有些醉意的萨夫拉索夫说，“他有文化，忠实可靠，但有一点很糟：他是一个可怕的苦行僧！办起修道院来啦。可是我见了姑娘就馋得要命，像蜘蛛一样，粘住就不放，我就喜欢这种事儿。在古尔季耶夫面前，连个笑话都别想说。不过，跟他在一起配合作战，总的说还是很合拍子的。可是政委就很不喜欢我，虽然论天性他这个修道士跟我差不多。您以为，斯大林格勒使我老了吗？那是我这些朋友们老了。我在这儿却相反，倒是过好。”
“我也是政委这种类型的呀。”克雷莫夫说。
萨夫拉索夫摇了摇头。
“你又是，又不是。问题不在于这酒，而是在于这个……”
他先用手指头敲了敲酒瓶，然后又敲了敲自己的额头。
师长和政委从崔可夫的指挥所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完了饭。
“有什么新情况吗？”古尔季耶夫打量了一下桌子，又快又严厉地问道。
“咱们的联络科长受伤了，德国人冲进来跟若卢杰夫打起来，恰莫夫和米哈廖夫的楼房被打着了火。恰莫夫被烟呛得够受，不过总的说，没什么特殊情况。”萨夫拉索夫回答说。
斯维林望着萨夫拉索夫喝得通红的脸，拉长了声音很亲热地说：
“上校同志，咱们喝吧，再喝点。”
五十八
师长向团长别廖兹金少校询问“6—1”号楼房的情况：是不是最好把人从里面撤出来？
别廖兹金建议师长不要把人撤出，虽然楼房有被包围的危险。楼房里有对岸炮兵部队的观测点，可以提供有关敌人的重要情况。楼房里还有一个工兵排，可以阻止敌人坦克的运动。敌人在消灭这个据点以前，未必会发动总攻，他们的活动规律是大家都清楚的。只要能得到一定的支援，“6—1”号楼房可以支持很久，就可以打乱德国人的部署。因为联络人员只能在夜间难得的时刻到达被困的大楼，电话线又一直无法修复，所以最好派一名无线电报话员过去。
师长同意别廖兹金的意见。夜里政治指导员索什金带领一组士兵进入“6—1”号楼房，给楼房守卫者带去几箱子弹和手榴弹。同时，索什金还将一位报话员姑娘和从联络点弄来的一部报话机带到了“6—1”号楼房。
政治指导员天快亮时返回团部，说守卫队队长拒绝写书面汇报，他还说：“我们没工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文字玩意儿，我们要报吿就向德国佬报告。”
“反正他们那儿一切都跟别处不一样，”索什金说，“大家都怕这个格列科夫，他跟他们称兄道弟，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他也在他们中间，他们称他‘你’，喊他的小名。团长同志，那不是一个排的军人，是一群乌合之众。”
别廖兹金摇着头问道：
“拒绝写汇报？这个粗野汉子！”
后来，团政委皮沃瓦罗夫谈起一些指挥员的游击作风。
别廖兹金心平气和地说：
“游击作风怎么啦？有主动性，有独立性，很好。我有时候就在幻想：顶好我也落进包围圈里，暂时摆脱一下这些烦琐的公文游戏。”
“恰好，现在又要玩公文游戏了，”皮沃瓦罗夫说，“您要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我去交给师政委。”
师部里把索什金报告的问题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对待。
师长吩咐皮沃瓦罗夫搞一份有关“6—1”号楼情况的详细报告，并且要扭转格列科夫的思想。师政委马上向集团军军委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汇报了这个政治思想上的严重问题。
对索什金报告的问题，集团军司令部比师里看得更为严重。师政委得到指示，要立即把被困的楼房里的问题抓一抓。担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旅级政委向担任前总政治部主任的师级政委写了紧急报告。
报话员姑娘卡佳·文格罗娃夜里进入“6—1”号楼。早晨，她来见这座楼的头头儿格列科夫。格列科夫一面听这个有点儿驼背的姑娘的报告，一面凝视着她那慌乱、胆怯，同时又带有嘲笑神气的眼睛。
她的嘴很大，嘴唇的血色很淡。格列科夫等了好几秒钟，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可以走吗？”
在这几秒钟里，在他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些与军事无关的想法：“真的，很漂亮……腿也很好看……她还怕呢……看样子，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她有多大，顶多十八岁。我的小伙子们可别跟她乱搞……”
在格列科夫头脑里闪过的这些念头，到末了忽然变成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谁说了算，谁在这儿闹得德国佬晕头转向？”然后他回答她的问话：
“姑娘，您上哪儿去？就陪着您的报话机好啦。咱们有办法。”
他用手指头敲着报话机，侧眼看了看天上，德国轰炸机在天上吼叫着。
“您是莫斯科来的吧，姑娘？”他问道。
“是的。”她回答说。
“您请坐，我们这儿很随便，不讲究。”
姑娘朝一旁走去，碎砖块在她的靴子下面咯吱咯吱响着，阳光照在机枪筒上，照在格列科夫缴来的黑黑的手枪上。她蹲下来，看着堆在断墙脚下的军大衣。有一会儿她觉得很奇怪的是，这情景她怎么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她知道，对着墙豁口的机枪是“杰格佳廖夫”型的；知道缴获的“瓦尔德”式手枪弹夹里装八颗子弹，知道这种手枪发射力强，但准确性差；知道堆在角落里的大衣是死者留下的，知道死者都埋得不深，因为焦土气味中混杂着一种她已经闻惯了的气味。昨天夜里交给她的报话机跟她在科特卢班冈脚下使用的报话机差不多，接收刻度盘一样，开关也一样。她想起她在野外的时候，眼睛盯着电流表上蒙了尘土的玻璃，不住地撩着从船型军帽里溜出来的头发。
谁也不和她说话，这楼房里的狂暴而可怕的生活似乎跟她无关。但是在一个白头发的人（她从别人的话里知道他是迫击炮手）骂了几句脏话的时候，格列科夫便对他说：
“老爹，这像话吗？这儿有咱们的姑娘。说话要规矩点儿。”
卡佳打了一个寒噤，不是因为老头子的脏话，而是因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觉出来，虽然大家都不和她说话，可是她的到来，使楼房里气氛紧张了。似乎她的皮肤都感觉出周围的紧张气氛。即使在俯冲轰炸机啸叫，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碎砖乱飞的时候，这种气氛依然存在。
她对轰炸，对炮弹片的啸声总算有点儿习惯了，不怎么慌张了。可是她在感到男人们火辣辣地盯着她时产生的感觉，依然常常使她心慌意乱。昨天傍晚电话员姑娘们就可怜起她来，说：“哎呀，你到那里面才可怕呢！”
夜里，一名通信员把她带到团部。在这儿已经特别感到敌人的接近、生命的脆弱。人似乎成了极容易打碎的东西，这会儿还在，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团长很伤心地摇了摇头，说：
“怎么能把孩子们送到前线来？”
过一会儿，他说：
“别怕，好孩子，如果有什么情况，就通过报话机直接向我报告。”
他说这话的语调那样和善，那样亲热，卡佳听了差点儿掉下泪来。
然后另一名通信员把她带到营部。那儿在放留声机，红头发的营长请卡佳喝酒，并且请她在《中国小夜曲》的乐曲声中和他一起跳舞。营里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卡佳觉得，营长喝酒不是为了快活，而是为了压一压承受不了的恐怖，忘记自己像玻璃一样易碎。
这会儿，她坐在“6—1”号楼里一堆碎砖上，不知为什么并不感到恐怖，而是在想着自己童话般美好的战前生活。
被困在楼房里的官兵显得特别坚定，有信心，他们这种信心很能感染人。著名的医生、轧钢车间的熟练工人，剪裁贵重呢料的剪裁师，救火队员，在黑板前讲课的老教师，都有这种令人心安的自信。
战前，卡佳觉得自己注定要过不幸的生活。战前，她认为女伴们坐公共汽车是摆阔气。她觉得就连平民饭馆里走出来的都是很不平常的人，有时她跟在从平民饭馆里涌出来的人群后面，听他们说话。有一次她放学后回到家里，很得意地对妈妈说：
“你可知道今天怎么啦，同学请我喝果汁汽水，真正的果汁，味道就像真正的黑醋栗。”
妈妈每月工资四百卢布，扣除所得税和文化税，扣除建设公债，她们靠剩下的几个钱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她们不添置新东西，把旧衣服改了穿，邻居们凑钱雇女工玛露霞打扫公用的地方，她家不参加，轮到她家打扫的日子，卡佳就擦地板，倒垃圾桶。她家的牛奶不请人送，而是到国营商店去取，每天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但这样每月可以节省六卢布；有时国营商店不供应牛奶，卡佳妈妈傍晚时候就到市场去买，卖牛奶的因为急着要赶火车，卖的价钱比早晨便宜，几乎和国家的价钱一样。她们从来不坐公共汽车，因为票价太贵，有时如果要走很远的路，她们就坐电车。卡佳也不上理发馆，妈妈自己给她理发。衣服当然都是自己洗，用的电灯也很不亮，只比公用场地的电灯多少亮一点点儿。她们做饭要做够三天吃的。她们一般都是用菜汤下饭，有时候素油炒饭，有一次卡佳喝了三碟子菜汤，就说：“嘿，今天我家吃三个菜了。”
妈妈不提她们跟爸爸在一起时是怎样生活的，那时候的事卡佳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有时候，妈妈的好友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看到她们母女做饭，会说一句：“啊，我们当年也有过好日子。”
可是妈妈一听就生气，所以她们过去究竟怎么样，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不多说。
有一次卡佳在衣柜里发现爸爸的一张照片。她是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他的面孔，好像有人悄悄告诉她什么，她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她爸爸。照片背面写着：“莉达：我生在穷家，我们相亲相爱，死而无怨。”她什么也没有对妈妈说，但是放学回来，常常拿出照片，对着爸爸那黑黑的，她觉得似乎很忧伤的眼睛看上很久。
有一天她问：
“现在爸爸在哪儿？”
妈妈说：
“不知道。”
等到卡佳要参军了，妈妈才第一次跟她谈起爸爸，卡佳才知道爸爸在一九三七年被捕，知道他再婚的事。
她们一夜没有睡，谈了一夜。什么都谈。一向善于隐忍的妈妈跟女儿谈了丈夫怎样把她抛弃，谈她怎么嫉妒，怎样受辱、受欺负，谈她的爱、她的怜惜心。卡佳感到十分惊讶：人的心灵世界竟有这样广大，相形之下，轰轰烈烈的战争简直算不上什么了。早晨，她向妈妈告别。妈妈把卡佳的头搂到自己怀里，把背包给她套到两肩上。卡佳说：
“妈妈，我也是生在穷家，我们相亲相爱，死而无怨……”
后来妈妈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说：
“该走啦，卡佳，走吧。”
于是卡佳走了，就跟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成年人一样，她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也许从此不再回来，也许回来已成了永远告别了自己的不幸而可爱的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这会儿她在斯大林格勒，跟这座楼里的头头儿格列科夫坐在一起，望着他的大头，望着他的厚嘴唇和阴沉的脸。
五十九
她来的第一天，有线电话接通了。
这位无线电报话员姑娘因为老半天无事可干，再加上还没有和“6—1”号楼里的人打成一片，所以格外苦闷。
但是，来到“6—1”号楼里的这第一天，为她接下来的生活做了很多准备。
她了解到，在打得残破不堪的二楼设有炮兵观测点，可以向对岸发送情报，二楼的头头儿是一名中尉，穿着肮脏的军装，戴的眼镜老是从翘鼻子上往下溜。
她了解到，那个爱发火、爱说脏话的老头子是从民兵里来的，因为自己有了迫击炮长的称号，感到很神气。在高墙与一堆碎砖之间的那些人是工兵，其中的头头儿是一个胖子，走起路来皱着眉头，嘴里咯咯响，好像脚上长了鸡眼。
掌管楼房里唯一一门大炮的是一个穿水兵服的秃子。他姓科洛密采夫。卡佳曾经听到格列科夫喊他：
“喂，科洛密采夫，你睡过头啦，把天大的好事儿耽误了。”
掌管步兵和机枪的头头儿是一名浅色胡子的少尉。他的脸虽然有一圈胡子，却显得特别年轻，也许他自己以为，留胡子可以显得有三十岁，像个上了年纪的人。
下午，大家拿东西给她吃。她吃面包，就羊肉灌肠。后来她想起军装口袋里还有水果糖，便悄悄地把一块糖放进嘴里。吃过东西以后，她就想睡觉，虽然四周枪声很近。她睡着了，在睡梦中依然咂摸着糖，依然很烦恼、苦闷，等待着灾难降临。忽然她听到唱歌的声音。她没有睁眼睛，字字都能听得很清楚：
往日的伤心事在我胸怀，
像酒，越陈越厉害……
在夕阳的余晖照亮的石头天井里，站着一个肮脏的、头发蓬乱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小书。红色的碎砖堆上坐着五六个人，格列科夫躺在大衣上，拿拳头支着下巴。有一个像格鲁吉亚人的小伙子在听着，露出不信任的神气，好像在说：“算啦，别想拿这一套收买我。”
附近有一颗炮弹爆炸，冒起一团红红的砖灰，似乎这团团乱转的是童话里的烟雾，坐在红色砖堆上的人和他们在红雾里的武器，似乎是在《伊戈尔远征记》 [57] 里描写的那个可怕的时日。姑娘的心忽然颤抖起来，因为她产生了一种荒唐的信心，相信有幸福等待着她。
第二天。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惊动了已经习惯了一切的楼里的人们。
二楼的负责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手下有一名测绘计算员和一名观测员。一个是垂头丧气的兰巴索夫，一个是机灵而忠厚的蓬丘克。蓬丘克是一个很古怪的、一天到晚自己对着自己笑的戴眼镜的中尉。卡佳一天能看到他们好几次。
在安静的时候，从楼板上的豁口能在下面听见他们的声音。
兰巴索夫在战前养过鸡，常常和蓬丘克谈起鸡的聪明和狡诈的本性。蓬丘克趴在炮队镜上，像唱歌一样拉长声音报告着：
“注意：从面包厂方向开来一队汽车……中间有一辆坦克……出来的德国佬有一营人……像昨天一样，有三个地方冒炊烟，一些德国佬带着锅盆……”
他观察到的一些情况有时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只是一些生活趣事。这时候他就唱：
“注意……一个德国军官带一条狗出来玩啦，狗闻到什么味道，朝前跑啦，好像那是一条母狗，那公狗站住，在闻呢。那边有两个德国兵，一个掏出烟盒，抽起烟来，另一个直摇头，好像是说：我不抽……”
忽然蓬丘克用同样的唱歌的腔调报告说：
“注意……操场上有很多人……有人拿着乐器……很多人围着他们，还堆了很多柴……” 后来，他停了很久，又用十分难受但是仍然拉得很长的声音说：“注意，中尉同志，拉出一个女人来，女人穿着小褂，在叫呢……把女人捆在柱子上啦……注意，中尉同志，又拉出一个小孩子，也捆在柱子上啦……中尉同志，好像两个德国佬在从桶里往外倒汽油……”
巴特拉科夫通过电话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对岸。
他趴在炮队镜上，用自己的卡卢加地方口音，学着蓬丘克的语调，大声叫道：
“喂，注意，同志们，乐队在烟火里演奏呢……开火！”
他厉声喊叫起来，并且转过身朝向对岸。
但是对岸没有动静……过了几分钟，重炮团集中火力猛轰行刑的地方。操场被一团团硝烟和灰尘罩住。
几个小时之后，通过侦察员克里莫夫了解到，那是德国人要烧死一个茨冈女子和一个小孩子，因为怀疑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头天晚上，克里莫夫把两件脏衣服和裹脚布留给一个老太婆，说定第二天去取洗好的衣服。他想向老太婆了解一下茨冈女子和小孩子的情况—是苏军炮弹把他们打死了呢，还是被德国人烧死了。老太婆是跟孙女和一头山羊一起住在地窖里的，克里莫夫穿过瓦砾堆顺着他还记得的小路朝前爬去，可是苏军夜间轰炸机在地窖所在的地方扔下一颗重磅炸弹，老太婆、小孙女、山羊、克里莫夫的衣服和裹脚布全不见了。他只是在炸裂的木头和石灰碎块之间发现一只肮脏的小猫。小猫很老实，既没有什么要求，又不抱怨，认为这轰炸声、饥饿和战火是世间正常的事情。
克里莫夫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子把小猫装进衣服口袋里。
“6—1”号楼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卡佳感到吃惊。侦察员克里莫夫在向格列科夫报告的时候，不是按规矩站着，而是跟他坐在一块儿，他们说话就像同志跟同志说话。克里莫夫抽烟就找格列科夫借火。
克里莫夫报告完了之后，走到卡佳跟前，说：
“姑娘，瞧，世界上有些事儿多可怕呀。”
她叹了一口气，感觉到他那火辣辣的眼睛在望着她，顿时脸红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小猫，放在卡佳身边的碎砖上。
这一天有十来个人走到卡佳跟前，他们都和她谈小猫，谁也没有提起那个茨冈女子的事，虽然那件事使他们心里很不安宁。有些人想坦率地跟卡佳谈谈感情问题，谈起来却用的是嘲弄和粗暴的口气。有些人干脆利落想跟她睡睡觉，谈起来却十分客气，彬彬有礼。
小猫哆嗦起来，浑身都在颤抖，看样子，是受了震伤。
老迫击炮长皱着眉头说：
“干脆把它打死好啦。”
可是他马上又说：
“你还是逮逮它身上的虼蚤吧。”
另一名担任迫击炮手的黑红脸膛的民兵琴佐夫劝卡佳：
“姑娘，把这讨厌东西扔掉吧。要是西伯利亚猫就好啦。”
工兵里亚霍夫薄薄的嘴唇，阴沉着脸，一脸凶相。只有他真正对猫感兴趣，而对报话员姑娘的美貌无动于衷。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他对卡佳说，“有沙沙声冲我来，我想，这是要落地的子弹。谁知是一只兔子。它一直跟我坐到天黑，等到安静了，它才走了。” 他说：“您虽然是姑娘，可还是知道这是侦察机在伏尔加河上飞，在打一百八十毫米的炮，在打火箭炮。兔子却很傻，什么也不知道。分不清迫击炮和榴弹炮。德国佬放照明弹，兔子就吓得打哆嗦，又没法儿给它解释。所以这些畜生都很可怜。”
她感到对方是严肃的，所以也很严肃地回答说：
“我不完全同意您的说法。比如说，狗就能认得飞机。我们驻扎在一个村子里，那儿有一条狗叫‘凯尔逊’，我们的飞机来了，它躺在那儿，连头也不抬，可是敌机一来，它立刻就找地方躲起来。它分得才清楚呢。”
空气抖动起来，因为空中响起可怕的刺耳响声，这是德国的十二筒火箭炮开炮了。炮弹轰鸣，黑烟和红砖灰混合到一起，石块到处乱飞。过了一分钟，等到灰土渐渐落下来，卡佳和里亚霍夫又继续他们的谈话，就好像他们不曾趴到地上。显然，被困孤楼里的人们的自信心也传染了卡佳。似乎他们都相信，在被打成了瓦砾场的楼房里，一切一切，包括钢铁和石头，都很脆弱，都很容易打碎，只有他们是例外。
一排机枪子弹呼啸着从他们坐的豁口旁边飞过，紧接着又是一排子弹。里亚霍夫说：
“春天我们驻扎在圣山城外。头顶上常常有子弹的啸声，却听不见枪响，真叫人莫名其妙。原来，那是椋鸟学会了模仿子弹的声音……我们有一位上尉连长也常常弄得我们惊慌起来，他学子弹声音才像呢。”
卡佳说：
“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想象战争是什么样子：孩子们在哭叫，大家都在火里，猫在乱跑。我来到斯大林格勒一看，果然就是这个样子。”
一会儿，留大胡子的祖巴廖夫走到卡佳跟前。
“怎么样，”他关切地问，“长尾巴的小家伙还活着吗？”他掀起盖在猫身上的一块裹脚布。“噢，多么可怜呀，多没精神呀。”他嘴里说着，眼睛里露出馋涎欲滴的神气。
晚上，在短时间的战斗之后，德军向“6—1”号楼的侧翼推进了一小段距离，用机枪火力切断了楼房与苏军防御阵地之间的道路。通往步兵团团部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格列科夫下令打一条通道，从地下室通向离楼房不远的一条地道。
“有炸药。”肥胖的司务长一只手端着茶缸，另一只手拿着一小块糖，对格列科夫说。
楼房里的一些人很随便地坐在基墙边的一个大坑里，说着话儿。大家都很忿怒地想着烧死茨冈女子的事，但是依然没有谁说起这事。似乎这些人对身陷重围这事漠不关心。
卡佳觉得这种镇静非常奇怪，但是这镇静却很能征服人，在这些十分自信的人中间，就连可怕的字眼“被围”，她觉得也不可怕了。等到机枪就在旁边嗒嗒响起来，格列科夫高喊“打呀，打呀，他们来啦”的时候，她也不怕了。等到格列科夫说“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手榴弹，刀，铁锹。打，打，狠狠地打”的时候，她也不害怕了。
在安静的时候，楼房里的人就详细地、不慌不忙地讨论起姑娘的相貌。巴特拉科夫似乎不是这方面的行家，而且是近视眼，然而在讨论卡佳的美的时候常常提出很精到的见解。
“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他说。
炮兵科洛密采夫和他争论，他就像祖巴廖夫说的，“发表长篇论文”。
“喂，你们好像谈起猫来啦？”祖巴廖夫问。
“不行吗？”巴特拉科夫说。“就连老头子还拿人当猫谈呢。”
老迫击炮长吐了一口唾沫，拿手掌搓着胸脯，说：
“都说这姑娘很漂亮，她的漂亮究竟在哪儿？你们说说看。”
他听到有人暗示说，格列科夫很喜欢这姑娘，特别生气。
“依我看，这个卡佳实在不咋样，经不住细看。两条腿那样长，跟仙鹤一样，屁股没有屁股。眼睛老大，像牛眼睛，这算什么姑娘？”
琴佐夫反驳说：
“你就喜欢大屁股娘们儿。你这是老眼光，是革命以前的眼光。”
科洛密采夫专爱说脏话、下流话，那老大的秃头里装着许多古怪的想法，灰灰的眼睛笑嘻嘻地眯缝着，他说：
“这姑娘还是不错的，不过我有我的特别胃口。我喜欢小小的，像亚美尼亚和犹太妞儿那样的，大眼睛，短头发，又灵活，又麻利。”
祖巴廖夫若有所思地望了望被探照灯光划破的黑黑的天空，低声说：
“还不知道这事儿究竟怎么样呢。”
“你是说，她究竟喜欢谁吗？”科洛密采夫问。“她喜欢格列科夫，这是肯定的。”
“不，不一定。”祖巴廖夫说过这话，从地上拿起一块断砖，使劲扔到一边。
大家看了看他，看了看他的大胡子，一齐哈哈笑了起来。
“你凭什么叫她喜欢，凭大胡子？”巴特拉科夫问道。
“凭唱歌！”科洛密采夫说。“现在广播：有步兵要唱歌啦。他唱，她就把他的歌声广播出去。恰好是一对儿！”
祖巴廖夫打量了一下昨天晚上念诗的小伙子。
“你怎么样？”
老迫击炮长用争吵的口气说：
“他不说话，就是说，他不愿说话。”
又用父亲责备儿子不该听大人说话的口气说：
“你顶好到地下室里去，趁这会儿安静，好好地睡一会儿。”
“这会儿在地下室里安齐费罗夫准备用炸药炸通道呢。”巴特拉科夫说。
这时候格列科夫在口述报告，由卡佳向外发送。
他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吿说，据各方面观察，德军正准备进行突击，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这次突击方向是拖拉机工厂。他只是没有报告，据他判断，他和手下弟兄们所据守的楼房正是德军突击目标的中心。但是看着姑娘的脖子，看着她的嘴唇和耷拉着的睫毛，他想象到，而且是活灵活现地想象到，这细细的脖子断了，像珍珠一样白的颈脊骨从破烂了的皮肤里露了出来，这玻璃球般大眼睛上的睫毛和没了血色的嘴唇都像是用落满尘土的灰色橡胶做成的了。
他真想抱住她，趁他和她都还活着，还没有被消灭，趁这个年轻姑娘还是这样美，他要享受一下她的温暖、她的青春活力。他觉得，单是因为他对姑娘的怜悯，也要把她抱住，但是，血液在耳朵里腾腾直跳，朝两边鬓角直冲，难道是因为怜悯吗？
司令部没有马上回答。
格列科夫伸了个懒腰，骨头舒舒服服地响了几声，大声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想：“好的，好的，等天黑了再说。”接着又很亲热地问道：
“克里莫夫带回来的小猫怎么样啦，好些了吗，结实了吗？”
“哪儿会结实。”卡佳回答说。
卡佳一想到茨冈女子和小孩子在火里的情形，她的手指头就发抖，她侧眼朝格列科夫看了看，看他是不是发觉这一点。
昨天她觉得，“6—1”号楼里的人谁也不会跟她说话的，可是今天在她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手持自动步枪的大胡子从她身边跑过，像老朋友一样对她喊道：
“卡佳，多吃多长肉！”并且用手比划着，怎样拿调羹在饭盒里吃饭。
她看到昨天念诗的那个小伙子用防雨布搬迫击炮弹。还有一次，她一回头又看到他，他站在开水锅边，她知道他是在看她，所以她打量了他一下，他却赶紧转过脸去。
她已经在猜想，明天谁会拿信和照片给她看，谁会叹着气一声不响地看她，谁会对她说他不相信女人的爱情，今后再也不谈恋爱，谁会给她送礼物，给她半壶水或一把白糖。那个大胡子步兵可能会爬过来摸她。
终于司令部回答了，卡佳把司令部的话转告格列科夫：
“命令你们每天十九时正进行详细汇报……”
忽然格列科夫打了一下她的手，把她的手掌从开关上拨下来，她吓得叫起来。他笑了笑，说：
“一块炮弹皮落在报话机上啦，什么时候格列科夫需要，再把报话机修好。”
姑娘慌乱地看着他。
“请原谅，亲爱的卡佳。”格列科夫说着，抓住她的手。
六 十
凌晨时候，别廖兹金团部向师部报告说，被困在“6—1”号楼里的人打通了与工厂的水泥地道相接的地下通道，进入了拖拉机厂的车间。师部值班参谋将此事报告了司令部，司令部里的人报告了克雷洛夫将军，克雷洛夫命令找一个楼里出来的人到他这儿来，以便查问有关情形。值班参谋便挑了一个小伙子，由联络官领着朝司令部走去。他们顺着山沟朝岸边走，小伙子一路上眼睛转来转去，不住地问这问那，心里很不踏实。
“我要回去。我只是为了把地道摸清楚，好把伤员抬出来。”
“没关系，”联络官回答说，“你现在去见的官比你们的官大，他怎样吩咐，你就怎样做好啦。”
在路上，小伙子对联络官说，他们已经在“6—1”号楼里蹲了两个多星期，有些天他们只能吃堆在地下室里的一些土豆，喝水就喝暖气锅炉里的水，把德国人弄得够呛，德国人几次派人来谈判，说要把被围困的人放出来，放到工厂里去，可是，大楼里的指挥员（小伙子管他叫“楼长”）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算是对他们的回答。等他们来到伏尔加河边，小伙子趴下，喝起水来，等喝足了水，又把棉袄上的水滴小心地刮到手心里，拿舌头舔了舔，就像饥饿的人舔面包碴儿一样。他说，暖气锅炉里的水都臭了，头几天大家喝了那水都闹肚子，楼长吩咐把锅里的水烧开了再喝，这样就不闹肚子了。
然后他们一声不响地又往前走。小伙子倾听着夜间轰炸机的隆隆声，望着红的绿的信号弹和一道道子弹与炮弹曳光装饰得色彩缤纷的天空。他看了看尚未熄灭的市区大火那疲惫无力的火苗，看了看大炮发射时的白光和重型炮弹在伏尔加河里爆炸掀起的青色浪花，不禁渐渐放慢了脚步，直到联络官喊他：“走吧，走吧，快点儿！”
他们在岸边乱石丛里走着，一颗颗迫击炮弹在头上呼啸而过，岗哨不时地呼喊他们。后来他们顺着一条小路朝坡上走，经过弯弯曲曲的巷道，经过一座座挖进土山里的掩蔽所，一会儿走在黄土台阶上，一会儿走过木板搭的小桥，到末了来到一个拉了铁丝网的通道口—这便是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联络官紧了紧腰带，便顺着交通壕朝军委掩蔽所走去，用来造掩蔽所的圆木特别结实。
哨兵去找副官。有一小会儿，从半开着的门里射出柔和的电灯灯光，那是一盏带灯罩的台灯。
副官打了一下手电，问过小伙子的姓名，便吩咐他等一会儿。
“等会儿我怎么回去呀？”小伙子问道。
“没关系，有嘴巴，就不怕迷路。”副官说过这话，又用严肃的口气说：“你们到门道里来，要不然挨了迫击炮弹，将军还要我负责任呢。”在暖和而昏暗的过道里，小伙子坐在地上，侧着身子往墙上一靠，就睡着了。
有一只手使劲把他摇晃了两下。他正迷迷糊糊地做着梦，在梦里既听到若干天来战场上凄惨的叫声，又听到早已不存在的自己家里的柔声细语，这时候一个很严厉的声音闯入他的梦境：
“沙波什尼科夫，快去见将军……”